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两间平房，我们和母亲的第一个家
烟台市蓬莱人民医院官网上的院址变迁中写道：1966年山东省卫生厅拨款12万元建院(蓬莱县医院——作者注)。县委、政府把新建医院选址在城东、群众称 “鬼子楼”处，建门诊、病房1880平方米，并调给与其毗邻的老车站旧房77间做职工宿舍。1967年11月，从下窪、万寿宫迁至新建的县医院。
据此可知，我跟着母亲住的第一个家，便是“老车站旧房77间”中的两间，这也解释了我心中多年的疑惑，当年的蓬莱县医院家属区，一排排砖瓦平房，分布很没有规律，中间还间隔着或大或小的空地，原来是车站的旧房。
走出县医院南北大走廊的北门，斜着向东北方向穿过大院子，再向北走二三十步，然后拐过右手边一排平房的西山墙，向东，走过一片纵深约五六十米的小开阔地，就是另一排平房的西山墙，那个西山墙里面的房子，就是母亲安在县医院家属区的家。
我记忆里，房子有东西两间，看起来是那种并排的单间打通中间的一小半间壁之后连起来的两间。因为这两间房子都有南向的通户外的门。母亲似乎也说过，原本就只有东边的那间，后来，西边的邻居搬走了，母亲便去医院要来了。母亲是军属，家里孩子多了之后，再申请一间房子，似乎也顺理成章。
母亲2016年金秋时节离我们远去，有些事父亲也不太了解，我也就只能靠猜测了。
打我记事起，我就跟着母亲住在这两间房子里。
东边的那间分成了南北两部分，北边是一铺炕，不像招远老家，炕都横在东西里间的南窗下，占满一面墙的位置。我们的炕，没有老家的炕那么大，短边靠着北墙，长边靠着西墙，炕的东边是一溜空地，有半个炕那么大吧，供进出上下炕用。炕的南边紧挨着一堵差不多跟炕等宽的墙，墙南边便是锅台和煤炉子的位置。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冬季的取暖，都在这里解决。吃饭的小长方桌和小板凳就放在锅台南边的空地上。
父亲告诉我，这个小长方桌还是他的战友来家里时，看到他和母亲就着锅台吃饭，自告奋勇帮忙做的。这位战友应该是会点木匠活，从木材厂买来几块木板子，因陋就简，拼凑成桌面，桌面上还有疤坑，用水泥填上抹平，再钉上四条桌腿，刷上油漆，便成了家里的第一张饭桌。
这个房间的南墙让入户门和南窗占去了大半，窗在西，门在东，一进门，门后，房间的东南角，紧靠墙放着一张窄窄的单人床，父亲说是给来家里帮忙照看我们的保姆住的。当时我太小了，记不住保姆住过这里。这张小床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是因为唐山大地震之后，位于胶东北部沿海断裂带的蓬莱有那么一段时间开启了防震模式，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有时就睡在这张小床下面。床本来就窄，床下就更逼仄了。母亲和弟弟睡一头，我睡另一头。真挤啊，倒头就睡一觉天亮的年纪，我在小床下面辗转难眠，既害怕地震突然来了不敢越床底半步，又挤得伸不开腿翻不了身，那个难受劲啊，似乎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这间房的西南方向的空间就连着西间了。西间的南门南窗跟东间的应该是对称的，因为我记得西间的门在房间的西南角，门边的墙角常年堆放着东西，冬天的时候，门那里还会摞两个柳条编的大苹果筐，里面装满了小国光苹果，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水果储备。两个大苹果筐还可以起到挡门的作用，因为西间的门外面没上锁，只是从室内插着插销，不走人。
这个地方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和弟弟从这里跑了出去。那天母亲不在家。母亲不在家的晚上，要么在医院值夜班，要么是去学习，要么是排节目。母亲特别爱唱歌，并且识简谱，嗓音清亮，是文艺骨干。我的记忆里，有我在礼堂(或是一间大房子)门口探头探脑寻找母亲的片段，好几排人整齐地站立着，正在练习合唱，母亲个子不高，但腰板笔挺的，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置。我的学龄前，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大人们经常排节目。最高指示来了，还连夜组织学习。那天晚上吃完晚饭，母亲安顿我和弟弟睡下，锁上家门，就去医院忙去了。
可能睡得太早，睡得不踏实，我和弟弟陆续醒了，等了一会不见母亲回来，便蚂蚁搬家一样，把西间门口堆放的东西，一点一点挪开，打开门插销，从西间门跑出去找母亲。在小孩子心里，母亲在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母亲不在，家里的那些角角落落就会隐藏着吓人的妖怪，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从最安全的家里，跑到夜幕笼罩的外面去找母亲的事情。
后来母亲是不是把西间门上了锁，我不记得了，总之我和弟弟胜利大逃亡这件事，母亲经常当故事念叨。弟弟胆大调皮，有一次，我偏头疼又犯了，母亲带我去做检查，正在午睡的他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醒了，见家中无人，便爬到南窗的窗台上向外张望，那时候他最多三岁吧，路过的邻居看到玻璃窗里面他的小脸，赶紧捎话给母亲，让她快点回家。
母亲总是把这些当笑话说给长大的我们听，现在想想，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半大皮孩子，又上班又忙家里家外的一摊子事，多么不容易！
西间靠西墙摆着一个深紫红色油漆的小柜，上面摆着当年家属区的家居标配，比方说领袖石膏像，瓷茶壶茶杯，小闹钟什么的。柜子的顶面下面是两个抽屉，家中的重要物件，比方说户口本，粮票，照片，等等，都在这几个抽屉里。再下面是两个对开柜门。小件的衣物都放在这里。大件的衣物和厚重的毯子之类的，则放在大木头箱子里。木头箱子上还放着母亲特别珍爱的一口紫红的带弹簧锁扣的厚帆布箱，父亲说那是他们结婚时，父亲的战友趁着到上海接一艘登陆艇时，帮忙置办了一红一蓝两口箱子，红的放在家里，母亲用，蓝的他放在军营的宿舍用。这两口箱子算得上是他们的结婚纪念了。后来我带着母亲的紫红箱子上了大学，还跟着我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宿舍火灾，箱子的一头留下了烧灼的痕迹。现在这口箱子还在我的珍藏之列。
小柜是家里的一个大件，它那闪着幽光的深紫红的色泽，我现在还能想象出来，后来我特别喜欢这个色调的衣饰，不知是不是对这个小柜的怀念。母亲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收拾家，又或者她并不擅长做这些，小柜的顶面上，常常蒙了一层灰，每到家里来客人了，母亲便临时抱佛脚，当着客人的面拿抹布擦去小柜上的浮灰。等到我长得踮着脚尖可以够到柜顶，我便隔三差五去擦一下小柜顶上的灰。
西间没有土炕，空间显得宽敞一些，除了小柜，大木头箱，帆布箱，还有待客的高板凳，水缸(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通到家里)等，一一靠墙摆放着。一张东西向安放的木板床靠着北墙，在冬天靠煤炉子取暖的年代，木板床在家里不受欢迎，只有老家来了人，比方说前来帮忙照看我们姐弟的姥姥、小姨、小姑姑，比方说退休后短暂地来住了一阵子的姥爷，这张床才会派上用场，而我和弟弟一直跟母亲一起睡在东间的火炕上。那年传染上了百日咳，半夜坐着咳得掏心掏肺是在这铺火炕上。那个凌晨，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母亲去开门，医院里的夜班同事把姥爷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哭得直不起身，好半天才佝偻着腰回到里间，我被惊醒，从被窝里坐起来，跟着母亲一起大哭，也是在这铺火炕上。
我记得，那个晚上，家里只有母亲和我，父亲照例在军营，弟弟在老家的奶奶家。等到天蒙蒙亮，母亲便去赶长途车回老家了。我那时候还没上小学，那天也没跟母亲回老家，我去哪儿了？我不记得了。应该又去母亲的哪个同事家里寄住了吧？
为了解决没人帮忙看孩子的问题，我六周岁半就上了小学，家里的小饭桌又成了我的学习桌。如今的孩子们放了学，家长们接过接力棒，监督孩子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任务，或者去特长班兴趣班。我上小学时，放了学自己走回家，家里通常一个人也没有，写作业是自己的事。
如果你也曾经住过蓬莱县医院的家属区，恰好在1975年到1977年的某些个冬天的傍晚，路过一排红瓦平房最西头的两间房，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露天里，背对家门，面朝南，坐着小板凳，在一张木头小饭桌上，埋头写作业，那你不要好奇她冷不冷，也不要问她为啥不在家里写。因为她不会告诉你，她不是不怕冷，她只是不敢一个人在家。
而只要母亲在，只要姥姥、小姨、小姑姑来了，这两间房的家，就成了温暖的避风港，许多暖人的画面，以这两间房为背景，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那里，有苗条、秀气、慈眉善目不笑不说话的我的小脚姥姥，久居内陆乡村的她，能把父亲从船上带回来的大鲅鱼，熬出鲜了半个世纪的味道；门前树阴下，我那比母亲小十几岁比我大十几岁的鼓鼓脸嘟嘟嘴的小姨，在带着我们玩耍；长睫毛圆眼睛的小姑姑，年纪比小姨大不了几岁，帮着母亲忙里忙外……更有母亲在西北风呼呼刮个不停的大冬天，烤在煤炉子周围铁丝架上的地瓜片、馒头片，烤在炉盖子上的海蛎子。那海蛎子可是母亲穿着水鞋，趁着退大洘，用赶海专用的那个生铁小铲子，从抹直口海边的礁石上刚刚赶回来的。烤熟了的海蛎子壳自动张开了嘴，鲜汤冒出来，流到煤炉盖上，烤出咝咝啦啦的声音，变成丝丝鲜气，氤氲在我们两间房的家里。这炉盖子上烤的海蛎子可是人间至鲜，微波炉烤出来的根本没法比，更鲜的是海蛎子壳里泛着奶白色的热乎乎的原汤，喝得顺着下巴往下流，下巴上的皮肉都杀得隐隐做疼……
如今，除了小姑姑还健在，姥姥、小姨和母亲，都先后离开了我们。那两间平房也早就不在了吧。可是，在这样的打捞记忆和书写文字的过程中，她们笑意盈盈，款款而来，成为我生命最初的色彩、温度与慰籍。
徐绍磊近照
徐绍磊，毕业于山东大学。资深媒体人，高级编辑，多年从事报纸专副刊编辑工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