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我七岁半时上了江苏省南汇县祝桥镇中心国民学校附属幼稚园，幼稚园设在祝桥镇陈龙盛花米杂粮商行西侧的平房里，后来成为祝桥镇畜牧场的办公室。因当时年纪尚小，没有太多的记忆，但有两件事至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事，1949年5月14日，祝桥地区解放。那天，听说解放军来了，我们这群好奇心很强的小孩子，都跑到陈龙盛花米杂粮商行楼房的天台上，观看解放军打仗，目睹一队队的队伍从老护塘上向北推进。过两天后，许多小渔船运送很多伤病员到祝桥镇，有的伤员绷着绑带，有的伤员拄着拐杖，其中许多伤员安置在陈龙盛花米杂粮商行里。我们这帮还不懂事小孩子，不时与伤病员聊天，还好奇地摸摸他们的枪。后来才知道，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此时的上海已陷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三面包围之中。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分两路向上海进军。1949年5月13日下午，第十兵团第三十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和第一梯队第八十八、八十九师，从浙江平湖出发，长途奔袭浦东。一路上，他们边走边打，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5月14日，没有打一枪一炮，解放祝桥。队伍继续向北挺进，15日解放小营房，16日在川沙打了一场硬仗，27日浦东全境解放。

第二件事，我因贪玩，上课没有认真听讲，老师让我做一道算术题时没有做对，结果被瞿瑞圭老师用戒尺打了三记手心。虽然心里感到十分委曲，没有哭出来，但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人后，只要遇到瞿瑞圭老师，总是半开玩笑地与她提及此事。诚然，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事，老师的用心可以理解，而且在那时老师用戒尺打学生是经常的事。

1949年秋天，我正式开始求学之路，步入江苏省南汇县五团乡中心小学。该小学最初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即傅恭弼、龚奎聚先生开办的毓秀初级小学，首任校长是卫庚百，学校位于竹桥镇西市庙前街万寿庙（俗称储家庙）前的原义塾旧址。民国二年（1913年），增设小学高级部。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名为南汇县立第二小学；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名为南汇县立竹桥小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竹桥镇中心国民学校；民国36年（1947年），改称五团乡中心小学；1950年，改为祝桥中心小学。后来，随着祝桥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周祝公路的修筑和浦东运河的开挖，该小学几度改名、扩大、搬迁，现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小学，地处航空新城交通枢纽祝桥镇，毗邻浦东机场，紧靠上海东站。祝桥小学，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沧桑的岁月，铸造了坚韧的奋斗精神。

1949年9月初的一天，祝桥中心小学正式开学。已在该校上学的哥哥林根，领着我到学校报名，从此实现了我多年来想上学读书的夙愿。学校位于老护塘西侧万寿桥西堍，南临庙前街，庙前街濒临六灶港，校门西侧横跨六灶港的庙桥，是我上学的必经之桥，庙桥为三跨石桥，没有栏干，行走时需特别注意安全；学校东濒运盐河（俗称老护塘港），万寿桥（俗称环桥）横卧运盐河，经万寿桥直达祝桥镇西大街。万寿桥为祝桥地区惟一的石拱桥。桥颇雄伟，宽两米许，有24个台阶，上有平台，可供休息。

学校的后面是万寿庙。万寿庙始建于南宋时期，有前殿、大殿和厢房等，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十八罗汉和四大金刚等佛像。每月初一、十五和逢年过节，都在此举办庙会。除烧香拜佛等宗教活动外，最热闹是祝桥地区小商小贩们前来叫卖当地的各种小吃和土特产。从万寿桥到庙桥的庙前街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形成了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民俗活动。当时虽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但我总要向父母亲要上几分钱买点小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不仅动员广大儿童上学，而且还对有困难的学生给予一定照顾。所以，不仅适龄的儿童来上学，一些超龄的儿童也来上学。我所在的班，共有五十多名学生，有的年龄才五六岁，有的年龄已十四五岁，女生大部分年龄偏大。当时，我虽然已八岁，但个子比较小，坐在第一排。

自上小学后，我每天与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去学校，放学后又一起回家。小学是启蒙教育之地，我便从语言、算术慢慢学起。往事如烟，能回忆起的小学生活已不多。至今铭记脑海的只有几件事：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入学学生的逐渐增多，我所在的祝桥中心小学的校舍需要接纳更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无力扩建新的校舍。于是，1953年祝桥镇政府决定拆除庙里的佛像，将大殿改造成小学礼堂，把前殿和厢房改造成教室。我当时虽然还年少，但也参加了拆除佛像的工作，与同学们一起搬运垃圾，打扫场院。当时热闹的场景至今仍依稀记得。经一番改造后，学校不仅增加了几间教室，而且还有了开会娱乐的场所。

二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苏联结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是我们的梦想。就是唱歌跳舞也是，“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个苏联朋友。敬个礼呀，鞠个躬，我们都是好朋友。再见。”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卓娅和舒拉是我们的偶像。那个年代，中苏友好深入人心。长大后才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我国援助了156个项目，还派遣了大批专家，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的基础 ，使我国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工业国的行列。鉴于当时中苏十分友好的气氛，至今我仍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得知斯大林于1953年3月8日逝世的消息后，我们这些还不懂世事的孩子都抱头大哭。当时我们中心小学还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降国旗，全体师生员工致默哀，校长还发表了长篇悼词，同学们个个哭成泪人。

三是，自上小学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知识的增多，看到高年级许多同学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也萌生了要加入少先队的想法，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但当时加入少先队是有条件的，首先必须各方面表现要好，特别是学习成绩必须优良，还要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同时，想加入少先队还得申请，经过批准后才能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1953年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那天，我专门穿了一件用母亲织的土布缝制的白色衬衣。鲜艳的红领巾，在白色衬衣的映衬下，随风飘扬，格外醒目。

每次过少先队队日时，我们都要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当时的少先队队歌是郭沫若填词，马思聪谱曲，歌词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加入少先队后，我们经常参加少先队组织的活动，如听革命故事、歌咏比赛、跳集体舞、义务劳动和远足等。我最喜欢的是远足。远足不仅可以尽情地玩耍，而且还可以参观一些名胜和观赏风景。记得入队后的第二年，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组织队员到海边远足。那时我们所在的祝桥中心小学离东海只有十来里路。远足那天，我们戴着红领巾，高举着少先队队旗，唱着少先队队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祝桥至潘家泓的小路，向大海走去。一路上，阳光和煦，春风拂面。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到了潘家泓外的大海。大海波涛声声，海鸥飞翔，远处还有点点海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大海一望无际，天地相连。望着无垠的大海和洁白的沙滩，我们个个兴高采烈，脱下鞋子，奔向大海。突然，有位同学说海水是咸的，另一位同学尝了一口也说是咸的。还有同学大声说，快看，这里有小螃蟹，还有小海螺、小海鱼……两个小时的远足结束了，但我们都不愿离开，还想再奔向大海，再拥抱大海。

四是，我家经济比较困难，但父母亲都十分勤劳，特别是到农闲时，父亲经常划着小渔船，与同村的伙伴一起去捕鱼捉虾。鱼虾除自用外，还经常把大点的鱼拿到祝桥镇早市上去销售。鱼的销售工作主要由我们孩子来承担。自大哥林根1953年到上海当学徒工后，卖鱼的工作主要由我来负责。通常，天蒙蒙亮，我就背上书，拎上装有鱼的篮子、脸盆和秤杆，直奔镇早市。到早市后，用脸盆到河边打点水，将鱼放到脸盆里，鱼一放到水里，就活蹦乱跳，显得十分鲜活。接着，我就开始叫卖。那时还实行十六两制，所以我经常以每斤0.48元或0.64元的价格出售比较高档的鲫鱼，这样比较好计算，即每两0.03元或0.04元。碰到运气好时，几斤鱼不用一小时就能卖完。有时顾客比较少，叫了半天，就是没有人来买。

上课的时间到了，我只能拎着篮子匆匆往学校跑，把卖剩下的鱼放在桌子下面，待中午放学后带回家。一般情况下，鱼放在脸盆里比较老实，不会发出声音，老师也不管。可1954年春天的一天上午，课正在上着，老师有声有色地讲着课，同学们认真地听着课。突然，没有卖完的鲫鱼在我课桌下面的脸盆里翻打，打破了教室的宁静。有的同学跑过来看个究竟，有的同学大声喧哗，打乱了课堂的正常秩序，课没法继续上下去了。老师厉声呵斥我，批评我不该把鱼拿到教室里，而且还罚我立壁角。我感到特别委曲，但没有流下眼泪。

下课的铃声一响，我拿起篮子、鱼、脸盆和秤杆冲出教室，在离学校不远的树林里哭了半天。那种委曲，那种不被理解，至今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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