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开卷有益吗？
从六岁读了第一本小人书开始算起，我今年五十二岁，不知不觉间我竟然读了四十六年的书。以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的理论计算，我还需要读N多年的书。
这么多年间，我经历了老师教育我们的好好读书的开卷有益的阶段；也经历了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开卷无益的阶段；更经历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开卷未必有益的阶段；最终经历了辩证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开卷未必无益的阶段。
大概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要经过量变和质变的积累，整个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开卷有益就伴随了我的人生起起伏伏，既有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安逸；更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阔；也有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静谧；还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困惑和豁然开朗。
开卷有益是个成语，典故出自宋太宗赵光义手不释卷读书的故事。简单解释为卷：书。益：好处。只要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正由于宋代开国皇帝对读书的重视，才有了后来宋朝是文化人天堂的结论。当然，宋朝的亡国，重文轻武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非常害怕小人们觅踪寻源，找到开卷无益的蛛丝马迹。不是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而是中国人有一种可爱的毛病，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是采取哪里来的妖猴一棒子打死便省心省事，就往往会矫枉过正。这种可爱难免会造成非此即彼，顾此失彼的毛病。
我现在读书有一个癖好，总喜欢先看作者所生的年代和地域以及作者写作这本书的时间和地域，再看序言和内容简介以及结尾作者或他人对这本书的阐释，最后决定是否读这本书？或者说是否泛读、精读、还是研读这本书？后来，银河悦读网老大独上月楼大姐给编辑们开了个小会，认为编辑是连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桥梁，编者按往往会成为决定读者是否有兴趣阅读作品的关键。我便有了一种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而之所以对作者出生年代和地域以及写作此书的时间和地域比较关注，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历史的时空下解读作者以及所著作品。如果离开了历史的时空，就像人离开了水和空气。对于开卷是否有益的解读，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我便有了不同的解读。
我一九七二年出生在辽宁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形。被当时称作大毒草的许多书，我当时是没有见过的。由于乡村偏僻，连小人书都没有几本。后来，我开始上学了，陆续读了许多除小人书之外的《中国少年报》。老师教育我们开卷有益，多多益善。当时我们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有过多的热情需要释放，毫无疑义开卷有益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当时所开之卷实在是少之又少，而所开之卷又大多是经典之经典，即使后来有所改善，难免也会有些鱼目混珠，可完全没有到今天泛滥的程度。
八十年代，正如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里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指导下，竟然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好像造导弹的真的是个穷光蛋似的，真的有很多人离开了导弹战线，去卖茶叶蛋或干别的事业去了。试想一下，如果发生战争，中国人民顽强抵抗，人人拿起茶叶蛋向我们的敌人掷去，是多么的滑稽可笑，更是多么的慷慨悲壮。
当时的社会认为开卷无益，读书无用论成为了一种主流。据说后来又有手抄本的《少女之心》等许多书流传于世，毒害了青少年，甚至许多人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又给开卷无益做了充分的证明。好在我生活在偏僻的山村，无幸接触到《少女之心》等读物。再加上当时考学是走出农村，拥有铁饭碗的唯一之路。很庆幸我竟然没受到开卷无益的影响。
九十年代，我考上了中专，来到了辽宁省朝阳市，一直到现在。辽宁省朝阳市虽然属于地级市，但也是个偏僻的五六线的小城市。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到图书馆里去读书，并且可以借书来读，那时便有一种理论“书非借而不能读也”。究其原因，是当时自己囊中羞涩，一个月在牙缝里攒出来的钱，勉强可以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现在看到自己书架上布满了灰尘的书籍，便经常怀念泡图书馆借书而读的年代，才真正感悟到了“书非借而不能读也”的至理名言。
当时我是坚信开卷有益的。可后来受到盗版书的影响，尤其是我还买了一本字典，竟然错字连篇。真有些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来开卷未必有益。开卷未必有益的另几个佐证是因为老师推荐的一些书，怎么读也读不下去，硬读的结果是竟伤了我读书的兴趣。而老师推荐给我感兴趣的书，读起来又废寝忘食，伤了我的身体，便经常生病。当然也读过一些黄色书刊，即使自己有了一些抵抗力，自诩风流而不下流，却也浪费了许多读一本好书的时间和精力。再后来更是遇到了一些所谓的读书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心高气傲、文人相轻。便深刻地领会了林则徐所说的“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和《弟子规》中所言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我便开始认为开卷未必有益。诚然，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但“开卷”只是“有益”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因此，我的观点是：开卷是否有益，得先看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什么卷。宇宙万物，一的一切，一切的一，都会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
我曾经思考过，读书有什么用？难道真的是为名利二字吗？宋代的张载有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的箴言。王阳明也给过我答案：“读书做官不是人生第一等事，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贤。”据报载，王阳明的第十七世孙王书鸿和王书翔继承先祖遗志在浙江绍兴，王阳明逝世四百八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更好地做人”的结论。但这些，对现在的人 难免有些高大上。
可对于提出了开卷有益的宋太宗赵光义的儿子宋真宗赵恒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虽然曾经也向往并追寻过，但到了今天，已经五十多岁的年纪的我来说并不十分认同。反而对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加青睐。如果读书时独立意志停摆，没有了自由思想，结果也许比不读书更糟。读书坚持自由而无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读书不是为了用于他人所规定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而是为了自己能有更大的思想自由。“自由”可以说是一个倒装语法，把它倒转过来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不受外来压迫的意思，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读了这么年的书，颇喜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知世故而不世故，善自嘲而不嘲人“。对于开卷有益，还是开卷无益，开卷未必有益，还是开卷未必无益，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像禅，不能靠说，只能靠悟，然后靠做。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都可能成为谬误。”这个是常识，亦是真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但凡真理都有适用程度适用范围，超出了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范围，就可能成为谬误。如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至于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还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不是取决于药，而是取决于人。这就是说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对于开卷有益来说，道理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