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地理】诗记童年
我的老家清官店，地处冀中大平原，十里百里，一马平川，只有一望无际的田野，但在我和小伙伴们的眼里，这里也有山、也有水、也有森林。
村南有一个大坑，每年夏天全村的雨水都流到那里，这就是我们的大湖，我们在那里“打扑腾”、学“狗刨”、捞蝌蚪、逮青蛙；村四边空地上长着一片片枣树，那就是我们的森林，我们在里边赛爬树、捉迷藏、比蝈蝈、斗蟋蟀；村西口路南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岗，上面长满了枣树和蒿草，这就是我们的高山了，我们经常在那里爬上滚下，看谁能够捷足先登、仿照庙会戏台的演出占山为王；村东、村西一块块坟地，充满荒寂、阴森和神秘，就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险之地了。还有，春天在暖风里放风筝、找野花，夏天在庄稼地边剜野菜、割青草，秋天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拾谷穗、捡柴禾，冬天在雪地里打雪仗、射乌鸦，一年四季都有着不同的活动和乐趣。可以说，在平淡无奇的平原村乡，我们农家土娃玩出了多姿多彩的童年。
老家的田野，一马平川。（2006年摄）
1964年我读高中时曾写过一组小诗《忆童年》，就是把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写了出来。
（一）种瓜
村西小宅院，绿树遮青天。
五岁知种瓜，亦使爬低杆。
正午日炎炎，窝棚绿草缠。
散猪盗独瓜，徒追满头汗。
就在村西口那个土岗上，一年春天，我占领了“高山”，坐在一棵老枣树杈上开始“分封领地”：南边的这块给大民，北面那块给敬锁，中间这块大的归我和杏南。大民、敬锁、杏南和我，是我们玩得最好的四个本家小伙伴。
“咱们在这块地上种什么呢？”年纪最小的大民向我“请旨”。“种瓜！”“对，咱们种瓜！”我随口回答，他们同声响应，因为我们都想吃那酥脆的甜瓜。
那个土岗上面是一块空闲的宅基地，我们拿来小铲子把地挖松了一块儿，又向大人们要了点儿瓜籽埋在土里，用破盆、破碗舀了些水来浇上，然后天天去看。不几天，甜瓜籽还真的出来几棵，并慢慢长了起来。我们又是浇水、又是找来几根秫秸插在地上让它撒蔓往上爬，不久便有一朵花谢结了个小瓜。我们可高兴了，赶紧又找些木棍子在瓜边搭个人字架，再割一些绿草盖在上面，算是象征性地有了一个瓜棚。我们没事儿就守在那里，等着那只瓜能够早早成熟，我们好品尝它的甜美。
有一天，我们中午又赶到那里，发现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头猪在哼哼着乱拱。当我们赶过去时，那猪叼起那只小瓜就跑。我们赶紧去追，结果猪比我们小孩子跑得快，终究没追上。我们可心疼坏了，白白忙活了一场、期盼了一场、空欢喜了一场，真的差点就要哭了。
那年我5岁，算是有了第一次农耕的实践经历。
（二）入学
七岁不离娘，姊携入学堂。
聪伶引师喜，抱问还尿床？
1952年我7岁，跟着二姐去上本村小学。这是我的人生扑向知识之海学泳博浪、扬帆远航的最初一跃。
我们村小学就在十字街往东路北的一个院子里，大概过去是一户人家的住宅；三四间北房，东头一间是老师生活起居和办公的地方，剩下的就是教室，两三间房子大小；教室西边是讲台，黑板上面挂一幅毛主席像，黑板两边儿贴着一幅白纸黑字的对联，我记忆犹深：右边是“和平新世界”，左边是“快乐小家庭”。
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是从各家借来一些木板，两边搭在高低不一的砖座上就当课桌，由低到高，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依次往后排着坐。那个时候低年级学生除了课本之外没有纸。每个学生都揹一块石板，就是用一块薄薄的灰色带黑一些的石板，四边装上木框，就当写字的纸。而笔，不是铅笔，更没有钢笔，而是一种白色近乎透明的滑石细条，一笔一画写在石板上，字是白色的。自己用破布卷一个板擦，随时可以擦去石板上的字再重写。老师留作业也是写在黑板上，我们回家把作业题答在石板上，第二天交给老师看就行了。
我刚上学时，全校不过二三十个学生，只配了一个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叫田书逊，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上文化课时从一年级开始，四个年级一拨一拨地的轮流上课，其他课就一起上了。
解放初期，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晚。我牵着二姐的手刚到校时，算是年纪最小的。可能由于我长得比较白净、乖巧，因此很受老师的喜爱，常常把我抱起，还问我在家是不是还尿炕啊？呵呵，这可是穿开裆裤的事儿啊！不过年幼不怕羞，我就如实把这写到了诗里。
（三）立志
冬偎炭盆火，夏伴夜流萤。
细细学字句，榜榜是头名。
我上一年级时，文化学习内容就两个：一是国语，二是算术。国语第一册开头几课内容非常简单，很适合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第一课：人；第二课：一个人；第三课：手；第四课：两只手；第五课:一个人有两只手；第六课：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这是我最早学的课本，但在网上查不到是属于哪一年的版本。能查到的是1952年5月教育部推出的《初级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当年秋天开始使用，那个内容就变了。第一课：开学了；第二课：我们上学；第三课：学校里学生很多。……
1952年《小学课本语文》（网图）
那个时候的学年不是从秋季开始，而是从春季开始，到春节前放年假即为年级结束。忘记是哪一册语文课本上的最后一课是讲过年的，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其中有段文字——孩子你听,时钟正打十二点，首都北京城里，毛主席正在迎接新年，他惦记着全国的老人和小孩……以后好多年，只要一想到那篇课文的开头——孩子你听，时钟正打十二点……我的心里马上就充满了浓浓的年味，感到异常的甜蜜和幸福。
我家世代为农，父母皆是文盲，但我从小也常常听到大人们说些读书上学的事，心想，我也得上学！记得一次放学路上一个叫洛慈的爷爷拦住我问：“愿意上学吗？”“愿意！”我答的干脆。“要上到什么学呀？”“上了小学上中学，上了中学上大学，上了大学上留洋！”我脱口而出，受到洛慈爷的连声夸赞：“有出息，有出息！”其实留洋是什么，我还不懂，只是听大人们那么说过。
我是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不管春夏秋冬，我都认真听课和完成作业，而且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处，所以入学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差不多回回考试都得双百（语文和算术），年年放年假前教室里贴的红榜上我都稳居榜首。
（四）淘气精
屋顶风车转，炕角放“电影”。
从小喜科技，母骂“淘气精”。
生在农家，自幼喜欢自己动手做点东西。
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推着独轮小车去25里地以外的旧城镇赶大集卖货。我在前面拉着小车。大概是父亲看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要拉车往返走50里地也不容易，所以特意奖励我一毛钱，让我随便去买东西。我在集市上转来转去，最后花八分钱买了一本《少年木工》。这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本书。
回家后，我就按照这本小册子所图示的，自己动手，做了些小木工玩意儿。记得钉过小板凳、做过放在桌上的小书架；做过风车，安装在屋顶；木刀、木枪等玩具，更是做了好多样。
后来乡里来放幻灯，当时那可是个稀罕物，我凑在幻灯机旁边看得仔细，觉得好玩，就自己动手学着制作小幻灯：用我二爷的一片儿废旧花镜作为镜头；用胶泥卷了两个粗细不一、可以套上前后伸缩的泥筒作为机身；找来一些碎玻璃片儿，边儿上封上纸，留下中间一块小方块儿，用毛笔画点小画，就是幻灯片；光源就只能是用油灯了。这台幻灯机虽然极其简陋，但和真幻灯机原理差不多，因此也能在墙上放出些影像，招来小伙伴们观看，还都看得津津有味。
在家总是瞎鼓捣，自然经常招来母亲半真半假的唠叨和埋怨：你这个淘气鬼儿，是不是想找打了！——于是，就有了这首小诗，算是对那段时期自己动手的一个回忆。
（五）拾柴
齿镐两犄秃，圆筐柳条灰。
学归提尔走，倚门母等炊。
千百年来，农村历来是用柴禾烧大锅做饭，因此柴禾对于农村人来说很重要。我们那里无山、无林、树少，就是地里的庄稼秸秆有些还要当牲口饲料，因此一年的柴禾常常不够烧，还得靠大人或者我们孩子去野地里捡些柴草。
平时放学之后，我们孩子的第一任务就是去地里割草或拾柴，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才能自己想着法儿地去玩儿。家中一个小些的揹筐、一把小二齿镐和一把小镰刀就是我的常用之物。一年四季，地上的残秸剩秆、土里的暗根明茬、树下的断枝落叶，凡是能烧的东西我们都视若珍宝，抢着捡拾。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游戏也与柴禾有关。
童年用的柴筐和二齿小镐（1964年画）
一个就是柴禾换模儿。近理旧物，一张破纸包有两枚红陶圆片。想起，这是2O多年前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幼时玩具——胶泥模（读mu）儿。上面凹刻反形图文，人物、鳥兽、花草皆有。玩法，把胶泥摔揉均匀后，取一小块覆其上，压实，抹边，磕出，即成一正形凸图。复制一批凉晒干后即可拿到街上向小伙伴儿们显摆、交換或＂买卖＂。买卖的＂货币“，就是柴草。这当口儿，还大声吆喝：模儿模儿来換柴禾，柴禾柴禾換模儿来……有固定音调：3＿2／3＿2／1 3 2／3＿2／3＿2／1 3 2。这是我们那里乡野孩子们的玩法。前两年我把此模儿照片发在朋友圈，居然引起远在七八十里外的朋友的共鸣，说明儿时玩这游戏的范围相当不小。
还有一种我们男孩子们玩的游戏叫“打tai(三声)”，就是用粗细不一、长短不一的木头棍子做玩儿的筹码，在地上画一条线，然后甲方把这棍子扔到线前面限距离的一个地方，乙方用根木头把这木头往回打，若能打回那条线去就算赢了，那根木头归乙方，再开一局；若打不过线去，甲方捡起自己的木头打乙方落在地上的木头，能打过线去即归甲方，打不过去则乙方再捡起自己的木头打甲方的，如此往复。当然，这种玩法里头有很多规矩、讲究。一般来说，大的、重的木头要赢小的、轻的木头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的技巧和战法运用得当，也可以用小木头赢得大块木头抱回家去。
这是把游戏和拾柴结合在了一起，很受孩子们欢迎。但是这个tai字怎么写，谁也不知道。一直到退休后和一个长我十多岁的同乡老文字学者聊起此事，他说小时候也玩儿过，但查过许多文字资料都没有查到这个tai字怎么写。这里，我也只能用拼音了。
（六）锄地
小锄四尺七，银板带褐泥。
初操当舞檩，错苗知可惜。
偎土欲复活，父顾笑眯眯：
“不会慢慢学”，时年刚十一。
那个时候的小学分两级：一是初级小学，即一到四年级；二是高级小学，就是五年级、六年级，我们那里叫“高小”或“完小”。我虽学习成绩好，但初小四年却读了五年,原因是1955年我哥去西安一工厂学徒后，父亲一人种不了20多亩田地，要我帮助耕作，我只好哭着请求老师让我留级。
留级后的那一年，我虚岁十一，为帮父亲种地请假很多。从耕地、耙地、盖地、耩地、砘垅到庄稼出苗后的间苗、除草、整枝、打叉、辟叶、收割、回运、摊晒、打场、扬场、装囤等等一系列劳作，父亲都带着我去做。活儿轻些的，我就自己做；活儿重的，我就做父亲的帮手。记得最使我为难的是初次锄地。虽然父亲给我的是我们家最小的一把锄头，但也比我人高，小手还攥不过锄柄，抬锄已很费力，落锄还要稳准，一不小心就会连苗锄掉。有时怕父亲怪我，就偷偷把锄掉的小苗又埋上。父亲看到了，鼓励我说：“没事儿，慢慢地就学会了。”
一年下来，等于我把庄稼活儿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父亲满意，说：“这么干就行！”要不是第二年实行了农业合作化，说不定我就得跟随父亲在家种地了。
那个时候，我们那里小学每年是放三次假的：麦收时放一个礼拜的麦假；秋收时放一个月左右的秋假；过年时放20天左右的年假。学校放麦假和秋假，目的也是让学生们回家帮着大人们干些力所能及的的农活。合作化后，我们虽然尚小，但在星期天和假期也都是跟着大人们一样地去生产队里出工，直到上了初中、高中后的假期，都是这样。因此，除了没有扬鞭赶过大车、没有扶耧耩过地，其他农活我差不多样样都会。退休后为了锻炼身体、愉悦身心，我曾租种京郊一个大棚，依然能把样样瓜菜种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