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七月,回到阔别十多年的小镇,每天天刚亮就出发了,去寻找那些会唱歌会讲故事的老人。他们像时间这棵古树的叶子,说落就落了,我得在他们消失之前,留下他们的故事和山歌,这是我回小镇的目的。山间的寻找收获颇丰,我始终相信,那个寻找的七月,将影响我一生。

  读到张承志的《离别西海固》,那个七月的一切便涌到眼前来。张承志忘不了沙沟不尽的山峦和弥天的大雪,他的情愫复又勾起我的情愫。怀念的到来并不全因为张承志或西海固,那个七月的一切已经长进我生命的年轮,我时时俯首细察它们生长的情状,变幻不定的色彩,它们对我心智的影响。可我最终还是忍不住像张承志那样——倾诉。

  真正的善良在哪里?真正的浪漫在哪里?真正的艺术在哪里?——在民间。当我游历在那些山水之间,沉浸于温暖的乡情、美妙的民歌和传说之中时,我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了生命和艺术的真实,永远流浪下去,在民间,有什么不好呢?

  多年前,当同学们忙着找工作,为留在都市,在火城的烈日下挥汗奔走时,我躲在图书馆看书,进行着另一种奔走。总以为一旦回到乡下,就再也看不到那些书了,恨不得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把所有喜欢的书都装进脑子里。行走在深不见底的书山,也曾心绪浮动,曾在远走高飞和回归故土之间徘徊,在留恋和恐惧之间反复。最终我选择了后者,我的生活和追求需要有根,一旦决定,我不再恐惧。

  终于再次深入到那些实实在在的乡村生活场景时,我咀嚼着深入的意味,回味着每一个细节引发的内心感受。我的文字凭着直觉,凭着冥冥中命运的召唤在向一个方向移动,现在才明确这个方向是什么,它是化在我血液里的民间生活。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山里,一个山村小女孩,耳朵总是会被那些山音感动,心总是容易被火塘边的相聚吸引。我的人生是从民间出发的,它理应是我延续文化之根的厚土,理应成为我最终的归宿。

  忘不了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岁月。大雪封山的冬夜的火塘、月明星稀、虫鸣起伏的夏夜,童年的一切,都有着特殊的味道。这次寻找,我又成了那个童年的小女孩,在山间小路上蹦蹦跳跳,在小溪河里淘水摸鱼,在别人家的院里偷摘果子,举着树枝挥落清晨草间的露水。有人说,不能忘记童年,证实着成长的悲哀。这话不尽全对。人生是躲不掉悲哀的,从出生到死亡,恐惧越来越少,悲哀越来越多,等人没了恐惧的时候,悲哀便成熟了。悲哀是因为内心的情份,不能抹杀对一些东西的牵挂和怀念。从离开乡村到重新走近她,了解她,天命不可违。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爱。

  在山里游荡的日子,我渴望着行走,每天赶在太阳出山之前,趁着凉爽上路。那凉那爽,是水汽和草木酝酿了一夜的礼物。每天都心怀希望,今天能找到什么?

  我只是沉浸,任自己向欢快的极限呼啸而去。整天微笑着、微笑着,一些很重的事物开始在心里变得很轻,心轻轻地、轻轻地飞到群山之上、蓝天之下,体内只剩下透明的、快乐的液体。仿佛天生以来,我的眉头就是舒展无忧的,它们曾在一个个错误的时空错误地紧锁,在乡村,它们终于恢复了本真的状态。

  老爷爷一边编着竹背篓,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他包着黑色的长布帕、衔着黄铜烟袋、眼神悠远,长长的青色的篾条在灵巧的双手间翻飞,一个精致的背篓已见雏形。他不像在讲故事,像一个掌握着神秘民间史的先知。王奶奶只有一颗牙了,她成天笑哈哈的,露着一颗牙。她年轻时就失去了一只眼睛,山歌成了她的另一只眼,高兴时唱,伤心了也唱,唱了八十多岁,她还没有唱够。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妈妈给我端来热水,双脚泡在木盆里,听奶奶唱了妈妈唱,就连沉默寡言的爹爹也唱起了五句子歌。洗脚水冷了就拉过吊在火上的炊壶掺水,记不清掺过了几道开水,一双脚泡得绵软舒适,山路磨出来的劳顿全泡没了,奶奶的癞子歌逗得一家人笑疼了肚子。那段日子,清晨的露水常常打湿了我的双脚,夜凉的山风让我依恋着一天中最后的美好时光。在被日出染红的山巅,在铺满银色月光的山涧,想到多年前自己在乡村和都市之间的选择,内心更加坚定,人得为心活着,你喜欢什么,就要找到它。

  我想通过倾诉敲破现实的硬壳,让人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它是劳累、苦涩的,是没有诗意的,年轻人惧怕它,纷纷逃离,他们宁愿在都市的天空下乞讨、出卖劳力或其它的东西,也不愿像先辈那样固本守土,有尊严地劳动,有尊严地死去。我想让人们看到诗意乡村背后的另一种真实。黎黑的粗糙的脸颊,长期劳作弯曲变形的双手,弯下去的脊梁,已成X形的腿。渐渐冷落的村庄,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荒芜的土地,大片良田变成了丛林,绝迹多年的野生动物开始成为山里的新主人。

  这些只是表面。我说的是民间的诗意,有人叫它乡村文化。哪一种文化不是从民间来的呢?诗经和楚辞,都来自民间。民间的诗意,是中国文化的根。在村庄里,民歌和民间故事消失得比人要快,一些风俗再也兴不起气象,城市化的年轻人不愿意兴这一套,他们的心已被城市无条件俘虏,他们无情地背叛了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谁应该为这种遗失负责?希望因为我的倾诉,人们对民间的生活多一点质感的了解,让对民间心存善意的人知道,有些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文字仅仅能保存其质,其形其声其态,将不可逆转地永远消失。挽留它们,挽留它们,带着这样一种情绪一次次地走近它们,可是了解越深,越感到无能为力。

  除了文字,我究竟能做点什么呢?我的乡土,它让我的心灵更稳固地生长于于朴素、善良、本真的土壤,让我的追求之根扎得更深更坚强。多么希望,更多的人得到它的惠顾。

  可时代变了,文化的脉流已在悄悄地发生改变,生活方式和内容的变化,正在加速旧东西被遗忘的步伐。文化的流变,无人能够逆转,我又能做什么呢?即使活跃如春秋,繁荣如大唐,也逃不脱衰落的命运呢。

  我们的后辈,当他们沉醉于一拔又一拔的流行音乐时,他们可否想到过在乡村,我们的先辈,有过另一种对生活和人生的吟唱?它热烈,不乏深沉;大胆,不乏含蓄。它让你哭,让你笑,让你痴,让你醉。那土得掉渣的原生态的吟唱,唱出劳动的愉悦,生活的不易,唱出真实的爱情,那是歌是诗也是实实在在的日子。

  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洗礼,重视了几千年土地的中华民族,开始给土地以新的内涵。农民抛弃土地,成为流动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劳动大军,一点点把廉价的打上了城市烙印的商品和流行文化带回乡村。乡村的人们舍弃冬暖夏凉的土屋建起钢筋水泥的预制房,舍弃木门木窗用上了塑钢、铝合金。把城市高大的楼房一节节一层层搬到乡村。小洋楼是离开土地的姿态,可楼上的风火墙、小青瓦,却是回想、怀念的告白,它似乎体现了这个时代一种矛盾的心情,一边留恋着,一边远离着。

  我还找到了他们:用一生时间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传说故事的桓兆泮老人,写了一辈子古体诗词的杨先瑜老人,守了二十多年屈原庙的徐正端老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老了,他们一辈子默默无闻却自觉地担当着文化的薪火传人。老桓一尺多高的手稿一直放在我的办公桌里,每当凝视它们,就像看到老人在我的眼前:弓着腰,匍匐在一尺见方的小桌上,因近视脸贴到了纸上,握着笔皱着眉一丝不苟地写划着。老桓不仅搜集着民歌,他自己创作的几百首五句子歌真称得上才华横溢。可除了他自己唱唱以外,谁唱呢?他身边的人见着老桓就喊:来几个五句子撒。别人只当好玩的东西,老桓却当了命,一爱就是一辈子。到老来孤身只影,找不到传人,也找不到这些东西的归宿在哪里。他那里终不是它们的家,他要给它们找一个家,于是我的抽屉成为他的宝贝们临时的安身之地。让我魂牵梦萦多年的“薅草锣鼓”、“杨林唐鼓”、神秘庄严的“猪羊祭”,令人向往的民间婚俗……再也不可能看到那种真实的生活了,一切还原都带了假的成分,那不是我要的。

  我们真的无法挽留乡村文化消失的背影吗?它们只能像落叶一样凋零,还原成历史的土壤吗?在那个七月,快乐的七月,时不时的,我会在鸟儿的叫声里突然悲哀起来,我走近的,已是式微的乡村文化,乐观的王奶奶,她一肚子的歌谣,只能带到棺材里去了,尽管有人给她录了音,可她的歌,再也没有人传唱。

  一个伟人,曾打过一场漂亮的战役,叫农村包围城市。那是一种政体战胜另一种政体的胜利。现在,一场城市占领农村的战役正在打响,这是文化对文化的胜利吗?从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来说,这是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必经的一场战役。应该说它无所谓胜或者败。可是如我一样深入到民间的人,看到那些曾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和温暧的东西,在无形的硝烟中萎靡、消失,心总忍不住地疼痛起来。

  七月发生的一切,就是我的天命。它们是流动在我体内的河流,现在,它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汇集在我的心湖,以其明亮和厚重给我一份踏实。让快乐和痛苦反复捶打,让心盛满感激和悲伤。

  距离远一些,才能把某些东西看得更清,要了解乡村,首先得离开它,修炼一颗有足够理解力的心灵。我凭本能离开了它,凭理智再次走近。城市是便利的,可有时,它便利得让人心生逃避,以自己的种种好处让人变成麻木不仁、贪图享受的东西。乡村是艰难的,但我要这艰难分泌出蜜汁滋补我疲倦的身心。

  这是一个乡村的孩子在逃离乡村之后,在懂得之后,重新燃起的对乡村的爱恋,这爱是成熟的,执着的,真切的,快乐的。

  这个时代,它要把人带向哪里?把文化带向哪里?我只言说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并留下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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