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在朝鲜的日子（下）
九月二十三日，起床号还没响，大梦正酣。叮铃铃、叮铃铃，军用电话把我吵醒。刚拿起耳机，就传来魏助理员声音:“谢科长吗?我是小魏，陈主任让你立即回来。”我想大概有急事，或许让我为杨部长写那份在志愿军党代会的发言，因为陈主任在我临走时打过招呼。还没容我回话，耳机中就传来童声童气的明明和星星的声音:“爸爸你在哪儿，我俩全来了!”“我要和爸爸说……不吗……”“妈妈给你拿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都听妈妈的话……”“明明不听话……”“你别抢啊，让我再说一句……”最后小魏说:“这回明白了吧，陈主任为什么要你立即回来。”接着便是那个悦耳的声音:“我们是昨天到达分部的，一路上很顺利。我带两个孩子，还有两个大柳条包，还买了不少你喜欢吃的东西。幸亏一路上志愿军同志们帮忙，分部接站车直接把我们娘仨送到你的宿舍。孔副科长和科内几位同志都非常热情，简直和在家里一样。昨晚陈主任还亲自来看看，说要电告你返回。总之，我们都很好，别惦念。如果工作脱离不开，就晚些时候回来。”绿舟总是考虑那么周到。我说:“这里工作已全部结束。明天一早就动身返回，如果顺利，明晚就能见面。”“那好，我们等待着你。”
九月二十四日，辞别这些新朋友，一早就登上北去列车。十一时半到达平壤，十五时乘志愿军专车，因三登山洞塌方，绕到城川，再乘古老的朝鲜列车，车上的灯光时明时暗，乘客拥挤不堪，好不容易在晚九时到达三登车站，我拎着在志愿军专车上买的烧鸡、香肠、膀蹄肉、面包和奶油整整一提包，登上二八〇部队(即三分部)接站车。心中好不高兴。在车上不由得给人们讲起笑话来，什么“近视眼”的笑话，什么“摔龟”的笑话，什么“拎着火车上皮包”的笑话，尽管五音不全还哼着歌曲。同车人都看出我有异常愉快的事情，有人笑着说:“大尉同志，我猜你一定有什么高兴的事情，说说，我们听听。”于是我直说了，他们都说:“祝贺你大尉，值得高兴。”汽车只把我送到招待所附近，距政治部还一公里左右。好在一轮明月，把银光洒向大地，在两旁的庄稼中间闪出那条小路，异常明显。手中除拎着旅行包外，还提着子弹已经上膛的五四手枪。此间岗哨林立，虽然特务经常出没，倒也安全。此时心急如火，三步并做两步走，两步并做一步行，很快就来到政治部所在地。猛听大喝一声:“谁?”“自己人。”“口令?”“明天。”刚同哨兵打完交道，人就到了组织科门前，还没等我叫门，那扇门便开了，绿舟满脸笑容地站在面前。“你小声点，孩子们刚刚睡下我听你回答口令了。”绿舟一边拉着我的手一边往屋走，轻声地对我说。绿舟真行，她总能从一片嘈杂声中准确地听出我的声音，甚至能从脚步声中判断出我来。她是近视眼，平时在她眼前走过的熟人，常常认不出来。可她就能在几十米外认出我来。当年她的女友们，经常和她开玩笑:“谢绿舟的眼里、耳里反应最快的就是谢树。”她从不反驳，甚至红着脸点头承认。
一进屋她就久久地拥抱我。她说:“你想没想我？想没想孩子？”我告诉她:“很想，朝思暮想。你还记得在长沙，我们第一次重逢时我写的那首诗吗?”还没等我说完，她便念道:“阿冰不止忆前情，千里路外望归程，明宵身到长沙站，二二九号有笑声。”我说:“好记性，
一点不错。这次我又写一首，你听：一别旧都三十天，俗比流光九十年，闻道欲来江东郡，异国山头盼月圆。”她跳起来说:“好，真好，你的心比诗还好。”
夜间绿舟告诉我说，路上坐志愿军专车还好，同志们都十分热情帮助我们娘仨。但坐朝鲜车就不同，异国人，语言不同，加上朝鲜人又没有主动助人的习惯，所以上下车搬运行李非常困难。好在两个孩子很懂事，星星照顾行李，明明帮我搬运。星星照顾行李很得力，绝不准外人走近，一走近就大声哭叫，弄得那些人远远走开。明明虽然很小，但也颇有力气。在城川上车时还行，两个志愿军帮了忙，但到三登时就困难了，好在，我们很快找到了三分部接站车。
绿舟还说:“明、星上车后很有礼貌，称司机叔叔，小同志非常高兴。明儿坐前座，小星坐后座。路不平，汽车颠簸，时常将明明颠到座下，孩子不仅不哭，反而大笑，好心的同志故意将车速减慢，惟恐颠坏我们。
九月二十五日，为了方便，同孔副科长换了宿舍，他住在办公室旁边，我们全家去住他的宿舍。其实相距不远，他住山头，我住山脚。新居也是简易房，用料也是石方、石块、石片。房屋分内外二室，外室有炉灶，内室有火炕，炕上铺床板，睡起来很舒服。纸糊的天棚由于失修已成弓形，从纸棚中间垂下一支60瓦电灯，将内屋照的雪亮。这是一处背南面北的房子，棚上和外屋相通，只北面有一扇小窗户，其暗无比。为了隔潮，地下铺了一块木板，临窗还有一张两屉办公桌。这两间小房一到夜间就老鼠成灾，不仅到处听到它们的响动，而且时常看到它们在墙壁爬上爬下。有一次，用夹子一天就打住十四只。我们就是在这个几近原始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几个月，那里经常是欢声笑语，没人感到苦，若干年后，孩子们还美美地说:“那时爸爸经常给我们变桔子吃。”绿舟也常说:“那个房子我还没住够呢。”
经过几天生活，虽然多方面条件都不如国内，特别缺少水果、蔬菜和文娱生活，但绿舟和孩子们都很满意。绿舟说，全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幸福。战后志愿军工作不多，许多部队都已先后回国，绿舟工作暂时没有分配，所以，我们业余时间还是很多的。一有时间我就带他们散步，在城市这叫溜街，在山里叫溜沟，那可别具一格啊。青纱帐起，苞谷成行，稻波滚滚，真山真水，田间耕牛走动，近村鸡鸭成群。好一派异国风光，令人心旷神怡。每逢这时，绿舟就格外兴奋:“在这里住下去我没意见。”“可这一切都是人家的呀。”听我一说她不禁笑了。
在工作时间，孩子经常被这里的同志带走。这里很少见到孩子，孩子在这里就成了宝贝。同时这又是两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打字员、保密员、电话员那里。孩子被他们传来传去，他们尽其所有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又唱歌、又跳舞、又给吃的，孩子总是留连忘返，只有到晚上才被送回来。
孩子一般不妨碍我们。虽然他们还都很小，但吃饭、穿衣都能自己动手。这些时候连到山里去玩也不需要我们陪同。只是有一次明儿回来说:“我看见一条很长的鱼在草上跑，我没追上。”我们意识到这是蛇，是个危险讯号。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以后，又把他们重新管理起来。有一次我们一眼没照看到，两个孩子居然爬到一个怪石横生的小山上。爬是爬上去了，但下不来了。孩子们大声喊叫，星星吓得哭起来。明明说:“你别哭，爸爸就来了。”星儿从小就胆小，从不敢一个人单独留在一个地方。有一次妈妈要去厕所，屋内就他们两个人，他硬是不放妈妈走，最后还是妈妈带他一同前去。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们一个一个接下来。并告诉他们说，以后要注意，这样爬山是危险的，他们都点头称是。孩子们最愿意到电话室去玩，那些叔叔们要他们与喜欢他们的叔叔、阿姨通话，那些叔叔和阿姨还给他们讲故事、唱歌。
一到晚上是全家团聚时刻。孩子给我们唱歌跳舞，讲他们一天在外所发生的一切，有时还说几句朝鲜话，那是同他们一起玩耍的朝鲜小朋友教的。明、星还会说许多儿歌，这是叔叔阿姨教的。有一首至今我还记得。那首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当时美国总统)。这时绿舟总是要讲一、两个故事。开始孩子们可愿意听了，但讲来讲去天天讲，把她的故事都讲完了，孩子还是要讲。于是绿舟就胡编起来，孩子们听着听着便不感兴趣了，这样正中下怀，绿舟长吁了一口气。我每天晚上为他们变魔术，为他们变饼干、蛋糕和多种水果，变常了也露了底，好在孩子兴趣很浓，变好变坏没关系，有吃的就行。以后变魔术一直是我们晚间活动的热门，有时我忘了，孩子可记得:“爸爸快变魔术!”明明催促着，星星更直接:“爸爸快把吃的拿出来，快!快!”
国庆节到了，在国外迎国庆意义非常，政治部组织多种活动以示庆祝，其中乒乓球、篮球比赛吸引人最多;射击比赛则分组进行;扑克、麻将、象棋是少数专家活动，围观的也不在少数。国内赶来的女同志也有一部分，她们特地前来与家人团聚。还组织一个不大不小的舞会，气氛热烈而欢畅。刚到中午，会餐即开始，鸡鸭鱼肉居多居广，刚从安东买来的多种蔬菜经过厨师烹调色味俱佳，多种名酒摆在一边。在任副政委、陈主任参与下，这些异国游子尽情地吃喝起来。不大一会儿便有人划拳行令，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喊声越来越大。其间不断有人来到我和绿舟面前劝酒，只是客客气气，请你喝酒，你不喝他也不勉强。接着来的就是一群能说会会道的逼酒者。这些酒徒，目的就是要把人灌醉，他们千方百计，起誓发愿，你不喝他简直都能给你跪下，你不喝他能跳井，你不喝就是把他看成仇敌。好家伙，这些招数一起袭来，凡夫俗子实难招架。可我硬是不听这一套，要跳井、要下跪，要把我打成故人，悉听尊便。他们看奈何我不得，悻悻而去。时过不久，又有一些同志包围绿舟，尽说好听的，什么为她接风洗尘，初来异国他乡理所当然要敬一杯的，这里女同胞很少，你是代表，当代表的理当饮酒的，你是南方人，南方人都能吃酒，没关系，吃上一杯等等。绿舟也推辞再三，不肯就范。可她是老实人，经不起这些“好心人”花言巧语，她答应为了感情为大家破例喝一杯，只喝一杯。这些鬼东西，满口答应，行!行!行!于是就拿来一个盛菜的大白碗，差不多倒满了，送到绿舟面前让她喝，她不肯，可这些人也不肯，又劝又损，弄的绿舟没办法，这个老实人硬是把这碗白酒一口气喝下。我被这些人隔开，硬是没能保护住她。喝下之后人便不行了，脸由红转白，气喘吁吁，冷汗直流，把那些人吓坏了，急忙找医生，把我更吓的魂不附体。但绿舟小声对我说:“不要紧，别害怕，你把我送回家去。”回到宿舍又打针又吃药，不久她睡下。等同志走开，我看看表已是深夜十二点。听了听绿舟睡的还好，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醒后，先喝几碗开水，然后吃些东西，又精神了。我劝她好好休息一下，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太危险，她答应下来。
过了国庆节，志愿军就要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分部代表已选出，政委、部长、主任、处长还有我一共五人，还允许带一名工作人员。
把家安顿一下，告诉科内同志照顾。七号我们分乘两辆苏式吉普车启程。杨部长、白处长他们先一个小时出发，因林国兴政委手头事未完，所以我们比他们晚走一步。朝鲜北半部全是山路，加之战争破坏，路面非常不好，同时视野也不好，盘山路拐来拐去，车行艰难，车速不快。司机倒是老手，仅在朝鲜就开过六年车，经过战争考验，朝鲜公路一边靠山，一边临近山涧，稍不谨慎就会落进万丈深崖。所以，在这里坐车都提心吊胆。一路上司机不吸烟不说话，可谓全神贯注。大约走过半路程时候，司机说:“你们看车轱辘。”大家定睛一看，果然在车前面飞快的滚动一个车轱辘，还是司机最先反应过来，原来车右后轮脱轴飞出。司机大喊:“坐稳，别动!”喊话时吓得变了调。接着司机凭经验和技术将车神奇般的停在山根。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很长时间才爬起来说:“好险啊!”是险，汽车靠三个轮子滑行400米，居然没有翻车，没掉下山涧，人全保住了性命，真是奇迹。这个司机后来受到很重的处分。
因车临近十三大站，我去借了一台美式吉普，站里同志专门给我们挑选的，车况好，司机好，并说请你们一百个放心，可是祸不单行，还是出了车祸。
汽车就要到达任平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正在以二十迈的速度爬坡，车上有说有笑，在谈论刚才发生的那场车祸。司机说你们命大，那是不易躲过的一场灾难。就在这时，在山上九十度拐弯处出现一台胜利牌轿车，好家伙，那车速总在八十迈以上，压着我们的道(临山涧的道)直冲过来。不是躲不开而是根本没法躲，只听一声巨响，两车撞到一起……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嘴角慢慢渗出鲜血。同司机一起坐在前排的工作人员摔在车下，幸亏一棵小树把他挡住，算救他一命。林国兴政委和我因坐在后面，只是震动一下，他头部撞个包，我只是把眼镜摔丢，也是大难不死。我们车报废了，前桥和前轴都已碰断，水箱也已碰坏。而那台肇事的轿子除了叶子板稍有损伤，其余完好。他们车上走下三个人，我和林国兴也走下车来。他们说朝鲜话，我们说中国话，谁也不懂谁的。他们又说英语，我们还是不懂。最后那位穿西装的说日语，于是我们用日语才把事情弄清楚。原来这是朝鲜农业省的一台车，车上坐的是省副相和他的秘书。副相承认车祸由他们完全负责——占道逆行、不鸣喇叭、车速超标。由他们找来内务署拍照、测量，最后给我们开具赔车证明，并把我们的司机送到附近医院治疗，再用他们的车把我们送到志愿军招待所。说起这件事，开会的代表们都传为奇闻，不少人特意来看看这几位大难不死的代表。后来我回到分部当绿舟说到这两次车祸时，她直落泪，连连说:“怕死人，吓死人。”一个月后，农业省当真赔我们一台同样型号的小车。
志愿军总部的房子，虽然也是石料，但是钢筋水泥的，一排排楼房，宽阔的练兵场，各种设施一概俱全。那个能容两千人的礼堂完全是现代化，不管你坐在哪个座位上，舞台都在你眼前，灯光全在暗处，只有数十台电扇(包括壁扇)一眼才能看到。那个乐池能容上百人的乐队，后台休息室、化妆室、道具间、洗手间，一溜溜、一间间，十分气派。
我们参观罢营房区，就沿着台阶登上北山，这是一座小小陵园，在这里一共躺下了十六名英雄。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排第一位，那不是别人，那是人所共知的毛岸英同志。他的墓碑上有郭沫若同志题字: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长子毛岸英烈士之墓。我们这些谒墓者，不禁肃然起敬。倒下的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毛岸英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在他们的墓前默哀明志:我们将完成你们的未竟事业。安息吧，烈士们，我国人民、朝鲜人民将世世代代纪念你们。
毛主席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一心为公，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他铁骨铮铮，敢同头号敌人争高下，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名利二字在他字典中没有，惟他对革命想的很远很远。他为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立下不朽的功勋，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领袖。毛岸英同志就是他老人家给送进抗美援朝队伍的忘我的英雄。当年毛岸英要结婚，只是女方年龄照法定小一岁，主席就不同意，并说:“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困难时期，女儿吃不饱饭，身边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补助，被毛主席批评了:“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在刚进城驻香山时，身边人员盖一别墅，被毛主席狠狠批评一顿，说他:你不要做刘宗敏，我也不做李自成。那个同志受到很严厉的处分。在延安时他穿补丁衣服，进城后也是一件衣服穿上多少年，一双皮鞋穿到最后闭上眼睛。他吃饭严格标准，困难时他十五天没吃粮食。他一生最好的菜是一碗红烧肉。夜间办公饿了，只喝一碗麦片粥或烧几个土豆吃。他一生不收礼，也不允许别人干这等事情。几十年后他一卫士当了某公司经理，感慨说:“如今我陪外商吃顿饭就是当年毛主席的一年生活费。思想起来，真愧对毛主席。”
一九五七年十月八日，志愿军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始。杨勇同志主持会议。他说:“这次大会是总结志愿军党的第一次大会以来的党的各项工作，选举第二届委员会。”他极其激动地宣布，这次会议有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他们是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还有肖华上将。同时还宣布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会人民军大将武元甲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大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由王平同志作报告。从下午开始以代表团为单位进行讨论。第二天又是一整天的小组讨论，并准备大会发言。我分部将由杨部长发言，那个发言稿在分部时已由我搞了一个初稿。这一天我反复同部长和其他同志商量，对那个稿作了较大改动，杨部长亲自改动多处。杨部长是大学生出身，才华横溢，平时讲话，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说实在的，对这篇文章，心中很踏实。
会议第三天开始大会发言，杨部长是第三个发言的，完全出乎意料，他讲得糟透了，一开始就十分吃力，念不成句，随后就嗑巴起来，全场笑声此起彼伏。杨勇司令员赶紧维持会场秩序:“同志们安静!”还对杨部长说:“别紧张，慢慢讲。”却没有奏效。杨部长不断的用手帕擦汗，非常狼狈。我们在下边的同志也非常不安，大惑不解。好不容易讲完了，杨部长临往台下走时，我清楚地看到王平政委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似乎说几句什么，只见杨部长直摇头。
在回驻地的路上，我俩坐一个小车内，我以询问的眼光不断打量他。他说:“你一定对我的发言有意见。”“不是有意见，是感到奇怪。”我更正的说。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这是我第一次出此洋相。”他说:“本来上台时我心平气和蛮有把握，可我讲了几句以后发现台前的老帅们正指手划脚的评论我。我给贺帅当过秘书，那时他经常夸奖我，我想这次也还是这样。于是我就力求讲得出色。孰知事与愿违，越想好就越不好，越不好就越着急，结果你全看到了。
其实我也发生过这样事情：在湖南工作时，有一次罗荣桓同志前来检查工作，当军区首长汇报干部问题时，有些细节说不清楚，而罗还追的很细，于是临时就把我找去汇报。该干部是被查出混进党内的，按当时规定，应当清除出党。可这位同志一贯表现好，出此问题组织上也有一定责任，往外转移时组织上误把他介绍为党员，现在已当了军分区的政工科长。军区党委认为清除可惜，所以请示罗主任准予留在党内，可给予适当处分。我是在一点准备没有的情况去的。我在军区工作时知道罗一不高兴就晃动他那支手杖，今天他晃动的很厉害。于是我紧张了，好不容易介绍完情况。罗曾说两次，小伙子别紧张，你说得很清楚，很好。显然我的紧张在座的人都看出来了，因为罗政委说出时他们都笑了。多少年后刘干臣同志还记得那件事，他说:“那回你可真狼狈。”关于那个干部的最后处理意见，罗荣桓主任说:“补办个手续就好了，党龄照算，什么处分也不要给!”
十月十八日，开罢代表大会返回分部，绿舟特别高兴。她说:“算起来你才走十天，可我觉得走了很长时间，天天盼你回来，朝朝暮暮想念你。”我说，都一样，我们的病就是恨在一起时间短。当年结婚急三火四地就是因为“恨短”，婚后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还是恨短。当年一六三医院从长沙市内搬到郊区洪山庙，那里距家仅四公里，每两个星期还可见一次面还是“恨短”，最后我厚着脸皮找姜克部长调绿舟到军区门诊部，因门诊部有护士长，宁肯丢了原来的护士长位置也要调，还是因为“恨短”。以后我调湘潭军分区，又是由于同样原因，把绿舟调至湘潭市第一医院工作后因病辞职，而这次也是同样原因相聚在异国他乡。我们在一起时，不管条件如何差，都觉得非常幸福。特别是绿舟对我那种不寻常的热情，这种情谊是其他夫妇无法比拟的。她用实际行动表明，她是我最亲近的人。她到朝鲜工作一时又不能到职，很多时候只有她和孩子在一起，异常寂寞，生活上更是困难重重，这里连个浴室都没有，洗衣服要到河边去洗，要是接连下几天雨，那只好不洗，这对十分讲卫生的绿舟说来，不是一件小事情。可她从不报怨，就是在以后年代和我吃了那么多苦头也是如此。总之，她给予我的，是我一辈子也还不清的。
根据上级规定，要从分部调一批人去核基地工作。王主任(这时陈主任已奉调回国)征求我意见，我表示只要组织需要，愿意前往。可这些天调动的那些同志都集中大连学习，然后去西北，其中独没有我。很明显，那是因为我成分高(富裕中农)。可王主任说出另外一番理由：工作需要。我只说两个字“我懂”。又听说医院都要撤回国内，绿舟工作将回国内安排。这两件事，在我心里埋下脱军装的种子，惟当时没提这个意见。工作上一如既往--积极肯干，除了完成科内任务外，政治部一些文稿工作也做了许多。这是新来主任--王竹林也熟悉我的缘故，王原是湖南军区政治部的科长。
朝鲜北部冬天也非常寒冷，温度常常是零下十几度，西北风伴着小雪，人走路上手都伸不出来，脸冻得火辣辣地，头发和胡须上都挂着雪霜。就在这样时刻，绿舟和孩子们回国。为了照顾他们母子，由组织科通讯兵小王伴随回国(路费我们出)，告别我们那间令人难忘的安乐窝时，明明星星当着送行人的面就高喊:“叔叔、阿姨我们要回国了，再见吧!”明明一不留意还摔在雪地上。同志们一边扶他起来，一边说“你们这两个孩子真懂事，长大一定有出息。”汽车就停在房门口，临上车时，星儿大喊:“爸爸快上车!”当他知道我不能同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便大哭起来，明儿也哭了。我偷眼看绿舟她也落泪了。车慢慢启动，我大声告诉绿舟，一到沈阳就来信。她们先到沈阳四姨家，然后再回长春管理所等候分配。就这样送走了他们母子，心中极不好受。那天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我结束探亲从国内回到了朝鲜。三月一日我们在志愿军礼堂，听了敬爱的周总理报告，由杨勇主持会议。周总理说:“毛主席让我来接你们回国，你们辛苦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都忘不了你们，你们仍是最可爱的人。我为什么说仍是呢?听说有些同志有些意见，说停战了，不可爱了。不，不是这样，你们仍是最可爱的人。不过这几年由于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报纸电台确实讲得少了些，还请同志原谅。”
接着总理就讲撤军的意义，讲我们把包袱抛给美帝国主义，你不走你就背着，全世界人民都进一步看出他们反动嘴脸。你要走那是再好不过了，估计短时间不可能。但是还要打可能性不大，你再打我再来，反正只有一江之隔。再说，朝鲜人民军经过战火考验，也是所向无敌的。听说几年来你们执行纪律很好，毛主席很高兴。毛主席说，要有始有终，一定要执行好纪律。军事物质装备，要尽量留给人民军，要记住我们是他们的可靠后方。走后要多开一些告别、团结大会，要多讲胜利的朝鲜人民，要为这个伟大民族评功摆好。志愿军回国时间不能一刀切，中央和军委要求在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出国纪念日)前后全部撤回……总理说，听说许多同志都想家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些军官说“一日夫妻百日离，一个东来一个西，每年休假见一面，好似牛郎会织女。”这回就要天天见面了——引起哄堂大笑。回国时一定要组织好，胜利之师嘛。到时中央将派代表团到安东迎接你们，望你们鞭敲金镫响，人奏凯歌还。
六月份我还到阳德五一二医院去一趟，那可是一个景色秀美的地方，特别是温泉到处都有。我曾有一首“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藏头诗写这里的。这个医院也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国，我们只是奉命前来检查群众纪律，其实也就走走形式，因为这些事情医院自己做得很好。我们也趁机旅游一番，以饱眼福。
七月上旬的一天，分部召开党委扩大会，所属各大单位(团)都赶来参加。林国兴政委主持会议，会议最初两天由各单位汇报，在汇报撤军工作中，准备得都不错，汽车团最好，医院次之，各大站相对差点。会议第三天任副政委就思想工作问题做个发言，吴副部长对下步工作又做了部署。又经过一天讨论后任做总结，最后林政委作了指示，总之要求各部均按总部和此次会议精神办理，撤军前再不开会了。林政委说:干好了你们有功，干不好那就是错误。希望你们撤军要撤得有功，拜托了。
会后林政委要我同他去一趟十三大站，因为那里一位王姓站长，对将库存物资一并交给朝方思想不通。他说，喀秋沙炮弹一个就是二两黄金啊，我们国家暂时还很穷，不能交。还说，交就是败家子。林政委就是专门去做这位站长工作的，但一到那里，我们发现难度很大。好话说了三千六，就是不行。把林政委气得直拍桌子，也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原路而回。
第二天林政委亲自给他打电话，调他到分部另行分配工作。他的工作由副站长代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十三大站的交接工作进行事宜，得异常顺利。那位王站长可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只是一时想不通而已。这位后来同我一起转业到营口，至今尚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一天，大雨之后河水猛涨。看到一群朝鲜儿童踢“足球”，说是足球，实际上就用一团破布缝起来的一个圆形的布团。孩子踢得很认真，在河滩上摆开阵式。两边用石头摆开球门，门将虎视眈眈，双方球员如同猛虎下山，冲来冲去。就在这时，这个布团被踢到我的眼前，顿时兴起，一大脚把它踢到水中，我愣了，孩子们也愣了，等反应过来，“足球”已被滚滚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有一个孩子哭了，又一个孩子也哭了，不一会儿哭了四、五个孩子。你以为那是个布团，他们眼里那可是足球。我赶紧安慰他们，并答应给他们一个真正的足球，他们才停止了哭声。当天晚上我就叫通讯员小张到安东去买，小张第二天就抱两个足球回来，他说，挺便宜，两个才五元钱。我几乎一刻也没耽误，就送去一个球，把孩子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余下那个球后来也叫孩子们给要去了。从这以后，孩子都认识我了，非常亲近，常常前来做客。他们有球赛都邀我观战，还天真地说:“科长冬木，你就踢吧，这球踢到水里去也不要紧，它不沉底。”在他们得知我要回国时，几乎都哭了，又要签字，又要通讯处。一群可爱的孩子。如今他们也该五十开外，流光易逝。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在志愿军后勤部干部部看到老部长姜克同志，他笑着对我说:“你的转业报告已经批准，不过我和林国兴政委都还希望你留在部队。”我赶紧说:“首长的盛情我领了，但我还是得转业。”他没再坚持。大概他知道此时此事再坚持已经毫无意义。于是他提出来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志愿军十月十日前将大队撤回国内，只留下以杨勇、王平总部首长为首的千人代表团，准备参加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出国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代表团设有秘书处，人手不足，你前去做秘书。”心想这倒是一项美差，随之答应下来，走马上任。代表团没四个分团，以司、政、后、干为主组成，我在四分团任随团秘书。先是学习外交礼仪，学习简单外语，学习跳舞等等。随后就参观访问，先后去过平壤、元山、万景台、阳德、开城等地。相继参加人民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为我们召开的欢迎会、招待会、舞会、演唱会、酒会。朝鲜人民热情至极，真是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知心的话语，激情的眼泪，没完没了。在那些日子里，代表团的任务形式上就是吃喝玩乐，而实质上则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十月二十四日晚，在牡丹峰，金日成首相举行鸡尾酒会，纪念志愿军出国参战八周年和欢送志愿军回国。参加宴会的还有崔庸健、金一和人民军高级将领。宴会前，金日成首相、杨勇司令员分别讲话。我因记录坐在前面，又因第一次有机会看见首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穿黑色西装，扎着红色领带，非常威武、潇洒，他身边站着一位人民军上校，那是他的译员，首相的讲话被翻译为:“尊敬的杨勇司令员，尊敬的王平政治委员，尊敬的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朝参战八周年纪念日，也是你们就要回国的前夕。你们为朝鲜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了毛泽东同志的国际主义援助，我代表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向毛泽东同志，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正低头记录，忽听一句东北话“算了”，我吃了一惊，是谁这般胆大，敢在如此场合，说这等话。当我抬起头来，一切都明白了，那位翻译给首相敬个礼便走开，接着首相丢开稿子用纯粹的流利的东北话讲下去。他说:“这样我感到亲切，你们也一定会感到近便。”全场热烈鼓掌。他继续说:“当年在东北和中国同志一道打日本鬼子时，我们天天吃的是中国饭，住的是中国房，睡的是中国炕，天天说得是中国话，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已经用不着再讲外交辞令，要翻译多费事。”又是一阵掌声和笑声……他说了许多赞扬志愿军的话，又说了不少在东北抗日的故事，其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川词:“旮旯”，我没听懂，坐在旁边的同志显然也不懂，都用困感的眼光互相扫来扫去。以后才知道这是东北长白山区一句地道的方言。首相的东北话说得妙极了，让我们的确感到亲切和近便(这也是东北方言)。
接着鸡尾酒会便开始了。
鸡尾酒会与其他宴会不同，餐桌沿着大厅周边摆放，中间是舞场，人们唱一段，跳一段，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主宾都没有固定席位，你离开座位给别人敬酒，你的座位便是后来人的了，你敬完酒，再找空位置坐。至于为何叫鸡尾酒会，不得而知，但它特别豪华，时间特别长，菜在整个酒会上上来下去不重样，酒也是变换花样，琳琅满目。
首相和委员长同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在跳罢第一段舞即离开宴会厅，但我们直到第二天凌晨，方放下杯筷，晃晃悠悠地回转驻地。
过后大家都说，那晚酒菜十分丰盛，但谁也没得到尽情享用，因为不懂那个宴会的规矩。比如一段一段享用就不地道，看第一道没吃完的菜撤下，大家都没吃好，等跳完舞第二段上菜时，便狼吞虎咽吃起来，很快就填满了肚子，可是到第三段、四段、五段，便心有余力不足，只剩下眼福了。有些同志说以后再参加这种酒会可要接受这次教训。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再没有此种机会了，至少我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本文收录于作者谢树文集《大树歌》）
作者简介
谢树，字广泉，乳名长岭。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农历腊月十六）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适中村。一九四六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七年参军，一九四八年入党。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历任松江军政干校教员、“四野”160师军报记者、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干事、湘潭军分区政工科长、志愿军总后三分部组织科长等职务。一九五八年转业到营口，曾任区委副书记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文革后，相继在市劳动局、机械局、电子局任领导职务。一九八七年离休（享受正局级待遇）。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干四日（农历腊月十七）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