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在金鱼胡同生活的日子（四） 
东华门两边的护城河俗称筒子河，有一天，一个同学拉我去那儿钓鱼，我说，没钩没竿没食儿，怎么钓？他说都不用，只要把缝衣针弄弯，穿上一根线就行，我不信，以为他在逗我玩。记得那时，全家去北海公园，爸爸一早起来就忙活，颤颤的海竿，轻轻的漂儿，弯弯的鱼钩，长长的弦儿。酒糟、馒头渣儿、蚯蚓香油和好的鱼饵，家伙事儿，一应俱全。到了五龙亭西边的水面，弟妹都跟妈妈去玩了，只有我陪着父亲，他把杆甩得老远，坐在小马扎上，一动不动，我站着，紧盯着水上隐约可见的浮漂儿。两边都有人扬竿，然后，一条条欢蹦乱跳的鱼出水了，我也盼着父亲扬竿儿，可是他吊起的却是一次次的空欢喜，急的我恨不得跳下去，每一次都是满心欢喜去，提着空桶归。
我虽然不信同学的话，但是因为好奇，还是跟着去了。到了筒子河，我们趴在矮墙上，就可以看见很多小鱼在靠近我们的水面嬉戏。我的同学拿出钩穿上线，贴着墙壁一点一点顺下去，他用的还真的是缝衣服的针和线。线不够长，又接了两次才够着水面。这个同学很机智，他的动作很隐蔽，即使有人过，也以为我们在观鱼。他似乎很有经验，钩一下去，一群鱼争着咬，我还没看清怎么回事，一条鱼已经上来了，他一捏鱼嘴，脱了钩，把它扔在地上。往水里看时，小鱼都是青黑色的，到了地上白白的肚皮闪着银光，它跳着，翻腾着，很快变成了泥鬼儿，我是又爱又怜。我的同学可神了，眼见一条又一条扔在我面前，我的心就像地上的鱼，一个劲儿地扑腾。我也来了神儿，一定得试试，就学着他的样子，屏住呼吸，把钩垂下去。啊，鱼都过来了，好几条，睁着咬，这鱼太傻了，马上就是我的了，可以拿回家在爸爸面前显摆了，瞅准机会，用力一抻，上来了，上来了，越往上我越小心，鱼一点儿也不老实，不停地挣蹦，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就在快要抓住的一刹那，它猛一打挺儿，来个鹞子翻身，逃了。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瞬间化为乌有，我一下子就懵了，心缩着，随鱼入水，头皮发麻，身上湿透了，痒痒的，好像有许多小虫在爬。地上的鱼奄奄一息，不再折腾，大口喘着气。我赶紧把它们兜在怀里，往家跑，放在洗脸盆里。有了水，小鱼又活了，除了一条翻了白儿，其余的都露出了青青的背脊。
我就不信我钓不上来，第二天下午放学，挑了一根针，在火上烧红，用钳子夹弯，穿上线，还端着半盆水，出发。怪了，那天鱼很少，而且机灵得很。偶有现身，一有风过，迅疾沉没，踪影全无，天都黑了，一无所获。到了家弟弟问：“鱼呢？”我的脸发烧，有点儿无地自容。
金鱼胡同住家少，平时很安静，打破宁静的往往是老北京的叫卖声。剃头的、打鼓儿的、磨剪子磨刀的，还有锔盆锔碗焊洋铁壶的。我最爱听的，还是卖小金鱼和《北京晚报》的，还学着吆喝。我从小嗓子就好，这大概是遗传，平时听爸爸唱花脸，妈妈唱老旦，都特是味儿。不是爸爸说开口饭有第一没第二，我差点儿上戏校。母亲听了我的叫卖说：“好听”，不久就真的用着了。
《北京晚报》刚创刊那阵儿特火，不好买。后来出多了又卖不了。有一天老师把我们几个男生留下来，塞给每人一沓儿报去推销。我说去东安市场，那儿人多。于是几个人合伙儿扎堆儿，好容易有一个买的，四个人抢着递上去，弄得人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分道扬镳。“卖报，卖报，”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我，我突然想到了吆喝。开始张不开嘴，后来豁出去了，卯足了劲——“北京晚报——买报——瞧”我特意把报字儿拉得特长再喘口气，在报那儿拐个弯、一抖，再把瞧字儿慢慢吐出来，让它给人余韵绵长的感觉，没想到，还真灵，一声唱罢，涨红了脸，惹得不少人回头，惊奇地望着我，瞅准机会，管他掏钱不掏钱的，我都递一份，甚至买过的也再塞一份，功夫不大，齐活。第二天，我捧着一把零钱放在讲台上，有的同学把没卖掉的报又还回来，老师夸我，同学们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我挺着胸，那得意的劲儿，甭提了。
大约是三四年级的时候 有过一次长久渴望，这源于课上的一幕。一天，老师在板书，除了轻轻地哒哒声，教室里静极了，突然一种悦耳的声音响起来。“口琴”我惊叫。老师转过头，一道严厉的目光从眼镜上边射出，口琴被没收了。“哪儿买的？”课后那个同学把我带到东安市场的一个卖乐器的玻璃柜前，“瞧，就这个。”随着他的手指，我看见一把明晃晃的小口琴，价签上写着：上海，敦煌，32格，一块三毛二。这下犯难了，啥时候能攒够这么多钱那？忽然我有了主意。从那以后，家里买东西的活儿我包了，不管打醋买酱油，都得扣下几分钱，买东西在东安市场对过的天义顺，所以三天两头就跑到市场去看，越是接近那个玻璃柜，心跳得就越厉害，就怕有一天那琴就没了。年轻大辫子的阿姨都认识我了，“放心吧，还有那。”话虽这么说，我还是不放心，索性连偶尔的早点钱也省了，那时一个大油饼才三分钱，忍饥挨饿，一分二分地攒，一天两天地盼。钱一点点多起来，东藏西藏的生怕被发现。就在快攒够的时侯我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现了，柜台里摆小口琴的位置空了，售货的小伙子说：“没了。”完了，一年多的渴望化作一场空欢喜，我的心落寞惆怅空空荡荡。
我就是不甘心，明知道没有了，可下了学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市场跑。大辫子阿姨远远地看见我来了，连忙蹲下身去，我以为她在躲我，可是，当她站起身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把明晃晃的口琴出现在柜台上，原来这是她特意为我留下的。我二话没说，连忙往家跑，跟妈妈说了实情，妈妈一边掏兜儿，眼泪便流了出来。我捧着钱，一溜烟儿地跑出门去。阿姨在柜台上一分二分地数着，慢条斯理，她把褶皱的纸票儿一点点捋平，我心里催促着“快点，快点。”觉得时间过得那么慢，眼睛一直盯着银光锃亮的琴，好像一转眼它就会消失似的。
从那以后，琴就揣在兜里，走到哪儿吹到哪。最惬意的就是在北海的小船上，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飘出，引得来往的船只张望。快到国庆节的时候，有一天，王府井树上的大喇叭里突然传出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跑去，一遍又一遍跟着唱，跟着吹。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学校成立了口琴队，到了队里，会的歌越来越多，五一游园，十一狂欢，都有演出，朱德爷爷还来听过。我们在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围起圈，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跳吧跳吧》献给他，阳光照耀着每一个兴高采烈的面庞，群情振奋，热血沸腾，至今难忘。可以说，这把小琴就是引我后来走进北师大音乐系的音源。
有几年我特别盼着国庆节那一天，不为别的，就等着夜幕降临礼花绽放。轰隆隆炮声过后，彩龙升空，缤纷的礼花争相怒放，花落后留下团团棉花一样的烟云，有的渐渐散去，有的渐渐长大，“降落伞！看“降落伞！”有人大喊。伞花漫天，在空中自由翱翔，越来越大，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跳越快，一只、又一只正在向我们飞来，地上的人欢呼雀跃地跟着跑。那伞故意捉弄人，眼看快抓住了，一阵风，又跑了。我上了房，拿了根长竹竿拦截，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眼看着伞从身边头顶飘过。有的挂到了树上，有的落到别人家。心里那滋味真难形容。夜空恢复了宁静，伞花也再难觅踪影，在房上总觉着悬，正当我要从房上下来时，不知从哪儿又飞来一只。说时迟，那时快，哪儿跑，逮住了，终于逮住了，这是一只棉纸的小伞，它似乎只是为了安慰我才出现。
第二天在学校，有的同学拿来白花花的绸伞，而且比我的大多了，我羡慕极了，但也只有盼来年。又一年礼花绽放，又一次伞花满天，可风的脾气变了，一路向南，向前门飘去，把我日思夜想的梦吹跑了，真是风水轮流转。第三年，我懂了，不再跟着伞跑，不扎堆。就在协和医院北墙偏僻无人的胡同里“守株待兔”。该着我走运，一只巨大的绸伞从天而降，几乎是送到我手上的，我正要卷起来，一伙孩子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他们脚踏“风火轮”（一种捡破烂的车）飞驰而至，一人一把，抓得死死的，谁也甭想独得。这些捡煤核的孩子，天不怕，地不怕，惹不起。有人把长长的伞绳儿缠在腰上，两只黑手把雪白的绸子弄得特脏，我是真不舍得放弃，但也没辙，就这么僵持也不是办法，这时有人拿来小刀，一点一点剌开，抓多少得多少。到了家打开一看，还真不小，但锯齿獠牙，狗啃的一样，剪齐了，做了两个小手绢。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喊得震天响。门口对面的黑墙变白了，紧接着一副彩图出现了。一个巨人，双手劈开一座山，巨浪翻滚涌出。上面写着新民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那时候的人，就像上足了的发条，浑身是劲。大炼钢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可以交的铁家伙都捐献了，有个女同学把他家门口的龙爪槐锯了，用排子车拉到学校的操场上，那里的破铜烂铁和柴火堆得像小山儿，刚砌好的小高炉开始点火。弟弟妹妹把家里能交的都交了，轮到我这儿，连根钉子也找不着。忽然，我看到了洋炉子盖儿，我想，火上有壶压着，大概可以不用的。最后一天捐献，天色已晚，也来不及多想，连忙找个破书包包好就往学校跑，老师奖了我一根铅笔。到了晚上，封火找不着炉盖。审到我，再也瞒不住，招了，妈妈紧紧搂着我，躲过了父亲的惩罚。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大锅饭刚要热火朝天地兴起来，困难时期来了，饥饿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有人浮肿，饿死了，吃一顿饱饭，成了每一个人的梦想，尽管如此，那时的东来顺饭馆每天晚上还是把整筐的鸭下水倒掉。柳大爷捡来很多，鸭胗、鸭心、鸭肝洗净炖着吃。小院飘着诱人的香气。尽管饿得见了什么我都想咬一口，但对垃圾堆里捡来的东西，不敢尝。柳大爷天天吃这个，上火，不消化，不久就撑死了。
我六年级了，十三岁，个子一下儿蹿到一米七，进入四长生物时期，饭量猛增。我做饭，蒸窝头分六种，我的最大，按年龄，一个比一个小。吃饭了，我从小吃饭慢，弟弟狼吞虎咽，三两口吃完了看着我，无奈，我把自己那份掰开分给他。接着，妹妹们也一个个看着我，我又分她们一点，到后来，我自己没剩几口。我站起身，从面袋里抓了一把生豆面，用元书纸包好，在中午上学的路上打开，一点点舔着吃，到了学校，好多同学取笑我，才知道是因为腮帮子上还沾着面粉。下午放学放下书包，拍洋画儿、滚铁环、歘拐、抽尜尜儿，跳房子……好玩儿的游戏不少，好多同学都爱找我玩，只要抱着弟弟妹妹就行。但多数时间是抱着最小的妹妹到东安市场，一进北门，左边就是卖广东炸糕的，两个炸糕一碗红豆粥。下午体育课，女同学拽包、跳皮筋儿。男同学骑马打仗，踢足球，对于爱运动的我，那点豆面早就消化的无影无踪了。奶香扑鼻，饥肠辘辘，我一勺一勺地把粥吹凉，一口一口地送进小妹的嘴里，她咽美食，我咽口水。我饥饿难耐，多希望妹妹把勺推开，或剩下一点点炸糕。但没有，一次也没有，连一点糖渣也没留。对面坐着两个人。女子齐耳短发，一脸文静，男子白皙清瘦，带着黑边秀郎境，他们都穿着蓝上衣，胸前的徽章白底红字“北京大学”，不时地打量着我，眼光很奇怪。
小学生活结束了，取完毕业证书，在教堂前练自行车，累了，就坐在大理石台阶上歇着。这时，一个婷婷袅袅的姑娘从远处走来，她的辫子又黑又长，眼睛又大又亮，紫花格上衣真漂亮。她姓卢，六年级第二学期转来的，就坐在我后面，她一来，我上课就不像以前那么专心了。她好像没看见我，看着她就要从岔道走过去，我急忙喊：“哎，水彩还在我这儿呐，怎么还你？”“不要了，送你了。”说完，风似的，带着我不舍的目光走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她的，或许是因为她特热情大方，爱帮助人，反正我开始喜欢听她那温柔的声音，爱闻她身上雪花膏的香气，为什么会对女孩子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也说不清。水彩是她主动借我的，后来我上了男校，她去哪儿了不知道，几十年没消息，但那盒水彩，我一直舍不得用，也不给弟弟妹妹用。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走进中学的大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不久也离开了金鱼胡同，在宣武区虎坊桥翻开了新生活的篇章。
关于金鱼胡同的起源，说法很多，其中妈妈的话印象最深。小时候，我曾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这儿叫金鱼胡同？她说，古时候，胡同西口曾挖出过一个聚宝盆，盆里有一条黄金的大鱼，轰动一时，后来就有了金鱼胡同之称。这大概是传说，无论真假，金鱼胡同寸土寸金是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儿绝对是商家逐梦的聚宝盆。七十年过去，只在转瞬之间，斗转星移，金鱼胡同每天都在变换着容颜。我们的小院先是建起了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台湾饭店，曾几何时，又被希尔顿旗下的世界级顶奢品牌华尔道夫酒店取而代之，它通体全铜，金碧辉煌，与东口的王府饭店，西口的东安市场交相辉映，矗立在时代的最前沿。
胡同的味道变了，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怅然之余，惊喜地发现，在这极具现代化的大厦里，还建了四合院，真可谓“金屋藏娇”，算是留住了老北京胡同的魂。当然，它的档次远远高于总统套房，便不再是当年老北京到处可见的“寻常百姓家”。但是不管怎么奢华，我也得回去看一眼，因为那里毕竟是我来到这个美丽世界的原点。在哪儿坐一坐，站一站，抱一抱那颗仅存的刻着我童年真趣、至今依然健硕的老槐树。
冉冉时年暮，缕缕情思长，夕阳无限好，急弦谱华章。
谨以此文献给和我一样与共和国一起同行的人，并向“童年地理”的设计者致以深深地敬意。
2023年7月8日于北京为之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