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注社会？还是做文章？
关于杂文与时评的讨论好像已经不少了，但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有的人对杂文与时评的概念似乎不甚清晰，搞出一个“艺术特征”来作界定，并由此生发出一些妙论。
虽然杂文涉及到一些时事，虽然时评有时有杂文的笔法，但它们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写作门类和领域。
杂文是散文中的一支，其写作要求的是思想和艺术，可以说古可以论今，可以从精神谈到物质，也可以在科学和宗教中穿行，因为它是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而时评围绕时事而议论，根据事件而分析，是不折不扣的新闻作品，岂能统而论之？除了专门的杂文报刊，当我们翻开报纸，杂文总是被框在报纸最后的《文学副刊》版面里，可有可无。而时评却可活跃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面中，如在头版有社论，在国际版有国际评论，在体育版有体育评论，文娱版有文娱评论等等不一而足。一篇杂文完全可能直击时弊，而一篇时评也完全可能为某项政绩张目，所以这不是“曲”和“直”的问题，而是两条在舆论界并行不悖的文字铁轨，同时并且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有文章认为“中国杂文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变化，杂文的衰落将是必然，时评会迅速取代其地位。”这种观点真是非常的前卫！按此作者的观点“民主弱则杂文兴”，似乎现在已经很民主了，所以“杂文的衰落将是必然”，鲁迅的时代终于过去了。诚然，现在比起前几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确是好多了，在民间能够说话了，骂几句娘，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但这就是民主了吗？如果以为有了一个《焦点访谈》类的节目，那就民主也有了，监督也有了，天下太平了，杂文也可以消失了，这对民主的理解是否太肤浅了一点。笔者在出版一本杂文集时，有的出版社编辑看了兴趣盎然，觉得不错，但却不敢出，只是诚恳地劝道：能不能搞点与现实和时政有些距离的散文或“美文”，那样上面就不会追究什么了。我只能哑然失笑，本人的文章尖锐和深刻程度可能还到不了鲁迅的十分之一，居然就会使人“畏惧”，这意味着什么？对于环境的过分乐观，以致钝化了杂文的特有的社会功用，这是一些人们的误区之一。杂文的精髓在于它的思想性，而人们的思想在社会的发展中总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这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只要有人，有思想，并且有思想的关注者，杂文恐怕是消失不了的，因为它有市场。如果把杂文简单地当成纯政治工具，那无疑也是认识杂文的另一个误区，杂文毕竟是在文学的范畴之中，一篇普通的时评当不了一篇杂文。如在文学刊物上，杂文及随笔风采斐然，时评若也去凑热闹，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关于时评就又是一回事了。现在各个报刊大都有时评或杂论栏目，时评作为媒体的“喉舌”不可须臾缺少。好的时评会令人击节叫好，甚至会引起轰动效应，如几十年前《新华日报》的社论，现代《纽约时报》的评论等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报纸千面一腔，所有的评论且不说现在看来荒谬而毫无价值，光看文字就令人生厌。一日，翻开《参考消息》，一篇美国媒体对当时政府批评和质疑的文章吸引了我，题目就叫《尼克松走钢丝》，此文集幽默、辛辣和严肃于一体，俏皮地吊起人们的胃口。不过，那是在美国，反观我们四周，别说在那时人们不敢将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点名批评，因为“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随时都可以凌空而降，即便现在谁又敢如此作为呢？即使有的作者敢一试，媒体的编辑敢吗？就算媒体有个别编辑有这个勇气，主编敢吗？再假定有主编吃了豹子胆，那中宣部是干什么吃的？连报带人都是可以封杀的！不管在哪里，对上批评也是一种“走钢丝”。当然，当前有成克杰、王怀忠这样的反面人物供批判也是不错的了，很多时评大有“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劲头，有死老虎打，总比没老虎打要强。
然而，现在糟糕的时评举目皆是，取一篇新闻，翻来复去地说那一点大道理，既无思想又无文采，十分令人生厌。与其这样，还不如什么也不说，让读者自己读新闻，发出自己的见解和感慨更实在。因为现代读者的评论水平其实是很高的，至少比报刊上的“八股文”来得生动和深刻，并富有幽默感。鲁迅也写过大量的时评，如《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却给人以很深的印象，过多少年都不会忘记。除了事件本身令人心惊以外，作者的思想、感情、对现实的洞察力以及文字的功力无不融于其中。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写作者都达到鲁迅的水平，但是他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来对待这件事，要有深刻的思索并尽可能展现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浅浅地发点议论，混点稿费就算完事的。
综上所述，杂文和时评是两个不同的文字门类，它们在内容上是互相交叉的，在不同的阅读领域里起着互补的作用，各有其特点，任何厚此薄彼的观点都可能失之偏颇。更重要的是作者对现实要有深刻的认识，现在讲话，既要讲到点子上，又要人们能够接受，还要表现出很享受民主而畅所欲言的样子，没一点艺术性恐怕是不行的。杂文也好，时评也好，工夫不到都是浪费时间。要使社会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境地，还有一段不近的路要走。
注： 此文曾在《杂文选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