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八叔去世的噩耗是在他病逝一年多后,那应有的悲伤也因此消息太过滞后而变得淡然,可心里还是很惊讶,他日日胡吃闷睡,身体向来健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他爱酒贪杯,沉睡醉乡整日不醒,待感觉到痛疼难忍,拉到城里医院检查时已是肝癌晚期。大夫连连摇头,叫拉回家准备后事,“想吃什么就放开吃吧,没几天啦。”那大夫说。他迷迷糊糊回了家,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世,痛疼难忍之时就喝上碗白酒,然后倒头便睡。一天清醒谈及后事,他还乐呵呵地说:“我死了也甭出殡,连骨灰盒也甭买,弄个盛二锅头的塑料桶把骨灰装上即得,让我在那面也时时能闻着酒香。要是里面能带些酒就最好不过了。”他的儿子,那个倒霉孩子也真是孝顺,果真就如了老人家的愿,把他的骨灰装进十斤装的二锅头桶中埋了。据说他死时并未像其它肝癌患者那样痛苦得疼不欲生,是喝下一斤多老白干一醉而终的,死后脸色还红扑扑得像大醉未醒一般。

  我认识他是三十多年前,那时我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刚刚走出校门,冒充有知识的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是枣花飘香的五月,我和几个同学被敲锣打鼓地迎进村子。满街孩子追着看,像耍猴一般,更有那么多大姑娘小媳妇站在街两边交头接耳品头论足另加指指点点,光荣自豪之余叫人有点不好意思,两腿越走越乱地拧起麻花。

  当时正值毛主席给一个知青的父亲李庆林“赐赏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不久,各级领导正对知识青年重视得晕头转向,知青下到哪村就像进了大熊猫一般,生恐出了什么政治事件闹得大家纱帽不保,夜里都派基干民兵挎着老“三八”步枪严加防卫,像保卫重要物资那样站岗放哨。

  晚上睡在宿舍,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万籁俱寂,那种空寥寥的寂静,似乎连星星说得悄悄话都能听清。蚊子的嗓门儿比城里的同类也高出好多,嗡嗡地飞来飞去听着就像轰炸机低空掠过。值勤的民兵在外面因夜晚寂寞无聊叽叽喳喳谈论东家媳妇西家闺女,还不时故意唏哩哗啦地拉动枪栓,厉声喝问,煞有介事得像有鬼子进村一般。后来渐渐相熟,他们就坐进我们男生宿舍,通宵达旦地叽叽嘎嘎东拉西扯。劣质老烟叶子那青黄的浓烟从他们嘴里喷出,呛得人五臟都能咳出来。组长很不高兴,偷偷上告了支书。

  支书就昂首阔步和民兵连长一同到知青组征求意见。支书是那年代的标准正面人物形象,浓眉大眼兼鼻直口方,身材十分魁梧,讲起话来声若洪钟,一举一动都夸张得似在舞台上,显示着高超的表演水平。民兵连长则个子中等偏下,两眼似还未睡醒,眼皮耷拉着,两手抄在裤兜里,一副无精打采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脸色黎黑,四十多岁,发紫的嘴角上斜叼一支半死不活的烟,说话时那烟就随着他双唇的翕动打拍子般上下抖动,却掉不下来,好像长在了嘴上。

  支书摇动着手里的红皮本子,大声大气地要求民兵连长严肃查处此事,他说“同”字发音像“兔”字,而“志”字则是子音,所以就老听他在说兔子们兔子们。他先是热情万分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委屈兔子们啦,委屈兔子们啦。”又转身对民兵连长说:“绝不能让民兵兔子用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污染了这些知识青年兔子们纯洁的心灵,用他们那些劣等的烟草薰坏这些革命接班人兔子的身体。”民兵连长颇不耐烦地哼哼两声算是答应,那样子倒好像是支书在向他请示问题。支书讲完,他才撩起眼皮看看我们,慢悠悠地说:“以后这些民兵有事就去找我,别麻烦支书,行不?”并没等我们回答,他就忿忿地转身走了。

  民兵们果真不再光临,只是半夜里在外边闷得难受就学狗咬架,学猫叫春,还学老娘们儿哭丧,咿咿呀呀借以发泄因组长告状而引起的不满。那时,我已与他们混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单独相处时,他们就向我诉冤,替连长抱不平。说因为此事弄得连长在支部会上很没面子,拿连长的话说,这些城里来的破孩子也忒他娘事多。这话我可没敢告诉知青组的任何人,我知道组长的脾气,那人是在文革的大风大浪中闯荡出来的心红志坚的革命小将,闻听此言肯定会去找民兵连长理论一番,还得挟一摞大帽子扣他头上。倘若没完没了地拉纲上线,势必闹成一天大乱子。给我传这话的民兵肯定后悔了,之后几次找我,再三央求千万别把连长的话告诉任何人,切切,切切。

  看得出,他们对自己的连长十分敬服,背后谈起他都口必称“八叔”,说他是个大好人,从不背后给人使绊子,表面上对人不冷不热,心眼可实诚着哪。对支书却大不以为然,说他是镶金边儿的尿壶,就一个好嘴,任甚正事不干,专一巴结上头,是个“运动健将”(即每有政治运动都积极参与的人),背地都叫它兔子。八叔可不一样,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当过志愿军的狙击手,只那一年冬天就打死过二十多鬼子,好几次县里敲锣打鼓地往家送过立功喜报哩。从朝鲜回来安排到县武装部当科长,要不是犯错被整下来,现在说不定早当县长了。

  犯错?什么错?我追问了半天他们才说,八叔在武装部当科长那会儿,他的一个远房堂妹也在县城工作,不知怎么被那单位领导玩大了肚子却又不与之结婚,八叔气昏了头,提着手枪追得那人满大街疯跑。看着眼珠子冒火的八叔,没人敢拦,都恨那人太不是东西。就在那人翻上一个墙头以为能逃脱此劫而暗自庆幸之时,八叔的手枪响了,那人两手捂裆惨叫一声栽了下来。子弹从那人小弟弟根部穿过,可怜他那小弟弟刚刚跟着老哥品尝到女人的滋味,就不得不弃他而去,齐根掉进裤裆,又顺裤腿滑落地上。那人从此成了太监,八叔也被开除公职回乡为民。可村里人和上上下下的干部却因此对他更加敬重,说他是条汉子,就让他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一职不知现在村级政府是否还有,是配合公安部门抓治安保卫工作的,也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带领民兵护秋护麦,工作具体而又琐碎。

  对民兵们所说我将信将疑,就那个蔫头耷脑的半大老头?他们就说,嘿,你还别就不信,我们这儿的老话:蔫柔萝卜辣死人儿哩!肯定是那帮民兵老是在八叔面前说我这人如何如何够交,终于在一天傍晚我被几个民兵隆重地请进了他空旷的家中喝酒。我为了表明自己实在厚道而和八叔一伙大碗筛酒,大块撕肉,豪放得像个电影中的土匪。我嘴甜甜地也随民兵们一样管他叫八叔,管他老婆——那个利落和善的女人叫八婶。八叔很高兴,眯缝着小眼笑模幽幽,斜叼在嘴角上的半支烟一点都不影响他吃菜喝酒。他很少说话,只是劝我喝!喝!最终的结果是我出溜到桌子底下搂着酒瓶子酣醉如泥,被抬到八叔家炕头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晚上。

  那一醉,我也就实在的臭名远扬,那些民兵和八叔逢场必邀我去,你想,谁不愿和实在人交朋友呀?八婶更视我如自家孩子一般,隔三差五家里改善伙食都要让孩子跑来喊我,一定得等我到了才掀锅起笼。惹得知青组里那些面带菜色的同学嫉妒的眼睛发绿。八婶总是把我和八叔供于上面大桌子上,对面而坐,先喝个昏天黑地再吃个肠满肚圆,直塞到张嘴能从嗓子眼看得见食物,八婶才心满意足。

  在那个村子里,八叔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故事俯拾即是。他有个绰号叫“八迷糊”,说他天天都是半醉半醒,任事不管不问,处理问题和稀泥。也有说他小事糊涂,大事清楚,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有一点倒是共同的,皆承认他是个好人。

  我曾亲眼看他调解一桩纠纷。一天夜里,两个怒发冲冠之人,气呼呼揪领子薅胳膊一路叫骂撕扯着前来告状,两家人也蜂拥于后相互嚷叫的山呼海啸。八叔就那么坐于家中的旧太师椅上,几个民兵拄着枪散立两旁。那时八叔已有了七分酒意,撩起眼皮看来人一眼,一言不发,只是斜叼着那不知是明是灭的半支烟默默地像在考虑问题。几个民兵早吆喝的那些人乖乖松开了手,那份嚣张也都消了几分,垂手而立,渐渐就像待审的犯人了。开始还两人争抢着说,被民兵一吓唬又都谦让着说,由大声大嗓渐至细声细气地各申其理。八叔看都不看他们闷头而坐,慢慢就有了鼾声。那人的陈述也就赶紧停下,呆呆望着酣睡的八叔手足无措。“继续说,”八叔突然冒出一句。那人像被拧开了开关的收音机,接着喋喋不休。一个说完一个说,一直到三更半夜,义愤填膺的人们陆续大张着嘴巴打起了哈欠,站立的姿势也不那么雄赳赳气昂昂了,像晒蔫的韭菜,歪头耷脑地没了精神。说的人早已口干舌焦,喷不出一点唾沫星星,只是用干干的舌头舔舐干干的嘴唇,嗓子哑得像把干柴,再也打不起精神争论谁是谁非。加之腿酸腰软,有的就开始蹲到地上。民兵一声吆喝又赶紧一骨碌站起来。这时,八叔似大梦方醒,问:“都说完没?没完接着再说。”大家都点头哈腰:完了完了。八叔就说:“真说完啦?还有补充的没?”都说:没了没了。“没了可就该我说了,”八叔咳嗽两声清清嗓子,一五一十明了简单地一说,张三该怎样李四该如何,“这样办成不?”众人都说:主任说的对,主任说的对!成成成!千恩万谢,如获释的囚徒,均感到正义得以伸张,一脸欢欣地去了。

  多年后,每每想起那幕,我眼前就浮现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在威虎厅中审栾平那折,心里就不由想笑。八叔说:“农村就是这个样子,邻里街坊几辈子了,谁家没个勺子碰锅沿的?再说也没嘛大是大非,两眼珠子都瞪一般大,处处较真儿,这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我在那村里待了两年,八叔家俨然成了自己家,若两天不去,八婶准让孩子来知青组找我,或八叔自己像散步似的进来,说是路过,顺便看看。若屋里没人,他就会说:“你八婶又念叨你呢,忙嘛呢,不去家玩?”那年春节,他死活让我去他家过,除夕,他笑眯眯地从里屋拿出步枪和一排子弹,说:“你不是爱玩枪吗?趁这会都放炮呢,没人注意,把这排子弹朝天打了吧。”那是我第一次打真正的枪,兴奋又紧张,我瞄着星星,一枪一枪的放。那夜,夜空朗朗,繁星点点,在我一枪响过之后,恰恰有颗流星划空而过,八婶就在一旁啧啧称赞:“看这孩子,干嘛像嘛,瞧,打得多准,一枪就把那星星给撂下来了。”笑得大家拍手顿脚地乐。

  我参军后经常去信给他,复员后还专程看过他几次。他依然是记忆中的模样,披件泛白的旧军大衣,半支烟斜叼在嘴角上,眯缝着小眼笑。只是早退居家中不再过问村上之事。人一轻闲,往来的人也日渐稀少,人显的有些失落。他家景过得不好,却仍旧嗜酒贪杯。一块豆腐干,或几根咸菜条就是下酒佳肴,天天在家自得其乐地自酌自饮。可酒量已大不如前,一饮辄醉,两眼泪水朦胧,灰黄的脸泛出红晕,说话也开始啰啰。谈得多是过去:抗美援朝、合作化、人民公社、文革、知青下乡……

  只是,我忘了和他最后一面是何时相见的,也记不清当时情景。或许,当时我喝得也有些过量,才造成我关于他最终记忆的一段弥补不上的缺憾。我思索再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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