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在朝鲜的日子（上）
一九五七年的建军节我们是在旅途上度过的。肩负着军人使命，我再次离开故乡延寿。途经尚志，看望孙秀峰同志。此时他春风得意，任县公安局长。他邀我和绿舟去家里做客，因登车时间在即，被我们谢绝后，他非让去他办公室坐一会儿。盛情难却，在那坐了十五分钟。晚八时登车，一夜无话，第二天近中午到长春三分部后方管理所。此时管理所早已将安东转寄的行李置于为我们安排的宿舍内。此处是一户一间房子，共用厨房，有煤气、暖气，也算方便。临时找了个小保姆帮助照顾两个孩子。如此就算设下我家的后方，日后好去朝鲜。
出征这天终于来了，这是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绿舟带明星到车站送行，她千叮咛万嘱咐。我说:“回去吧，多保重。”车启动了，绿舟跟着跑了几步喊道:“到朝鲜就来信!”我也大声回答:“记住了!”列车终于将她们母子的身影抛在后边。绿舟真不容易啊，一个南方人，从没离过家门，现在背井离乡到了一切都十分陌生的北国，人地两生，举目无亲，要带两个孩子且就要远离丈夫过日子。坚强的绿舟，在我面前她总说:“不用担心，我能行。”她在极力消除我的不安情绪。
在安东没费力气就办妥出国手续。志愿军专车一启动，播音室便放出了“雄纠纠气昂昂”的志愿军进行曲，歌声一停，专车便稳稳地停在新义州车站。新义州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也是朝鲜边境城市。我们到这里就算出国，随即上来一男一女两名人民军军官，这是两位口岸签证工作人员，他们一一察看护照。随我一起去三分部的王同志说:“现在松多了，中立国检察人员撤走，而今只是形式主义罢了。”
我们乘坐的软席车厢里都是大尉以上军官，坐在对面的一位中校在反复打量我，车过新安时他忍不住说道:“你是大记者吧?”我定睛一看，也把他认出来了:“你是孙营长，当然，现在你已经不是营长，我怎么称呼你呢?”他一起的同志说:“这是师参谋长。”他急忙说:“你还叫我孙营长好了。哎呀，我的大记者，你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别就是十年啊，这可不是个短的日子，我们都挺想你的。”
又是一段回忆。辽西战役后，有一战报上登载一则几十字消息:《我侦察营一枪不放活捉敌一个连》，前线指挥部命我前去采访。我在一间民房里找到孙广信营长和教导员乔大志，还有两个连级干部。我们在一起混了一整天，总算把那次战斗的来龙去脉弄清。孙营长是战斗英雄、孤胆英雄，历史上曾屡立战功。他们这个侦察营十分了得，军龄都在三年以上，排以上干部全打过日本鬼子，战士们个个都是机灵鬼，捉拿技术上乘，一个人对付几个敌人不在话下，经常出没敌后。他们的战斗经常是无声的，弄出响来被看成是错误。执行任务时，他们还有一套独特的联系方法。孙、乔二位介绍说:“那是堵截廖耀湘兵团，我营奉命到纵队接受任务，在路途中发生的事情。那个夜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走东新民农家的毛道上，那种道只能容一个人行进，可我们任务急，就排成双行前进。因为是在敌占区穿行，纪律很严，绝不准弄出声响来。行进中忽然从对面挤过一队人马，队伍中吵吵闹闹骂骂咧咧的，一听就知道是敌人，估计有一百来人。于是我们用特定的手电暗号迅速通知各连，待敌人临近活捉他们。这一招完全出敌人意料，被活捉时，他们还狂喊:“别他妈闹，你抱我干什么，你吃饱饭撑的?”“不许说话，我们是解放军。”在匕首前他们才聪明起来。乔教导员说，咱们自己也出笑话，那次是我们几个人抱一个敌人。可是有一组抱住的竟是自己人，被抱住的战士轻声说:“撒开，我是自己人。”连长走过来用手电照照，才将他放开。那次我们活捉敌连长以下123人，缴获机枪挺、手枪四支、步枪八十八支，子弹六千余发。
对此，我曾在军报上为他们发过文章。发稿前为了核对我又一次到过这个部队，住了两天，同干部战士混的更熟了，他们半开玩笑的称我“大记者”，这个称号叫了很长时间，没想到今天又有人提起。
孙营长说，一进关，我就调离侦察营，以后又调离那个军到朝鲜来，听说乔教导员已升任团政委，其他干部战士，除个别复员外，都已晋升，大都在那个军任职。我也简单介绍了自己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换我的同行回国时便说:“你是为我们做好事来了，谢谢大记者!”他在平壤下车，临下车前给我留下通讯处，并说:“大记者不要忘记老朋友，写信对你也不是困难事情。”我当然答应下来，但也是一笔欠帐。
和我随行的王同志说:“谢科长真不简单，看不出你还是位文化人。”“战争年代那是凑数的。”我解释说，“那时能拿动笔的就可以。”他不住的摇头。
一路上到处是炸弹坑。坑很大，深十几米。坑沿的直径也有十几米。铁路边的树木弹痕累累。战争时期王同志就在这里打过仗，他说美帝国主义非常疯狂，狂轰滥炸。F84下边有条牛也是它扫射对象，人就更不放过。许多城市都被炸成一片废墟，平壤就是其中一个。许多乡村也没能摆脱厄运，连一间能住人的房子也没给留下。人员伤亡更大，每个家庭都有。他说朝鲜人民是坚强的人民，那么严重的灾难他们都挺得住，没见过有人哭天抹泪。他们对志愿军感情最深，被看成是救命恩人，而对美帝最恨，不共戴天——真是恩怨分明啊!
在三登我们下车，此处距我要去二八〇部队还有十八公里，我们很快找到了部队的接站车，在车上遇到一见如故的邓芳明同志，他是二八〇部队的法院院长，人豪迈、爽快。当他知道我是谁以后便说: "老兄，怎么现在才到，滕云同志可急坏了。”滕云就是我要换回国的组织科长，他要到我那里当科长，我们互为继任，所谓对调。一路说说笑笑车便到了司令部，这里距我去的政治部有四公里。趁有人下车机会，邓托人打电话给滕，要他们去车站接我，因此车到时，滕正带领全科同志守在这里，邓芳明同志一一作了介绍，之后他们给我扛着行李，背着背包，顺着山间小路来到组织科办公室。这是山岗上的一栋简易房，石墙石瓦，真正的石屋。室内地坑，地面是土的，共分三间。东屋是三位助理员宿舍，中间屋较大，这是办公室，有秩序地安放五张办公桌。西屋是滕云的宿舍，也是我的未来宿舍。那里有两张床，看得出有一张床是新安置的，大概是为我准备的。副科长孔兆祥宿舍在坡下，距办公室50米，两间独立的简易房。副科长正下去检查工作不在家。办公室外有两块地，这是科生产用地，其中一块种的西红柿，红绿交加，果实累累，十分可爱。地头放着半截汽油箱，滕云指点说:“这是小便池，尿是肥料，用它浇地效果最好。”
当晚晋见政治部陈中主任。见面时他有思想准备，而我吃了一惊。原来他也给杨梅生司令员当过秘书，是我的前任，他准备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我才调到杨司令处任私人秘书，我和他相处近一个月，直到他去南京。
他笑着说:“我不但知道你要来，而且你来还是我选定的。”“是啊，你是我直接首长。”我连忙说。他摇摇头:“你别来这一套，小谢，对我你可是知根知底。”我示意他终止这种谈话，他笑了:“没外人，咱们这是家里话。再说，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啊，连李贞你都敢碰。”
这又引起一段佳话。
那是一九五二年，就是我和陈中主任相处的那一个月里。有一天省交警处打来电话，一名女同志口口声声要找杨梅生。那时地方同志对司令员没有直呼其名的，连省委主要领导都一口一个杨老。我听了心有气，正好杨司令员在大院内开党委会不在，我就没好气地说:他不在!”顺手就把电话放下。可电话又响了，再接电话的时候里面声音很大:“你告诉杨梅生，叫他接我来，我叫李贞。”那时我对李贞这个名字还不熟，只好叫通司令员电话，带着情绪向他说:“交警处有个女同志来电话，口口声声找杨梅生，没大没小的让你去接她。”我的情绪奏效了:“谁呀，他妈的别管她!”电话挂断了。几乎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来，还是司令电话:“你问问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她叫李贞。”“好小鬼，你几乎坏了大事，快备车，我们一同接她去，快快!”司令员连说两个快字，看来很不一般，但我还是莫名其妙，交警处会有什么大官，看把司令员急的。
于是开出一台吉普，一台轿车，将李贞接回。看得出，司令员在这位老同志面前毕恭毕敬，她比上级还上级。对司令员的称呼比在电话中更有变化:“梅生”、“裁缝”、“小杨子”，叫得那么随便，那么亲切。司令员侍立一边，李贞按着他的肩膀叫他坐下。刚刚坐下，李贞一问话，司令员猛地又站了起来。我虽然跟司令员一段时间了，但我还没看到过他这种样子，就是在罗荣桓政委面前也不这样，今天司令员是怎么的了，大惑不解。李贞在这里吃顿饭，就回转北京。
有一天，这个谜终于解开了。那天司令员兴致很好，邀我们一起打麻将。“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我看着正在出牌的司令员。司令员头也没抬说道:“小谢打什么官腔，有话就说!”“李贞只不过是副军级干部，那天她来看把你吓的!坐立不安，还一口一个'首长’。”我提出了问题。“你等着小鬼，”听，又成小鬼了。他从来也没管我叫过秘书，他说这样显得亲切。他也不让称他为司令员，让他身边工作人员一律称他为老杨，可从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等我打完牌再讲给你听，她不仅是我的首长，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司令员在继续打牌。晚上，他把我叫到跟前，便告知这一切。
原来，一九二七年湖南浏阳有一支我党领导的支队，副支队长就是李贞。那时李志民、李天佑、熊伯涛等人都在那里当战士，裁缝出身的杨梅生当通讯员，因为人小(十二岁)，背了一支一声雷(只能打一棵子弹的半截枪)。在一次战斗中，他把枪跑丢了，这按当时的纪律要处死。当人们把他绑着去执行的时候，他的哭声惊动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副支队长李贞。李贞便截留下弄清情况，李贞问捆绑着的杨梅生:“怎么办，小裁缝?”杨一边哭一边说:“死呗。”李说:“不死不行吗?”“那怎么能行，红军铁的纪律呀!”小裁缝诚惶诚恐地看着副支队长。副支队长说:“这样吧，允许你戴罪立功，在下次战斗中你缴获敌人一支枪，就算将功折罪。”小裁缝想了想:“怕是不行。”“怎么不行?”“你绑着我，我怎么能缴敌人枪，可你放开我又怕我跑了。”“我们信任你。”副支队长随即给他解开绑绳。在下一次战斗中，在同志们帮助下，他不负众望，果然缴获一支汉阳造。从那以后，副支队长对他百般照顾，认为他是有出息的战士。他把副支队长看成是大姐、上级和恩人。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地位变了，但这种关系一直没变。
“啊，我明白了，她可真是你的上级，也真是你的救命恩人，怪不得你如此尊敬她。”等司令员说完，我才恍然大悟，真是巾帼英雄，后来授衔，她是解放军中唯一的女将军。
在这次晋见中，陈主任介绍了分部情况：一名队长三名副队长，政委、副政委各一名，参谋长、主任各一名，还有一名干部部长。下设政治部、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军事法院。除组织、宣传科有正副科长外，其它科室均一名科长。组织科长滕云就是你要换的那位，在这次运动中，他有错误言论，已经批了数次。他态度尚好，只是思想负担很重。你做做他思想工作，该同志一贯表现好，出身历史均无问题，党委初步意见不予处分，但你先不要告诉他。“这场运动”是众所周知的反右斗争，此间人们普遍表现紧张，唯恐大祸从天降。成为敌人，而株连亲友，而失去为党工作的机会。当时人们的感觉是革命和反革命已经没有严格界限，几句话，几篇文章，一份讲稿，或同情某个同志某个观点，都可能成为敌人。
随后回到组织科，滕云向我介绍科内情况：副科长孔兆祥是位工农干部，学习很好，工作也不错，原来在地方当过区长，支前时参加部队，家中有爱人和一子一女，爱人原在广州工作，现已调双鸭山煤矿，滕云还介绍高、刘、魏三位助理员情况，接着话锋一转就说到他自己：“你见到主任时他一定向你说了，我在这次运动中犯了错误，已经批了几次，还在继续批，大概我党籍军籍都保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没想到我滕云竟落到这种地步，我准备回家种地去!”说到这他伤心地哭了。“没那么严重，说错话检讨检讨就是了。”我尽量漫不经心的说。他很机灵：“怎么，你知底，陈主任当你说过?”我摇摇头，主任有言在先，我怎么敢直说。但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我还是说:“快做去湘潭的准备，那里有许多工作正等待你去做，那里的同志也正准备欢迎你。”他似乎若有所悟。
他带我去食堂进餐，这里青菜很少，肉类也无多，都以罐头代替。初吃起来还可以，但住久了的人都说受不了，口腔总破，眼睛发锈，口干舌燥。医生说这是缺少维生素的结果，若是能经常吃到蔬菜就好。
晚上，同滕云同志谈了许久，他是第一批入朝的老兵，知道的很多。这场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母到处都有。有的全家被炸死、杀死，几乎家家都有牺牲。他在战后去过许多村镇，那里差不多成了女儿国。男性公民除了戴纱帽的老年人就是顽童，青年人一个也没有。他们没房子住，没衣服穿，没饭吃。他们的牛被炸死，农具被炸光。然而，这是个坚强的民族，从没看见有人悲观失望，哭天怨地。战后各地党的细胞委员会正领是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这里盖房子、种地、打柴、打井、兴修水利全是娘子军。她们不怕苦，不怕累，时常连一根咸菜条也没有光捧着饭碗吃，就这样，也常常填不饱肚子。她们对美帝国主义仇恨满腔，咬牙切齿，可一见志愿军“冬木”(鲜语同志的谐音)就喜笑颜开。那些上了年纪的“阿妈妮”(妈妈或大妈)，总是将“冬木”拉近身边，拍拍肩膀，拉拉手，显得十分亲热；那些年轻妇女，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瞅着“冬木”满脸是笑。总之，她们恨得深，爱得也深。她们热爱自己伟大领袖金日成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你可别说她们不哭，若是提到伟大领袖的名字，她们就会泣不成声。她们很多人都不会说汉语，可是她们最高兴的时候总是用汉语大声喊道：金日成、毛泽东，毛泽东、金日成！并且将两手高高竖起。
滕云同志谈到，这里到处都是妇女，也产生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男女关系问题。我军可是仁义之师，广大官兵都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那条不调戏妇女被视为重点，七年来在这方面发生的问题极少。滕云同志说：这里也有唐僧取经到女儿国那种情形，受妇女调戏，女人主动偷情，对此，我不仅听说过，还看见过。某部一个通讯员，突然失踪两天，大家还以为被特务俘去或杀害。经搜寻找到，他一丝不挂被绑在床上。他是被四个妇女抓去的，成天纠缠，幸亏战友把他解救出来。政治部一个医助在给群众看病时被一年轻妇女盯上，那个妇女每次来的时候都带上一些食物，如栗子、地瓜、苹果。在加上这位医助来者不拒，那位妇女便趁机动手动脚，或将自己吃的食物余下一半塞入医助嘴里。一天晚上，那妇女以为时机已到，突然抱住医助又咬又啃，把这个不满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吓得大声喊叫，等同志们赶到，那妇女并不在乎，当着那么多人面，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的喜欢他，他不干不行。”过后大家还是批评了那位贪吃的医助。
滕云同志还告诉我，这里规定不准单人外出，我说:“怎么，怕被抢走?”“有这原因，也怕被特务袭击。”滕云同志说着说着打起呼噜。
我许久许久没能入睡。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无限感慨。现在是头顶人家，脚踏人家，抓把土闻闻也不是祖国气味。我是山里人，但走出大山已经十年了，这回又进山了，而且比在家乡时离山更近，营房就在山上。两山之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看只有一线天。这里与家隔绝，与国隔绝，与世隔绝。又想到远在祖国北方的母子三人，我们过去在一起总恨时间短，其实基本都在一起，偶尔出差、学习那也没几天。这次时间可能要长，因为绿舟要安排工作，还要办理出国签证，究竟需要多长时间，现在不得而知。陈主任说谢绿舟档案已到，得抓紧办理。但愿她们母子早日赴朝，免得久住那人地两生的地方。渐渐，我也入睡。一觉醒来，滕云同志正在等我去食堂用餐。
早饭后，滕云同志陪我去司令部报销旅费。这段路是一条河道，旱季无水，可一到雨季便汪洋一片。两侧青山，但川口不大，晴天人在河道中走，雨天便在山上行。在这段路上，沟沟岔岔都驻有我们部队。两公里处，就是分部礼堂、招待所、广播站。腾云同志说那个礼堂除了开会用外，还演戏跳舞。
司令部建在一个傍山近水的地方，各科都在这里。警卫营、通讯营、汽车连、军邮站、服务社，都设在与此不远的地方。报完帐我便成富翁了，有300元。随即到服务社买些应用物品，又托服务社要回长春的袁静同志给绿舟捎去250元。
在回来路上，滕云仍是不放心说:“陈主任对我很凶，他不会轻易放我走。今早他曾打电话说，要我快点把工作交给你，听口气还要继续搞我的问题，这种日子可真难过啊。”看了看他，我没说话。他接着说“我就说我们那个村里这些年生活水平提高不快，有少数人还吃不饱，穿不暖。其实这些都是真情实话，他们就上纲上线，揪住不放。看来非得回家种地不可。”我拍了拍他笑着说:“怎么，老兄，我昨晚说的话你还没听明白?你还是做回国准备吧，这里没你的事了。”停了停我又说:“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这下子他豁然开朗，连声说:“我明白，我明白。”中午陈主任就电话找他，在那里他整整呆了一下午。吃晚饭时，他兴高采烈的回来。他走到我的面前:“还用说吗?”我摇摇头抓住他的手连声祝贺。
接着他与孔副科长通话，先是辞行，说等不到他回来了，很快就要回国，向他和他家里表示最好祝愿。随后对我做了介绍，当然都是一些赞扬的话。
我去的第四天，也就是八月十九日，全科还有政治部其他同志，将滕云同志送上西行的志愿军专列回国。走时他异常激动。一个久居国外的人，一个长期过着“一日夫妻百日离，一个东来一个西，每年休假见一面，好似牛郎会织女”分居生活的人，一个政治上刚刚解放的人，此时此刻如此开心，完全可以理解。他临行曾对我说，看得出你是关心体贴别人的好同志，对我的事，在陈主任面前没少说好话，我感激你，忘不了你。可这位同志一回国就泥牛入海无消息。文革中，我被打成三反分子，在牛棚里曾托外调的同志给他带去一封信，也没有回音。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志愿军要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陈主任当面布置选出席代表事宜，我顺利地办好这件事情。陈主任当人说:“这是位能干的年轻人，办事认真，干净利索。”其实工作都是大家干的，我只是当当调度罢了。
因我兼任党委秘书，经常车来车去参加党委会。做记录我是内行，有话必录，重点突出。由于主要领导全是工农干部，所以字写得尽量工整。对此深受常委们的好评。有一次政委(党委书记)对我说:“你是合格的党委秘书。”他看我困惑不解，便说:“你们那位副科长记录就没规矩，总滔滔不断发表议论，各位委员都有意见。我没少提醒他，可他总改不了。你只管记录，一言不发，又记得那么好。难怪党委成员都如此满意。”
开过两次科务会。会前先下安民公告，要他们做好准备。由于与会者都有数，所以两次会都不长，而且会上尽量听取他们意见，归纳他们意见，议而有决。再加上一开始就和他们打成一片，平等待人，所以取得他们信任。
与在国内不同，此间每人都有块小地。可种菜，可种花，人们侍弄得很细心，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看来底肥也好，花和菜都长得十分茂盛。我接收的就是滕云那块西红柿地，不负所托，秋收时我往食堂缴的菜最多。不久，孔副科长回来，他一到机关就感冒了，我去看他，并嘱咐他多休息几天，别急着上班。
孔副科长人很内向，喜怒不形于色，不冷不热，同我完全是不同性格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在以后一年多共事中，有事共同商量，有问题主动解决，发生问题我主动承担责任，而且有话说在当面，我们配合的颇好。一年后谈心时他对我说:“你谦虚谨慎，推功揽过才华横溢，做起事情有条有理。陈主任说的对，干净利索。说实在的当初我知道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就感到很大压力，唯恐搞不好关系，现在看是多余了。”因为已经处到无话不说地步，我也开诚布公:“我谢谢你的信任，但你对知识分子看法上有片面性，他们中好的还是居多居广，落后的自以为是的那是个别的。至于我，你千万别当知识分子，顶多比你多读几本书，我请求你把我同你看成一样。”他笑着点点头；“我听你的。”
朝鲜行政区域同我国差不多，只是名称不一。他们是内阁制，内阁设首相、副首相。国家机关分省，省相当于我们的部，如铁道省、外务省等。地方则分道，道相当于我们的省。道下设郡，郡相当于我们的县，县下设里，里相当于我们的乡(村)。各级行政首长都称委员长，郡以上党组织都设党委员会，也称委员长。里则称细胞委员会、细胞委员长。
我们驻地是江东郡南山里，一个道地小山村。这里也是到处布满战争痕迹，全村几十户人家，战争就夺去四十多条生命。房子都是战后我军帮助盖起来的，吃穿仍然十分困难。看他们穿衣戴帽十分可笑，所穿的服装都是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捐献来的，有苏联少数民族的，有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捷克、越南、蒙古、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数量最多的还是中国的。这些衣服除少数西装外，多是民族服装，把它配上朝鲜民族服装穿戴起来，滑稽的很，可朝鲜同志似乎早已习惯。
虽然如此困难，但群众都非常乐观。在村里，在田间地头，经常看见他们跳舞唱歌，有说有笑。还时常拉上“冬木”一起跳、唱。他们有吃的毫不吝惜，一个苹果也分几块吃，而且“冬木”吃到的都是大块。同附近群众熟了，他们给你酒喝，也向你要酒喝。穷朋友，什么不要啊，衣服啊，毛巾啊，牙具啊，火柴啊。还向志愿军女同志要口红、脂粉，还有扎头发用的红、粉、黄各色绫子。当然，这全是年轻姑娘。
政治部的翻译是人民军一位中尉，名叫朴大恰。他在政治部已工作三年，同大家相处甚密。我虽然新来乍到，同他也有交情。他要结婚了，姑娘就是我们这个小山村的，结婚地点就在这里。他说朝鲜结婚同你们中国有很大不同，大家前去观观光，再说，中国同志能去也是给我增光啊，那天临去前他偷偷地和我说:“科长同志，今晚你得救我。”我笑了，不知他的话从何说起。他看我不明白就说:“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我只要你在我挨打的时候，说志愿军后勤人民军联络部长有电话找我，你说了，他们信，我的科长同志。”我不以为然，结婚换什么打啊，岂不怪事，但我还是满口答应下来。
婚礼很隆重，多是女眷，不少人都讲了话。新郎新娘到处鞠躬，也说了不少话。但我们一句不懂，只是跟他们傻笑一气。新郎会说中国话，但他已经无暇说给我们听。其实不说我们也懂，反正都是一些祝福的话。接着就是吃啊、喝啊、唱啊、跳啊。菜不少，猪肉、鸡肉、狗肉制品，米饭、打糕花色品种很多。我们这些“冬木”不会跳舞，不会喝酒，只出嘴巴吃，出眼睛看，出耳朵听，倒也悠闲自得。可隔了不久，这些姑娘就发疯似的把我们拉起来，跟她们转啊、跳啊。她们还有一种顶头舞，相互拉着手顶着头跳，实在有些受不了，弄得你天旋地转，她们还不肯放手。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又过来一批姑娘，不容分说拉起来就跳。就这样，吃喝跳直到夜半。
与此同时新郎官可遭罪了。一群姑娘把他按到炕上，用木板打他脚心、手心。打一阵，说一阵，说一阵，打一阵。那些姑娘可真厉害，打得新郎官又磕头又作揖大声叫喊。再看那脚心、手心打得红红的、肿的、高高的。新郎官眼泪都下来了，可这些姑娘还是不肯放手。她们又喊又笑，似乎不是在打人，好像是在做游戏。可更奇怪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该吃酒的吃酒，该跳舞的跳舞，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这时我发现有个华侨，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说:“这是朝鲜人结婚的传统规矩。”我说:“她们打一阵说一阵，都说什么呢?她笑着说道:“说什么啊，什么都说，你听，'大恰心不良，抢人大姑娘’——抢人家姑娘还不挨打啊，还有许多挨打的理由，比如，你耳朵长得这么大，该打；你娶媳妇在老丈人家，该打；你结婚不准备外国酒，该打；你又喊又叫，该打；你不叫我们姑姑，该打；你这打糕太硬，该打，你这狗肉不好吃，该打……”天啊，这场暴打如何能躲避。啊！我突然想起朴大恰和我定的的那个计谋，马上告诉通讯员快说。还真奏效，姑娘放开他，他一瘸一拐的去“接电话”。
第二天，这位新郎官向我兴师问罪，怪我没有及时的解救他。我说:“你没看到，我也没空啊，那舞跳的我眼冒金星。”
八月三十号，给绿舟寄出入朝签证，就奉命去汽车团检查工作。这个团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新木。先坐志愿军专列到平壤，然后坐朝鲜火车前往。因等车在平壤要住上一天，顺便观观光。这时的平壤，经过几年建设已经楼房林立，金日成大街已初见规模。招待所对面就是铁道省，有一位穿两条宽裤线的将军正组织踢足球。朝鲜同中国不一样，带衔的不只是军人，警所、邮局、铁路的人都带衔，区分是衣帽颜色不一样，帽徽不一样。招待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按衔服从，首长的话就是圣旨。上级的车下级不能坐。上级同人谈话，下级只能待立一旁，没你说话的份。
据讲，停战时的平壤是一片废墟。在医治战争创伤方面，志愿军同样出了大力。许多建筑材料都是用军车从国内运来的，他们用同美帝作战的那双手顽强、艰苦地帮助朝鲜人民重新建设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到朝鲜战争纪念馆参观，战斗英雄数不胜数，每位英雄都有自己独特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展览大厅中有架米格15飞机，在这架机身上印有九个红星，说明这架飞机曾击落过九架敌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朴金殊上尉是共和国英雄。在被他击落的九架敌机中，有一架是这样坠毁的：英雄在一场空战中击落一架敌机，炮弹已经打光，可另一架敌机还死死咬住他不放。英雄知道这时必须脱离战斗，只要将操纵杆拉到尽头，让飞机迅速爬高，再加大油门疾驶便可甩掉敌人。但是这位视死如归的英雄，怀着对敌人刻骨仇恨，并没有脱离战斗，在敌机从他的机下冲过又转回的一刹那，英雄将机头对准敌机加大油门猛然冲去，要同敌人同归于尽。被吓懵了的敌人，慌乱中猛推操纵杆，一下撞到山上，只听轰的一声人机俱毁，而我们的英雄却胜利返航。
有时我们也到街上转转。商店不景气，商品奇缺。衬衣在柜台里张开放着，纸烟、火柴每个商店都没有几盒，肥皂、牙膏根本没有。来时有人托我买个老鼠夹子，走了好几个商店，服务员都是摇头。许多的商品的商标上都写着中国字。进商店的人不多，表明购买力低下。
在车站有位人民军少尉正被围攻。那少尉立正站着，一个劲点头、敬礼，像是对众人道歉。听人说这少尉对老人不那么礼貌，这在朝鲜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在朝鲜老年人普遍受尊重。如果晚辈对长辈不尊重,那是大逆不道。在村里，党的细胞委员会有事，事前要同老年人商量一下；那些头戴纱帽的老者，被看成是圣明。
在招待所里人们议论的话题多是祖国。人在异国他乡，不免思乡，战后就更加严重。每每包围休假归来的同志，要他们介绍祖国大好形势，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有人从国内带点土，也大家平分，闻来闻去，以寄托乡思。
战后慰问团逐渐少起来，报纸、电台、电视也很少报道志愿军情况，国人对“最可爱的人”热情似乎也不如以前那么高涨。这种情形在志愿军中反响很大。这件事被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了，他说:“最可爱的人还是最可爱的。这几年因为重点转移到建设上，对你们宣传是少了一点。但祖国人民可没忘记你们，你们都是保家卫国的有功之臣。”听到周总理的话，大家感到欣慰。
八月三十一日，我终于乘上从平壤去新木的朝鲜列车。这列车很奇特，坐席在一侧，另一侧是走廊。车窗很小，车内乘客不少，空气异常污浊。据说这是战后苏联提供援助的——还是苏联十月革命前的车厢，真是老古董。
车厢分三等，按照规定我坐进了二等车厢。这里的乘客比较少，对面座位六席，但均未坐满。我的座位对面是一位人民军上校，笔挺的毛料服装，大马靴黑亮黑亮，肩章闪闪发光。看年纪不过三十岁，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英姿焕发，威风凛凛。开始他并没有看我，两眼瞅着窗外，似乎想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开始打量我。而当我与他对视的时候，他又避开我的目光。从他打量我的眼神里，好像认识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大尉同志，我可以问你吗?”“请便，上校同志。”我也在打官腔。“你认识王子仁副师长吗?”他冲口而出。王子仁副师长是160师586首长，朝鲜族，黄埔军校出身，在东北当过骑兵师参谋长，那可是文武双全的领导干部，打过许多硬仗、胜仗，只是中国话说的差点火候。我在战地医院当协理员时，有一次来了许多伤病员，一时安排不了，在医院走廊里躺了许多。正逢586首长来这里检查工作，见此情景大发雷霆。吼道:“你什么人，你真不知天多高地怎么样了……”我们憋不住要笑，但谁也不敢笑。“限你们半小时，你们要把他们……”他不会往下说了，只是用双手比划，像往外推什么似的。我最先明白了，他是要我们在半小时内将伤病员都送进病房。他就站在那里瞅着我们立即行动，直到安排好最后一个伤病员，他才有了笑模样。问我:“你是领导？叫什么名字?”当我告诉他以后。他点点头走了。这是在湖北宜都县，后来到了常德军分区时，他任第一副司令员，我在政治部当干事，彼此又打过几次交道，他很容易接近，颇有群众观点。打交道时，不都是谈公事，他很愿意同下级聊天，而且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在他面前，我也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同他在一起总是很愉快的。这位首长在朝鲜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奉命回国，从那以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不知这位上校因何问起他来。
“认识，上校同志。他曾是我们副师长、副司令员。”“你还认识我吗，谢树同志。”他居然叫出我的名字。我正在惊奇中，他说:“我是金大元啊，是你的学生，三区队长同志。”还没等我说话，他又说:“我是王子仁的秘书啊。”“好家伙，是你，上校同志，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那还是在天津城外，当时我在教导队二队(政治队)任三区队长在那里来了一批学员，金大元就是其中之一。他家在黑龙江省延寿县柳河住。因为是老乡，相处的更近。当时他是警卫营的文化干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四个月时间，到河南省南阳县他们毕业时才分开。以后部队到常德时，他给王子仁副司令员当秘书，因常来常往，更加密切。后来，他同副司令员一起回国抗战，再就没消息。出乎意料竟在这里巧遇，这也是他乡遇故知啊。
他告知说，王子仁副司令员一回来就调任人民军总参谋部工作，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到朝鲜后原建制师没变，人民军没看起这个土里土气小米加步枪的部队，看我们没飞机、没大炮、没坦克直摇头。他们不住地说，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帮凶可不得了，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武器，B52飞机能在两万米高空投弹，袭击目标几乎百发百中。F84歼击机遮天盖地，它既能在高空作战，又能超低空扫射。那个号称“美洲虎”的空军部队更是十分嚣张，声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向无敌。坦克、铁甲车、自动火炮、大炮、汽车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在战役中、战斗中均起到快速推进作用。总之，在敌人仁川登陆后，一些人民军同志夸大了对敌人军事力量的估计，在客观上产生了恐美情绪。
上校说在这方面，我们在国内受到毛主席很好教育，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不可怕。我们也曾向他们宣传这个道理，但那时他们并不完全相信。直到进行第一战役，特别是第二次战役，我们配合三十八军，先后消灭李伪军一个团、加拿大雇佣军一个营、美军一个连，整个战线向前推进三十公里，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质，而我军伤亡甚少。我师这两次战役惊动了总部，惊动了最高司令官，惊动了全军和全国人民，从而，有效地医治了恐美病。此时这支部队声威大震，接着在人民军整编扩建中，我们这个师团一下子扩成两个军团，所有战士都当了军官，而原来的军官大都连升三级，我由中尉一下晋升中校，两年后又晋为上校联队长。
上校接着说：事实证明，他们看不起我们是没道理的，要知道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四年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我们靠的是人，不讲唯武器论。敌人是不义之师，我们是正义之师，正义之师是无敌的。你看，不就是凭这个，将美帝国主义打败了吗。上校说话的立场完全是我军的立场，他一口一个“我们”，一口一个“毛主席”，一口一个“抗美援朝”，而且对人民军的官兵关系、政治素质还有微词。我担心他说出更不利于团结的话，急忙打岔。经了解，他家还住在延寿，父母均健在，常有书信往来。他爱人是人民军少校军官，老家是黑龙江尚志县黑龙宫的。上校说，我正要求回咱们祖国，还没批准，估计不成问题，因为已经停战，我是中国人啊。
他要继续坐车到开城去，而我在新木下车。下车前他给我留下通信地址，可惜我一直没与他通信——那是人所共知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八月底，我因公来到汽车九团。该团驻在新慕郊外，那是一个靠山近水的地方，横看成岭侧成峰。横面全是人工掏成的汽车库，工程浩大，惟此车库不怕飞机炸，不怕大炮轰。团政治处黄主任把我从车站接回路经此地，指点说，这可是第一流的汽车库，战时还能成为全团的防空洞。我下车看了几个，的确如此。再乘车十分钟，就到了他们的营房。营房红砖白瓦交织一起，大玻璃窗户耀眼明光，在国外地成一流。大操场设备倒也齐全，场内正在操练汽车，马达轰鸣声一片，还不时传来指挥员命令声音。在场内一角还正在进行一场篮球赛，运动员各显身手，拉拉队叫喊声此起彼伏。
一进屋，这里的黄主任就说:“先洗洗澡，我们去年修了个浴室，因为司机、机修人员要天天洗，所以天天开放。条件蛮不错，甚至还有淋浴呢。好在今天不工作，你的任务就是休息，这是陈主任的指示，他电话中说，你刚入朝，要我们好好照顾你，等明天我们再向你汇报工作。”我说:“好，恭敬不如从命。”
晚饭很丰盛，有各种蔬菜，各种罐头，甚至还有刚从志愿军专列上买来的烧鸡和香肠。黄主任还从他的写字台里拿出半瓶茅台酒，王守一政委、赵华团长也赶来参加，据说各种肉食都是王赵首长送来的。那时全是这样，招待客人均由自己掏腰包，而且只限一餐，以后就全由客人自己付款。这几位酒量都不大，四个人顶多喝二两酒。看来余下的酒黄主任还可以招待一次客人。饭后，这几位非拉我同他们打一局扑克不可。王、黄是老搭档，据说配合默契，在团机关数一数二。赵团长也是名手，但由于配手不佳，常常输给王黄。打牌时王黄嘴也不闲着，对赵说:“这次谢科长又跟你倒霉了，败军之将，败军之将。”说好三局二胜，第一局果然王黄胜了，这样他们的俏皮嗑就更多了，对此，赵团长满不在乎，说:“我们先让他们一局。”可是第二局由于我逐渐熟悉了牌路，特别是熟悉了赵团长的牌路(赵的牌技决不在王黄之下)，与此同时，赵也看出了我的牌路，也知道在这方面遇到高手，但我们还是很费力气的扳回一局。到来第三局那可是一帆风顺，把那二位赢得互相埋怨，闲言碎语没有了。这回赵团长可有词了，直逼得黄主任说了软话：“你就饶了我们吧。”一阵笑声中散局了。
第二天，团首长领我参观团荣誉厅，奖状、奖旗挂满墙。英雄团一面大红旗上的金黄楷书闪闪发光。英雄照片近百张，英雄事迹简介附在每张照片下边。有一架敌F84战斗机的部分残骸置于厅之一角——这是英雄司机王坤林为引开敌机，保住团运输车队，夜间打开车灯，时而迅跑，时而减速，时而停车与F84机周旋，长达半小时。最后，那架敌机竟碰山而毁，而我们的英雄却安然无恙，他确保了团运输队安全完成运送弹药的任务。王坤林是汽车团三营营长，在多次战役中，他出车百余次，次次完成任务，人车没受过伤，真是奇迹。他们团立过两次集体功，多次受志后、志愿军总部表扬。战争中他们牺牲了三十七人，损失汽车二十八辆。黄主任说，其中有两辆是自己推进山涧的，这两辆车都是在夜间行车中抛锚，挡住整个车队前进道路，被推下山涧的，司机苦苦请求给他时间保证修好，但人们还是不容分说给推下去了，气得司机连哭带骂。有啥办法呢？为了保证车队按时安全完成任务，只好如此。其中的胡永昌同志现在是三连连长，对此，现在他还耿耿于怀。在以后日子里，我见到过王、胡两位英雄。
这一天，黄主任给我介绍了许多英雄，他们大部分都已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些年轻人大部分不超过二十几岁，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在异国他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来新木已经十天，团首长系统地汇报了情况。我又召集了几次座谈会，找一些同志个别谈话，果然同领导介绍的一样。此间的“运动”无声无色，他们没有所谓右派，也没有应该批判的重点。这个英雄团所有的军官和战士都是模范人物，他们对党和政府忠心拥护，甚至发牢骚讲怪话的也没有，难怪无声无色。运动开始他们就组织学习文件每天四小时，对报上公布的右派言论乃至右派组织大批判，热火朝天，但一到联系实际就无声无色了，其间还受过分部的批评，但也未见好转。按团首长说法就“知道白白浪费时间，可我们还不敢结束”。
我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临来时陈主任有交代：经前段运动看，汽车九团问题不大，你再了解一番，如果就是没有重点，那就转入内部风好了，每周几小时由他们自己定，但要用你自己的名义说，不过你别担心，这是分部党委意见。
于是，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我说了上述意见，可喜坏了这几位领导:“谢科长，你可是大慈大悲，把我们解放了，主要是思想解放了。”“来，我们还得打扑克，从你来了，赵团长就成冠军了，他是兔子跟月亮走，借好人光了。”黄主任又把赵团长褒贬了一顿，赵团长还是笑而不答。我说:“你说的不对，赵团长可技高一筹。”大家说说笑笑又玩起来。
本来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团首长硬把我留下看他们单车训练。技术很高，包括团长在内，全是第一流的。单车行在三百米铁轨上，如履平地，在90角转弯时神话一般，汽车行进中司机跳上跳下，如演杂技一般，真不愧英雄团队。最后一个节目是模拟同飞机周旋，指挥员用报话机喊敌机动向，驾驶员则准备的做各种对付动作--急驶、慢驶、停、靠近等等。真是敌机来了对它也无可奈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