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的财富
艾伦教授在《日本镜中行》里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形成作了描述。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仅以统计数据来表现日本的经济发展，而是从日本的现实环境和人文状态来探索日本的经济成功，从而发掘出许多有趣的东西。
书中描述日本自然环境的几个特点，是令人信服的。日本列岛是个巉岩之岛，土地贫瘠而陡坡四起。肥沃土地及其稀少，所以农业和畜牧业不可能有突出的发展。
日本有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在这狭长的岛国上，没有哪个地区会远离大海。所以，日本人所需的蛋白质主要从水中摄取，那些鱼、鲸和其他海鲜成为日本人改善生活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海洋还为日本人提供了最经济的交通和运输问题，通过海路避免了岛上步履维艰的翻山越岭。
日本岛的狭长与众不同，它的主岛加上琉球群岛斜挂在太平洋上，最南端接近北回归线，而最北端几乎同西伯利亚相连。这样它就形成了不同的狭域生态，生长出不同的动植物群，一方面促进日本本土的南北贸易，另一方面在这个岛国自然灾害频发之中，保护了岛国的文明。 大自然对日本没有特别青睐，却给了他三个灾难性的礼物：地震、火山、季风。作者形象的比喻：“日本像是一个在某种动物的脊背上安营扎寨的文明。日本的精神、哲学、艺术，大都与这种不稳定意识相关。”所以，日本的传统建筑很不坚固，以保持在自然环境中的应变，而且坚决不开发大山，不像中国人那样建造梯田，任凭它们被森林所覆盖。日本人意识到，日本的土壤太少了，只有森林能将这些瘠薄的土壤保持在岩基上。一旦山麓的植被消失，那么洪水泛滥将带走一切。日本人进口别国的木材，而保存自己的森林资源，不能不说是一种精明。他们一方面在本国尽力环保，另一方面又隐晦地破坏他国的环保，其本土意识极强。当全球都在呼吁保护海洋稀少动物的时候，日本人依然大肆屠鲸，是否因为鲸不是日本的，而是全球的，所以抓紧时间肆意掠夺？当可质疑。
由于自然环境的缘故，日本的农业不足挂齿。日本主要农作物是稻谷，但他们根本不能和亚洲其他农业国如越南、泰国等国相比，所以极力发展海洋渔业，“勉力喂养着一国庞大的人口”。作者认为，“为了维持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日本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劳作。”“这种自律的无止弗休的辛勤劳作，形成了一个背景因素，使日本人在本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优势”。艾伦教授说得非常幽默：“较之任何别的国家，日本更是一个严酷无情的‘保姆’，培养出一国勤劳的男子，尤其是一国勤劳的妇女，他们不仅在田间卖力地干活，而且卖力地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日本人的勤勉无可非议，但他们卖力地生儿育女，却是对本国极其有限的资源的一种挑战，给世界和平和邻里安全带来隐患。距今三百多年前，中国明代时期，日本落魄的武士和浪人就大肆骚扰和掠夺中国沿海地区和朝鲜，他们不代表国家，却是一种民间的海盗式的侵略。这无须以道德文化来说明问题，直接就是资源匮乏、人口过剩的经济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延伸，很可能对日本人的道德文化观念形成影响。
艾伦教授在本书中对日本人的技术观感到困惑，读者也为此感到困惑。他认为，日本人对其他文明的技术感到好奇，也善于吸纳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极其巧妙地进行改造，譬如对中国的陶器和漆器，葡萄牙的火器，美国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等等，最后造出不逊于中国的瓷器，比葡萄牙更好的枪，比美国更好的车。他们独创性却仅只表现在玩具方面，这倒引起西方人的惊叹。从作者的行文中，看出这种意思：日本人对技术本身并无真正的兴趣，他们主要在仿造和改造上下功夫，所以没有独创于世界的发明。“他们认为制造机器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手段，一种帮助他们在玩具设计和艺术上出奇制胜的途径”。艾伦教授的看法值得推敲和回味，日本人确实没有发明出世界闻名的技术，但他们的改造水平独树一帜，从古代中国的刀剑、漆器到现代西方的计算机、照相机等等都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如此，他们在营销推广方面也做得不错，达到了赚钱的预期目标。十多年前，笔者在国内曾经常听到日本人为了窃取我国名牌产品的技术情报和技术诀窍，利用友好访问，在中国企业搞些不入流的小动作，贻笑于中国同行，足以见日本人对技术何等执着，目的却可能是为了经济。
日本经济具有现代效率和高科技能力是世界瞩目的，但日本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却和创造现代管理体制的西方大不相同。日本企业强调终身雇佣制和内部擢升的模式，企业和企业是竞争的，而人与人之间却不是竞争，而是服从与合作。这种模式有几百年历史了，是日本雇佣制度的独家特点。书作者认为“日本仍处于一种尚未转型的互嵌局面”，也就是日本的经济没有真正走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正轨，而是“一个没有竞争的竞争社会”。笔者倒认为，日本的这种民族特点可以借鉴的是现代“团队精神”，在大家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时，少一点个人主义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这个时候，长期合同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不可能有短期行为，即使发生了企业危机，员工也会与企业共度难关。尽管日本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那么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集体的。在这个基础上，一种企业文化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曾大力提倡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多是从日本舶来。但中国企业没有研究日本的内在因素，只是领会其表面内容，恐难以成事。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官僚习气重，职工待遇差，也就没有向心力和凝聚力了。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内容十分丰富，不光是决策、经营、管理，还有更多的人的因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日本人的特点，西方人由于观念体系不同不太理解，所以认为日本尚未转型。其实，中国这方面好像更糟糕，既没有西方那样完善的市场管理体系和规范，又没有保持中国传统的经营理念（如晋商），如同一锅夹生饭。
作者在《日本镜中行》中，对日本经济体系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方面是拿物说话的十足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交织的人格化体系”。在企业中，“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之深，远不是支付一份货币工资就能完事大吉的。雇员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一员，却不觉得股东是公司的真正所有权人”。然而，大多数日本人的不二选择，就是“必须追求财富，立志做富豪”。据日本经济学教授吉川洋说，日本制造业效率极高，非制造业的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略强，制造业生产无数产品，却吸引不了劳动力，吸引劳动力的是非制造业（如服务业）。作者对这些现象指出：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人和物被视为同等的商品，两者都接受竞争的、残酷的、市场导向的待遇。而日本呢，是将这两种体系的元素结合起来：物属于竞争性的市场，人属于盘根错节的关系。
在财产的继承上，日本与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很不一样。日本的家业通常只传一名子女，与其他子女无关，而不像中国的子女人人有份。作者说，英格兰的继承制度也是这样。这两个岛国在很多基本观念不同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但作者很快发现了不同，英国的继承人可以处置继承的财产，而日本的继承人却只能继承和维护，不能随意处置，好像一个代理人一样。所以日本的继承人有时甚至不是家庭成员，却要受到该家族的约束，他只是受托把家业完整地传到后代。
由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财产的安全积累上，它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两个特点。一是在二战前的数千年中，没有受到外国成功的入侵，基本避免战争的浩劫。二是近千年来，没有流行严重的传染病或瘟疫肆虐，疾病死亡率较低。盛传的日本人长寿与此恐不无关系。可叹日本人自作孽，终于尝到被人占领的滋味。 日本控制人口的手段极为特殊，以控制男女人口的方式将人口数量限制在它这个狭小的国土能够养活的程度。中国或印度的女孩在十几岁就结婚了，而日本女人晚婚，并且很多根本不结婚。日本人不知道或不相信避孕（1972年日本官方曾禁用避孕药，直到1992年避孕药才重新合法化。），历史上曾采取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堕胎和杀婴。“高堕胎率延续至今，以致日本有专门纪念亡婴的寺庙”。这种办法痛苦，伤感情，给妇女带来压力和创伤，但是有效。“在工业化以前，日本经济连续增长了好几个世纪，却未导致人口的迅速膨胀”。只是这种模式和世界绝大多数文明大相迥异，格格不入。
通过作者观察，日本人的生活是简朴的，即简单而俭约。虽然如此，但它却和其他贫穷国家极为不同，似乎较少赤贫现象。和英美人比，他们财物少，消费更少，废物利用却很多。显而易见，这与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而人口稠密的岛国状况有直接关系，就像美国技术节约、资源浪费是与它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矿产丰富的自然条件一样。日本的一些生活消费方式，在当代走环保道路看来，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值得借鉴的。
作者在这个章节的最后部分说：日本对各类传统经济体系形成了挑战。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它是第三条道路。……日本之镜的表面折射着西方的技术、科学和经济，待到我们进入镜中，却发现大有悬殊。西方人的困惑往往是一种探索，日本现象只是民族形式和思维方式比较个别，从经济上看，日本的财富积累与他们生存的环境有关，不论怎么说，在技术仿造和改造上，在商业运作及工业模式上，日本这个小小岛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辉煌。那么在世界发展的新的格局面前，日本的辉煌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大国也在调整和进步，中国在崛起。中国的问题日本不一定有；日本的问题中国不一定有，暂时抛开其他因素，中国只要在经济上解决了各种财产的浪费问题（决策失误、面子工程、假冒伪劣、贪污流失……），那就不是仅仅在徒有虚名的GDP上超过日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