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久没有去想过我的童年了。不想就好像她不曾存在过一样。可是当这两个字来到眼前的时候，我突然有些焦虑起来。我属于童年记事比较晚的孩子，被时间磨损的记忆里，属于童年的时光已所剩无几。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排行老三，是在父母儿女计划之外的意外产物，所以起小名的时候，父母也比较潦草。父亲出门看见走来的“红卫兵”，就从他们红袖箍上的三个字中，给我捏来了两个字，于是我就有了与时俱进的名字，从此我的人生镌刻上了第一个时代印记。猜猜吧，父母给我的命名是哪两个字？

挂着这两个字，我开始像草一样飞长起来。许是这名字起得生硬，我这性格就野得很。屁大点的时候，就成了我们村后街上的孩子头，带着一群比我大的孩子，跟前街上的孩子们整天干仗。我妈说，这孩子没一点女孩的样儿，比小子还野。我爸说，挺好，不挨欺负。那时候的人都比较淳朴，小孩子之间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有家长来兴师问罪，只是第二天干仗的时候，吃亏的一方会拼命争取赚回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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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街的孩子头是个男孩，我不记得他的小名了，他家是从包头迁来的。我们村是当年的牟平县观水公社驻地，村名就叫观水，抗战时期是当地有名的革命根据地，群山环抱，地理位置优越，住户不少，是个大村。在村里，前街后街被我们划分得很清晰，俨然是两个地盘，一村两治，不能越界，越界就要打架。有时候都不知道为啥就打起来了。打架流程几乎每天不变，先动口后动手，真的是一言不合就开揍。大的打大的，小的对付小的，自觉遵守规则，几乎没人出轨过，特别神奇。但有时两拨人数相差悬殊时，也会两三个揍一个，人少的自然就吃亏了。被打痛的坐地上哇哇哭，一个哭就一群哭，哭也是武器，打赢的一方一看不好，撒脚丫子就跑没影了。虽然家长们不会听到孩子们震天的哭声就出来看一眼，但还是先跑为上，经验告诉他们，家长们不会出来看，但哥哥姐姐们说不定就会蹦出几个，那真是对付不了的。输了的一方见打赢的跑了，也不哭了，爬起来，把哭出的鼻涕往袄袖上一擦，这事就算过了。然后，该玩泥巴玩泥巴，该摔包摔包（谐音，一种纸叠起来的四角包），跳房子踢毽的，热热闹闹玩起来。

唯一不打架的时候，应该是过年那些天。家长们比较讲究吉利，再三嘱咐那几天不准骂人，不准打架，不准说不吉利的话。我哥比我大七岁，我姐大五岁，大年三十之前，我哥我姐就被我妈反复申明，不准惹我哭，否则不吉利。他们听话了，可我倚小卖小啊，抓紧那几天我哥我姐不敢惹我的软肋，可劲作。我哥出去玩不带我，我姐出去玩也不带我，于是我心眼一转，堵着门不让他们出去，告诉他们不带我玩我就哭。于是，要挟成功。可谁带着我，谁就快被我烦死了，他们玩啥我要啥，不给就咧开嘴拉开架势准备开哭。所以有一年，我没哭，可我姐被我气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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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来，我姐还气不匀。说小时候她太老实了，经常被我欺负。我不服，跟我姐犟，我妈就当起裁判，根据以往事实判决我是那个最会欺负人的。于是我妈就成了我眼里吹黑哨的。我说我要去投诉你！我妈说，你最好去告我吧，我等着。嘿，这娘俩合计着是一伙儿的，我这个意外产物最终还是那个见外的。

不过，为了“伤害”她们一下，我坦白了一件事，压在我心底好几十年的事。那时候家里很穷，我妈攒了很久攒了一小袋花生米种藏着呢，却被我偶然翻到了。我又饿又馋啊，就每天去偷捏几个吃吃，这样天长日久，等我妈发现的时候，花生米就没剩多少了。我妈这个怒啊，想了想，只有我姐最有嫌疑了。我姐说不是她偷吃的，可我妈不信啊。于是我姐就劈里啪啦挨了我妈一顿揍，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更不敢自首了。打完了，我妈哭了，心疼她的花生米；我姐哭了，那是冤得慌啊；我也哭了，害怕的！

我刚坦白完这件事，只见横空一片黑影朝我飞来，我急忙抬眼望去，原来我妈把她手里的东西朝我狠狠扔来，带着她的滔天怒气。我一边躲一边喊，你愤怒个啥啊，你是打人的那个，又不是被打的那个。结果，话音刚落，我就被人家娘俩混合双打。

唉，早知有此遭遇，何必坦白，没伤害到人家娘俩，把我自己害了，从此我偷吃的帽子再也没摘下过，时不时地就被揪出来游斗一番，害得我在儿子老公面前的美好形象塌了个彻底。

尽管想起来的这些童年片段有些啼笑皆非，但如今回头看看竟是那么美好。没有定义的恣肆时光，对错已经不重要了，仅仅她像那自由的风，带着温煦，缓缓吹过心头，就足以温暖我此刻的岁月。

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了很久之后，童年才是我这一世中拥有的唯一最贵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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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散文诗》等刊物发表诗歌。爱诗歌，爱散文，爱每一个与文字融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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