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领袖与将帅纵论朝鲜战争 
5、毛泽东召见40军军长温玉成——他讲述的志愿军英雄故事让领袖落泪
《四十军在朝鲜》一书曾记载，1951年6月，志愿军第40军军长温玉成从朝鲜战场归来进京受到毛主席接见。当温玉成讲到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学风的战斗故事时，共和国领袖听得入神，双眼噙满泪花，忘记了弹落烟灰。
志愿军第40军在我军享有“旋风部队”的美称。1950年10月，时任四十军军长的温玉成，率40军辖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从安东出发，首批跨过鸭绿江。
温玉成指挥40军118师在志愿军总部朝鲜温井大榆洞附近，打响了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一枪。此战，歼灭南朝鲜军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毙伤俘485人（含俘美军顾问1人），缴获各种枪163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当夜，118师与120师一起，乘胜攻占了温井。
40军首战的胜利，在战略上，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振奋了民心士气；在战役上，为志愿军主力夺得了先机；在战术上，摸清了敌人的底数。彭德怀对此高度评价说：“四十军首战，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枪。”消息传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当即表态：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此后，温玉成率40军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直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回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全程参战的军长。三年中，40军毙伤俘敌43300余名，名震朝鲜半岛。
汇报完抗美援朝第一仗的经过，温玉成向毛主席讲述了本军120师358团1营3连的副班长王学风的英雄事迹。
王学风1926年出生，1948年参军，因骁勇善战先后荣立大功两次。1953年4月在朝鲜战场牺牲，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1953年4月3日，“联合国军”开始进攻华岳山前沿阵地。王学风率领一个20人的战斗小组坚守在华岳山1号山头。战斗中，他左手负伤却不下火线。第二天，王学风战斗小组移防至3号山头，敌众我寡，战斗异常艰苦。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时，王学风的脸腮被子弹贯穿，血流满面，又只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投入战斗。
败退的敌人不到一小时后就在5挺重机枪掩护下反扑回来。王学风带领战斗小组英勇奋战，战友邓兴祥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王学风的冲锋枪打坏了，手榴弹也扔光了，他向侧翼的战友董万玉要来7枚手榴弹，端起邓兴祥留下的步枪继续战斗。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他顿时昏迷过去。
不久，苏醒过来的王学风听到敌人的枪声愈来愈近，他命令战友董万玉赶快撤离，董万玉不肯，已不能说话的他用凌厉的目光坚持己见。董万玉撤离后，敌人分多路合围过来，步步逼近。王学风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出去，拼尽全力摔断手中的步枪后爬出战壕，欲作最后抗争。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他的双腿顷刻被密集的子弹打断。为了不当俘虏，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滚下山崖。
据战后统计，王学风率领的20人战斗小组在阻击敌军3次进攻中共造成敌军伤亡200人，王学风入朝作战单人毙敌伤敌100余人。在他的档案材料记录中，他入伍后经历大的战役5次，立功受奖12次。
听了温玉成介绍王学风的战斗事迹，毛泽东主席竟然激动的流泪了，连手中的烟灰也忘记了弹掉，让温玉成也深受感动。
这次接见，毛主席还对40军首批入朝参战坚持战斗7个多月给予了高度评价。
温玉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朝鲜战争后，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6、毛泽东召见志愿军42军军长吴瑞林——满意地说：符合我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
1951年6月初的一天，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情况的吴瑞林，在住地刚吃完晚饭，总参谋长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安东来饭店接他，原以为聂荣臻要找他谈话，拿上文件包准备走，安东说：“这些就不要带了，带上钢笔和笔记本就行了。”直到上了车，安东才告诉吴瑞林：“是毛主席要接见你呀。”吴瑞林一听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汽车经新华门进中南海，直驶毛主席的住处，吴瑞林一下车就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他赶紧上前两步向主席敬礼，毛泽东握住吴瑞林的手说：“我听说你在战场上累得吐了血，是怎么回事呀？”
吴瑞林说：“那是内伤，过去的伤口破裂而出血。经治疗现在已经好了。”
毛泽东又问：“你是突破三八线时伤口破裂的吧？能坚持吗？”
吴瑞林说：“是的，当时我虽然吐了血，但采取保密，下面干部都不知道。当时彭总把他的药送给我了，以后军委和东北军区专门送药给我。突破‘三八线’时，我坐着担架，指挥战斗。”
毛泽东感慨地说：“正是有了你们这些同志坚持指挥战斗，我们什么也不怕了。”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有石头嘛！”
进屋以后，吴瑞林不知是太激动还是紧张，直冒热汗。毛泽东亲手给吴瑞林摘下军帽挂到衣架上，让他脱掉上衣，并给他和聂荣臻各递上一把蒲扇。
“吃梨吃梨。”毛泽东挑一个大梨给吴瑞林。聂荣臻拿起一个梨给毛泽东，自己也拿一个，大家吃着梨谈笑起来。
毛泽东点燃烟抽一口，放到烟灰缸上，看着聂荣臻和吴瑞林说：“你们都是四川人。‘天府之国’人多出人才。朱老总、伯承同志说，川军能吃苦。诸葛亮就看好四川，未出茅庐‘隆中对’，给刘玄德出主意：取西蜀做根据地，有个‘家’，很有战略眼光啊！”
“四川人的白布包头帕儿，就是给诸葛亮戴孝兴起的。”聂荣臻说。
毛泽东摇着大蒲扇，见吴瑞林放松了，便说：“言归正传，我要问你些问题。”
毛泽东问吴瑞林的问题是份调查研究纲目，大体有以下10项：一、四十二军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怎样认识的？二、四十二军出国前在军事、政治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三、四十二军3个师、配属的炮八师和运输车辆，一夜之间跨过鸭绿江，是怎么做的？四、四十二军怎样教育部队尊重朝鲜的党政军领导，搞好两国军队团结，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五、四十二军怎样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六、四十二军怎样组成中朝联合游击队，到敌后找到人民军？七、四十二军怎样突破“铜墙铁壁”的三八线？八、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尖刀连小分队，两条腿撵过敌人汽车轮子，有什么经验？九、四十二军艰难到什么程度？十、你对今后作战有什么打算？
针对毛泽东的提问，吴瑞林据实回答，聂荣臻也不时插话，越问越深越细致。吴瑞林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一些统计数字，全都没有用上。
吴瑞林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认识，接着就讲起了入朝作战在军事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他谈了对付敌人空中优势，志愿军采取夜战、近战、不良气候条件下作战；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采取依靠地形地势，利用爆破箱、小包炸药等我军传统战法；当谈到对付敌整体装备优势的炮兵，采取集中火力重点使用，将劣势变成优势时，毛泽东说：“好呀！你们抓住了要害，解决问题具体，方法对头，这是我们的优势嘛！”
当吴瑞林说到在国外作战，首先教育部队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要尊重朝鲜的领导，团结朝鲜人民军队，才能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又说：“这又是你们抓住了更重要的要害呀！只要坚决地坚持下去，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呀！”
吴瑞林又谈到对付敌人的毒气战，采取每人准备一块手巾大的沙布或白布，用水浸湿捂在口鼻和眼睛上；在山上如无水可取，则可用尿代替，亦可预防，并讲起在抗日战争中，遇到这种情况就曾用尿当水来防毒气时，毛泽东称赞说：“我们的老同志有经验嘛，这种办法要及时往下传达，这很好嘛。土办法对付洋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
毛泽东问吴瑞林：“过鸭绿江，你们军在一夜之间，3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和运输车辆都过去了，远的过江后还前进了六七十里，近的也走了三十里，你们是怎么这样快过桥的呢？”
吴瑞林说：“过江前，我和副军长看了3天地形，了解到步兵从火车道上走障碍多，步伐很慢，我们就设法把木板搭在枕木上，与铁轨镶平，用爪钉钉住，火车通过没有问题，步兵4路纵队通过也没有问题，一个团40分钟就过完了。另外，我们还在江水浅的地段用石条铺水下桥，桥头两面修急造公路，修一段伪装一段，车辆马匹从水下桥通过，可以防空袭，万一桥被炸，就从水下桥上通过，做了两手准备。”
毛泽东听后大笑：“好呀！好呀！北朝鲜江河多，均可采用。这个办法现在可用，将来也可以用，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嘛！”接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说：“我从电讯上看到吴瑞林在公路上炸石头，炸毁、炸伤敌人的坦克车十余辆，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吴瑞林说：“第一次往黄草岭作战，敌人出动坦克沿着山边的公路向我们进攻。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期间，看见过日本鬼子修公路炸石头。我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叫工兵在山缝中塞上小包炸药，扩大口子，再装上200公斤炸药，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飞起的石头一下子炸毁敌人坦克车5辆，炸伤8辆，敌人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战术和新式武器，地面部队五六天不敢行动。第四次战役在龙头里、元宝山、中元山三个不同的方向都使用这种方法，炸坏了敌人大批坦克。”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42军黄草岭阻击战的情况。
在黄草岭阻击战中，42军将士扼守阵地与美军苦战，每一个山头和高地都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一个山头上午丢了，下午夺回来，一块阵地白天失守，晚上又重新占领。42军的勇士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黄草岭阻击战13昼夜，美王牌军陆战1师共伤亡2000余人，被俘300余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80多门，美军赖以逞强的飞机也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16年后，侵朝美军第二任司令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哀叹道：“这支中国精锐（指42军）……他们不知何时到达，在（朝鲜）东部高原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中埋伏下来，使联合国军在十分艰难中作战，遭到了损失。”黄草岭阻击战名扬海外。196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非洲、西欧战场上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名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北京时，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他特意询问了“黄草岭英雄连”的战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听完黄草岭阻击战的汇报，毛主席笑着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有石头嘛！”说完用手指着吴瑞林的头继续说道：“还有这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头脑嘛，这就是我们强大的优势。”说着毛泽东拿起吴瑞林递给他的两份表格说：“我看了这两份表，你们打了近三个月的防御战役，还有两万九千人啊，还有一个两千人的完整团呀。”
吴瑞林说：“这是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教导嘛。”
毛泽东问：“你保持一个两千人的372团的意义是什么？”
吴瑞林回答说：“我当时考虑留这个团的作用有三：一是防止敌人空降；二是防止敌人从海上偷袭登陆，保证侧翼安全；三是万一哪个地方出了漏洞，就用来补漏。”
毛泽东说：“好嘛，打仗要有预备队，以防万一嘛。你考虑得很细、很好呀！高级指挥员要有各种应变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高级指挥员在现场了解情况，若遇威胁全局的问题，就应当机立断……”
毛泽东又问吴瑞林：“你军单独在东线执行任务，而且任务很重，你们建议，留后梯队师守熙川以南的妙香山，你是怎么考虑的？”
吴瑞林回答：“熙川是个战略要地，是三条铁路交叉的交通枢纽，其中两条直通我国边界，另外一条通元山、咸兴到清津，也与我国边界有联系。若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占领了熙川，则直接威胁我东西两线作战，也威胁到我国辑安、临江两条战略运输线。因此，我建议留后尾师守住妙香山，同时建议预备军开上去接替，我后梯队师直接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将使敌人无法破坏我东西两线联系。我正面虽然少了一个师，但地形对我有利，我即可节节抗击敌人，又可保证两条铁路供应线的安全。”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高级指挥员在现场了解情况，若遇威胁全局的问题，就应当机立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立即批准了你的建议。兵法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哟。这是个带有全局性威胁的问题，又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你这次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是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对的，不然就会耽误了大事呀。”
毛泽东接着说：“我要你军派一个营，控制小白山制高点，你们也执行得很好。控制要点，是兵家常识。战争中，敌人控制了战略性的制高点，对我们则十分不利呀。对了，你向彭老总建议，要9兵团留一个团控制协汗岭，作用是什么？”
吴瑞林说：“协汗岭比小白山还重要，小白山离作战区远，对9兵团执行任务影响不大，协汗岭是在总司令部署范围之中，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假若敌人占领，用一个营加榴弹炮控制，9兵团很难执行围歼敌人的任务。而且此处又是东西南北公路的交叉点，也威胁熙川铁路，控制它，既可保护战略要点，有利于9兵团在协汗岭以东的长津作战，还有利于我东西线的联络。”
毛泽东说：“你是在实地看到的，我们是在地图上才看得清楚，彭老总立即采纳了你的意见，9兵团也执行了，很好哇！”说着，毛泽东站起身来，在屋中边踱着步边说道：“一个高级指挥员，既要坚决执行命令，又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善于提出改进部署的建议，这才是很好地执行命令呀！这是我们高级指挥员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嘛！我从来就主张，指挥员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
这时，毛泽东扭转身子，面对吴瑞林问道：“我听说从敌占区找回来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指挥员，都想找吴瑞林军长谈谈，是怎么回事呢？”
吴瑞林回答说：“那是因为我熟悉他们的干部比较多，时间也长些，他们想找我了解我们志愿军的情况。他们想知道，我们支援他们参战，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对此，他们心中没数。我是根据彭总的指示，和他们30多个师团级干部、4个军级干部谈了话。这些人中，有我在三个不同时期认识的三批人，他们都认识我或者知道我。”
“噢，你说在三个不同时期，是怎么回事呀？”毛泽东问道。
吴瑞林回答说：“第一批是在1945年，我们刚从山东到东北的安东时，在那里招收学生办军队的学校，肖华同志叫我兼任校长，一下子就招收了1600多人，其中有朝鲜的学生600多人。我一个星期抽时间去讲一两次话。金日成同志回国路经安东时，我根据中央指示曾向他汇报过，后来他派崔镛健副总司令来看望这些朝鲜族学生，他们感到很好，就把这批人要回去了。第二批是我们到东北后，组建了一支朝鲜族的队伍，支队长是李红光，有6000多人。这支部队全副武装，很能打仗，后来金日成同志将该部队要去改编成为5军团。第三批是中央军委曾把各野战军的朝鲜族同志集中起来整编成立了一个加强师，我军那时驻河南郑州。因为其中朝鲜族人原属四野的最多，四野首长把此任务交给我军担任，这个师共编了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技术营。我给他们讲过几次话，所以认识我的各级干部都有。”
毛泽东说：“这很好嘛！这对朝鲜人民军的建设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嘛。”
“可是就因为我去执行这项任务，却耽误了直接指挥在新仓里消灭美骑1师一个团的穿插任务。”吴瑞林说。
“一个团是战术问题嘛，而与人民军干部谈话，要他们回去找部队，这是个战略性的任务哇！你执行彭总的指示是对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严肃地说。
接着，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吴瑞林说：“我们中朝人民是一家，中朝军队也是一家。我们战争时期，他们与我们一起战斗，包括金日成同志不也是在东北参加战斗的吗？所以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人，这是群众的称呼，群众的语言，是有根据的。以后你不是派了一个副师长去当顾问吗？中央感到很好，你们今后要坚持下去。”
毛泽东说：“是你们军第一个突破敌人号称‘铜墙铁壁防线’的‘三八线’的”。
接着，毛泽东和吴瑞林讨论起抗美援朝作战的艰难程度，吴瑞林讲到有时弹药供不上，有时衣服穿不上，有时粮食吃不上，就发动群众自己打草鞋，自己做棉袜子，打垮了敌人，用缴获补充自己，保持战斗力。
毛泽东感叹地说：“是啊，抗日战争时期不是有个歌，‘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吗？这在红军时期是如此，抗日战争也是如此，解放战争还是如此，抗美援朝也是这样嘛！”
当吴瑞林谈到穿插成川，是不得已被迫走的一着险棋时，毛泽东说：“当时感到有点冒险，但亦考虑到，这一行动，不仅使清川江敌人动摇，而且把平壤的敌人也动摇了。果然未出所料，使敌人全线崩溃，向‘三八线’溃逃，故而彻底打败了麦克阿瑟的圣诞节在鸭绿江饮马的梦想。所以说，有条件时，冒险也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年我在陕北，全党全军都很担心，打电报问，我回电说：‘稳如泰山，放心好了！’”
吴瑞林又讲到42军和66军突破“三八线”，把主攻方向放在天险道城岘，也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当时主要突出部队由42军的两个师和66军的一个师组成，主要突破点――天险道城岘是个强点，也是个弱点。所谓强点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上下都是陡岩，三个师和军指挥部都要从这一条小道通过，而且要从冰上爬上去，难度极大。但此处敌人的工事薄弱，无铁丝网地雷，无防御工事，只在山口修了一个炮楼，又是敌人两个师防御的结合部，敌人很麻痹，我们的侦察员曾两次在敌人的炮楼下观察了两个多小时，敌人未曾发现。战前，突击部队在冰路上搞爬雪山冰坡的训练，准备了谷糠，每人带一包，边走边洒，以起到铺路防滑作用。万一道城岘突破不成，在主攻点15华里的地段，还有三个师可以打进去。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说：“好呀！你的准备工作做得细致。敌人认为我无飞机，吹不可能突破的‘牛皮’，被你们给彻底粉碎了，俗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长征时，过大渡河、腊子口时，蒋介石就说我们会步石达开的后尘，但也被我们红军突破了。是你们军首先突破敌人号称铜墙铁壁防线的‘三八线’，你们突破‘三八线’，再一次证明，任何天险，只要认真对待，就能克服。以后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育部队。”
接着，当毛泽东讲到如何理解和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今后的抗美援朝战场上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方针，进行杀伤战、消耗战时，吴瑞林说：“抗美援朝战争往战略上看，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我们在出国作战集结准备时，就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强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贯彻执行杀伤敌人的战术。第一次战役就采取正面守侧面攻，以后的战役运用得更多些，在第四次战役中，致使敌人的进攻每天只能前进0.75公里。再就是打反击杀伤敌人，大的反击，如反击横城、平里、原州，小的反击，在我军近70华里的正面防线中，差不多天天有。我们吃掉敌人一口就走，一夜之间，就在好几个地方袭击敌人，这是我们杀伤敌人的战术。采取积极防御杀伤战术，我军伤亡一人，敌人就要付出三至四人的代价。”
毛泽东说：“好呀！我想的就是杀伤、消耗敌人的战术嘛！”
当吴瑞林讲：“这也是被敌人逼出来的”时，毛泽东说：“逼出来的也好嘛，我敢与蒋介石作战，敢与日本人作战，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的所有对策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干革命也是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头上有三座大山压顶，因为压迫得没有办法生存，就得闹革命，逼迫人民闹翻身，逼迫人民起来推倒三座大山。我去重庆，不是被逼迫的吗？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人逼出来的哟！”
一个晚上，毛泽东与吴瑞林就抗美援朝的战略、战役、战斗以及战术，谈兵论战，畅所欲言。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我与吴瑞林谈了三个多小时，他讲得实在、具体、生动，符合我军历来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方针。”
长谈中，毛泽东几次表扬了42军：“你们也是调查研究嘛。‘三个臭皮匠，等于诸葛亮。’我历来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嘛。”
“42军素质好嘛……打一仗，进一步……”
“土办法对付洋东西，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我们的老经验嘛，要及时向下传达。”
“凡是从敌人手里缴到新装备后，送回国内，研究研究；缴到新武器也要送到国内仿造，给我们研究，这是走捷径。彭总这样办好。”
3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聂荣臻和吴瑞林吃了家常饭，这时的吴瑞林已经不再拘束，在家常饭的饭桌上，他与毛泽东主席又拉起了家常话，领袖与战将的情谊飘洒在丰泽园的晚餐中。
吴瑞林，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参加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朝鲜战争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常务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