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旅途
我和妻子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一点也不浪漫，但朴素、纯洁、坚贞、长久……
我从小性格内向，遇到敏感话题就腼腆不已，家里人说我有点象“小丫头”，甚至说我都没人家女孩子大方。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放学了，我和小伙伴儿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田埂上。在田里做农活的大人们经常有意逗我玩，说与我同桌的女同学是我的对象，急得我满脸通红，眼泪汪汪，胡乱地瞎骂人家。男人说我，我就说“把她谈了给你……”，女人说我，我就说“把她谈了给你家某某（男孩）……”。以后遇见人家，也不跟人家讲话。后来大人们见我“说不起”（经不起开玩笑），也就慢慢地不跟我说了。说实话，这时候的我，非常幼稚，根本不知道谈对象是怎么回事。
1973年初，我高中毕业，时年19岁。那时候的农村，男孩女孩到了十八九岁，父母就会张罗着为其找对象了。母亲几次要为我找对象，又是我的表妹，又是本村张家李家的姑娘……都被我红着脸推辞掉了。我说：“妈妈，我年龄还小，现在别跟我提找对象这事儿，我还要考大学呢！”那时的高考制度虽被“文革”破坏尚未恢复，但我还有上大学的梦想。当时，只要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表现突出，经组织推荐，我上大学还是有可能的。母亲见我还是个木头疙瘩，未曾开窍，也就不再跟我提找对象的事了。
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后，被大队选送到社办厂——嘶马金属丝网厂，当了一名学徒工，跟着师傅张大姐学习用土机械编织钢丝网。不到两个月，公社分管工业的姜副书记到厂里调研，见我文章写得好，字又写得漂亮，旋即将我调到公社当文字秘书。不久，又将采写通讯报道、自办广播节目等工作交给我。由于我不讲条件，谦虚好学，埋头苦干，成绩突出，公社党委决定将我作为青年干部的苗子来培养。1974年下半年，公社党委任命我为团委副书记，并以副代正，全面负责公社团委的工作。
刚参加工作那阵子，任务比较繁重，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我的进取心又比较强，根本没有把谈对象的事放在心上，日复一日，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我有一个堂表姐在团结大队当支部书记，她是个热心肠的人，时时刻刻关心着我，包括工作和生活。表姐了解我的性格，要想我主动谈对象，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于是，她将给我谈对象的事一直挂在心上。
1975年下半年的一天，表姐走进我的办公室，与我聊起恋爱之事。表姐说：“你也别光顾了工作，应该把谈对象列入议事日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家庭条件也不错，父母讲情讲理，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这个人是你的高中同学，你猜猜她是谁？”我说：“老大姐，不要让我猜了，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因为读高中期间，与我接触的女同学很少，我也说不上哪个女同学会对我有好感。表姐说：“汤格珍（我的妻子，工作后改名为汤芬），你的同班同学，在镇卫生院工作。”“噢，她呀，人家是街上人，不知道能否看得上我这个乡下人，谈谈看吧。”我对表姐说。表姐说：“这个丫头别的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一点，惯宝宝，不知道以后你能不能降得住她？”我说：“只要两个人谈得来，男女平等，不存在谁降得住谁，脾气不好是小事，可以慢慢改造。”
提起妻子，高中同窗两年，从未和我讲过一句话。她是班上的图书管理员，我也只是借书还书时才和她打交道。借书还书也不需要讲多少话，在借书证上签个字就行。那时，妻子给我的印象是：端庄脱俗，心直口快，活泼开朗，心地善良。就是学习进取心不够，得过且过，可能与那时的“读书无用论”思潮有关。也可能因为她爸爸是干部（时任吴桥公社财务科长），学习好与不好不影响将来找工作。我也曾问过妻子：“在高中读书那两年，你对我的印象如何？”妻子说：“那时你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很敬佩你。但那时我爱你的感觉一点也没有。”
我相信缘分。我和妻子从同窗两年未讲过一句话到相互爱慕，白头偕老，就是一种缘分。
表姐一家与我岳父母一家有着多年的交情，熟不拘礼。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表姐领着我跨进了妻子的家门。妻子的家在嘶马镇北街头，马路东侧，青砖黛瓦，前后两进六间正房，右边有两间厢房相连，院子里花香草翠，屋内屋外，窗明几净，井井有条，一看就是个有素养有讲究的人家。
家里没有外人，就妻子和岳母。妻子见了我，觉得奇怪，说：“哎，你来我家做什么？”我与妻子也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妻子这么一问，我的脸唰地一下红到耳朵根儿。我说：“我们有事路过你家，表姐说到你家看一下你的母亲。”说话时我的嗓音有些发抖。原来表姐给我们俩牵线搭桥，只有岳母知道，没跟妻子讲。表姐先入为主，认为我们是同学，估计没什么问题，只要岳母看中我就行了。妻子跟岳母说了一声“妈，我上班去了”，便跨出了家门。表姐和岳母在一旁嘀咕。我端着茶杯，有心无心地环顾着妻子家的屋里屋外，表面上平静，心里却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担心岳母看不上我这个未来的女婿。
大约半个小时光景，表姐借故欲离开岳母家，我亦起身告辞。岳母将我们送出门外。晚饭后，岳母问妻子：“上午跟俞书记到我家来的那个小伙子你认识吗？”妻子说：“怎么不认识？他是我的高中同学。”老实说，当时妻子确实不知道表姐在为我们撮合做媒。
后来，表姐告诉我，岳母对我这个人是满意的，只是嫌我家有点穷，要择日到我家看一下。当时我想，这下完了，岳母只要看到我家那个穷酸相，肯定是不会同意我和她女儿的这门亲事的。表姐宽慰我：“格珍这个丫头有主见，只要她同意，你家再穷也没事。”
没隔多久，表姐告诉我：“格珍对你有好感，愿意跟你谈。只是她妈妈坚持要到你家看了以后再说。看就让她看吧，只要人好，有出息，穷也不会穷一辈子的。”听了表姐的话，我感到我和妻子的相爱是有希望的。
我的家，在嘶马镇的东边，江都县（现为扬州市江都区）与泰兴县（现为泰州市高港区）交界处——杨桥大队沙西生产队，亦称沙泥圩，距镇上有十多里地。我的祖父母出身贫寒，生育父亲、三个叔叔和一个姑母。姑母出嫁后，祖父母、父母和叔叔们就生活在一排四间草房里。主要生活来源，一靠屋后那片面积不大的竹林（卖竹），二靠祖父和大叔的篾匠手艺挣钱，三靠父亲和二叔的工资（父亲在上海当工人，二叔在家乡做小学教师），四靠母亲和小叔小婶在生产队劳动的工分钱。别看我们这并不富裕的一大家子，祖孙三代一起生活，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日子倒过得比较自在。直到我读高中，父亲和叔叔们才分开生活。二叔后来支边去了新疆，他将他的一间房赠予父亲，父亲又连着老房子盖了一间房。那时候，父母和我们兄弟两人共居三间草房，在当地算是典型的穷苦人家。
我家北面有个村庄，叫念四圩。与岳父同在吴桥公社工作的张恒元科长就住在这个圩里，人们都称他“老科长”。他的老伴儿长得比较胖，人们都习惯叫她“胖子”。老科长和岳父家关系密切，与我家相处得也很好。
一天，岳母来到念四圩，约胖子跟她一起到我家进行察访。回来后，岳母告诉妻子：“丫头，这个人家穷得很，一大家子几间草房，我们家养猪的屋子还是砖砌瓦盖的呢！这门亲事千万不能谈。”妻子说：“人家穷，又不会老穷。再说，我看中的是人，与他家穷不穷没关系。”为了我们的亲事，妻子和岳母闹翻了，僵持了好长一段时间。门当户对的思想在岳母头脑里占了上风，曾想与一个公社干部家结亲，妻子说什么也没同意。后来人家介绍了几个富家子弟，岳母让妻子见见面，也都被妻子回绝。
好事多磨。表姐为了我们这对即将畅游到一起的鸳鸯， 费尽了心思。她把我和妻子相恋的事告诉了我的岳父，征求他的意见。岳父常年在外，一心扑在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有口皆碑。家里的事情，一股脑儿交给岳母，包括儿女的婚姻大事。事实也是如此，妻兄和两个姐姐的婚姻大事都是岳母拍的板。兄妹四人，妻子最小，岳父也最宠她，视为掌上明珠。表姐为了我们的婚姻大事找到岳父，岳父没有推给岳母。他说：“前面三个子女的婚姻大事都是老太婆做的主，这次也让我做一回主，老巴子（最后一个）的婚姻大事由我说了算。”
时任嘶马公社党委书记简哲生，与岳父私交甚密。当时我亦在公社工作，秘书、通讯报道员、团委副书记一身兼，还跟着简书记到常平村蹲点搞调查研究。我在简书记关怀下成长，简书记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
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不能人云亦云。岳父从简书记那里摸清我的底细后，认为这个女婿根正苗红，女儿嫁给他不会吃亏。岳父站到了女儿一边，岳母的立场也有了转变，但仍担心我的家境穷，女儿嫁到我家会受苦。岳父说：“穷则思变。人穷不怕，就怕志短。我相信这个小伙子会有出息的，会扔掉穷帽子的。”
当表姐带着我又一次来到岳父家时，岳父看似严肃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拿出最好的茶叶招待我们，和我谈工作、谈理想、谈前途，十分投机。在我的眼中，岳父既是长辈，又是领导，也是老师。他知识丰富，作风严谨，反应灵敏，胸怀宽广。给人以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的印象。
我和妻子的恋爱关系确定后，又经历了两年多的相互了解和磨合，昔日的“陌路人”陷入热恋之中。
1978年，县委将我抽调至 “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驻扎在华阳乡。跟着领导走村串户，田间地头摸爬滚打，风吹日晒雨淋，使我本来白皙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象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伙子。一次，我去扬州开会，顺道看望了在苏北人民医院进修学习的未婚妻。事后妻子告诉我，她的老师见我身材矮小，黑不溜秋的，便问妻子：“你怎么谈了这么个人？找不到啦？我帮你介绍一个。”妻子说：“别看他貌不惊人，但心肠很好，我愿意嫁给他。”妻子朴实的话语，让我十分感动。
人生中最幸福与最值得炫耀的莫过于拥有爱情。其实爱情很简单，两情相悦，甜蜜而温馨。但这一切终将回归于平淡与自然，甚至会被一种责任所代替。信任、敬畏、包容、关怀、牵挂，成为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爱情才是最牢靠的。
1978年10月1日，我们结婚了。婚房设在老家，自购木材打制家具，一张床，两个床头柜，一个三门橱，一张办公桌，四张小方凳，非常简单。妻子家陪嫁过来一个五斗橱、一张小方桌、四张小方凳和一只放衣服的箱子，丰富了婚房的设施。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婚礼极其简朴，仅请了三桌亲朋喝了喜酒，给乡邻发了喜糖。一切如此平常，但我们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980年3月9日，我们有了第一个爱女。记得那天，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妻子难产，母婴均处险境，被送往十里开外的大桥中心卫生院抢救。由于过度紧张，我浑身发抖，两腿发软，连从公社借来送妻子的卡车也爬不上去。在医院手术室外面，听到女儿的“哇哇”啼哭声，听到医生说“大人脱离危险”，我才止住泪水，逐步恢复平静。天哪！生个孩子差点要了妻子的命。当时我就想，以后再也不能让她生了。
我不想让妻子再生孩子，可有人却盼望着我们再生一个。妻子的大姐结婚多年未有子女，多次向我们提出抱养大女儿的请求，岳母也三番五次地做我们的工作。念及姐妹之情，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再作生育打算。其实，我被妻子生大女儿搞怕了，不希望她再生。可是自己身边总得有一个子女呀！我祈祷妻子生二胎时平平安安。
1982年6月29日，我们的小女儿降临人世。妻子生产的前一天晚上，邻居好兄弟陪我去找单位的驾驶员，他穿着短袖衬衫还冒汗，我穿着长袖却打哆嗦。虽然这次到大医院（扬州苏北人民医院），但我还是有点担心。小女儿出生后，我白天守护着妻子，晚上也不肯离开，生怕有一点闪失。医院规定晚上不许家属陪护，我却象小偷一样，每天都偷偷摸摸地混入病房。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医院医疗条件好，医生水平高，护士责任心强，况且还有不少妻子进修时就熟悉的医生，根本用不着操心烦神。
到了1985年，我已先后在县委办公室和县检察院工作了九个年头。为了让小女儿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当然也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让我有一个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妻子作出“牺牲”，从条件比较好的镇卫生院调入县城的镇办小厂，工作辛苦程度加大不算，工资收入也减少了许多。妻子此举，让我十分敬重。
一帆风顺的生活，是我们理想化的追求。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坎坎坷坷。古人云：“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只要我们从容面对，妥善处置，生活的前方总是美好。
1996年4月16日，吃罢午饭，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看电视，两个女儿在隔壁房间做作业。一会儿，小女儿跑来跟我说：“爸爸，我要喝水。”我没动身，叫女儿自己去倒。我话刚说完，女儿便神色慌张地跑来拽我：“爸爸，爸爸，快！快！妈妈趴在厨房里，我喊她，她也不理我。”我立马起身，疾步跑进厨房。眼前的场景吓得我一身冷汗，两腿直打哆嗦。妻子身体象一把弯弓，屁股蹶起，头栽进洗碗池下面的空档处。我将妻子的身体拽起，让她端坐在地上。这时妻子浑身瘫软，象一团烂泥巴，很沉。我叉住妻子的两只臂膀，使出浑身力气，才将她拖到客厅。吓得直哭的两个女儿怎么喊她，她就是不答应。我下意识地用手掸了一下妻子的鼻孔，感觉有呼吸。凭我的直觉，妻子好像是得了心脏病，只要赢得时间，才会有救。我知道我的急救知识有限，怕有闪失，忙叫小女儿敲开对门邻居东胜的家门，请他来给我壮胆，献计献策。东胜闻讯疾步来到我家，叫我掐妻子的人中，他帮我掐妻子的虎口（合谷）。经过十多分钟的折腾，妻子叹了一口粗气，终于苏醒过来。可能是以为自己逃离了鬼门关，重获新生，妻子过于激动，一把抱住两个女儿，声泪俱下。她用手指着厨房窗台方向，有气无力地说：“速效救……”，妻子话未说完，又昏蹶过去。这时我突然想起，窗台上有一小瓶速效救心丸，是妻子给前楼朱奶奶买的，还未及送去。想不到，给别人买的急救药，自己却先用上了。我急忙叫大女儿到窗台边拿来速效救心丸。可能因为过度紧张，装速效救心丸的小葫芦瓷瓶上的塑料盖我怎么也打不开。情急之中，我用牙齿咬碎瓶口，将速效救心丸直接倒入妻子口中，恐有十多粒，然后给她喂水。因妻子非主动饮水，弄得她衣服湿透。其实，正确使用速效救心丸，只要倒出五粒，放置妻子舌下，几秒钟即可见效。我这样使用，效果反而来得慢。还是苍天有眼，几分钟后，妻子再次醒来。我们安慰她，给她喝水。待妻子的情绪完全平稳后，我叫来三轮车，将她送往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奇怪的是，经过心电图等多项检查，妻子竟然没有患心脏病的迹象。第二天，我又陪妻子到省人民医院请专家诊治。经过先进仪器检查，专家给出“突发性心悸”的结论。这种病随时都会发生，只要突然受到惊吓，马上就会晕蹶，瘫倒在地。如抢救不及时，会发生生命危险。医生要妻子注意控制情绪，切忌大喜大悲，注意自我防范。
经历过这次“险情”，妻子将速效救心丸时刻带在身上。两个女儿也叮嘱我要多多地照应她们的母亲，尽量一起旅游、一起看戏、一起打牌、一起散步……以防不测。我也确实把女儿们的话记在心上，与妻子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像放风筝一样，牢牢地牵着她。
得了“突发性心悸”，妻子嘴上说起来非常豁达，内心却很复杂。她想到了两个尚未成家立业的女儿，想到了我这个不会烧饭不会做事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人……一天，她正而八经地对我说：“恒金，我这个病说不准什么时候发，你要有思想准备。不发是你的福气，万一发了救不过来，你一定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直到她们成家立业。你也可以找一个女人照顾你，但千万不能找貌合神离、朝秦暮楚、心怀鬼胎之人，不然你会受苦的。”我对妻子说：“没那么严重，你不要胡思乱想，让我们丢掉思想包袱，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吧！生老病死天注定，我们都要正确面对。我与你约定，不管谁先去了，留下来的一定要对女儿们负责到底！至于将来你我万一谁孤独了，女儿们是温馨的港湾。你我风风雨雨几十年，心心相印，身后事应该毫无顾忌。你放心，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身边会出现除你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
破开了生死离别这个沉重的话题，妻子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灿烂阳光，笑得依然是那么的美丽。
后来，妻子的“突发性心悸”又发生过两次，一次在厂里，一次在家里。由于及时采取了急救措施，都躲过了祸殃，转危为安。每次风雨过后，妻子的心态均表现平稳，再没有过去那么复杂了。
老天爷好像有意安排似的，非要让我有一点小恙不可。它可能想让我懂得：只有自己经历了，方才知道关心对方、疼爱对方、珍惜对方。大约十年前的一天，我顿感心慌，胸部有针扎感觉。经市、省两级医院检查诊断，我患了心脏早博症，且比较严重。医生给了我几乎与妻子相同的医嘱：“保持良好心态，切忌大喜大悲，注意自我防范”。只不过比妻子多了一条：“禁烟禁酒”。当然这一条是多余的，我本来就与烟酒无缘。
打那以后，我这个监控妻子的人，反过来也成了妻子监控的对象。原来妻子象风筝一样被我牵着，现在我也成了她手中牵着的风筝。我跟妻子说：“什么叫同病相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我们俩的现状可以诠释。”妻子说得更直白：“不要文绉绉的，就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
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一起担当，一起走过。记得就在我们的小女儿刚读小学的时候，有人泄私愤举报我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二胎。有关方面调查后认为我们没有违法，只是处理这个问题时有点瑕疵，即生育一胎和二胎的间隔时间未到，故给了我们缓调三年工资的处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月少拿十几块钱，损失还是蛮大的。妻子怕我承受不了，反过来做我的工作。妻子说：“我们现在少拿点钱算不了什么，只要把女儿们培养成才，我们会得到丰厚回报的。”妻子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大女儿满周岁后即随妻子的大姐生活，在家乡上了一年小学便去长沙大姐夫工作的军工厂子弟学校继续读书。大姐夫妇视我们的大女儿如掌上明珠，娇惯的程度用“含在嘴里怕化、捧在手里怕掉”来形容，并不过分。对此，我们十分放心，但也担心他们把女儿宠坏了。
婚后那几年，我在县直机关工作，妻子在老家嘶马镇卫生院上班，只有周末两人才能相聚。小女儿出生后，全是妻子和岳母照料。现在想想，在那段时光里，我作为父亲，尽的责任太少，不免有点内疚。妻子调到县城工作后，我就想着一定要和妻子分担责任，为小家庭多尽一点义务。小女儿上幼儿园、读小学，我负责送去接回，妻子管饮食起居，其实还是妻子尽的义务多，我的工作相对忙些，经常加班加点。那时候，我的单位距离幼儿园、学校和家都不远，女儿放学后，我将她接到办公室，安排她做作业、预习功课，或与同事们的孩子一起玩耍，下班再带她回家。小女儿自上幼儿园起就到少年宫学习古筝弹奏，而且成绩优秀，名列前茅。那个阶段，女儿演出频繁，不是学校演出，就是教育系统比赛，还有社区邀演，一年总有好几次。每逢演出，我和妻子总是一人推着架着古筝的自行车，一人拿着两个古筝架子，送去接来。特别是将女儿送至扬州古筝名师那里学习的那一年，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和妻子轮流陪护，或坐公交，或乘出租，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名师的悉心教辅、女儿的勤学苦练和我们的精心呵护，女儿在读小学三年级那年便获得了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少儿民族器乐比赛一等奖。
小女儿上初中时，大女儿（妻子的大姐和姐夫相继生病离世，大女儿又回到我们身边）将要考高中。为了让女儿们能顺顺当当地完成学业，我和妻子除了上班，就是围着她们转，早起晚睡，很少参加宴请应酬，电视除了央视《新闻联播》大家一起看，其他节目几乎不看。周末一般不出门，在家陪着女儿。她们做作业，我们或做家务，或看书报，或完成工作上的未了事宜。这一切，皆为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女儿们服务，我和妻子各有分工。饮食起居由妻子包揽，安全保障是我的职责。每天早晨，妻子叫醒女儿们，将热腾腾的早饭摆上餐桌，有小米稀粥，有煎鸡蛋，有点心……变着法儿让她俩吃饱吃好。我一手拎着女儿们沉甸甸的书包，一手拿着打气筒，从六层楼上一蹓而下，把她俩的自行车周身检查一遍后，放好书包，等待她们下楼。春来秋往，直至女儿们高中毕业考上大学。邻居们对我俩的举动赞赏有加，并送给我们“‘锅铲’妈妈、‘气筒’爸爸”的雅称。
别看我们的安排有条有理，偶尔也有“失误”的地方。有一次，女儿们做作业到凌晨一点多才休息，睡得很沉。我们亦很疲倦，闹钟也未能把我们吵醒。一觉醒来，发现时间超过，来不及做早饭，我和妻子便骑自行车各送一个女儿去学校。虽然没有迟到，两个女儿却饿了一上午的肚子。提起这件事，至今我们都感到内疚，尽管两个女儿非常谅解。
我坚信，夫妻之间，只要两情相依，彼此合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过不去的坎儿。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夫妻俩一个是公务员，一个是镇办厂工人。靠我们两人的收入，供两个女儿上学读书，中学、大学直至研究生毕业，困难是相当大的。我们硬是靠省吃俭用和向同学朋友借款，度过了难关。
妻子过去说的话，现在得到了印证。两个成家立业的女儿知恩图报，懂得反哺，象卫星绕着地球转似的，将我们的衣食住行照顾得逸逸当当。知晓我们家庭的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为了两个女儿，也为了我，妻子从事业单位调到镇办小厂，可谓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退休工资比过去事业单位的同事少了三分之一；因为生了两个女儿，不是独生子女，我的退休工资比人家少了五个百分点……每每提及这些，人家问我们是否后悔？我们都会自豪地回答：“工资少一点算什么，两个女儿是我们的最大财富！”
人往老了过，可能更加珍惜相依相伴的时光，我和妻子都有这样的感受。你给我泡一杯茶，我给你削一个苹果；你给我倒洗脚水，我给你暖被窝；你叫我写文章不要睡得太晚，时间长了会得颈椎病，我提醒你绣十字绣不宜时间太久，时间久了会伤眼睛；妻子有糖尿病，好多食物里不放糖，我不挑剔，随着她吃，我胃子不适宜吃硬米饭，妻子总是将饭做得烂烂的，将就着陪我吃；随身带着的速效救心丸快到失效期，妻子换瓶时也不忘替我换，手机里的垃圾多了，我清理时也拿来妻子的手机，帮她清理；妻子欣赏电视里的京剧，会时不时地告诉我啥角儿啥流派，我听手机上的扬剧时也会告诉她何名段何曲牌……已经成了我们相互关照的自觉行动。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叫“爱情保鲜”。
机器使用久了，零部件易磨损，需要不断维修。人也一样，年岁大了，肌体老化，需要经常保养，甚至治疗。世间不公平的事真多。比如妻子，她一人就得过阑尾炎、子宫肌瘤、胆囊息肉、心脏病、肾脏错构瘤等多种疾病，动过几次手术，人们戏称她是“刀枪不惧的‘无胆’英雄”。妻子纤弱的躯体承载得太重太重。俗话说，“黄鼠狼专拣病鸡拖”。这不，2015年9月，妻子在医院又查出糖尿病，血糖指数高得爆表，医生警告她不得离开医院，立即住下来检查治疗。我这人胆子小，生怕妻子有什么不测，在医院陪伴妻子度过了七天七夜，女儿和妻侄女要来换班也不答应。妻子病情平稳后，妻子和医生都劝我回家休息，我也未依。
相对而言，我的身体要比妻子硬朗一点，但小毛小病也有几个。2017年6月的一天，我连续拉肚子四五次，且便中带血。因为我有慢性肠炎和痔疮，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想在家吃点药片消消炎。妻子见状，有点紧张，立即要陪我去医院做检查。经医生检查，系痔疮出血症状。为了排除他因，在医生的建议下，我又做了无痛（麻醉）肠镜检查，查出横直肠息肉（良性）。做肠镜检查那天，可把妻子吓坏了。在我后面进检查室的几个人都相继出来，就我迟迟没有出来。原来，医生发现我有直肠息肉，要取样活检，需要一定的时间。当我麻醉药性过后醒来，妻子如释重负，庆幸地对我说：“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出来，把我吓死了！我就怕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诙谐地对妻子说：“怕什么，我刚才死过去（麻醉），现在不又活过来啦！我的命长着呢，要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句话让妻子阴云密布的脸上现出了灿烂阳光。
时光荏苒，岁月静好。2014年12月和2017年8月，我们膝下喜添两个外孙女。两个宝贝都是小女儿家的。小女婿是西班牙人，父母远在万里之外，照顾外孙女们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妻子买菜做饭、洗衣服，我教外孙女们识图认字，陪她们唱歌游戏、弹钢琴；妻子陪外孙女们下楼跳绳、踢球，我钻进厨房洗锅抹碗，吸尘搞卫生；送接外孙女上下学，我专心致志开车，妻子精心陪伴，聊作业、讲故事……一切配合得十分默契。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俩已是“奔七”之人，在相互体贴、彼此照应的同时，又共同把爱倾注到了活泼可爱的外孙女们身上。
稿子写到这里，已近中午，妻子将香喷喷的菜肴一盘一盘端上了桌，其中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和红烧鱼。这时，女儿们先后发来微信：“爸妈节日快乐，幸福到永远！”“祝老爸老妈恩爱甜蜜，地久天长！”“今天是什么节日？女儿们为何如此煽情？”我将手机递到妻子眼前。妻子笑着说：“你呀，过呆（傻）了，今天是七夕——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呀！”我望着妻子，愰然大悟。
海誓山盟亦有悔，白头偕老才是真。我们将带着女儿们的祝愿，手挽着手，在爱的旅途上稳步前行，越走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