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灾、人祸、重病幸存者
轰炸声中降生
“快跑啊，快跑啊，鬼子飞机来了！”听见有人大声喊，已十月怀胎的刘大嫂忙走出屋，在邻居的搀扶下，慌忙来到院子后面的小树林中躲避。
1942年，日本鬼子占领越南后，经常派飞机进入中国云南南部地区轰炸。8月28日这天，又有两架日军飞机飞临建水古城上空，投下两枚炸弹，一枚落在城中，一枚落在城郊距我家不远的地方爆炸。
“轰，轰！”两声巨响连续传来，尤其后一声巨响，把坐在地上的人们都震了起来。在大家的惊叫声中，陶桂芬忽感腹中疼痛，她忙一把拉住坐在旁边的小英，吃力地说：“快叫一下张大婶，这小家伙看样子要出来了！”
张大婶是附近有名的接生婆，正巧她也在小树林东头躲飞机。小英很快把她带了过来。
“快，大家帮着把她抬回屋去，小心点儿！”快语的张大婶吩咐着，“谁帮着去烧盆水？”
“我去！”随后跟进院的小英应声走了。
院子里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不知又有多少人伤亡啦！”
屋子内传出“哇，哇！”婴儿的哭声。
正在城门口卖煎饼的大个子刘济光托人帮着看摊跑了回来，见邻居们都在院子里，忙说：“还好，大家都平安。”
小强迎上前笑着说：“飞机没炸着我们院，但给你刘大哥炸出了个胖小子。”
“啊，是吗？”刘济光高兴地跑进屋……
这个胖小子就是我，还在沉睡的我被鬼子飞机投弹“轰”出来了，使我提前数天来到这个世界上。
刘济光得添贵子，首先想到的是给孩子取名。读过4年私塾的刘济光自认为没有资格给孩子取名，进城找到街边替人写信、会测字的先生，请他给孩子取个名。先生问了问孩子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说：“孩子是外来飞机轰炸时降生的， 是‘外临’，把‘临’字改为‘霖’， 就叫‘外霖’吧。”
孩子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期望，济光总觉得叫“外霖”意义不大，还需请教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忽然想起私塾的高老先生，即去请他给孩子赐名。
高老先生看了看他喜欢的这个学生，手捻着已花白的山羊胡想了想，用教书时的口气一板一拍地说：“我看你天庭饱满，一对佛耳，有福气，是多子的命，一定会苦尽甘来。”高老先生喝了口茶接着说：“我一次给你取四个儿子的名：‘裕、厚、德、金’。‘裕’，宽绰富裕、家庭富足；‘厚’，做人忠厚、待人宽厚；‘德’，乃品德高尚、诚实做人；‘金’，金钱有余，最后一子像金子一样宝贵。名中排行字可用‘崇’，有尊崇、崇尚之意，这样就能把你们父母对儿子的希望寄托体现出来了，你看如何啊？”
“崇裕、崇厚、崇德、崇金，太好啦！”刘济光高兴得忙拜谢先生！一进家门就大声对妻子说：“我们的孩子有大名啦！高老先生还说，我们定会有四个儿子，把四个儿子的名都给取好了。”
“一个儿子能不能养活我都发愁了，还想要四个儿子。”妻子轻声说，“‘崇裕’作宝宝大号，‘外霖’作小名！”
我长大后，妈妈像讲故事一样讲了我出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真是四弟兄加一个妹妹，现在都成了退休老人！ 
（我降生地、家乡——云南省建水县，这是县城的东城门）
被压在震塌的木堆下
1945年秋的一天上午，我爹一早出门了，我妈背着一岁的弟弟到菜市场去买菜，嘱咐我去院子里跟小朋友们玩。我到院子里见小朋友都还没出门，一个人无聊地进了西屋。这是一间有围墙无房顶的屋子，据说是上次地震把屋顶震塌了，屋里面堆满了房主家的木料。我顺着一根根木料爬到了最高处，踩着两根木头站了起来。呀，我看见围墙外的菜地啦！“我最高，我最高！”我兴奋地大声地喊着。
突然大地摇晃起来，脚下一滑摔在木料堆上，我吓得不知所错，本能地抱住一根大木头。房子和大地一起摇晃，已残缺的后墙“扑”地向外倒下，我随着一根根木头哗啦啦地滚到墙外压在木头下。“妈呀！”地喊了一声，就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苏醒，听见嘈杂的声中有妈妈的喊声，我边哭边大声喊：“妈妈，快来！”。
妈妈和几个叔叔听见哭声跑过来搬开木头，妈一下子把我抱在怀里，嘴里不停地说：“别哭，别哭，这是地震，乖宝宝不要怕。”“快看看孩子伤着哪儿啦？”叔叔们的提醒，妈才恍悟，忙脱开我的衣服看了个遍，见我的前额和两膝盖被擦破，腰部被砸青了一块。“快送县医院让医生检查一下，看看伤了脊椎骨没有？”有叔叔提醒，“幸好孩子在室外。”
这时，我爹刚好回来，把我接过去，摸了摸我的后背脊椎，轻声问我：“疼吗？”我点了点头，又忙摇摇头。爹把我紧紧搂住，在我耳边小声说：“爹知道你疼，但外霖坚强，不怕疼。”转身对妈说，“问题不大，不用上医院。”
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大院的大门外，所有的房子全倒塌了，我家的物资全埋在里面，手脚不灵便的李爷爷、王奶奶和小朋友小琳子等也都被埋在房堆下，家人边哭边刨，从瓦砾中救出伤亡家人，扒出可用的家具、衣物。
听见后院有哭声，“出什么事啦？”妈过去挤进人群，见大院的房主李大叔坐在地上边哭边喊：“老天哪，我们得罪您什么啦，您要这样惩罚我们，要了我家两条人命！”
原来，地震时，李大叔十六岁的妹妹刚跑进后院的一霎那，大地突然断裂，裂开一条长十几米、宽一米的大缝，他的妹妹一下子掉进裂缝里，大地又一下子合拢，把他的妹妹活活挤死在地缝中，只有掉下时飞起的两条头发辫尖儿留在地面，似乎以此告知人们她到地下了，否则，家人上哪儿去找？
李大叔抹了抹眼泪找来几把镐头和铁锹，想请大伙帮着把妹妹从地缝中挖出来。众人劝他不要挖了，就在他妹妹头发辫的地面上垒一座坟就地安葬算了。一个青年安慰李大叔说：“这可能是你妹妹命中注定，她长得漂亮，大地喜欢她，就借地震这个机会把她紧紧抱住了，你就不要再把他们分开啦！”李大叔就按大伙说的，找来妹妹平时爱穿的几件衣服，就地垒了一座坟；同时，在妹妹坟墓旁边另立一座坟，用棺木安葬了李大爷。
云南位处地震带发生地震是常事，大人小孩都习惯了。我在天君庙小学读书时，遇有地震，就按老师安排的女生钻在课桌下，男生立即从门窗跑跳出到院子里，地震过后又回教室继续上课。
云南地震多种多样，除摇震外，在震中，有地移，一座村寨从这面山脚移到那面山脚；有地裂，像上面叙述的1945年这次；有地陷，如1970年发生的大地震，四面环山中间的整座坝子连村寨和田地一下子陷下30多米，救灾人员赶来大吃一惊，找来云梯下去，村子变成大堆瓦砾，死气沉沉无一生还，多少年后成了一个湖泊。
鼠疫，差点夺走小命
1952年，全县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当时的“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臭虫、老鼠。我们当地这“四害”十分猖狂，苍蝇传播的肝炎和肠道传染病、蚊子传播的疟疾，尤其老鼠传播的鼠疫不仅在我们县，在整个滇南地区都很流行。因此，这一关系到人们健康的运动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
我母亲可算是灭鼠的积极分子，她不用鼠夹和毒鼠药，而是用土办法，即晚睡前，用一只口小肚大的陶制土锅，里面放进一些稻壳，把炒香的黄豆粒撒在稻壳上，再将一只漏斗形的陶制“蒜臼”放进土锅，“蒜臼”尖底轻轻放在稻壳堆顶上，土锅口留有可供老鼠进入的缝隙。当老鼠闻到香味，两三只跟进土锅，边吃边扒拉稻壳，无稻壳顶着的“蒜臼”落下，盖住土锅口，老鼠就被关在土锅里。早晨洗漱完后，拿一条麻布口袋套住土锅口，拿起“蒜臼”，欲逃命的老鼠便跃出土锅，进了麻袋，扎紧麻袋口，用棍棒猛击老鼠，结果它的性命。
按县卫生部门规定，应将死老鼠送交县卫生院登记，年终卫生部门按登记嘉奖灭鼠先进户。我们家每天所灭死鼠均由我上学前提着它们的尾巴就直送卫生院。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家就上交了数十只老鼠。
不久，我突发高烧病倒了。父母以为是着凉感冒，采用老办法，给我刮痧，我的脖子、两臂、胸、背全是一道道的紫红条，犹如穿着红白条上衣的足球裁判员。平时一刮痧烧就退，可这次连烧四天不仅不退，反而越烧越高，而且昏迷了。
昏迷中的我口里断断续续地说一些已去世亲属的名字。我妈迷信，认为不久前的“清明节”没去上坟，未祭祀好祖宗，现孩子是被死鬼缠身。她请来“跳大神”的巫师，拿着宝剑在家中驱鬼，他用柳条使劲往我身上抽打，痛得我直叫，巫师说这是鬼叫。他厉声喊：“你是何方死鬼，还不快快离身逃走，不然我告阎王使你永不能再投生！”他不抽打我了，我自然不叫。这时，他对我母亲说：“恶鬼让我打跑了，过两天孩子就会好起来的，你们放心就是。”满心欢喜的我妈和半信半疑的我爹将身上带的钱全掏给了巫师。可两天过去了，我仍高烧不退，仍处于昏迷之中，多天不进饮食，已骨瘦如柴。
求巫师不成还得求医。我爹一大早就出门借钱，请来一位老中医诊治，他未言是什么病，开了一叫“去瘟汤”的药方。我爹拿着处方去药店抓药，真不巧，药店人说有一味关键的药现在缺货。平时就爱识别中草药的我爹知晓这味药，他顾不上吃午饭，立即进山去采，天黑时赶回来了，让我妈赶快煎药。按医师吩咐，每四小时服一次药，我妈着急，三小时就喂我一次药。连服药两天，我的高烧退了，已昏迷九天的我慢慢苏醒过来。我爹摸着我的头，激动地说：“我儿命不该绝啊！”并向我讲述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一切……
我感到屋里有些憋气，爹立即打开两扇窗子，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我感到很饿，妈立即熬了粥，我本想自己喝，但已无抬碗之力，只好仍让妈一勺勺地喂。我感到脸紧绷绷的，妈立即打来温热水给我擦脸，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就在这时，从窗子刮进一股风，我打了一个寒颤，这一打不要紧，我又发起烧来，又连服了两付药，才又慢慢退烧。由于我身体虚弱，退了烧，烧了退，折腾几次，我才慢慢恢复，终于走出房门。
我生病上不了学，爹到学校帮我请了三次假。班主任魏老师到我家看望，瞧见我弱不禁风的样子，估计短期内很难去上学，就让我休学一学期。
由于人们缺乏防疫知识，全县在灭鼠过程中，使本已流行的鼠疫病更扩大了，还死了不少人。据爹说，我病的症状跟鼠疫病一模一样，家里人这才知道我得的是鼠疫。细回想起来，当我把刚打死的老鼠用手提着尾巴往卫生院送的近半小时路途中，老鼠身上的跳蚤跳到我身上，使我身上发痒，还起小红包，患鼠疫病就很自然了。不过，在当时那种环境和家境情况下，我得了死亡率极高的鼠疫病还能活下来，而且未传染给父母和弟妹们，真是万幸！
挖煤遇矿洞塌方
1958年，我们中学也投入到“大炼钢铁”热潮中，按县教育局安排，我们中学停课一个月，到山区一煤矿安营扎寨，根据任务和专家指点，把师生分成三个大队：一大队负责下矿洞采煤；二大队负责上山伐木烧制焦炭；三大队负责挖建土高炉炼铁。三个大队形成连环作业：此地煤矿采的是无烟煤，用砍伐来的松树劈成柴，将做成的煤砖烧成焦炭；土高炉建好后，炉膛里先铺上一层松树劈柴，上面又铺上一层焦炭，焦炭上面再铺上成块状的铁矿石，之后封炉，只留一个烟口，炉膛下点火，连续烧炼两三天火熄灭后开炉取铁，一般在炉底就有一块三氧化铁，无论炼出的铁块大小，大家举着它欢庆一番，因为出了成果。
三座煤矿洞口都在山脚，面对山谷。我们班男生分到一大队负责一座矿的采煤，分早、午、夜三个班。上班前，穿上工作服，头戴矿灯，手提短把小镐，还肩背一壶水，跟着矿工师傅顺斜坡猫腰步行进矿洞挖煤。矿洞里阴暗潮湿，越往里走越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走进叉道作业面，师傅示范顺着煤层开挖。我们学着在几个作业面同时干起来，随着镐头平挖进去，煤块和煤粒“哗哗”往下落，煤尘飞起，仅半小时，脚下就有一大堆煤，我们再把这些煤推送到主矿道，以便负责运煤的人将煤装进小车或竹筐运走。大约干了一个小时，师傅让大家坐地休息，矿灯照在同伴脸上，互相大笑，说对方已成黑人。每班中间，运煤的同志顺便给我们送来一餐饭，我们用衣袖擦擦嘴皮上的煤尘就大口开吃，因为我们的肚子早已喊叫。下班了，我们这些学生娃垂着发酸的两臂，拖着已站僵直的两腿，像老头似的猫腰小步迈出矿洞。
矿工住在自建的茅草屋，我们临时搭建帐篷，每班一顶帐篷，我们班的帐篷就搭在五号矿洞前一块平地上，正好我们班就分在五号洞采煤。帐篷搭建好后，班主任宣布：男生睡一半，女生睡一半。尽管天热大家都是和衣而睡。男女生同住一顶帐篷，还闹了一次笑话：同学小周下夜班，又累又睏的他跌跌撞撞进了帐篷，拉开被子就睡。旁边女生一觉醒来发现一男生同睡在她的被窝里，就大声惊叫起来，被吵醒的全帐篷同学都哈哈大笑。醒来的小周一看忙赔礼道歉。
采煤的危险是洞里洞外经常塌方，多为洞内塌方。因为煤层的煤被掏出后，上面的土石失去支撑就往下塌落，遇到的几次小塌方，师傅手疾眼快马上拉我们后退避开了；如遇大面积塌方，往往就把采煤人埋在下面了。所以老师傅们对尚未使支撑的作业面顶上一直警惕地观察着。
矿洞外塌方我遇到一次。一天清晨，我刚下夜班，疲惫不堪的我进帐篷刚想躺下，突然“哗啦”一声巨响，尘土飞扬，一块大石头滚到我们帐篷边。“怎么回事？”这时只听外面有人喊叫：“五号洞塌方啦！”呀，是我们矿洞，立即跑了过去，只见洞口上方的山体连同树木一起塌下，把洞口埋得严严实实。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往外拉筐运煤的那位张老工人这下可能被埋在下面了，因为他年大体弱，拉出一次煤，就要在洞口的大石头上坐息一阵子。此外，洞里刚上早班的人即使未受伤也会窒息的。
矿领导立即组织人员清理救人。我们同赶来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奋力挖、扒，可下面一面清挖，上面的土石不断往下流。大家为不能与洞内当班工人联系上而着急。此时，有人抬来一根钢管，对着洞口使劲往里打，不多一会儿，钢管那头进洞了，外边的人对着钢管往里喊话：“洞里的人怎么样？”“安全！我们都到洞口了。”这意味着张大伯幸免于难。矿领导一面安慰洞里人员，一面要求大家加快开挖进度，尽快把人救出来。现场指挥看正面边清边落，马上指挥改从侧面清挖，一个多小时过去，终于见到矿洞口，里面的师傅和学生从挖出的小洞一个个平安走出。我同我们班出洞同学紧紧抱在一起，激动、幸运的泪水流在脸上……
遭遇美机机关枪袭击
1964年8月，美国空海军飞机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10月，我们一行12人由中国高等教育部从部队和地方大学选调、被派到越南半工半读留学，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亲自主持战争环境下的半工半读实验。我们每两人在一个中国援建的工厂当工人，同越南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的“五同”生活。
“同战斗”是到越南工厂40天后、胡主席第二次接见我们时，我这个班长代表男生向胡主席当面提出请求：“我们在中国就一直盼望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者。现在我们到越南了，热切希望胡伯伯允许我们参加工厂的基干自卫队，拿起枪同越南工友一道打击来犯的美帝侵略者飞机。”胡主席知道我们男生都是军人，最后点头同意。
每天一早到工厂上班，先去库房领取贴有我名字的步枪，进车间后把枪放在我钳工工作台旁开机器生产。当河内市美机空袭警报一响，我立即放下手中活，戴上钢盔帽，拿起枪，同其他基干自卫队队员一道迅速爬上工厂房顶并进入预定工事，两眼向上紧盯美机的飞行方向。如远见一架敌机朝这个方向飞来，站在房顶中央的队长手拿小红旗指挥，“跟踪瞄准前面那架敌机，”一声令下“打！”我们向俯冲下来的那架美机立即开火，飞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没有被击中的迹象。只要头顶上有低飞的飞机我们就射击，尽管步枪子弹达不到飞机的高度，但与河内市高空的导弹、中空的高炮高机、低空的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构成三层火力网，迫使美机高空飞行投弹，这很难炸中目标；如有冒死低飞的飞机，往往就被击落。此时的上空硝烟弥漫，枪声、炮声、敌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混杂一起，响彻云宵，震耳欲聋。我每次从厂房顶下来，许久仍听不清别人讲话。美军飞机每天都要光顾河内市上空三四次，只要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就上房顶做好战斗准备，如看不到飞机，就举枪等着，警报解除，再回车间生产。
在工厂当自卫队队员两年多，参与对空作战数百次，不过遇较大危险仅两次：一次是美军海军飞机一批3架朝我厂方向飞过来，其中一架俯冲投下一枚炸弹，飞机拉起跑了，炸弹朝我们方向飘落而来，我旁边的越南队员小声说：“完了，我们要去见上帝啦！”炸弹从我们头顶呼啸飞过，一会儿“轰隆”一声巨响，烟尘飞落在我们身上。我随其他队员立即看爆炸点，炸弹穿过斜对面的印度驻越南大使馆围墙在院中爆炸。后来得知，造成印度使馆人员两死三伤。
另一次是遭遇美军机用20毫米机关枪扫射。美军机发现地面有人群、车队、阵地，经常是俯冲下来的飞机同时用20毫米机关枪向地面扫射。这一次，美机发现我们楼顶阵地，就俯冲快速扫射，“嗒，嗒，嗒”，子弹打在我们的水泥工事掩体及上面沙袋上，我们正集中射击，根本来不及躲避，我旁边一名工友的手臂受伤，工厂医生马上上房给他包扎。我幸好皮肉未伤。
尽管我所在的工厂周围多个单位和居民区被炸，幸好我在的工厂躲过劫难。
（我身后两层楼房是我所在的越南河内“红河文教用品厂”）
夜行车险些掉下路桥
1967年春，我国在外留学生奉调回国参加“文革”运动。几个月后，半工半读班的8个男军人商量，“援越抗美”前线正需要我们这些会越南语的人员，我们向解放军总政干部部提出到前线的请求，很快得到同意，除两名分别回广州、昆明军区外，我们6人分配到总参谋部，短期培训后，两人被派到老挝，我们4人被派到我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工作。
战争环境下的越南，青年人都上了前线，田地荒芜，市场无肉蛋、生禽供应，蔬菜也仅有水塘边养殖的空心菜和水芹菜。大使馆看使馆人员个个面黄肌瘦，指示尽管冒着美机轰炸的危险，也要每月派车回国采购一次食品，会越南语的人员轮流陪管理员去采购。1968年5月，轮到我随管理员到广西南宁市采购。
我们等天黑出发，因夜间美机很少出动轰炸。我们沿1号公路北上，在被炸得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前行。天太黑，又只能开车前的小防空灯，车速不快。管理员边紧握方向盘边嘱咐坐在副驾驶的我：“你要两耳听空中飞机声响，两眼盯前方路面，有情况马上说！”如果听到远空有敌机轰鸣声，就告诉驾驶员必须立即靠路边隐蔽，否则，敌机一旦发现就会俯冲下来，用20毫米机关枪朝行驶中的车辆开火。
我们行车两小时了，我估摸快到北江桥了，忽然看见前方黑乎乎一片不像是路面，忙说：“赶快停车！”管理员“嘎”地把车停住了。我们下车查看，“呀”地一声，吓得两腿发软瘫坐在地上，全身直冒冷汗。因为我们已到北江桥桥头，桥面已在白天被美机炸塌，我们车的右前轮已悬空，左前轮已压在断面边上，如再前行几厘米，连车带人就将掉进江里。管理员风趣地说：“乖乖，看来是马克思不让我俩去报到！”我们定了定神，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我俩商量怎样倒车，为防止车轮前滑，搬来两大块石头紧紧堵住后轮，我们两人使足全身力气往后推车，可“大屁股北京吉普”一动不动，因车上还带着一些送回国的东西。夜深人静又找不到人帮忙。怎么办？只好冒险发动车后倒。我死死顶住右后轮前的大石块，车倒一点，我把石块推进一点，等倒了10来米，再掉头找过河的路。
我们边倒车边埋怨：“桥被炸塌应在入桥前设个标志，否则将会出事故的。”正说着，看到地面横着条草绳。原来，人家已做了简单标示，即在引桥前路两旁各插了一根细树枝，拉上草绳挡道，此前可能有车从此通过，把标示草绳碰倒了，我们上桥时未发现地面这根草绳。我们把绳子重新拉上。
桥梁被炸塌后，不是数天能修好的，越南护桥人员一般都会在桥上游水浅处用河中鹅卵石垫出一条淌水过河路。我们找到了这条淌水路，我们的车在鹅卵石上摇摇摆摆地总算过了北江。
天边露出鱼肚色，我们到了友谊关口岸越方一侧，等越方口岸检查人员上班。八时上班的越南边防检查人员看是中国大使馆的人和车，很快客气地给我们的护照盖了出关印章，并例行检查了我们车上的东西。管理员给他们三人各人一包中国香烟以示感谢。越过两国边界线，雄伟的友谊关城楼屹立在眼前。管理员同中方口岸边检人员非常熟悉，边亲热交谈边很快办完入关手续，管理员送给他们一条香烟表示感谢。我们在凭祥吃了点早餐就直奔南宁市。
（这是我邀请驻越南河内的武官团去参观中国的友谊关）
当我们从南宁拉着满满一车东西返回，赶在友谊关口岸下午闭关前办理中越出关与入关手续。过北江时，趁天未黑，我们又上前天夜里过的桥头看一看，还真有些后怕。
我们身处河内的战争环境，虽只是每天的数次美国飞机空袭，无论白天晚上，我们的神经一直是紧绷的，有的馆员实在受不了，擅自买车票回国了；有的馆员回国后神经失常。意志坚定者数年坚持下来了，经受住了战争考验。有同志问我：“你怎么不怕轰炸？”我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还在娘肚子里就听见过轰炸。”
高炮阵地遇轰炸
“援越抗美”时期，我国先后派出“中国后勤部队”合计23个支队（师），另2个大队（团）帮助越南执行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岸防工事、中央地下指挥中心、地面及海底通信等工程，以及对空作战和海上扫除水雷等任务。中央军委未在越南设立前线指挥部，而把对所有援越部队的总联络工作交予我们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负责。
我到武官处后，武官把这一摊工作交给我承担。我直接面对援越部队每个支队，需要经常到各支队了解他们的作战、施工、战斗减员、涉外交往情况，还要陪同大使、武官节日赴部队慰问或出席某项工程竣工移交仪式等。我还负责我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具体落实工作，除每月把我国陆运、海运到越武器装备物资清单翻译送交越方外，有时还要到口岸、港口出席军援物资交接仪式等。每次外出都会遭遇美机的一两次轰炸，有的是重磅炸弹，有的是钢珠弹，有时还遇美机飞行员俯冲下来直接用机关枪扫射。加上在武官处参与作战值班遇空袭警报，这些年遭遇美机轰炸千余次。仅述在高炮阵地遭遇轰炸的一次：
1967年12月19日，我随袁云楼代武官到越北太原市看望援越高炮部队170支队。该支队承担着保卫越北地区重镇太原市和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厂。支队领导陪着我们到炮阵地看望战士们，我在一个炮位询问作战情况和战士们对到越作战的感想。正在此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各就各位。支队领导立即带我们使馆几个人离开阵地，进入炮连连部的防空洞。我想，我也是年轻军人，我不能操炮但可以为炮手们擦炮弹。我又返回到刚才同战士交流的那个炮班阵地，不顾战士们劝阻，就蹲在57高炮旁擦起炮弹来。
（1969年春节前，我带使馆几名馆员到援越168高炮支队慰问）
这时美国的3架轰炸机成“品”字形朝阵地群飞过来，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阵地群的各门炮迅速朝敌机的长机开火，一发发炮弹伴着战士们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援越抗美，为国为民！”等的口号声飞向敌机。此时，敌机的轰鸣声、打击敌机的炮声、战士们的口号声和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头一架美机还未俯冲投弹其左翼即被击中起火，飞行员迅速弹出座仓跳伞，失控的飞机拉着“呜——”的长音和黑烟往前滑栽下去。另两架美机见势不妙，连忙投弹后掉头就逃。炸弹在阵地群及周边连续爆炸，我被从地上震起，又被飞起的泥土埋下，两耳已听不到任何声响。不多会儿，爆炸过后，几个战士忙过来帮我扒开身上的泥土，大声问我：“刘秘书，伤着哪儿没有？”我站起先摸了摸头和脸，再摸摸身上，看手上没有血，我说：“没事儿！”我问他们有受伤的没有？战士们回答说没事儿。此时，只听班长大声说：“是刘秘书给我们带来了福气，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边齐声回答“对！”边高兴地把我抛了起来，他们吼着，一下又一下把我抛得老高。
这时，听到旁边炮阵地传来呼喊“小李”的声音和哭声。我们迅速过去，只见坐在高低机炮位上的小李两眼直瞪着上空，两手死死握着高低机，任凭战友们呼唤，他都一动不动，似乎仍在全神战斗。原来，一块弹片飞入他的胸部，鲜血从伤口透过衣服流到脚下地面。战友们用力拨开他的双手，把他从炮位上抱下来。战地医生迅速赶来救治，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就轻轻解开他的衣扣，用纱布擦去他身上的血迹，像对待熟睡的小弟，生怕动作太大惊醒了他。
在将他抬上担架准备送往医院前，班长清理他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其中有一张折叠成方块的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事先写好的遗书。班长含泪轻声念道：“战争越来越激烈，难免有受伤或牺牲，我已做好了去见马克思的思想准备。如真的有那么一天，请组织相信，我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会像共产党员那样‘青山处处埋忠骨’；我母亲体弱多病经不起打击，请组织不要把我牺牲的消息告诉我家里……”未等念完，我的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我用袖子擦了下眼泪，连忙抬头看已远去的担架，再目送这位年轻英雄一程。
后来一问才知，许多战士都事先写有遗书，作好了为“援越抗美”贡献自己青春与生命的准备。这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军人啊！
抢扎防洪竹排
元江，从我国云南的哀牢山带着红土地的泥沙，穿山涧向东南方奔腾而下，流经元阳县后人们改称它为红河。我们部队到红河训练泅渡，每次上岸都是一身红泥，得找清泉水冲洗。红河经河口镇进入越南境内，顺着越南西北山势流入红河平原的首站河内市，流速减缓，红泥沙一路沉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流经河内城北的红河河床高出城区7米，自然河堤越垒越高。
1970年夏，红河上中游的云南南部和越南西北部一连数天降暴雨，河水猛涨，已漫过第一道河堤。越南河内市政府调集工人昼夜轮班上第二道河堤加固和守护，但大雨不停，河水已上涨至零界点。市政府通过其外交部立即向驻河内的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办事处发出紧急通告：因近些天大雨不停，红河水上涨过快，为防决堤，请各国大使馆和国际组织办事处提前做好防洪准备。不到危险时刻一般不会发这样的紧急通告的。
我们使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幼平大使立即部署：要求各处迅速把一楼办公室的重要文件、档案资料清送上楼；办公室人员负责把大米、面粉、燃气炉和厨具以及储存在防空洞的罐头全搬运至食堂楼上；武官处、商务处和文化处抽小伙子负责伐竹扎竹排筏子。使馆围墙内长有数十株高五六米、粗10厘米的大竹子。我们8个年轻人负责扎竹排筏子，需先砍伐竹子，大家迅速找来了斧头、砍刀，用斧头和砍刀砍筏竹子十分费力、费时，洪水不会等我们扎好竹排再决堤。好不容易找来一把钢锯，用钢锯锯竹子就快了许多，可猫着腰锯竹子根部很费劲，大家轮流上阵，专挑最高最粗的竹子锯。其他人负责修枝、去尖，每根竹子统一6米长。
要将竹子捆扎一起需要大量的绳子，可找来的麻绳、棕绳太少，小韦自告奋勇，马上找会计要些越南币现金，拉上小张开车直奔市场，不多时就买来3大捆共60米长的棕绳，棕绳经水更结实。小韦是广西桂林人，小时候跟大人扎过竹筏。他让砍下21根竹子，每10根扎一筏。他先用斧头劈开一根竹子，做成6条横撑，他教大家如何捆扎。为抢时间，大家午饭、晚饭后都不休息，闷热的天气下干活，汗水浸透衣服还不能脱，以免被竹枝竹叶划破皮肤。终于在当天晚上9时完成了扎制两个竹筏的任务。王大使看后非常高兴，直夸做得好！
（这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大门）
第二天中午，越南外交部发来第二号紧急通告：越南政府决定，为保护河内市区人员和建筑物安全，决定在河内的红河上游决堤放水，把部分红河水引流进河西省田野，正帮相关村寨农户搬迁。这通告一来，我们头脑里紧绷的弦总算得以松开。
吉普车滑向深渊
战争一旦爆发，就变得十分的残酷无情，双方伤亡就在所难免。
我国援越部队在对空作战和地面施工中遭到美军飞的猛烈轰炸，自然会有不小伤亡，也有在恶劣生活环境下病故的。按中央军委“就地安葬”指示，在越南国土上牺牲、病故的英雄烈士1400多名，在越南地方政府协助下，就地安葬在越南北部22个省（市）的57座烈士陵园中。这些陵园极大部分是由援越部队各支队建造的。
我接手援越部队联络工作后，建立了《援越抗美部队烈士名册》，根据各援越支队陆续报来的官兵牺牲安葬情况，分别编记入名册的有关陵园中，并绘制了《援越部队烈士陵园分布图》，注明了每个陵园的具体位置。后来，我又通过使馆的老资料，把“援越抗法”时期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牺牲的6名人员、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胡志明主席特别邀请的“中国艺术团”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访越演出期间牺牲的8名烈士、使馆及新华分社的2名病故人员一并汇编入《名册》中。每当我把一位位烈士汇入《名册》时都是泪流不止，很难把思绪从悲痛中调整出来。
每到清明节，我们使馆都要派馆员分几路去祭扫。每次扫墓，我都负责先提出每路需祭扫哪几个陵园及每个陵园具体位置的安排意见，报武官和大使审定，之后在每次扫墓安排会议上，我在宣布经大使审定的计划安排的同时，还介绍每个陵园突出的烈士事迹。扫墓过程也是向英雄烈士学习受教育的过程。
去扫墓过程中，我也遇到过一次危险，险些丧命。
那是1971年的清明节，在越南越中友好协会出面联系安排下，使馆分三路外出扫墓，我随文化处周秘书带队的一组前往广宁省和北江省的三座烈士陵园祭扫。临行前，越中友协告：“已同各有关省政府联系妥，他们会陪同你们祭扫并设午餐招待。”
（每年清明节，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都组织馆员去给援越抗法、抗美烈士扫墓 图中摄像者为本文作者）
当我们按双方约定分别到达三座烈士陵园时，均无越方人员出面接待、陪同，我们只好自己按程序一一祭扫。按计划，我们一行五人的中午餐由北江省政府招待，可现也无人问津，幸好我们车上自带了一保温瓶的水和数块点心，大家分用充饥。
当祭扫完第三座烈士陵园，即“夏眉山烈士陵园”后返回，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趟水过一条小溪，又翻一座大山，简易的公路盘在山腰，左边是陡峭的石崖，右边是深谷，我们沿着这条狭窄凸凹不平的沙石路慢慢下山。这时，从山下来了越军的一支运输车队，我们的司机小王将车靠右想刹车减行，然而，怎么用力踩刹车也都刹不住，车子下滑越来越快，越军车司机见状大叫“太危险啦，太危险啦！”眼看就要撞上车队的卡车，小王连忙右打，刚好是拐弯处，车一下子顺着路基斜坡滑了下去，坐在司机旁边的我不由自主地惊喊一声“完啦！”“当”地一声，车子幸好被斜坡上一棵大树挡住，否则车就翻下山谷，全车人都得粉身碎骨。
司机小王被吓晕在方向盘上，我坐在他旁边紧张地目睹这一切，双手紧紧握住把手，在车撞上大树的一刹那，我的头还是不由自主地撞到了风挡玻璃上。车后座的三人一直在睡觉，车撞树时才被撞醒，仰头睡的周秘书被撞到前面座位靠背上，大声问：“怎么回事？”我定了定神告诉大家：“车子出事了，请大家不要动，听我指挥。”因为我知道，被树顶住前护杠的车子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滚下山谷。我先慢慢下车，让后面同志逐一下车，然后叫醒司机小王，并将他轻轻扶下车，大家顺山坡爬上路面，看着深谷都有些后怕。
我立即请越军车队的人用钢索帮着把我们的车拖上路面。还好，车子能发动，检查刹车，原来是过小溪时刹车进了水。我让大家在路边休息，一来等刹车里的水干一干，二来是让大家尤其司机定定神。看太阳已落山，司机试了试刹车还行，我们即上车往回赶。
一路上，大家议论：越南当地政府官员为什么不出面陪同扫墓？是越中友协未通知当地政府，还是当地政府官员对中国不友好而有意不出面？因为当时的越南国家已经是“亲苏”的黎笋当政。
回到使馆时已是深夜一时。我和周秘书向一直在客厅里等候的大使和武官汇报了情况，因为天黑他们未见我们返回，当时又无手机联络，十分担心，现见人都平安回来了，才放下心来。
躺上肿瘤切除手术台
2022年8月，正当我的孩子们和远在云南的弟妹们满心欢喜地张罗为我的八十寿辰隆重庆贺一番的时候，我突然住院了。因为近期以来，我一天天消瘦，体重由80多公斤减到60多公斤，高血压变成低血压，本来红润的皮肤也越来越白，成了白种人，医生说这是贫血的表像。我自认为，因患有胃溃疡，每餐饭后胃痛难忍，我只好饭量减少，从而带来体重、血压下降；贫血是因胃出血引起。因新冠，所以只在本院门诊部诊治服中西药，不过医生建议我到医院作认真检查。
我到某军医院就诊，作胃镜检查，因高龄不给做无痛检查，我只好咬牙侧身躺在检查台上，忍痛让医生把我嘴撑开、把胃镜沿食道慢慢进入胃里来回探照，恶心难忍，口水直流，尤其为活检抓一小块肉的时候，我痛得几乎要跳起来了，护士使劲按着我。检查结论是糜烂性胃溃疡，是不是它出血，未给结论。此时的我头晕、眼花、耳鸣、脖子僵硬、全身无力。
经联系排队，我终于于8月中旬住进了某中医医院。儿子推着我去住院那天，两腿发软几乎难以站立。医生一看化验单，血红蛋白已降至3（正常水平是13至17），已经到了危险点，马上先把我送进病房作输血抢救。我躺在病床上边治疗胃溃疡、边隔几天输一次血。我老感到腹痛，请医生打一针止痛药能管一两天，我请医生给我检查一下腹部，B超、CT、核磁，又忍痛做肠镜检查，终于发现：我的结肠与直肠连接处长了一个不算大的肿瘤块，而且是这个肿瘤无时无刻地在流血，而不是胃出血。
怎么办？我考虑高龄全麻手术可能出现的后果，就问医生，能不能保守治疗？医生告，这种情况只能手术，而且必须全麻，可中医院做不了这种手术。八十岁老人做全麻手术担心醒不过来，一般医院都不给做。我儿子四处托人、出钱，终于找到一家有名的医院，表示可以做这个手术，但手术前必须做一系列检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尤其要求血红蛋白必须达到10以上，否则，手术中会流失很多血，再马上输血来不及。既然不能保守治疗就只好手术，为防止手术后醒不过来，我提前写了遗书留下。不过我想：我还有两部书稿《“援越抗美”英雄谱》和我的回忆录《蹉跎人生》尚未完成，我不能这样扔下就走。
中医院挺好，帮我做完心、肺等一系列检查、化验，发现血红蛋白只达9，又给我输血、输铁，终于达到10点多，才转到做手术的医院。
负责做肿瘤切除手术医院医生十分负责任，细致查看各份检查报告表、化验单，反复询问我身体情况，最后评估可以做，定下手术时间。护士把我提前从病房推到手术室前，让我和已提前到达的我的子女在保证书上签字。进手术室后，麻醉师又再次询问我身体情况和近期曾服用过的药物。在给我注射麻醉剂之前，我特地向医生说：“我知道你们是冒着很大风险为我做手术的，无论手术中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家庭都会承担。”医生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回答说：“老爷子您放心，我们会尽力确保手术成功的。”打麻药后，把我抬上手术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护士边扒拉我的头边不停地叫：“老爷子，老爷子，醒醒！”我出声了，护士忙说：“老爷子醒了！”我，终于挺过手术关，醒过来了。
后来得知，从进至出手术室共8个小时，因肠中肿瘤块不大，只做微创手术就可以，在我右腹部打了两个眼儿，可发现肿瘤块周围长了许多息肉，手术师决定把此段肠子切除，又在我腹部开一口子，便于切除、取出、缝合，所以时间长。我的孩子在手术室外看着时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焦念的心一直往上提，当护士出来告诉他们：“你们家老爷子醒过来了！”孩子们才放下心来，又忙打电话告诉还躺在医院病床的他们的妈妈。
我腹部插了3根引流管，在医院又躺了半个月才撤管、撤线、出院。在医师“救死扶伤”尽心尽力的理念和高超的手术技艺下，使我这个高龄老头又度过一难！
当一场场灾难闯过后，我深切地感到：人生一定要“坚毅不惧，沉稳闯关”才能成功胜利。对待余生要“珍惜生命，再献余热，快乐过好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