上世纪50年代,我们经历过的最大事件,就数抗美援朝了。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连续几十年战争留下的创口还在流血。国土残破,田园荒芜,民生凋敝已达极限,谁不想过几天安稳日子啊!就在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更没想到的是,金首相的军队是那么不禁打,先是一哄而上,接着是一哄而散,没几天美国人就打到了鸭绿江边。所谓唇亡齿寒,更何况这个美国就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那个美国,还口口声声说“鸭绿江不是中朝边界”。危急时刻,人大常务委员会发布了斥责美帝国主义的严正声明,党和政府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说是“雄赳赳,气昂昂”,其实那是一场以弱敌强——用今天的话说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敌人是挥舞着原子弹,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军队;我们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刚刚从国内战争中走出来的人民武装。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只能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来弥补,所以,朝鲜战争是一场保卫和平的正义战争,又是一场世界战争史上最艰苦、最惨烈的战争。作家魏巍所写的战地报道《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发表,书中那些穿着单薄的衣装,吞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干粮,手持简陋武器的志愿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压倒并再战胜强敌的伟大精神,立刻感动了全中国,全世界。

  在志愿军的序列里,有一个敌人没有的兵种,那就是文艺兵——军文工团,师文工队。他们是艺术家,但不太专业;他们的演出,是艺术表演,更是宣传教育,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部队首长喜欢他们,少男少女聪明伶俐有文化,需要什么,他们就演什么、唱什么,总能比干部们的训话生动、耐听、入心。战士们也喜欢:喜欢看戏、看跳舞,他们就演戏、跳舞;喜欢听歌,他们就唱歌;喜欢听书、听快板,他们就学着说书、表演各种曲艺。久而久之,这关系倒了过来:成了文工队演什么,战士们喜欢什么,几天不见,看不到演出,就吵吵闹闹起来。那年,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率第二次“祖国慰问团”访朝时,亲自见识了这种情景,回国后,在给人大的报告中写道:“战士们说,现在(五次战役以后)好多了,不缺吃,不缺穿,就缺烟叶、文工团。”(大意)从那以后,给前线供应烟叶,让战士们看上戏,成了政治任务。

  确实是这样。那个时候的部队,战前动员要文工团,战后庆功要文工团,阵地慰问要文工团,后方休整、练兵也要文工团。就是在战士们上阵地前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文工队员也不闲着,他们的任务是替战士们写家信。有时候,写着写着你禁不住会想:信的那一头都是谁?是思念,是祈祷,还是嚎哭?这其中的哪一封信,会成为战士的绝笔?队员们常常是含着眼泪、揪着心,一字一句地写,一点一滴的体味。看起来,是在帮助战士,其实是在打磨自己。所以,战争时期,是文工队员们自身最干净、最纯洁、最忠诚、最奋发有为的时期;战争时期的文工队员,也是干部战士心目中最受欢迎、最可信赖、最亲近、最值得尊重的一群。这支队伍里,好像没有人荣获过“英雄、模范”这样的称号,可是我敢说: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中,都有几个,或者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

  在一般人看来,牺牲流血是前方战士的事;文工队是非战斗人员,娇宝贝,都是保险箱里的货色。其实在朝鲜战场上,文工队员伤亡的人数相当惊人。就拿志愿军73师文工队来说,全队33人,上阵地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过封锁线时挨过炸,演出时遭过炮击,战地鼓动、坑道口慰问遇到过机关枪扫射,十几次险情都侥幸躲过了,1953年4月23日——离停战不足100天,却遭到了敌人最后一次轰炸,牺牲了11人,整整三分之一。

  前几天,敌机突然轰炸了教导队的驻地。23日这天,文工队提高了警惕,为了便于防空,决定分散活动,排练舞蹈的、练歌的、编节目的,一组一伙散落在驻地周围。10时许,队长王炳山说宣传科长约他谈话,去了政治部。指导员徐文凤心里想着防空的事,不放心,出去看看。他走出队部不远,就看见张生学领着舞蹈队在宿舍门前的空场上练舞,便喊了一声:“这里太暴露,你们到政治部礼堂去排练吧!那里比较隐蔽,礼堂后边还有一截坑道。”小张应了一声,带着他的队员们走了。指导员在山谷的上下左右转了一圈,没发现大的问题,转身往队部走去。

  文工队队部,是用圆木一根挨着一根叠架而成的一间茅屋 大约有三十几平米,南北两盘炕,中间一米多宽的空隙,副队长和一个叫毛仲义的队员坐在炕沿上谈话。突然“啪啪”两声防空枪响,接着,一波炸弹在东北方向爆炸,太近了,副队长他俩应声跌坐在地上。这时,就听指导员在门外高喊:“那是谁?不要往山上跑,下边有防空洞……是邬戈吗?不要跑啦,就地卧倒!”几乎就在他喊话的同时,敌机的炸弹撕心裂肺般呼啸着砸了下来。队部北山墙被弹片掀开了一个大洞,副队长他俩才想起卧倒在地。突然,有人“哼哼”两声,“不好!指导员——”他们一跃而起,只见指导员倒在队部门外,小腿已经折向一边,两条腿都断了。“快!快拿急救包!”这时邬戈也来了。伤成这样了该怎么包啊?邬戈说“先把动脉捆住”!副队长一看都是外行,扭头就往管理科医务室跑去。

  管理科也挨了炸,科长头上在流血,军医正在给他包扎。副队长一进门就喊:“我们指导员的腿被炸断了,我们都不会包扎……再不去就晚啦!”军医说“我马上就去。”副队长又跑了回来,俯下身对指导员说:”管理科长也负了伤,军医马上就到。”指导员抬了一下手说:“你快去政治部向首长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顺便找一找队长,叫他马上回来。”副队长应了一声“哎,我这就去。”回身向政治部快步走去。转过山脚,走了不到50米,一个战士在山坡上喊了一声:“喂!你看看那是谁?”副队长顺着他的指向一扭头,见一个人的背影端坐在道旁的田埂上,走过去一看,呀!是队长。那姿态,那形象,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平平静静、端端正正的坐着,只有左侧额头被弹片掀掉了巴掌大一块,早就牺牲了。副队长一下子懵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去找科长谈话吗,怎么……猛地想起要向首长报告,他撒腿就往政治部跑。

  从政治部回来,指导员的腿已经勉强包好。幸亏指导员的提示,舞蹈队躲过了一劫,张生学把队员们送进了政治部的坑道,他自己跑了回来,这会儿就守在指导员的身旁。这位副队长神情有些恍惚,自己是怎么去的政治部,怎么看见牺牲了的队长,怎么向首长汇报,首长们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回来的,脑子里一团乱麻,只记得一位科长说叫队员们到政治部、司令部的坑道里去避一避,明天集合。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忘了。他什么也没说,一屁股坐在指导员的身旁。突然想起,“指导员怎么还在这里?担架呢,谁去找找……”指导员看出他有些紧张,强打精神叫了一声:“副队长,你可不能慌,喘口气,再到上边去看看,还有没有负伤的?”听了指导员的活,他浑身一激灵,好像缓过一点劲来,应了声“好”!站起身往山上走去——

  从队部往北不到百米的向阳坡上,是音乐分队的宿舍。宿舍东面,一间仓库被炸塌,幸好没有人住。宿舍门前,有人趴在地上,他跑过去一看,是分队长王文周;不远处,女队员田仪,四肢张开扑倒在山坡上,两人都牺牲了。再往西走,刚攀上山梁,腿一软打了个趔趄。眼前一个巨大的弹坑,坑里坑外四具尸体,坑里是张谭诚、郑红采、郑训普,坑外是女队员陆玲,他们是一个演唱组。二胡、三弦折断了,八角鼓碎了,他们身上的棉衣还在冒烟,不时有复燃的火苗窜起。他下意识地跳下去拍打。等爬出弹坑一抬头,创作组长连瑞龙就坐在十米外的一排石壁的夹缝里。他赶紧跑过去一看,连瑞龙微微仰着头,眯着眼,神态安祥,右手握笔,书夹稿纸散落一地。他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撞向石璧,眼泪唰的一下落了下来。1690515286139065.jpg

  担架连的一个排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手往南一指:“那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会打排球,会唱《小毛驴斗飞机》的那个,脑伤,已经抬走了。副队长抹了一把眼泪:“他伤势重吗?可能是陈学贤,《小毛驴斗飞机》是他写的,他也唱过。”排长说“够呛!”副队长一把抓住排长急促的说:“我们指导员腿被炸断了,到现在还没送走,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说着,他们一起往山下跑去。

  指导员还没有送走,担架连说:人有,可担架没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那位排长。他想了一下说:“快拿两件雨衣,多拿几条背包带……”说着从屋后找来了两根一人多高的粗树枝,先把雨衣的扣子扣好,再把树枝从袖筒里穿过去,前后绑上两节木棍作支撑,又用背包带横七竖八的缠上几道,一个简易的担架就做成了。排长叫来两个担架员,张生学、毛仲义从旁护着,抬起担架匆匆走去。出了山谷,踏上去卫生队的山道,指导员拉了一下张生学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小张,你的(入党)申请书我看了,写得不错,继续努力,等我回来就给你解决……”

     “指导员——”小张哽咽了,泪如雨下。

  当天下午,牺牲的烈士都安置了。第二天上午,文工队在工兵营驻地集中。消息传来:指导员、陈学贤因为流血太多,都牺牲了。第三天,文工队全体22人就在司令部礼堂准备好为师英模大会——也是战前的动员大会,举行演出。大幕拉开,文工队员们整齐地排列在舞台上。师政委张万和走到台前,他说;“文工队前天挨了炸,连队长、指导员一共牺牲了十一人,剩下的都在这儿啦。我说‘算逑,不演了!’他们说:‘不!我们能演,一定要演!’”

  “哗——”台下一片掌声。政委接着说:“这种精神不错嘛,是我们七十三师的兵,好样儿的!”

    “唿”的一声全体起立,向文工队鼓掌致意。接着,默哀一分钟,演出随即开始。 部队就是这样,打仗嘛,伤亡总是难免的。前边的倒下,后边的补上来,此所谓“前仆后继”,文工队也不例外。这次演出,人少了,节目少了,但是该唱的唱、该跳的跳,热情不减、精彩不减。不同的是:气氛有点特别,台上台下交相呼应,掌声喊声一片,礼堂里热气腾腾。这大概是文工队入朝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演出。

  5月,夏季攻势开始,志愿军从三八线的东西两翼向敌人发动了致命的、强大的反击;7月敌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到1954年年底,师文工队按新编制解散,战友们各奔东西。但,不论谁到哪里,做什么工作,只要是能到这个叫“安养里”的地方来的,都会设法到烈士墓前鞠几个躬,添几锹土,据说还有人扑在坟上痛哭过一场,因为那坟里埋的是她曾经心仪过的男人。1958年撤军之前,邬戈到陵园去告别,遇见了两个守护陵园的朝鲜“阿巴基”,就是老大爷,当他听了文工队和这些烈士的故事之后,拉着邬戈的手说:“阿德儿一一就是孩子,你放心走吧!我们会好好的守护着他们,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

  几十年过去了,天各一方。他们,牺牲的战友们好像还在我们身边,见证着我们的进步、出息;监督着我们的品行、人格。九十年代的一次老战友聚会,大家坐在一起数了数,22人中,除一位因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其他人一个犯错的也没有。庆幸之余,战友们相约要清白一生。对不起别人可以,对不起倒在我们身边的战友不行,绝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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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中左1王丙山是文中牺牲了的队长,中拉手风琴郑洪釆文艺骨干,多面手牺牲了,右1刘教吉回国后在八一厂离休病故,左2陈贻顺健在,站立者是副队长作者牟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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