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哐当，意思是一些人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取得大成绩的反而谦虚低调，也就是“谦受益，满招损”的含义。作为做人的尊则这个命题的确是人生圭杲，可对于万物的演进、文明的发展、艺术的创作、科学的发明却是莫大的谬误。

       著名画家陈丹青最近说：他一直不明白，古希腊、古罗马、先秦、魏晋、南北朝时，艺术大家们创作了许多惊世之作，若说知识的储备、信息量的多少、绘画工具的精巧，古人跟现代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现代人的成就却无法超越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界也有这样的疑问。哥白尼在40岁时提出了日新学说，牛顿在44岁时发明了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36岁时发明了相对论，达尔文在28岁时开始撰写第一本物种演变笔记。这些伟大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促进了人类的大发展。可他们的导师们若说知识的储备、阅历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弟子，可他们的导师在世界史上却有点黯然失色，这又是为什么呢？

       教育界有一个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生物学上有一个说法叫侧枝盲端，意思是生物的进化并不是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阶梯式演化，而是一个物种一旦形成，几乎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直到这个物种灭绝，只有在这个物种之外的一个异端和侧枝，才能进化成一个新的物种。新的物种不是原有物种的转变，而是原有主流物种之外的异端，也就是说进化源于异端。

        像人类的产生就是异端。人是猴子进化而来的，但人类恰恰是猴群竞争中的失败者，因而被迫走出了丛林，开始了直立行走，为了生存、为了基因的传播，慢慢进化为猴群无法比拟的高级形态。如果把视野延伸到那个时候，人就是猴群中孤独的异类。据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直立人在地球上也只生存了二三百万年，不知什么原因在几十万年前就几乎灭绝了，仅仅其中生活在东非大裂谷的一支，在几十万年前进化为现代智人，也就是我们的祖先。

       人类文明史的开端也是这个侧枝。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不可能产生在自然条件太好的地区，也不可能产生在自然条件太差的地区。太好的地区激发不了人的奋斗精神，创造不了文明，太差的地区人类难以生存，更别说创造文明了。像欧洲的大部及北欧，在远古的时候，到处是高大茂密的森林，新石器无法开垦一块或数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中国的西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气候干燥降雨量又少，人的生存无法保障，也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由此也产生了胡焕庸线。而中国的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河湖纵横，森林茂密，虽气候适宜，可对于农业生产也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国的南方和西部不可能诞生中华最早的农耕文明，只有在自然条件适中的中原一带诞生农耕文明。

        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样也如此。人类最先开启的是农业文明，除了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外，世界各地的先民也或早或晚的开始了农耕。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多山地多港弯，夏季干燥少雨，冬季寒冷多雨，极不利用农业生产，也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迫不得已，古希腊人开始在地中海沿岸进行商品贸易，用一些手工品换回粮食，形成了半农半商的生存模式，也逐步形成了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以及冒险、创新的精神追求，成就了现代文明的基本雏形。而这个雏形在远古时代是由自然生存结构决定的，是古希腊人迫不得已的，也是被农业文明人所鄙夷的生存模式。

       尤其是在中国，重农抑商几乎是几千年来每一个朝代的基本国策，春秋时管仲就提出了“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商居末位，视工商者如奴婢。西汉时商人被禁穿丝质服，不许乘车，女儿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良家女子。唐时严禁商人及家属乘坐有车厢的马车，科举制还明文规定商人不得参考。明朝时规定百姓可穿绸、纱、绢、布四衣，商人只许穿绢和布。

       当然这个国策也是由中国的生存结构决定的。中国处于东亚一个封闭的空间，农业文明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几千年来一直对农业生产精雕细刻，对维护农业文明的思想、文化精雕细刻，对农业文明的政治形态精雕细刻，直到十九世纪中期，面对工商文明的冲击，中化农业文明的大厦才轰然倒下，出现了近百年的近代屈辱史。这儿随便说一下，清王朝的十二个帝王没有一个不敬业的，没有一个无学识的，没有一个不想让人民吃饱穿暖的，没有一个想出卖国家主权的，只是这种生存模式以及思想文化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无力回天。也就是生物学上的盲端。

       中国的古人把做人的最高境界叫中庸，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这个做人的准则来源于古人对“道”的认识，也就是说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和”或者“适”。“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也就说太聪明或者太愚笨都不好。“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指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与古希腊的智慧经典：“凡事勿过度”，道家的智慧思想：“反者道之动”一样。凡事我们可以知道极端，但不能走向极端，应该掌握一个“度”，或者“持中”。

       既然万物的产生及运行规律是“持中”或者“适度。”那么艺术创作也应该适合于这一规律，即作者对生活的粗浅认知，对艺术的狂热激情，才是创作出不朽作品的基础，倘若通透了、精细了，没有了激情，只能停止不前。科学发明也是如此，知识只是铺垫，越多反而禁锢了人的思维，出现了智障，成为知识的橱柜，只有创新思维、异端思想，才是科学发明的第一要素。同理我们的教育也太过了，目的太急功近利了，过程太重视知识的积累了，忽视了生命体的快乐本真，扼杀了科学的基础兴趣，成为了“满瓶子”，成为了“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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