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黑板报三十年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黑板报首先在学校应用、推广开来。以后，逐步推向全社会。到了七十年代，黑板报就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宣传形式了。几乎所有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都设置黑板报。因为它经济、方便、适用、及时、灵活，是许多读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围在一起观赏和阅读的“报纸”。
黑板报从起步于学校，到广泛应用于社会，我差不多都经历过。我写黑板报，从小学写到中学，从生产队写到部队，从工厂写到机关，从农村写到县城，一写就是30年，直到这种方式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它已经被新的形式取代了。可以说，写黑板报对我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对职业的选择以及走向铺就了道路。
1964年秋，我接近9周岁时升入小学四年级，班主任是孙宝江老师。孙老那时候还不到而立之年，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英俊潇洒。他写得一手规范的楷书，而且擅长绘画，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后来是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一年，孙老师安排我写黑板报，是少先大队的板报员，还戴上了“三道杠儿”（白布上有三条红色杠线，是少先大队“干部”的标志，两条杠和一条杠分别是中队和小队干部的标志）。一个9岁的孩子，能写个啥？全靠老师的帮助、指点和引导。从此，我便开始了书写黑板报的历史。
起初，写黑板报是在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报头设置在什么位置，题图画什么，内容以什么为主，专栏设置几个，都占多大面积，这里用什么颜色，那里用什么颜色搭配，花边儿、插图、尾花等等，都是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引导下、指点下完成的。每次，他都亲自写些标题和内容，一边写，一边讲，把我一步一步的领进了门。为我以后“独自放飞”奠定了基础。
1970年秋，我到中学7年级就读（当时为中小学9年一贯制，并且改为年初至年末为一个学年）。不久被老师发现我爱好写画的“特长”，又在中学写起了黑板报。这个时候，没有老师指导了，只有下达的“指令”——让你写什么。这期间的黑板报，全靠我自己根据事先得到的内容进行设计。写黑板报过程中，既要写字，而且要书写多种字体的美术字，还要插图。因此，每次在户外写黑板报时，都会招来许多同校学友的围观。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当年的老师、同学、校友提及此事。记得，当年曾出现过一次笑话。我在黑板报上书写刚刚接触到的隶书字体，于广富老师站在我身后问道：“你写的是什么字体？”我随口答道：“奴书。”把“隶”字当成“奴”了。于老师并没有当着大家的面揭破我的错误。
1973年1月，我开始回乡务农。这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有区别的，被称之为“回乡知识青年”。那时，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机关单位都设有“红五员”（说法不一，大致为宣传员、读报员、板报员、教歌员、通讯员等），我被“任命”为板报员和通讯员。当时，能当上板报员和通讯员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别人下田劳动，你在家里写板报，到公社参加通讯员写作学习班，可以一样记工分（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报酬以工分计算，待年底决算时统一分配），多轻快呀！
1973年11月，我决定去当兵。出发点是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12月，在体检之后的一些日子里，接兵部队的同志由公社征兵办“包片儿”人员陪同，到已体检合格的兵源家中走访。记得一天傍晚，来接兵的某部连副指导员李锦虎等到我家进行家访，他手持煤油灯（那时经常停电）特意在墙上照看我画的画儿，那是两张“样板戏”的剧照。那年，我们公社体检合格的有52人，我是被确定入伍的15人之一。入伍后，从新兵连就开始写黑板报。下到连队后，又写了两年多。在部队，我也曾经布置过文化活动室、画过彩色幻灯片，我绘画的幻灯片，还代表我们营参加了全团的汇演。我布置的文化室，引来了团里组织的营连干部到我们连参观。为配合部队训练打坦克，曾经在墙壁上画了一辆与实物大小相近的苏军T26坦克……
1976年3月1日，在裁军的大形势下，我被部队批准退伍复员。半个多月后，按照当时“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规定回到家乡，无奈的准备着继续务农。有一句俗话说，“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qiao）”。就在对务农感到愁闷的时候，不用务农的机会来了。5月初，传来了4公里以外的加信油米厂主动要我去当临时工的消息。开始，认为那里加工粮食和豆油，都是体力活，我干不了，不想去。当时在我们大队蹲点的是县计统科王科长，与我父亲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因为我父亲当时是大队干部。这之前不久，我画过一幅周恩来画像，大概有4开纸那么大，被他拿走了，要以此来举荐我。他对我说，人家点名要你，肯定是冲着你的特长和爱好来的，你有特殊的用性。如果需要干体力活的棒小伙子，在公社所在地找就可以了，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我听从了的建议，便进入了加信油米厂。原来，我应征入伍那年，油米厂的许英田同志被临时抽到公社征兵办抓征兵工作，我们大队就在他负责包片儿的范围内，对我的爱好和特长了如指掌。我复员这年，他已经升任副厂长了。
我到工厂报到后，被安排在“院心”干零活。实际上，在10月当中，只干过三五天的零活。主要工作是定期更换黑板报内容，参加通讯员培训，写新闻稿子，替领导开会，以及一些与宣传工作有关的事宜，还当了4个多月的出纳员。在这里写黑板报，什么时候更换，写什么内容，版式设计、排版、插图等等，都由我做主，只是先跟领导打个招呼就可以了。这一时期，为了写好标题美术字，经常翻阅报纸上的标题美术字，无论是黑体、宋体、楷体、隶书，都仔细观察，细心揣摩。从偏旁部首，到间架结构，以及零部件的组合，尽最大努力把字书写得规范、美观。曾经实践过用湿布套在手指上书写行书的书写方法，写完后用粉笔沿着字迹边缘描画，就产生了“空心字”的效果，其风貌别具一格。揣摩报纸上的标题美术字，后来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至今还没有丢下。除了写黑板报，所做的工作时间最多的是以写和画为主。到油米厂上班后，我接受的第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布置政治文化室。那个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宣传贯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时候，必须“突出政治”。因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语）。政治文化室，没有什么工作制度，没有什么“岗位责任制”，“突出政治”就可以了。于是，我把在“文革”初期打下的根基以及在部队学来的东西用在了这里。我的设计方案马上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便按照我的思路开始实施。大约两个月左右，工程结束后，县粮食局组织全系统基层各单位领导到我们厂子参观。参观者听说是一个年轻的复员兵所为，都交口称赞。因此，当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先后被中和粮库和县制油厂借去帮助他们布置政治文化室。此期间，经常写新闻类稿件，投给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为以后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7年3月18日，我到公社广播站上班，开始从事新闻采编工作。自从到广播站工作以后，写黑板报的工作就粘在了我的手上，想躲都躲不掉。这一时期所写的黑板报，大多是应付差事。1984年，因为“超生”问题，我与镇领导产生不睦，一度暗中“叫板”。宣传委员是我妹夫的哥哥，他求我、商量我给写黑板报，甚至通过搞点“物质刺激”来调动我的积极性。
1986年6月5日，我被调入县电视台任编辑。10天后是星期天，县广播电台台长任延成带着一辆大卡车，特意来接我（当时家尚未迁入县城）去给刚建立不久的大理石厂写黑板报。大理石厂厂长张金与任延成是同乡，他请任延成帮助策划和出版一期板报，准备迎接省领导的检查或视察。任延成在推荐我的时候，介绍了我的爱好和特长。其实，张金早就认识我，他的舅舅住在我们屯，他小的时候常去舅父家。所以，他知道我从小的爱好，听说我已经调入了县电视台，就立即派车委托任延成来接我。就这样，我写出了调进县城之后的第一次黑板报。这之后，又应邀为他们更换过几期黑板报。广播电视局的黑板报自然也都我包下了。一直写到将近20世纪末黑板报不太受人重视了、不怎么时兴了才与之“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