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学生在课堂上获取知识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材料，也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根本依据。

 教材体现着教育体系的核心，关系到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向，对于一个国家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原来是1961年公映的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后被选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首传唱了60多年歌曲，表明了新中国一代一代少年的光荣历史使命，将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一代一代的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都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国家的教材就是依照这个总体思想观念而设计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奔向共产主义前方。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共产主义风格处处得到发扬，人们以高尚的道德品质构建了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这其中，教育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近年来不断爆料出“毒教材”事件，真真令人堪忧。如此下去，我们的方向哪里去？我们的接班人会怎样？

“毒教材”事件接连发生，绝非偶然。一定是我们的对头在捣鬼，一定是敌对势力忘我之心不死的猖獗行动，一定是我们的内部出现了叛徒和内奸。他们无孔不入，而且越来越直白、露骨。处处渗透敌对思想，灌输有悖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意识观念，企图釜底抽薪，毁掉一代代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进而改变我们的红色江山，成为他们重新奴役的殖民地。

据网上爆料，此类“毒教材”事件接连不断，主要有：

例证一：有学生家长对高中地理教科书提出质疑，为什么要用日本的富士山图片做封面？我们国家大好河山的精美图片举不胜举，我们中国的教科书应当选用自己国家的山川地理风貌图片，为什么不用呢？

例证二：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的《日本旅游攻略》以靖国神社为封面图片。讲述日本旅游方面的书籍，选用日本有代表性的风光图片，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要选择靖国神社呢？人们知道，靖国神社是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家属的场所，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官兵。可以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象征。把它印刷到我们国家的出版物上，难道引导中国人去参拜靖国神社？

例证三：有一本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之《中华美德故事》，封面的漫画把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画成日本浪人的模样。我们的民族英雄被丑化、扭曲，竟然出现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封面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例证四：一本五年级《语文同步读本》的封面图片，漫画中的5个大人和孩子4人穿的是日本和服，一个未穿和服的是一个保姆的打扮。这个封面为何要以日本人为主?它向我们的后代在诱导什么？其用心何为？

例证五：最近，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历史读本《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其中再次出现插图违背历史事实问题，被指责为又一起“毒教材”事件。在这本书中出现了令人惊愕的日本人绘画的“丁汝昌投降图”。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丁汝昌作为北洋水师的统帅，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表现出了英勇果敢、不屈不挠、忠贞不渝的精神。他多次率舰队冲锋陷阵，与敌人展开近战肉搏。他曾亲自操纵主炮，一度击伤日军旗舰“松岛”号。他的指挥舰被鱼雷艇击中后，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拒绝撤退或投降。1895年2月11日，孤守刘公岛的丁汝昌毅然拒绝日军劝降，当晚吞服鸦片自杀。丁汝昌死后，下属军官牛昶昞盗用丁汝昌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至此，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此后，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家子孙被迫流落异乡。15年后的宣统二年，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日方据此就别有用心的写成了丁汝昌投降。

人们不禁要问，《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难道让我们的下一代接受这样歪曲历史的教育吗？这本书是谁主编、谁审查的？为什么要颠倒黑白、篡改历史？丁汝昌在民族大义面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在这本书中竟然成了一个卑躬屈膝的叛徒，这究竟是为什么？连敌人都承认丁汝昌没有投降，而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却居然选用日本人“想象中的画”当做历史普及读物，这只是简单的无知昏聩吗？究竟丁汝昌是叛徒，还是与这本书有联系的人是叛徒，不是昭然若揭吗？

“毒教材”的问题，不可小觑。这些例证，从表面上看，只是出版物的设计不当或疏忽的问题，如果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实际上这是敌对势力对我们潜移默化的文化入侵。这种文化侵入，其实就是全面侵入的“急先锋”。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麻木不仁，要提醒全国人民的警觉，引起各级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大打一场围剿“毒教材”、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攻坚战。要在教材选题、选材、编纂、审查、出版等各个环节加强管控，教育文化人和出版商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肩负起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历史责任，摒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为孩子们和全社会提供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激发为民族为国家强盛而努力奋斗的好书、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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