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的变态
< 迷茫的变态
——读《日本镜中行》之四
一些文艺作品曾有不少这样的描绘：二战结束时，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中一些军人一边高喊“天皇万岁”，一边破腹自杀，以示至死效忠天皇。看到这一幕，令人觉得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竟然那么神圣，以至于走投无路时以死相报，匪夷所思。据本书作者的研究和描述，天皇在日本形成信仰偶像与西方有那么一点微妙的关系，十分有趣。
在日本历史上，天皇集权制只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8世纪到11世纪，而且仅限于本州岛中部。到公元12世纪至16世纪，日本处于封建制，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权力机关林立，除了天皇朝廷，还有大寺院、神社、贵族、大名（地方领主）。16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重新统一了日本，建立封建集权制。但是天皇手中依然没有多少权力，幕府将军控制了整个国家。1868年，明治天皇推行维新，击败幕府将军，实行了政权军权的统一。当时的日本，没有什么精神上的支柱，佛教不过是权力的工具，本土的神道教也衰落的只剩一个外壳了。而西方的文化已开始对广大太平洋地区进行渗透。 书中这样描述：“1871至1873年，岩仓使团访问欧美，研究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旨在将西方的最佳理念带回日本。去往美国的途中，这群即将在早期明治政府中担任领袖的人花了不少时间商量：万一西方人问起日本的宗教是什么，应该如何应对？日本居然没有“宗教”，他们感到很丢脸……未来领袖出访归来，开始起草《明治宪法》，三思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也需要一个功能相当于宗教的东西，以保国家的稳定，否则日本将会四分五裂。他们决定，神道教的‘家族忠诚’体系最符合目的，不过应当通过天皇崇拜来强化天皇角色，以此作为基督教的替代品。”于是，日本《明治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从小学开始，就必须对天皇鞠躬，成为制度。
日本知识分子以凭空杜撰的神道教为基础，将天皇构建为神。日本人民被教导，天皇的祖先就是整个日本民族的祖先。天皇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宗教，影响着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天皇的信仰就这样造成了。日本人还想将天皇出口到朝鲜和满洲，可没人买账。作者在书中有一段话很幽默：“日本知识分子从此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天皇家族——谁都知道它是虚弱的、脆弱的、几无凝聚力的，他们也不相信天皇家族的起源神话，但是他们不得不假装相信。大概他们觉得，尽管天皇神话很傻，却未必傻得过基督教。” 二战期间，对天皇的信仰在日本人心目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达到了它当初构建预期的最大效果，其中有忠君爱国的内涵，然而最终却是对日本人自己的愚弄。现在日本政坛地震频频，在朝在野党派闹得不可开交，谁还记得天皇？
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耐人寻味的，它不是独裁和中央集权化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民主。用作者的话叫：“一党民主”。即“大多数决策由那些不选而任的官员拍板，方针大计更是由那些永远藏身幕后的派别通过暗中交易而制定。”但我们看到了日本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繁荣。
日本文明到底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文明？这是作者可能也是不少西方人感到极端困惑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和日本人交往，到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日本人都是彬彬有礼，较少侵略性和威胁性。但从历史文献上，却看到日本的另一张面孔，日本人的兽性、野蛮及虐待狂。艾伦教授在书中认为，西方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和暴力，日本人在西方的威胁和扩张中上了一课，于是效仿西方，从德国学习陆军，从英国学习海军，从而也学会了西方的扩张和暴力，成为折射西方暴力的“飞去来器”。作为西方学者对西方历史进行客观的反省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如何解释日本人早期对中国对朝鲜的野蛮侵略行径呢？正如他所描述日本人“16世纪末叶对朝作战，他们把敌人的鼻子聚拢，用盐腌渍，供将军们视察。”日本人只是从西方学到和掌握了扩张的方式和武器，从而保证了他们暴戾的本性有朝一日肆无忌惮地伸张。 从书中看到作者与日本人攀谈的内容和二战史实分析，日本人的道德观伦理观的荒诞和非逻辑性暴露无遗：
——只要激起怒气，必然冲动而无理智。
——自信日本文明天生卓越，将别人视为劣等。
——冒犯别人时，不识道歉为何物。
——粉饰历史，掩盖历史暴行。
——将侵略战犯视为民族英雄
——推卸战争责任
——没有正义理念
——对平民、战俘、无辜的人超级残忍
在东京战犯审判席上，日本战犯松井石根对日本侵华暴行的一番证词将使世界人民永远记得这就是日本人的逻辑和理念：所有这些年间，我的信念一直是，我们必须将这场奋斗视为迫使中国人反思的手段。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爱之弥深。犹如在一个家庭里面，兄长从不肖的弟弟手中尽可能褫夺一切。为了迫使弟弟的品行端正起来，兄长不得不施以严惩。
日本人就是用这样的逻辑“爱”着亚洲的很多国家，顺便也“爱”了一下美国，于是美国给了他们更多的回报。 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做邻居，好处就是必须鞭打快牛，一定要比他强大。作者说：“日本曾有好几百年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中。他可以声称自己与中国平等，但它心里十分清楚，就发明创造、财富数量和任何数字而论，占上风是谁。”当中国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和分裂状态，他就有机可乘了。作者为日本人在受到原子弹的打击下“竟咬牙咽下苦果，不思报复”而惊讶，其实不必惊讶，日本人信力不信理，道德观念淡漠而迷惘，谁也不能保证他们在发达的某个时侯不出现变态的另一张面孔，小心为妥。
据说日本的犯罪率较西方来说是很低的，笔者注意到书中的表述有三个原因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是日本政府不禁止公共赌博、性服务业和饮酒活动。二是在社区居民中实行联防监督，一人犯罪，将株连联防户成员。三是将日本的犯罪组织合法化。譬如日本的野寇崽（相当于意大利的黑手党）允许其合法存在。作者有些惊异的表示：日本是唯一一个正式承认并部分接受某个“半犯罪”组织的大型文明，它使犯罪组织成为国家机器的代理，从而解决了警察迅速腐化的微妙问题。这个问题还真是一个谜团，值得专家进行调研探索。
从经济意义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较为富足，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犯罪。当然，这要排除因为心理变态而发生的犯罪。日本的犯罪类型如果不是发生在经济问题上而是发生在心理问题上，将比较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