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所处的时代发展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家国人情事故、生活环境、工作要求都在发生变化,需要国人,特别是军人去无条件的服从、适应,这就使我的人生遇到了“七个想不到”,恰是我人生的“七个拐点”。

我这个云南的“山里娃”竟然在“想不到”和“拐点”中成为大学教授、成为中国武装力量的驻外代表——武官。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想,这可能既是人生的普遍规律,又是人生的特殊经历。就看自己如何面对机会和挑战,如何接受荣誉和考验。


一、“想不到能上中学”

读完小学升中学,这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1956年春节,正准备上小学六年级下学期的我,家中“大树突然倒塌”。大年三十晚上还在笑嘻嘻给5个孩子发压岁钱的父亲,特意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考入县重点一中。”我暗下决心,一定实现父亲的愿望。“想不到”,担任云南省建水县工商业联合会理事长的父亲,带着工商业者舞龙庆祝公私合营回到家,因过度劳累,再加沿途凉水浇灌,风湿关节炎整夜疼痛难忍,初一大早,家人去药店购来三副中药,因毒性过大,一副中药却让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当我带着弟妹观看游街的文艺表演高高兴兴回家时,只见父亲已僵硬地躺在床上,母亲已哭昏在床边。突如其来的灾难,犹如晴天霹雳,全家一下子没有了顶梁柱。作为家庭妇女并裹足的母亲怎样抚养这5个孩子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面前。我是老大,还不足14岁,决定不再上学,去打工挣钱。我苦求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粮库翻晒粮食,50公斤重的稻谷、玉米粮包,其他工人可用肩扛,我只能用瘦弱的身体背,开包摊晒在场子上,从上午9时晒到下午5时,再装包背回库房,一天可挣8角钱。

县一小开学一周了,未见我去上学,班主任魏老师家访,劝说我妈让小刘再读完这学期,拿到小学毕业证书。政府照顾我妈,安排她当售货员。我背起两岁的小弟去上学,打工改在周日。我未参加升学考试。新学年开学的前几天,“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魏老师突然送来了建水县第一中学录取我的通知书。我们全家人都愣了。老师说:“县一中分给我校5个保送生名额,学校领导认为你这个少先队大队长品学兼优,把你列入保送名单,县一中同意,送来了录取通知书。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我妈反复琢磨,最后点头同意。真想不到我还能继续上学?从此走上了边上学边打工的路。


二、“想不到能到省城上师范学校”

初中毕业时,我想去当个工人,工作稳定,挣钱多点,好供弟妹们上学。可当工人得有一技之长,我在志愿表上填报了“昆明技工学校。”学校贴出中考发榜公告,可“昆明技工学校”栏下录取的5人中没有我的名字。失望的我看来只有就地打工的命了。隔了一天,“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班主任李老师到家,一进门就问我:“你去看榜了吗?”“看了,未被录取。”李老师笑嘻嘻地对我妈说:“恭喜小刘被‘昆明第一师范学校’录取!”说着将录取通知书递给我妈。我看通知书上确实是我名字,我对老师说:“填报志愿时,我根本未报昆明第一师范学校,它怎么会录取我呢?可能是其他中学的同姓同名同学吧!”李老师说:“全县6所中学,只有你一个叫‘刘崇裕’,因为你学习好,所以昆一师把你要过去了。”我不相信老师的这个说法,可又找不到答案,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老师告诉我妈:“昆一师是省教育厅直管的重点学校,学生的学杂费、伙食费全由国家负担,对于你们这样的困难家庭非常合适。”在妈和弟妹的鼓励下,我背上一床小棉毯、带上母亲仅有的10元钱就离家上昆明了。


三、“想不到能去当兵”

我一直有当兵的愿望,可进了师范学校,这个愿望破灭了。因为上级规定,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高、中专师范生是国家出资培养的教师,征兵不得征招师范生。我安下心来,从培养自己热爱教育事业开始,认真学好公共课和专业课,课余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本着“交学生一碗水,老师必须有一桶水”的理念,用10个练习本摘抄“名人名言”“历史典故”“天文”“地理”“动植物趣闻”等小知识,因为那个时候还未有《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书。我还报名参加国防体育,利用周日上午到省体委参加“无线电业余代表队”的训练;利用周六晚上到滇池内河码头当临时搬运工,以挣书本费和洗漱用品费,仍坚持不要学校的助学金。1962年3月,我这个连当3年的团支部书记同班长一起,带着全班同学到一所小学实习。“五一劳动节”刚过,就听说有部队征兵人进学校了。我立即抽空返回学校,去见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学校党委书记。他说:“中印边界打响了自卫反击战,台湾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东、西两面形势紧张,中央军委决定今年的秋季征兵提前到5月,这批征兵数量多,素质要求高,省教育厅特批,这次征兵可招师范生。”我一听高兴地说:“我报名!”“你不怕死?”书记试探地说,“这批兵可是要上前线打仗哦?”我坚定地回答:“请书记放心,共青团员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好,说明我们学校不乏热血青年。”说着马上带我去见来校征兵军官,我第一个填了报名表。从数十个报名者中,政审、体检合格者只有十几人,在全校欢送宴上,我第一次喝醉酒。


四、“想不到能出国留学”

我们云南招收的这批兵原准备进藏参与中印自卫反击战,进行3个月集训后,前线传来战事和缓,不需增兵。我因是“云南省国防无线电业余代表队队员”,收发报二级运动员,就被分到陆军第13军直属通信营当通信兵,我一个列兵被委以连队团支部副书记、革命军人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因为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作为驻守同越南接壤的云南南部地区部队不断加强战备训练,一旦需要,即开赴越南参战。1964年4月,通信营随军部机关徒步野营拉练到红河边,进行强度红河、穿越原始森林高强度训练,5月初刚回大本营,我又要求去连队农场劳动。“想不到”的事出现了:6月2日,连指导员步行30多里山路到农场,紧急把我接回连队,告诉我:“昆明军区给13军两个出国留学名额,其中推荐了你,军区已同意,你赶快给家里写封信和收拾行李,只带被子和换洗衣服,其他东西及你写的信,我们会派人送到你家。”第二天各级首长接见指示,4日,连队把“七一”成批入党宣誓中的我,单独提前举行入党宣誓,晚上即乘火车到昆明军区报到。军区上报了6名,总政治部批准3名,其中有我,军区政治部让字写得端正的我,将3人的档案抄写一份留存。在抄写我自己档案时发现,初中升学志愿表中,我填报的“昆明技工学校”被人划掉,改为“昆明第一师范学校”,看字迹是我班主任李老师改的,“我为什么会被昆一师录取”这个谜终于解了。按军区安排,我们3人乘汽车、火车6天到达北京。总政治部干部部领导告诉我们从昆明、广州两军区和空军选调来的8名战士:你们是受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之邀、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而被选派的。考虑到越南正处于战争环境,周总理指示,8名男生从部队选调,4名女生从地方大学选调。你们暂时脱下军装,明天就到高教部报到。真没想到,我这个山里娃小兵还能一步登天出国留学,而且是两国领袖钦定的留学!到国务院高等教育部后,新组成的新中国首个公派赴越南半工半读留学生班集中培训,准备3周后,我被指任为班长,带领12名同学即刻乘国际列车南下,到越南河内,每两人去一个工厂半工半读,开始了同越南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的“五同”生活。


五、“想不到能被分配到军委总部机关并再次赴越武官处工作”

在美军飞机对越南北部地区实施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一直在胡志明主席这位“校长”的亲自关怀下,半工半读近三年,在同越南工人的“五同”中,“同战斗”即是作为工厂自卫队一员,每天都有三四次持枪对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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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到河内时,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前排中)接见中国留学生)

1967年奉国务院令,将我国在世界各国的公派留学生全部调回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尽管我作为留学生一个派别的“头头”,成天忙于组织军训、斗批改、支农等,可我日夜想着的是越南前线战火硝烟,我同战友们商量后,向总政提出请求:我们现在学会了越南语,让我们回原部队去参加“援越抗美”。总政同高教部和我们原单位商量同意,并给我们从昆明、广州军区来的六人买好了分别去昆明、广州的火车票。临上车那天,“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总政来人告,除回昆明、广州军区各一人外,其余四人加空军来的两人都去总参谋部第二部,他们正急需越南语人员。这可是我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啊!让我们无比的兴奋和光荣。我们到二部后随即提干,四人紧急派到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任武官秘书,另两人派到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处。再赴越南,不过是到使馆武官处上班,按武官分工,我负责中国援越部队的总联络工作和我国对越军事援助的具体落实工作。由于需要经常下部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问题,自然遭遇美军机的多次轰炸,多次遇险,幸免于难。1972年,随援越部队全部撤回,我也奉调回国在部机关工作。


六、“想不到能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

1990年,在恢复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后,组织派我再次赴越南,任大使馆副武官,担负恢复中越两军关系的工作。我利用曾是“胡志明学生”和“援越抗美”做出过贡献的身份,很快打通越南上层和各部门关系。五年间,联系安排、接待了我军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长、总政主任以及歌舞团的多个代表团对越访问。同时。陪同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访问越南负责安保工作。还联系安排了越南军队多个高层代表团访华,密切了两军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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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李鹏总理访越结束时同本文作者合影)

1995年8月,我任满奉调回国。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我到单位交述职报告,部领导找我谈话:“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准备开武官培训班和军事观察员培训班等多个临时培训班,还有学院研究生班的《军事外交》课都缺授课教员,我们决定派你及即将回国的另一位武官到国际关系学院临时任兼职教授一年,他们9月初开学,你就牺牲休假,赶快投入准备,具体安排你同学院联系。”我当即表示:“没有想到我只教过小学的人会去当大学老师,既然组织已决定,我这个老党员坚决服从。”我随即与学院联系,学院安排我为两个年级、四个研究生班讲授《军事外交概论》,为即将进驻香港的两个“驻港部队干部集训班”、即将派往俄罗斯军事院校留学的两个“军官培训班”,以及即将开办的“军事观察员班”讲授《国际礼仪》知识课。我利用仅有的半个月时间迅速到相关书店、出版社选购书籍资料,9月初到校,边编教材边讲课。由于我的讲课坚持理论与外交实践相结合,实用性强,深得学员们好评,在按原计划教授两个学期后,学院又要求我再教授一个学期,并把两门课的教材初稿留给学院。


七、“想不到退休后会返聘到两重要机关工作”

1997年1月,刚结束学院教学工作,组织即任命我到我国驻老挝大使馆任陆海空军武官,稍事准备后即刻赴任。老挝是同我国关系最亲密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一面多番开展工作,促进中老两军的友好交往;一面应邀为老挝军队建设出谋划策,还积极引进我国军工企业到老挝投资办了五个工厂,并促成每年数百万美元的军事贸易,我这个武官成了老军三总部领导家中的常客和老挝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的“顾问”,我离任时,老挝国防部授予我“友谊勋章”。在老挝期间,我还协助我国国际巡警抓捕了一名军队外逃贪官,国内相关单位充分肯定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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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刘崇裕武官举办建军70周年招待会,时任老挝副总理(后任老挝党和国家主席)朱马里(左)出席(右为我国大使)

因我早超退休年龄,1999年奉调回国退休。我曾向老母亲许诺:“我退休后回老家照料多病的老母亲。”当我回总参二部交最后一份述职报告、办理退休手续时,“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二部研究局领导明确告诉我:“返聘你参与东南亚问题研究工作。”当天,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亲自打电话聘请我到外办当顾问,负责审核我国军委和总参领导出国或在国内同外国军队领导会谈稿、演讲稿,同时参与编撰《新中国五十年军事外交》。都是熟悉的领导相邀,盛情难却,又都是两个重要机关,担负重要的工作,能为军队建设发挥余热是一个老军人、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愉快地接受了。好在两个单位同在一条街上,我上午到外办,下午到二部,比我上班时还忙。这一干就是五年多,总参谋部评我为“优秀退休干部”给予表彰。2004年5月,我结束了在军中连续服役近42年的军旅生涯。

当“想不到”或称“机遇”摆在自己面前时,就看你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或热情接纳,积极奋斗,顺利成功;或被迫应对,消极怠工,无果而终。我的七个“想不到”、七个“人生拐点”,尤其后四个“想不到”,我是以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去接受的。对每一个“想不到”,我都面对现实,努力适应,虽未做出什么惊人成绩,但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构成“山里娃”出身的我极其丰富、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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