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西方的和平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总是在和平演变别的国家，不管大小也不论强弱，都统统拿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为什么没有被西方和平演变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要想和平演变一个国家，就要看这个国家主流的思想、文化、理论与生存结构的关系，适配者坚挺发展，不适配者必然走向演变，即使没有西方的拱火参与。因为任何思想、文化、理论都是为了维护人们的生存，也就是文化的维护效应。
像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正统，就是源于儒学对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生存结构的维护。中国是一个东亚封闭地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早在1万年前先民们就开始了农业生产，而在刀耕火种的时代，农业生产必须进行集体劳作，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多，部落之间争夺生活资料的战争频发，更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御敌。因此上，维护家庭或族群秩序的血缘文化成为了首选，后经先贤们的不断扩展，把最原始的血缘纽带发展到了社会的秩序，即“三纲五常”，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即就是民间的其他文化，统治阶级也会引导、融合、变异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共同维护这一生存结构。
尤其是汉朝统一以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口号，是儒学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虽说汉末从印度传入了佛教，但面对中国的生存结构，印度的佛教基本成为了中国的印度佛教，到了宋朝，朱熹、周氏兄弟创建了理学，可以说又是对古儒学的再次弘扬，进而维护当时农业文明的社会秩序。
而以工商业文明为代表的西方，生存结构与中国的生存结构恰恰相反。古希腊的地貌是多港弯、多砂石，不易耕种，加之气候夏天干燥、冬天多雨，不利于农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加，逼迫着他们进行商业发展，到地中海沿岸的非洲、亚洲换回粮食，以维持人们的生计，所以自由、平等、契约成为了他们的主流价值观，进而维护他们半农半商的生存模式。而中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商业发展换不回粮食，反而会耗损人们的第一生活资料，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
当思想、文化、理论与生存结构不匹配时，就会产生一定的戕害效应，需要新的思想、文化、理论与之匹配。像西方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日本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俄国十九世纪的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秦文化的焚书坑儒、汉文化的独尊儒术、隋唐文化的儒释道并存、宋文化的程朱理学、明文化的新儒学、十九世纪末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等，都是在克服旧文化与生存结构的不匹配。除非原有的思想、文化、理论与时俱进，剔除自身的戕害因素，增加维护因素，与生存结构相匹配，进而维护社会的发展。
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仅仅用了26年的时间，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轻而易举的打败了他的老师中国，接着又打败了沙皇俄国。俄国经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俄国从一个奴隶制国家一跃而成为沙皇帝国，侵占了中国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却均已以失败而告终，沦为了帝国主义的猎物。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说文化的牵引效应。
日本在中国汉朝的时候，出现首个统一政权大和国，唐朝时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尝试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2世纪末也就是中国宋朝时，开始六百多年的幕府时代，后期又实行锁国政策二百多年，一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培里率舰叩关为止，日本是完完全全如中国一样的封建制国家。直到1868年日本才开始明治维新，走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俄国在中国元朝的时候建立莫斯科公国，明朝的时候变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使国力大增。相比俄国的建国时间短，日本比较长，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基本上都是我国大唐的继承、变异，不是最早的原始文化，所以全盘西化虽然艰难，但还是很快的转型。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所以要全盘西化是何等的困难，即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度，而文化的牢固性，很快使西方模式的两院总统制，变异为中国式的共和制。这就是文化的牵引效应。
但文化的维护效应绝不是所有时间、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能全盘肯定，更不能作为绝对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也就是文化的发展效应。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客观的讲，它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个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上贫富分化，多数农民、工人因为温饱问题处在生死的边沿，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使无产者获得生存。所以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拥护，甚至在比较发达的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也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先后也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大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苏联、中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许多第三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
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营养，推出包括社会保险、生育津贴、失业补偿、退休金以及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使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平、发展、民主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主题。于是部分革命的武装才逐步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以非暴力、民主的方式加入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像尼泊尔的共产党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到国家治理中去，且取得了国家的治理权，相反柬埔寨的共产党依旧机械的照搬马克思理论，废除货币、废除资本、废除商业、废除市场，实行所谓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使近三百万人遭到了屠杀，经济处于崩溃的边沿，引起全国人民及其多数共产党人的反抗，最后丧失了国家的领导。
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生存结构，又适应时代的大潮，不断地继承、否定、发展，给马克思主义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否则也会被历史淘汰。如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如城市中心论，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的革命实际，否定了苏联的城市中心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取得革命的全面胜利。再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共产党人否定了绝对的计划经济形式，开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与此相应的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一味的、机械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导致国家变了颜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也给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莫大的损失；还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市场，使国家分崩离析，一直处在战火之中。
当然，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集权制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之后，西方的民主制能否完全得到落实，促进国家的发展、民生的幸福呢？这就牵扯到这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有民主的基因。因为思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制度。没有民主基因的国家或民族，在推行民主时很容易走向暴民政治，反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像中东的集权国家就是例子，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例子。
同时，人权、民主、法制等资产积极理论也是一个变量，是动态的，要随着社会生存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顾民族文化、生存结构，甚至不顾贫穷国家的生存权，而只谈所谓的人权，那也是不匹配生存结构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结合中国目前的人民生存来谈，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照搬西方的民主人权，只能是文化与生存结构的失配，必然造成中国的混乱和民不聊生。只有通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道路，逐步发展，逐步推行，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平等自由的全过程民主社会。
今天虽然中国发展的很快，社会也比较稳定，但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等理念已经成为了部分公知的信仰，他们时不时跳出来大谈中国这方面的短板，诟病中国的治理。由于西方的理念已经深入到每个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加之西方日夜随地窥探着我们的治理，不断地选择性的抹黑着我们的治理。因此上中国的颜色革命不是消失了，而是在逐步累积着。最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就在俄乌战争中、在全球贸易化中、在高科技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不断地造谣生事，不断地威胁抹黑中国。所以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颜色革命，维护国家的发展稳定，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保持一定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落入西方的圈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利比亚、阿富汗、斯里兰卡、也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都是中国的活教材。
富人过日子，穷人也过日子，他们有相同的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必要过完全相同的生活，也一定过不了完全一样的生活。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颜色革命，关键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