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边缘的逻辑思维
在该书《思想观念》这一章，我们读到日本人很有意思的思维习惯，从而了解到他们独特的逻辑思维。不能说日本人的思维没有逻辑，没有逻辑也是一种逻辑。他们的特点是和某种思维相像，但仔细研究一下，却又似是而非。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内外有别”是一种思维常态。这通常在人际关系和地域环境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家里和家外、同乡和非同乡、我国和他国等等。“内”有一个核，这个核或者是亲情，或者是感情，或者是利益；“外”是一个圈，这个圈不断扩大和伸展，内和外有区别，也有融合。中国俗话说：“在国为国，在家为家”，隐含着这个道理。北京的宏观道路建设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以紫禁城为核心，扩张出去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像一个凝固的巨大涟漪。也许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模式。
日本也讲究内外之别。据书中的描述，日本的内外之别应该有三个特点：第一，日本人的内外是对立的，尽管这种对立有时也呈弹性状态。他们认为内部是安全、清洁而特殊的，外部是危险、肮脏和混乱的。所以绝不允许把室外穿的鞋子和衣服穿进室内。一个美国教授观察到在日本的典型现象，当日本人对孩子犯错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孩子关在屋外，要求认错以后才能进屋，而美国人的处罚却完全相反，是不许孩子出去。中国人对孩子这方面的处罚，虽和美国不尽相同，但很少有将孩子关在屋外的。日本人的内外不仅含有地理和空间的意义，还有家族的意义甚至有“人——非人”的区别，更有心灵和感情的隔阂。第二，日本人的内外观也是圆圈，但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连串的同心圆。这个圆圈就是他们个体自己。所以日本人离不开人际关系，看重集体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第三，日本人“最中心的一环竟是空的，好比说‘靶心’里面居然空无一物”。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日本神社中没有任何神祗；日本茶道没有中心只有流程；日本城市东京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却是空的（中国北京的中心紫禁城里却有无比丰富的内容）；日本的食物也没有中心，没有主菜配菜，“只是一些碎片的集合”。
日本的这种内外观在西方人看来和中国相近，其实格格不入。中国的内外圈看起来界限分明，但是有充分的融合性，譬如“义结金兰”，“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概念日本人恐怕很难想象。日本的这种“搭积木”体系对日本也许更有好处，他们可以相互填补空白，同时也减少了深层次的摩擦，容易发展物质文明。
该书作者在研究日本的时候，还发现日本的思维形式有三个特点，一是日语本身没有时间维度，日语极少使用时态。二是日本哲学基本不讲线性。“人们完完全全生活在一个存在主义社会：我们存在着，当下便是一切。”三是日本讲究循环。周而复始地讲究仪式，衣食变化不断轮回。
基于以上的思维形式，日本人基本上没有历史观念或者说没有一个客观严谨的历史观。作者有一段幽默的描述：“日本人掌握着非常发达的健忘技术，也就是遗忘过去和原谅过去的技巧。他们善于重组过去，使之与现在和谐共存。且举一例：日本人同时建造两种神社，一种为战胜者，一种为战败者，从而抚慰了战败者，平息了战败者的怒火和躁动的灵魂，缓和了过去的负面。”遗忘过去和原谅过去应该说不是大错，对于“成王败寇”的观念有反正的意义。但是不承认历史乃至篡改历史，无疑是思维方式走向了堕落。
关于中日间引起争端的钓鱼岛事件，很说明中日间思维逻辑的不同。中国方面举出大量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严谨地论证了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领土，日本方面回避历史，认为当下钓鱼岛在日本手里，它就是日本的。逻辑不一样，无法交流。日本人不承认历史，只认定现实，并且在潜意识中又认为现实就是“永恒”。日本人的理念其实不是不可改变的，你只要改变了现实，他就会认可。二战的结局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在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时期，失败的一方一点也不恋旧和反叛，反而迅速并入新的体制，也说明问题。日本人愿意遗忘和原谅，有着令人玩味的两重意义。
中国人对学外语有个诙谐的比喻：学英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英语文字源于拉丁字母，令国人望而生畏，但英语很有规律性，学到后来融会贯通。日语有不少汉字，人们以为容易掌握，殊不知日本人是“篡改”的高手，拿过去的汉字不但读音改了，连很多字面的意思也风马牛不相及了，很需要折腾一番。该书作者最感叹的是：“付出千辛万苦以后，学到手的语言却被用来从事一种不充分的交流。”因为日本人认为：语言是真正而深刻的交流的障碍。他们在静默中交流，倾听不言之物，而非在言之物。在很多情况之下，字斟句酌的言谈不过是一道粘合剂，词句充满了暧昧、微妙和含混，只是折射彼此的身份，反射对方意愿的镜子，最终变成规避矛盾的工具。这种语言的隐晦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特色，他们更多的是靠暗示和相对的语气让对方心领神会。话说明白了，他们反而会受不了。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宣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不说你对，也不说你错，只说中国歇斯底里。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钓鱼岛无所谓是谁的，谁占有它，它就是谁的。大家可以制造很多争夺该岛的事端，就是没有必要去讲岛究竟是谁的道理。用个搞笑的比喻可以说明日本人的思维逻辑，当人们抓住行窃的小偷，斥责他的违法行径，这小偷大言不惭地反驳：你什么态度？！
在这种思维中，日本人最喜欢用被动语态，他们回避行为人，只描述事物过程和客观变化。如果一位日本女士要结婚，她不会说她要结婚，而只是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以致结婚就要发生了。”这在中国人听来，可能会以为该女士要奉子成婚了。在二战战犯审判中，德国将军们很直率说自己决定发动战争，而很多日本军人拒绝承认自己在战事中发挥了主动作用，他们把战争经过描述成一连串自行展开的客观事件，他们不过被卷进去了，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控制发展的事态。其实，责任是推卸不掉的，他们这样说法和他们个体内心的空虚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不承认个人的行为责任，但是默认了集体的行为责任。这才是潜伏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危险的症结。
日本人特别注重礼貌，他们通过礼貌的举止交流思想，不亚于语言。孩子“到了六七岁，父母就和他们的身体疏远起来，保持不折不扣的一臂之遥。因此没有多少外在迹象表示特别的宠爱或亲密，人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平等。”日本人频繁鞠躬，立现了人与人之间高度仪式化和正式化的礼节，但在人际交往中，很少再有其他表示亲切的姿势。“日本人的举止一般都很谦恭，甚至含有自卫和阿谀的意味，他们一边严防自己显得咄咄逼人，一边曲意逢迎他人。”日本人的礼貌是值得称道的，尽管有些过分，这使人保持了一种安全的距离，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冲突。该书作者以为这是一种“最深切的爱”，而用日本内外之别的理论看，不过是一种社会格式而已。日本人在国内普遍的低姿态，为日本社会带来了安定。但听说日本右翼分子在中国大使馆前投掷炸弹，不知日本人是否还有个性张扬的一面？抑或还是内外有别？
日本人极讲究洁净，据说比欧洲最干净的荷兰人还要讲干净。这种洁癖本无害处，但日本人以此认为外国人都是不干净的，甚至包括外国返乡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危险分子。另外，日本人对本国的部落民也是另眼相看的。
书中说：据估计，日本约有6000个部落民群落。总人数约为300万。部落民分两类，第一类叫做“秽多”，字面意思是“肮脏的”或“高度污染的”，其中包括曾染指屠宰业和制革业的人，这些人可能在佛教引入日本之际，便获得了“秽多”恶谥。第二类叫做“非人”，包括艺人、乞丐和刽子手。 还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也是被视为不开化的劣等人，北海道现存的阿伊努家庭仅为7000户。近于无形的部落民和阿伊努人都是被日本人视为外人的，他们遭受歧视，只到在最近才有所改变。日本人把刽子手叫“非人”，他们在二战中却真实地扮演了这种角色，不过“内外有别”了。
该书作者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向读者提出两点提示：
一、“对圈内人或至交显示人格的一面，对圈外人则显示人格的另一面。不可否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社会的特点，但惟独在日本社会发展到了极端。”
二、“日本的一切，包括思想、行为、物件，都是仔细制造出来和严实包装起来的，都有一个保护性外壳，可以掩藏内在的真我。”
日本虽是中国近邻，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远不如西方，中国对日本有愤怒有轻蔑，却没有对日本全方位的研究，特别是没有从思维方式和哲学的较深层面去研究日本，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恐怕要超过他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这也许就是中国为什么曾沦为日本刀下的一块肉的答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