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啾啾——啾啾”，不知名的鸟儿叫醒了我。于是，干脆静卧，闭着眼睛，佯装睡着，实则侧耳在倾听。卧室的西边， 是一座小山，山上不见参天大树，只有丘陵地貌特有的杂树与杂草，鸟儿也不知其名，三五声附和着唱，这边“啾”，那边“啾！”发声一样，声调却有长有短。可见鸟儿说话也有急性子与慢性子之分。远处群鸟那种“唧唧唧”的急促之声，让你感觉它们似乎在争论着什么，其中夹杂着“咕咕”声，还有短促的“唧——唧——”声，似乎听到了鸟王的最后总结性发言。不要以为就此安静了，还有些鸟并不买账，那边照样在嘀咕着，发出重复的节奏感很强的碎语。或许它们在欢歌罢，谁知道呢。
于是，我知道，春天以它特有的步伐来了，它让鸟儿捎信，唤醒沉睡的大地。它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草地，手指已经抚摸了树枝，它的气息开始吹到我居住的小区广场。家里有两个阳台。北面的阳台是生活阳台，清晨，我在这里洗漱、晾衣，东北方向的阳光透过麻质透明的窗帘，倾洒在我的身上；南面的阳台是休闲阳台，中午以及下午，西南方向的春光毫无吝啬涌进来。
老人小孩在阳台面前的广场享受春阳，栀子树开始泛绿，杜鹃树似乎也慢慢穿上新衣，那些低矮的灌木，被剪修工剪得整齐有致，只等春风一吹，换新装呢。广场前门通向马路的小车来往不停，广场后面的山上鸟儿也欢叫不息。它们是在歌唱这美好的春光，还是在歌唱自己的乐园呢？不得而知。可惜，这一座小山，不久将会变成几栋电梯房，鸟儿如果知道这个事实，还会如此欢叫吗？
我的客厅外面的休闲阳台，三面玻璃，中间南面是两扇推拉的玻璃门，我关上这两扇门，外面的人与我无关，外面的景致，我照样可以欣赏，还有山上那些碎碎的鸟语，我同样能听到，甚至在关了玻璃门以后再听，鸟声更温柔，更婉转，更悠扬。
关上玻璃门，躲进阳台成一统吧。
我打开客厅里的音响，放上我喜欢的台湾音乐人林骏雄的书香音乐，静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读读我喜欢的闲书。红色的苹果器皿里是我喜欢吃的糖果与瓜子；小圆桌上，是我喜欢的鲜花，有时是带点幽香的百合，有时候是温馨的康乃馨，有时是我随手从山上采撷来的野花，我把春天插在我的花瓶里，于是，春天也来到我的阳台上。我的脚边，是两盆廉价的绿色植物，一盆是吊兰，一盆是绿萝，它们用浓绿，装点我的心田，看见它们那恣意的绿，我知道，生命都是以特有的方式存在着。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我的身边似乎坐着香港作家倪匡，用他散漫的语言和他那颇具阅历的智慧，对我闲聊着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体验的一些见解；有时候，又是林语堂，他叼着烟嘴，斜靠在椅子上，用他的幽默与调侃，引得我矜持而笑；继而又是钱钟书，带着憨气与书卷气，引经据典，不时还夹杂一些我听不懂的洋文。甚至，我也会邀请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来我的阳台小憩，与他探讨人性与爱情。林语堂告诉我：“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心胸感觉万分痛快，魂灵发生猛烈影响。”我听后，有些茫然，我的感觉没有达到万分的痛快，我的魂灵也没有猛烈的影响。可能我不曾找到文学上的情人罢。我不需要情人，只需要知音。
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我不是士大夫，我的读书，不是为了考学，不是为了功名，也不是为了上课，我已经不登那神圣的三尺讲台了。我读书是为了什么？说不清。我只知道，在如此美好的春光中，不读书，有辜负春光之嫌。我读书了，语言还是无味，我还是我，该笑的时候就大笑，决不胁肩谄笑，该沉思的时候就安静，决不故作深沉；至于面目呢，不可憎，也不漂亮。但是，当我静坐在阳台上，我知道自己的面目是安详的，纯净的。不为功名而读，只为心灵而读，只有快乐，没有寒苦，既不要悬梁刺股，也不要囊萤映雪，更不要凿壁偷光。我只随性而读，喜欢谁，就读谁，就如我喜欢哪个影视明星，就看他的作品一样的道理。袁宏道告诉我说：“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我心里更有底气了，该读什么，不该读什么，由我的喜好来决定，岂不快哉！
或者，放上心灵音乐《沉香》、《睡莲》，我什么也不做，斜靠在阳台上那懒人沙发里，双手垫脖，双腿弯曲，任凭流水一样的音乐倾泻在房间在阳台的每一个角落，闭目养神，让灵魂安静地小憩一会。春阳透过玻璃，慷慨地在我的脸上、身上照着，我有些睁不开眼睛，身子也暖烘烘的。干脆让一条丝巾，遮住我的脸，任凭阳光的撒泼。终于阳光依依不舍地退却，退却，天边泛起一些橘红。鸟的碎语也慢慢低弱，低弱，或许只有那些贪玩的鸟儿还想呼朋引伴吧，不时地“啾啾，啾啾”地呼叫。
打开阳台的玻璃门，让晚风吹进来，伸伸懒腰，起身到电脑房，我打开电脑，点出我保存在电脑里的音乐，听洞箫低沉述说风的颜色，听二胡悠扬婉转出迷人的良宵，听钢琴弹奏秋日的私语；当然，我也会沉醉在陈奕迅与王菲的《因为爱情》里，然后，转身到厨房做晚餐，李健的《传奇》中：“我一直在你身边旁，从未走远。”那深情的演唱，直逼心灵深处。
我走远了吗？没有，一直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