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原序
１９０５年、也就是晚清光绪三十一年的一个早晨，有两兄弟从中国南部沿海福建省的一个山城宝安的家乡出发，由水路乘船前往六十多里地以外的港口城市厦门。兄弟两个充满了欢心，一路上说个不停，特别是年轻的弟弟。语堂当时只有十岁年龄，今天，他要离开故乡，和他的哥哥一起前往厦门求学了。他们的父亲、牧师林志成、出生在一个叫五里山的贫寒的小村庄里。林牧师是要送他的两个儿子去厦门的教会免费学校。
林牧师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旧式人物，所以两个儿子头上都没有辫子。语堂是一个小男孩，晒得很黑，宽宽的脑门，一双闪烁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六里多水路之后，小船到达小溪（Xiaoxi），两个男孩转乘一艘五桅帆船，一路奔往西溪（West River）的漳州。两岸到处是稻田和农舍，远看是连绵的群山，笼罩着一层灰黄的色衣。语堂欣赏着不可言喻的美丽风光。一天的行程后，帆船在密竹丛丛的岸边抛缆靠住。船家安置语堂去睡觉，他盖着一条毯子，在船舱中躺了下来。
但是他兴奋地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船家在船尾一个劲地吸着烟袋锅，一边品着酽茶的间隙，一边讲着慈禧太后的故事，其时老佛爷已经垂帘听政，支持宫廷改革的光绪皇帝被软禁起来。河的对岸停靠着一艘大帆船，灯光辉煌地挂着许多灯笼。一阵软风把欢声笑语和美妙的笛音隔着水面吹送过来。多么入画的风光！语堂叹道，我要永远记取这个夜晚，所见所闻在我的记忆里会时时常新，无论我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不管我到多么苍老的年纪。
想到自己要去厦门读书的事情，他的心情因满怀期望而激动不已。他经常去看落照，那崇山峻岭环抱的山村，夕阳西下的时光。山峰隐入云雾中。怎样能走出这大山深谷呢？他经常感慨，外面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在峰岭攒聚当中，南边的山峰有一个缺口，传说那是一个仙女不小心在岩石上碰了一下脚指头留下来的。世界之大，不免使他疑惑。两年前，父亲告诉他说，世上第一架飞机已经试飞成功。“我阅读了手上所有关于飞机的材料，”父亲说，“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所以仍然不能确信。”他的父亲还告诉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你一定要努力学习，我的孩子，”他的父亲经常在晚上坐在他的床边，一边捻亮油灯，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这么说，“努力学习，争取进入一所这样的大学，获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我的父亲经常附属这个故事给我听。当我坐在他的书房里，四周是书架上他的作品，我知道祖父的话语是他人生的启示。在他八十年的岁月时光中，我的父亲共撰写翻译了五十多部书籍，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作家。“纽约时报”在他去世时评说：“林语堂作为一个把他的民族的习俗、热望、恐惧和思想向西方观念传播的译述者，没有人可以与他等量齐观。”父亲是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哲学家、文献学家和词典编纂家。他甚至发明了一架中文打字机。“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穿越世俗平庸思想的束缚而成为一个世界水平的天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耐尔逊.吴（Nelson 1.Wu）这么写道。
父亲生于１８９５年，是林志成的六子当中的第五个。祖父是长老教会员的牧师，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传授给孩子们西方所有的新潮和现代的富于激情的风采，他决定自己的孩子必须学英语并接受西方式的教育。通过他的兄弟们的帮忙和一项贷款，语堂进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主要集中学习英语。语堂也学习神学，因为他也想成为父亲那样的牧师。但是通过大量阅读科学书籍，他开始怀疑那些基督教的教条，因此把主攻专业改为哲学。
１９１６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语堂从北京清华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中国历史当中，他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宗教教育对自己有多么大的局限。他知道耶和华的鼓吹曾经推倒了巴勒斯坦耶里筹的城墙，却不知道孟姜女的传说，她丧夫悲痛的泪水使得长城塌陷了一段，露出了死去的丈夫的尸体。决定弥补自己的欠缺，语堂经常光顾书店，询问店员哪些是最重要最要阅读的书籍，因为他实在是羞于向别的人讨教。
在他不是埋头读书的时候，语堂试着设计一种更好的查字典的方法，以替代传统使用的康熙字典的方法，那对学者或者学生来说都是贻害非浅的。在２３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汉字目录系统”，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这本书写了前言。这本作品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并成为改革的催化剂。但是语堂已经对自己的这个方法并不满意了，终其一生他都在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在他七十七岁时出版的里程碑式的汉英词典里，凝聚了他一生所有这方面的努力。
语堂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书，然后被选派去美国留学。他获得了一份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主修现代语言硕士的半奖学金。１９１９年，他与来自厦门的廖翠凤结婚，后携新娘前往玛萨诸塞州的剑桥。在这一年的末尾，他的津贴被停止了，因此无力继续获得哈佛的硕士学位。
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中国派往法国十五万劳工，语堂获得了一个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给劳工教授读写的工作。夫妻两个前往法国的一个叫克鲁索的小镇。他们积攒了一些钱，语堂也自学了德语，他们移居德国的耶拿大学，因为在那里生活水准底一些。语堂一边教课一边用积蓄继续获得哈佛的硕士学位。１９２０年他给哈佛研究生院的院长写信说：“我不是企求在给予我学位方面的特别照顾，我也不会在获得学位之后在智力方面对自己有所束缚，我是期望获得实际操作的良好能力而希望获得这个学位的。我相信哈佛的学位会使得我在德国大学的进程更加迅速而轻松。”１９２３年他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回到了中国。
祖国处于动荡之中。政治上，中国处于此起彼伏的封建军阀混战的掌握之中。语堂作为北大英语系的教授，抒写文章评述这腐败无能的政府。封建军阀们战火不息。段祺瑞下令逮捕５０个抨击政府的学者和报纸主编。语堂的名字在此之列。这天晚上有两个被捕的主编被枪毙。
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的姐姐和我。我们一家离京前往厦门，在那里父亲加入厦门大学成为艺术与文学学院的院长。但是，厦门大学的政治环境不容他在此停留，一年以后，他进入武汉政府外交部任职，因为他欣赏外交部部长陈玉仁，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相交。武汉政府１９２７年崩溃，父亲辞职，我们移居上海。
在这里，他开始撰写获得巨大成功的“开明英语读本”，这个系列都被选为许多中学的教本。因为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创办“文选”半月刊，父亲在中国获得了声誉。杂志的风格定格于幽默和讽刺，但却是由于父亲的努力而赢得了读者。他曾经讥刺政府官员说：“尽管你是一个官员，怎么看着仍然还象是个人呢。”
父亲尖锐的智慧使他获得了“恐怖小孩”的声誉和“幽默之主”的赞誉。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间，他创办了两个杂志，“这个人类世界”和“宇宙风”。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开始撰写“小评论家”的专栏，连续登载在“中国评论家”的杂志上，并且以“简明牛津词典”的方式编纂一部汉语词典。同时，他着手汉译英文著作，比如亨利克.易伯森的传记和乔治.萧伯那的“皮格马利翁”。他也在英译中文著作，他最著名的译作是清朝作家沈复的“浮生六记”，这部作品１９３５年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在上海出版。作者在作品中描述的是自己和妻子芸悠然自得的生活，我的父亲在前言里把芸描述为“一个中国文学里最可爱的妇女形象。”这个故事和译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父亲的“小评论家”文章引起了当时住在中国的泊尔Ｓ.巴克的注意，他的小说“好土”曾获普利策新闻奖。一天晚上，两个作家聚首了。他们谈到在中国的外国作家，这时父亲突然说到：“我想写一本书，介绍我对中国的切实感受。”
“你可以做这个工作，”巴克夫人热切地回答说。
父亲于１９３５年完成了这部著作，这就是“吾国与吾民……”。在书中，父亲纵览概观了中国人精神与道德构建以及理想境界，还有社会、文学、生活艺术等等。“中国是如此之大，它的社会生活有如此丰富的面相，因此最全面广泛的翻译也不能传达其究竟，”他这么写道，“我揭示它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从未放弃希望。”
那些政治意图的作家迅速出来肢解这部著作，但父亲并未受其干扰。“如果一个人必须是一个作家的话，”他说，“他应该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那些依存于政治老板而生存的文学娼妓只有蔑视。
“纽约时报”称：“这部作品象一颗炸弹在西方世界爆炸了。”“‘吾国与吾民’是我所读到的对中国过去和现今最清晰最有趣的解剖与合成，”凡尼.巴切尔在“芝加哥新闻论坛”上这么写道。“一部至今为止以英语书写的最重要最令人满意的关于中国人人格、生活和哲学的书籍，”Ｗ.Ｌ.蓝格尔在“外交事务”上写道。“任何一个需要了解无论新旧中国的人，都没有必要到超出‘吾国与吾民’的覆盖层面以外去寻求……整个中国的事情以最巧妙、坦率和睿智的方式加以表述，其精致和微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匹敌。”Ｔ.Ｆ.欧派尔在“宗教人”上这么写道。
父亲４１岁了，成功没有改变他。“我仍然是一个孩子，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奇妙的世界，”他说，“这里有如此之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学习；任何事情都能激发起我的好奇。我只有一个兴趣，那就是更多地去了解生活，过去的和现在的，并且去描写生活。我并不喜欢名誉，如果它不期而至的话。”
１９３６年，我的家庭，现在已经有三个女儿了，前往美国，打算只在那里住一年。但是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只有延迟了归期。父亲获知他正在编纂的５２卷汉语词典，因为没有带来美国而被毁于战火，痛惜惊恐不已。
在纽约，父亲开始撰写“生存的重要”，这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他哲学观点最重要的综合。这部书在１９３８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并被译为十余种语言，并保持了他作为把中国介绍给西方的首席译介者的地位。在东西方的比较当中，他发现人们对古代的态度没有比这个更深刻的差别了。“我至今依然为西方人的态度所震惊着，”他这么写到，“我曾听一个老夫人谈及她有几个孙儿，‘但是这是我最感苦恼的事情。’就算知晓美国人最痛恨的是被人认为已经衰老了，那也不可想象会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表达的。”
关于家庭的重要性，他写道，“在我看来，任何文明最终的验证是，丈夫和妻子以及父亲和母亲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除此简朴而直接的问题之外，任何其它文明方面的成就——艺术、哲学、文学和物质生活——都是居处末位的。”
“林博士对于把中国古代历代圣人的哲学加以提炼、以及把它们呈现在一个现代的……背景之上、使得对它们的阅读和理解能够更容易一些，其所做的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星期六文学观察”这么评述说。
“京华烟云”出版于１９４０年，这是一部扩展画卷式的长篇小说，故事开始于１９０１年的义和拳动乱，结束于抗日战争初期。象“生存的重要”一样，它也成为“本月书目”俱乐部的入选书籍。它“很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经典背景之作品。”“纽约时报”杂志认为。
父亲的小说被翻译为中文，并引起很好的反响，尽管他始终不总是满意那些译作。“我的歉疚和遗憾在于，我没能通过大多数我的作品，与我的读者做面对面的交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这么说，这指的是他的大多数作品的中文译本是由别人完成的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他是如此地忙碌着创造性的工作，哪里有全力进行翻译工作呢。战争结束之后，父亲致力于一种冒险，这花费去了他全部的资产，并使他深深陷入债台高筑的景况当中。他决定构造一款中文打字机，使任何人不必先事培训而能够操作。因为他已经撰写或编辑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籍，其中包括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他觉得他有能力完成这个工程。实际上，自从二十年代他去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在尝试着发明一架打字机了。从未考虑中文含有数万的象形表意字符、而英文字母表里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他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他的解决方案基于找到一种比康熙字典系统更完善的汉字分类方法。他认为自己以前在１９３１年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他试图在伦敦制造一个发明模型。但是因为资金耗尽，他兜里揣着仅剩的三十美分回到了祖国。
现在，父亲象着了魔一样地工作着，他清晨起床一直干到午夜以后。他描画图样、重新安排字码、重新设计键盘。在纽约的唐人街，他找到了一个能够浇铸字码的印刷工。此后，他指定一个小工程公司协助他的技术制造，还有一个小作坊车间用来制作部件。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需要克服，帐目一项项堆积起来。上千个部件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但是他为这个机械投入了这么大的财力，他已经不能够放弃。当他们的积蓄一点点消失，母亲惊恐万状。但她理解她的丈夫。他对许多事情坦然处之，但却执着于另外一些事情，而发明一架打字机就是这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父亲有一个古董商人的朋友陆金材，他借贷给父亲几万美金用来完成这个模型。最终于１９４７年五月，我们把他的发明带回了家。我们为之取名为“明快”（清楚而迅捷的意思）打字机。这个机械有七十二个键。要打一个汉字，你需要按动与这个汉字的那些上部与下部相对应的一些键，而那些具有同样一些上部与下部的汉字就会出现在机械中心的一个显示屏上。然后打字员按动与显示屏上正确汉字位置相对应的八个打印键其中之一。在那个计算机还没有得到普及的时代，他发明这样一个浏览显示屏的构想是非同寻常的。打印字体被环绕浇铸在六个六棱的滚筒之上。一点也不比一个普通的打字机大，“明快”打字机可以打出７０００个整体汉字，而通过组合在理论上总共可以打出９０００个汉字。
这部打字机在家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展示出来，受到新闻界大量的详细介绍和赞许。耶鲁大学远东语言研究所的主任、乔治.Ａ.肯尼迪博士说道：“这套搜索系统是目前设计当中最有效的，它可以被扩展到词典和其它的参考查寻设置之中。”
纽约中国银行的李屯月经理说：“我惊诧于有这么复杂紧凑而同时又如此简明易懂的设置，不可想象它这么容易操作而又如此差强人意。”父亲的好朋友、哲学家晁仁云一句话简言之说：“语堂，我认定就是它了！”
但是父亲已经债台高筑。一天我从求学的哥伦比亚大学回家，发现母亲正在哭泣。尽管我们与许多打字机公司有所接触，我们仍然不能有快捷的结果。中国现在内战正酣，最大的市场潜力处于不能确定的状态。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乘坐一辆出租车旅行的时候，父亲在摆弄一件厚纸板制作的键盘仿品，他说：“这个发明的关键问题在这里，技术方面的问题并不难。”
“那么，你能够就用这个仿品卖出去你的发明吗？有没有必要建造一个模型？”我问道。
他看了我一会。“我想我可以的，”他嘀咕说，“可我不能自已。我必须制造一个真正的打字机。我从未想到要花这么多的钱。”
明快打字机至今没有投入生产，因为它的生产代价太昂贵了，而且中国处于战乱之中。但是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之际，中文打字机的技术问题已经被克服了。在１９８５年，台湾的米泰克自动化公司购买了父亲的“迅捷检索系统”，这是他的汉字分类方法的名字，并把它用做公司电脑产品的输入系统。“这是我对中华民族的馈赠。”父亲说。
父亲在１９４８年被邀为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脑。我的父母卖掉了纽约的房产以还掉部分债务，乘船前往法国。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父亲撰写备忘录、准备报告、参加会议。他发现这非常令人难堪而耗神。“世上有两种动物，”他曾经写道，“一种动物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另一种动物却关心别人的事情。前者是食草动物，如牛、羊、思想者。后者是食肉动物，如鹰、虎、行动者。我经常钦佩我的同事们管理的天赋。我从未对此提起过兴趣。”
他辞掉了他的工作移居法国南部。他热爱简朴的生活——坐在咖啡馆里、看着渔人的小船满载而归，到市场上去采购食品。这里的生活要比纽约闲适得多了。他握着母亲的手说：“不要担心，我们会重新开始的。我的这支笔还是可以挣到几个美圆的。”
１９５４年，父亲荣任新近组建的新加坡南洋大学首席校长。可是，政治迫使他几个月后辞职，他和母亲回到法国。他６０岁了，但却一点也不觉得老。“我并非渴望春天，我也不会在秋天里悲伤，”他说，“因为我的妻子看我不老。”
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象孩子们一样。他又在写作了，她在阳台上种土豆。新鲜的食物和长途散步带给他们淳朴的快乐。后来，他们返回到纽约，生活在我们姐妹们的身边。１９６５年，父亲７０岁了，他认为是返回到东方的时候了。在台北郊区的阳明山为他建造了一所房子，那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他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的中文专栏“无话不说”在全球拥有五百万的读者。１９６９年，父亲被任命为国际Ｐ.Ｅ.Ｎ.台北中心总裁。他在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此同时，他在台北带着一个编辑小组为“林语堂现代用法汉英词典”工作着。这个工程由香港中文大学发起。急需一部新的汉英词典以满足社会和科技变化的需要。
这部词典，父亲认为是他事业的桂冠成就，出版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亮丽登场。这是由中国学者编纂的第一部汉英词典。“纽约时报”以极大声势称其为“世界上两个最大语种交流的里程碑。”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他的八十寿辰那一天，香港的朋友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一个更大的庆祝仪式在台北举行。当我在香港机场接到归来的父母亲，我看见父亲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的杯中斟满了美酒。他唯一渴望而没有获得的荣誉是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自己对此泰然若素。“让我们随遇而安吧，”他曾说，“我们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即对生活不要期望过高也不要期望过低。”
父亲在来年的三月二十六日于香港过世。在众多父亲收到的献礼当中，有一项是来自“读者文摘”的创始人德威特.沃莱斯的。沃莱斯把父亲数年来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文章，出版了一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它的纪念性的献词是：“一个在阔大范围里和以巨大成就起召唤作用的灵魂——这样一个在所有文化里丰富我们的生活的人。他以自己的词典作为自己事业的‘桂冠’。对任何阅读他的作品的人来说，都非常清晰地表明，林语堂的桂冠上镶嵌着数不清的珠宝。”
台湾“联合日报”把父亲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介绍的成就与耶稣传教士马太.里奇相提并论。台湾“中国时报”在社论里面说：“林博士是这样一个学者和作家，他可能是在近一百年来在把中国文化推向国际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对于那些对此不是很了解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听说林语堂要早于听说中国，听说中国要先于听说辉煌的中国文化。”
我们把他的灵柩扶回台北，安葬在家里他的花园中。这里现在已经成为林语堂纪念图书馆，对参观者开放。母亲于１９８７年九十岁时过世。
我很高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现在出版他的最著名的四部作品，“吾国与吾民”、“生存的重要”、“京华烟云”、“浮生六记”的英语版本。
林泰怡
１９９８年８月
阿灵顿，福吉尼亚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