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在金鱼胡同生活的日子（二） 
古都北京，世界闻名，到北京游罢紫禁城，不能不看胡同。老北京四九城，有一千多条胡同纵横交织护持着紫禁城，这是北京的名片，由元大都沿袭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胡同文化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哪条都有说头，哪条都有故事。我住的金鱼胡同在北京很有名，胡同正东正西，东接米市大街，与半个民国史的史家胡同隔街相望，西与中华第一街王府井为邻，从门口西望，故宫的东华门尽收眼底，在清朝，这可是内阁官员和年事已高的一二品大员出入的地方，这样的地理位置，自然故事很多。
我家在胡同中间，从我家往东隔两三个门儿，半条胡同都是那家府邸。那府正名怡园，俗称那家花园。园主即晚清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那桐。那桐是叶赫那拉氏的佼佼者，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官运通达，职位高显，在外交、财政、民政多所院府衙门主持大局，会做官、能理财，同外国使团和北洋政府关系很深。清华大学的“清华园”、“清华学堂”都是他的题字。那府横向并联七进，三百多间房，占地二十五亩。味兰斋、吟秋馆、澄清榭、双清精舍、翠籁亭、筛月轩、乐真堂，内有慈禧、光绪所赐的匾额，外有六角亭、池沼假山点缀其间。在清末民初这儿可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名园，顶级的社交场所。北洋政府经常在此接待贵宾政要。谭鑫培、梅兰芳等大腕也多次在此登堂。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来，曾三次在这里出席欢迎会，一时风光无两。随着紫禁城末日的到来，北洋政府和民国的相继倒台，怡园衰败。新中国的太阳升起来，解放后，一九五二年，这里，一部分盖了和平宾馆，其余的还属那家，一个不大的红漆门老关着，从没见有人出来过。和平宾馆有个地下剧场，我在那儿看过京剧《龙凤呈祥》，没完没了地唱，也听不懂，就上来推门口的转门玩。和平宾馆很高。从我家的院子里能看到顶层墙上的霓虹灯，每到五一、十一夜晚，彩灯点亮了，两只和平鸽的翅膀还能煽动，很好看。楼里住的都是苏联专家，经常有高个儿大鼻子的外国人从我家门前过，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那些棕眼卷发的女人竟然还穿着裙子，玻璃丝袜高跟鞋，哒哒哒地走来，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坐在门墩上，冲着她们大喊：“德尔啦斯基。”那些人一愣，然后从红红的嘴唇中吐出洋味十足的“你好！”飘然而去，留下一股香风。
那家对面一溜儿高墙，没有门户，因此东边很冷清，除了去红星电影院，我很少到东口去。西口最热闹，因为有著名的东安市场。那会儿小汽车很稀罕，只准从东向西单行，过来了，我就追着跑，就爱闻那汽油味儿。学龄前，我到市场里只为两件事：还书，送饭。母亲爱看书，书大多是从这里的旧书摊借的，《七侠五义》《醒世恒言》《啼笑因缘》，每到周末，我便抱着母亲看完的书来还，还书从北门进，一直要走到最南端，那时小，又贪玩，东张西望，看什么都新鲜，经常迷路。一九五三年后，公私合营，爸爸是公方经理，管市场所有的烟酒摊，遇上盘点回不来，我就去送饭，“小少爷来了？”经常听到一些人这么称呼我，还点头哈腰的，怪怪的，听着特别扭。百货大楼没建的时候，东安市场是王府井最热闹的地方，这里的商铺鳞次栉比，琳琅满目，人多味儿也杂。东来顺的涮羊肉，鹤年堂的中草药，北门口儿的冰糖葫芦、奶油炸糕，特别馋人。每当走过这种食品摊，都忍不住咽口水。我最喜欢的是画店，最南头路东有一家，专画伟人像，站在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前，就爱闻那油画散发出的特有的松节油味儿，脚站麻了才走。
童年真正忘不了的味道还是在小摊上。从家门口往南，成丁字形，是校尉胡同。西面驻军，东面有三条胡同，把口的都是卖杂货食品的老头儿，我喜欢那个白白胖胖的，他姓王，很慈祥。那两个，一个黑、干巴瘦，一个凶巴巴的。冬天到了，我到王爷爷哪儿去，几分钱就能买到一大块酸枣面，一点点舔着吃。春天来了，看见我，他就笑眯眯的招手，然后慢慢地起身，拿出一小段秸秆，在一个玻璃罐里一搅一转，一坨白蜜像个小火炬，再抓一把青杏递给我，我说没钱，他说：“不碍的，赊着吧。”那青杏特绿，咬一口，酸的受不了。这时赶快舔点蜜，倍儿爽。现在老了，口干的时候想想，还流口水。
从第一个小摊儿往南是冰渣胡同，那儿是个死胡同，走到东路北是贤良寺，这寺可大有来头，是清代八刹之一。这里原为康熙十三子允祥的府邸，后来做了寺庙，为雍正帝钦赐。因为离皇宫近，便于官吏进京述职，不少名人在此暂住。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唯李鸿章在此办公居住的时间最长，直至离世。新中国成立后寺庙香火日衰，办了个贤良寺小学，因是私立，没什么人去，不久也就停了。白天我经常带弟弟去哪里玩，还捡过一个木头的带金粉的小狮子。弟弟胖，我瘦，困了，他趴在我的背上就睡着了。我驮着他，他的大脑袋来回晃，我的背像个大虾米腰似的弯着走，就怕他摔着。幸好有个好心的大妈赶上来帮我托着，好不容易才把他背到家。
诺大的府地，宽敞的院落，空空荡荡的，后来就用来停灵。这里的僧人为逝者念经，超度亡灵。念经都在晚上，棺材居中昂着头，守灵的人有的披麻，有的一身缟素，男前女后，都低头跪着，一脸戚容。棺材两边是光秃秃的和尚列坐，他们身披大红袈裟，左边的敲打吹奏，右边的合十诵经。随着鼓乐声起，僧人的声浪骤起，此起彼伏，那些人都闭着眼，口中念念有词，唱的什么词也听不清，但围着看热闹的人不少，我从人缝中挤进去听，那圆润、丰满，浑厚，温婉的和声真的很好听，我喜欢音乐，大概和小时爱听唱经不无关系。有时我还爱绕到灵柩的后面，去看那些纸糊的车马。烛影闪跳，经幡摇曳，偶人僵直，神头鬼脸，让人不寒而栗。好在这些东西随着做完法事，出了殡，也就化为灰烬了。
我真的对音乐感兴趣是在东单三条幼儿园，从贤良寺再往南，过了协和医院路西就是。五十年代初，能上幼儿园的孩子极少，我们六个姐弟中，也只有我是幸运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钢琴那美妙的音响，展览了我平生第一张画。当老师说家长要来参观时，我睡不着了，终于有一天，我偷偷潜回园里，扒着高高的窗户往教室里看。啊，找到了，一个花瓶，一枝乱蓬蓬的花，摆在正中间，靠着墙，妈妈就要看到啦，心里咚咚跳。几十年过去，那个画面还在脑子里印着。
从幼儿园回家，往北走，过了帅府园，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有时我会跟着我幼儿园的小伙伴混进去。教学楼的楼道并不宽，墙上挂着很多素描画，地上杂乱地放着高低大小不等的石膏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深眼窝，卷头发，尽是袒胸露乳一丝不挂的。这让我很吃惊，直到后来学美术才知道大卫、伏尔泰、维纳斯、被缚的奴隶、掷铁饼者这些名字。没想到我的画儿还在这儿展出过，那时学校已经迁出，这里成了美院的展览馆，这是后话。不过那时我就对画画儿着了迷。画什么呢？我从人家送给爷爷的画中选了一副，慢慢打开卷轴，一个用墨线画的披头散发满脸大胡子的人逐渐出现，他一手持宝剑，怒目圆睁。另一只手抓这一个小鬼。妈妈说这是钟馗，是捉鬼的，满红的底色是朱砂。这画很长，家里的桌子小，只好拿到院子里，铺在地上。地也不平，我找了一张大纸，站起来看，趴在地上画。我从小有个习惯，画画儿找难的，而且一口气，画不完不吃饭。经常是到了晚上才吃早饭，谁叫也不行，起先还有人催，后来就没人搭理我了。这么大画，一两天都画不完，只好铺了卷，卷了铺，没有内行指教，仅凭兴趣肯定到处是问题。每当我泄气的时候，母亲总是鼓励我，还说我是天才，然后指出我的不足。画儿画完就挂墙上了，我们住的虽是北房，但没有大伯的高大，六尺中堂下面打不开，下面的部分就卷在床上。有一年夏天，雨特别大，后房山洇水，画被浸湿了，就卷了放在条案上，夜里耗子作祟，画儿被啃成了锯齿状，无奈就撕了生火用，半盒火柴都点不着，一道蓝光过后光冒烟，一会儿就灭了，记得有好几幅画都这么毁了。现在想起来挺后悔，搁现在拍卖，恐怕哪幅也价值不菲。“无知是最大的残忍”这话一点没错。经我手毁的还有几块名人的匾，那是后来上中学迷上了木工活后的事。
后院东墙和七号也是一墙之隔，那儿是交通大队的驻地。一般晚上灯都黑的早，有一天却灯火通明，还能听到锹和镐声，扒着墙头看，北屋大殿里好像在挖什么，不时有东西扔出来。第二天就看见院子四周堆满了偶人，大的高过窗台，小的不过尺余，很多都带着泥土，有人说是辽代的木俑。木俑雕刻得很精细，形象表情都很生动。仕女慈眉，金刚狰狞，文官高冠博带，武将甲甲胄虬髯，大多木俑都是彩色的。那时人的文物意识浅薄，不懂它的价值，把它当垃圾，看见有人拿，我也挑了几个喜欢的抱回家，还挺沉的。几天后，面目全非，色退了，通体开裂，越来越大。大伯家有个男佣，我们叫他柳大爷，他用独轮车推回来不少，劈了当柴烧，很多俑是柏木的，绞丝，根本劈不动。不久他就病了，脖子后面长了个大包，整天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有人说这是砍头疮，因为得罪了神灵，所以得遭报应，好不了，只有等死。幸亏协和医院离得近，母亲带他去，放了脓血，捡回一条命。
有几个晚上，妈妈一直在灯下做活，我就凑上去看，妈妈说：“你该上学了。”一身新衣服，还有一个蓝色的小书包，我高兴极了，我将走出胡同，到一个有个大教堂的学校去上学。我天天搂着小书包睡，就盼着走进校门的一天。可是妈妈却说，还得考试，考不上就得再等一年，这一下，我又睡不着了。
2023年7月3日于北京为之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