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辛的笔墨官司
老辛同志在我退休将近一年，他退休已经三年的时候，终于憋不住写了一篇《我的“恩怨情仇”》，并称是为了“澄清”我和他的“陈案轶事”，同时也是为了还我曾经写过他的文章、为他做过广告的“人情”。因为“世上最不能欠的是人情啊”！我是在其他的文学群里看到的，很想去老辛的朋友圈看看，结果，那里什么都没有。很显然，老辛同志好像故意屏蔽了我看他的朋友圈，这不大符合他一贯坦率坦荡的性格。
但文章既然已经在某公众号发表了，以老辛同志的性格，又不可能一直憋着不让人知道。所以，他还是转发到了我们同在的不少文学群，因此，我还是看到了。因为他主要写的就是和我在文字上的“恩怨情仇”。记得他之前曾经说过，他要写成《我和王永杰的“恩怨情仇”》，孰料出来后却成了《我的“恩怨情仇”》，而文中的那个“王主任”，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我。
怀了浓厚的兴趣，一连把那篇《恩怨情仇》看了很多遍，看得我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老辛的文章就是有这样的魅力，但是，就像老辛已经公开写了这篇文章，但却屏蔽我看他的朋友圈，然而又终于不可能不让我知道一样，我猜不透老辛为何要屏蔽我看他的朋友圈，我唯一可以推测出的理由就是他大概也知道，他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并非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为了说明自己是如何的有胸怀，有格局，多么大度，便要拼命地把我说得霸道而蛮横，因为不那样，就显不出自己的磊落和格局；而为了显示自己的磊落胸怀和格局，就只有把对方说的越不堪便效果越好了。我很愿意将之理解为是他一贯的幽默。
其实，我到现在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好朋友，是那种不遮不掩实话实说的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也一直认为他也是这样认为的。既然是好朋友，怎样刺耳的真话，都是可以接受的，怎样尖锐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和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我觉得必须澄清，否则容易引起误解，也容易误导读者。关于老辛同志的《恩怨情仇》，我觉得有几点说明的必要：
1、关于《厕读辛建斌散文随笔集》一文的写作和出笼：当时是应老辛之约所写，而不是老辛说的“时值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办公室隔壁的王主任叫我过去谈话，他从办公桌抽斗拿出几页纸让我看：题目为《厕读<辛建斌散文随笔选>》”。当时我是报社文艺部主任，负责报纸副刊的编辑，老辛同志新书刚刚出版，他当然也想广而告之，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书，在送了我一本书之后，邀请我也写评论文字。我其实是明白他的心思的，再加上当时看过他的一些文章，觉得语言很有个性特色，幽默风趣，叫人忍俊不禁，很接地气。虽说有些文章立意在我个人看来并非都很好。当时我刚从铜川日报调来咸阳日报没有多久，他对我的性格也并不十分了解。我就对他说明：你要让我写，那我就实话实话，要不我宁愿不写；他说，你就实话实说。于是我就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很认真地写了那篇评论。而所以在标题中用了“厕读”这两个看起来很刺眼的字，其实只是为了引人眼球，并不包含对老辛文章轻蔑和不尊重的意思。
记得文章的开头就用了著名作家方英文的一句话：好看的作品都是在厕所读完的，有趣的作品都是在厕所阅读的。古人似乎也有读书“三上”之说，其中之一就是厕上。写完后，我一直放着，也没有给老辛说明。
大约过了快一个月，老辛来办公室问给他的评论如何了，我这才拿出了早已经写好的那篇文字，征求他本人意见，并明确告知他，你如果同意就刊发，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刊发。记得老辛当时说了个别的地方用词上稍作修改之外，他是同意原文照发的。所以那篇看似批评的文章，是他认可并同意之后才发表的。那篇文章客观上其实对他的书也起了比较大的广告宣传作用，这一点，老辛同志心知肚明。可现在在老辛同志的嘴里，却变成了我主动写贬低他的文章。而那篇他当时认可，同意公开发表的文字，如今却成了“文章内容说来说去，总体的中心思想就是辛建斌的散文随笔意义不大，品位、格调不高，庸俗、低俗、恶俗，臭不可闻，只配蹲厕所时阅读！”而且“他黑着脸说：我想把这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你看行不行？”好像我成了硬要强行发表这篇他严重不满的批评文章似的。而他则成了一个胸怀无比宽广，能忍一切所不能忍的，能容一切所不能容，并且完全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的一个正大君子，我觉得这起码是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当时那篇文章，客观上我也想借此倡导一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风气，即对作者某篇文章的批评并不代表对作者本人全部的否定。而我们长期以来都把对文章的艺术批评看作是对作者本人的攻击。这其实严重影响了正常文艺批评的开展，所以，批评变成了吹捧。报刊上很少见到一针见血的好的文艺批评，放眼望去，都是你好我好。所以客观上我有借着说老辛的创作存在的问题来引起大家对文学批评正确看待这样的意愿，而且我相信老辛也明白这一点。可时隔二十多年后，老辛同志现在却说他自己的格局就是这样喂大的，似乎因为他要求我写的这篇实际上给他做了很好宣传的文艺批评文字，给他带来了莫大“委屈”一样，这一点也不符合当时的事实。
那篇文章的确引起了一些轰动效应，有些人很自然地把那样的文字看成是我本人对老辛的不满，甚至认为是对老辛本人的攻击，由此可见真正文艺批评的艰难。但事实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很友好，老辛也几乎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对那篇文章的不满。当然也有更多人认为，那篇文章引起的争鸣在某种程度上，开了咸阳文艺批评的一个先河，大家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文艺批评的风气。那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比较大，对于我的观点，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写来了争鸣文章，但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我的观点，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我都给予见报。所以，那一度，咸阳日报古渡副刊很是因为我的那篇文章热闹了一段时间，当然老辛的那本书也因此大概销售了不少。
著名的杂文作家冯日乾，兴平文人韩若春，学者梁澄清都对那篇批评文字引发的热议给予了充分肯定，觉得我们需要这样正常的文艺批评。同时肯定了辛建斌的肚量，王永杰的胆量，以及这两个人对待文艺批评共有的雅量。因为我批评老辛的文章，老辛能接受并同意发表；别人反对我观点的文章，我也允许公开见报。而时隔多年之后，老辛当时的肚量，雅量，却不知怎么变成了今天对那篇文章完全的不认可和彻底否认。何况，以我自己对文艺批评稿件的要求，如果那篇文章真的如老辛说的“文章内容说来说去，总体的中心思想就是辛建斌的散文随笔意义不大，品位、格调不高，庸俗、低俗、恶俗，臭不可闻，只配蹲厕所时阅读！”而毫无任何在文艺创作方面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我都不会允许那篇东西发表。如果再如他说的那样“他黑着脸说：我想把这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你看行不行？”我觉得自己都会把自己恶心死。
而事实是：那篇文艺批评文字在当年陕西省报纸副刊好稿评选中，还获得了省级副刊好稿二等奖，如果仅是如老辛认为的那样文章只是一味地否定，指责，贬低甚至谩骂，我相信省上那些副刊好稿的评委，并非都是有眼无珠，也并非水平都那么差，他们对于一篇真正文艺评论好稿的认识和评价，应该不会很次。
我这个人虽然脸比较冷，尤其对陌生人，我的第一本书的名字是《冷眼热泪》，后来网上的笔名也是“冷眼热泪”，报纸上开设的专栏还是“冷眼热泪”，我觉得这四个字很切合我的个性。但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最反感摆臭架子，也最反感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对于熟悉的人，我更是最没有什么架子的。而老辛同志在“恩怨情仇”一文中给我的定义却是：“一讲话就是国家级领导人口气、一提笔就是上帝作指示，而且真理化身般的、居高临下、横眉冷面地和你朝夕相处了几十年，难道你不怕吗！”这也不是客观真实报道，起码我觉得和真实的我相去甚远。老辛同志是一个老记者了，他最应该知道真实才是新闻的生命。就算是小说可以杜撰，可以胡编乱造，那也是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何况他写的是真实的人和事，那么客观和真实当是第一重要的。否则热闹固然很热闹，但一定会因此误导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
2、和老辛同事二十多年，在文艺部和教育周刊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也一同出游了很多地方。这些年来，老辛带给我的笑声和快乐，不是多少钱能够买来的，我觉得个人从心里特别欣赏老辛的幽默，并感受到这幽默当中的智慧，否则我不会长达多年默默地记录老辛的一些机智幽默的语言和故事。能够那样的主动记录一个人的趣事，一定是源自内心的欣赏，而不是厌恶。没有人会对一个他厌恶的人长达多年地记录他的幽默语言和风趣故事，尤其这个人还是他工作的部下。尽管老辛其实从来都没有把我当领导，我也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是老辛的领导，老辛不仅不把我当领导，老辛把很多更大的领导也不当领导，否则老辛就不是老辛了。
说一个真实的笑话：老辛一度跟随市上的一个大领导采访，因为老辛善于飞谝，又语言幽默方便，领导觉得很放松，出行时很喜欢老辛坐他的车。一次去一个县区视察工作完了开座谈会，领导就工作讲了三点意见，完了市领导客气，就问：老辛，你也说说？谁知老辛也不客气，居然一气讲了五点，比领导还多两点，回来之后部门就给他开批评会。那年柯受良飞跃黄河，单位组织记者编辑前去观看，当大家站在远远的地方观看的时候，却有人突然发现，老辛居然和中央以及省上的领导在最佳的位置一起观看！后来别人问他怎么进去的？他说他当时提着一个印有“人民日报”字样的手提包，当领导入场的时候，他跟在后边大喊“让开让开，让领导入场！”现场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以为他是随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就这样放了进去，所以，他就在最佳的位子观看了那场轰动全国甚至全球的黄河飞跃。
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想要说明：老辛在心理上从来都没有把任何人当过需要毕恭毕敬的领导，只要是熟人，他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是率性表达。很多人也一直无法理解，我们两个人为何二十多年能一直那样友好相处，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老辛是幽默风趣喜欢玩笑，而我有些偏严肃，虽然骨子里很欣赏幽默的人。这一点，就连老辛本人也说过多次。我觉得幽默虽然学不来，但未必一定不会欣赏，而能从骨子里欣赏幽默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居高临下，动辄一副真理在握，一提笔就是上帝作指示，居高临下，横眉冷对的样子。
老辛同志所以会幽默的最大特点就是先把自己贬到最低，然后再肆意地评说他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贬到最低了，所以无论批评的是否正确，是否客观，别人只能接受，却无法反驳。因为一反驳，反而显出别人的缺乏度量与小肚鸡肠来。如果你一认真，他一句：我这人口无遮拦胡说八道惯了，你还真拿他没有办法。二十多年来，老辛的这一点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也做一说明。
3、关于老辛轶事。因为觉得老辛平日生活中，随意的玩笑里有智慧，有机敏，有幽默，有才华，所以后来我就有所留心，并做记录，不知不觉，居然有三万多字。那是写老辛，也是写生活当中老辛那一类可爱风趣的人，当然每一个字，每一个故事，都出自老辛之口，没有一篇杜撰。除了风趣幽默之外，整体上还是正面地树立老辛的形象，而且是充满善意，绝无故意贬低老辛甚至抹黑老辛的意思，这一点老辛也是否定不了；读过《老辛轶事》的人，应该也否定不了。
《老辛轶事》在当时他所负责的《渭水》杂志所以能够选发，事实上证明老辛对于那些记录文字的认可，如果不认可，他完全有权利可以不登。当时经他的手刊登在他主持的杂志上，现在却说那些文字是我“把他脱光身子，赤裸裸地在大街上跑哩！”好像是那些记录让他难堪一样。可那些记录又没有一个字不是出自他平时吃饭喝酒时的飞谝，因为如果他不说，别人永远不可能知道，可如果不说，那就又不是老辛了。因此脱光他衣服，让他赤裸裸在大街上跑的，不是我的记录，恰恰可能是他自己的言行。在我的记录之前，他早已经通过自己的言行让自己开始了无所顾忌的“裸奔”。而我宁愿把这些当做一种生活的率真率性。其实和老辛相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大家并不觉得他说了自己的各种笑话和故事，就觉得他这个人低俗庸俗，反而觉得他率真可爱。他的在咸阳文学圈所以能成为一种现象，成为聚会聚餐时“有他，他是中心，没他，他是话题”就是觉得他的那些率真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和认可。
《老辛轶事》在我的散文随笔集《不负今生》出来后，很多人觉得，那是那本书最耐看的一组文字，一些人甚至把那本书放在床头，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几篇，然后心情就会豁然好起来。许多人都觉得那些文字给老辛做了太大的广告，老辛是应该付稿费给我！梁澄清先生甚至当着老辛的面这样说过。说明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看到了那种貌似不雅庸俗的日常生活自嘲式的记录背后所蕴含真正的文化意义。但其实直到今天，老辛这家伙没有给我一分钱稿费。就算卖文为生，三万字大概也卖一点钱，但老辛这家伙太涩皮了，简直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他当初写作品投稿的时候，哪家报纸如果发了他的作品，哪怕是五块钱稿费，哪怕时隔半年一年，他也一定要追索回来，他生活就是这样仔细认真并善于记录。二十多年来，我知道老辛不仅坚持记日记，还非常了解老辛是一个太善于记账的人，他写的稿子，他给哪里投稿了，哪些稿子发了，哪些还没有发？哪些给了他稿费，哪些用稿了却没有给他付稿费；他都写过哪些新闻稿，他所递交的新闻稿哪些用了，哪些没有用，他都会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得一清二楚。
我初步推测，老辛这样用来记账的本子大概不下十多个，这让老辛对他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数字会精准到个位数；而且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推测，老辛对他几十年来发表文章所得到的稿费，应该也计算的十分精准，他对此十分敏感。但是对于我写他的三万字文章，他一分钱稿费不给不说，居然还说我是给他记黑账！真是冤枉人不打草稿啊。但既然落了一个这样的名，我已经打定主意，凡是愿意看老辛轶事的文朋诗友，我一律一分钱不取，既然前二十年一直给老辛当主任又一直宣传老辛，树立老辛的形象，何妨后二三十年继续之前的事，既不枉和老辛同志同事一场，也不枉自己用心记录的那些至今我依然认为还有些趣味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