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冬至,接着就是元旦,再接着就是春节了。像我,一个即将进入老年期的人,对于过节已不再有期盼和憧憬。只是觉得时间飞逝,一晃又是一年。
      已经有五个年头没在皖北小城过节了。这个念头在忽然之间袭来,来得汹涌猛烈,竟让我的心里湿漉漉地泛起了涟漪。牵挂如晨雾般丝丝缕缕,小城也让我如此地心心念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山公园当时还不是现在的四A级国家级森林公园,但已雏形初现。在相山公园大门西侧有一大片寂静的树林。那是我上卫校周日读书的地方。
      书包里的两本书,两个馒头就可以伴我一天。阳光穿透稠密的泡桐树叶,洒在草地上,色彩斑斓。成片的蓟蓟草头顶紫红花儿随风摇曳。遍地的拉拉秧茂密如毯,藤蔓上的黄绿色花和蓝色婆婆纳开的是如火如荼。风儿轻柔地吹过来小草的清香。不远处的子规鸟“咕咕,咕咕”声声地呼唤。那一年我十八岁。
      在纪念淮海战役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市政府决定在粟裕、张震将领登临的相山之巅,修建一座将军亭,以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团市委发出号召,为修建将军亭添砖加瓦。各单位组织团员青年往西山顶背砂子。一趟趟,一袋袋,砂石堆积在山顶,山间小路上洒下了我们的汗水,也留下了我们的笑声。那一年我三十五岁。
       总是在不经意间,时光已经流逝。让人感慨,令人唏嘘。时间快得让人来不及细细品味,我们一下子就老了。
      记得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是九十岁。送走了奶奶,爸爸对我说:“人就像被割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现在你奶奶走了,下一茬就该是我了。”一晃之间,爸爸也是耄耋之年的人了,他身体还好,就是这两年头脑反应慢了。
       爸爸会把一件事反复地给我说好几遍,他当然不记得说过。爸爸说起他年轻时在南京炮校上学时的趣事,我也总是装作很新奇的样子,就像是第一次听说,然后陪爸爸又乐呵了一次。说完,老爸爸会“唉”的一声长叹,说:“眼前的事记不得,陈年旧帐记得清楚着哩。”
       想起来年轻的自己,白班夜班交替地工作,挣钱生存,养家糊口,涕泪交加地忙碌着;想起来千疮百孔的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地奔波,忙不完的活计,操不完的心。一天天,一年年,琐屑的日子,终于把自己熬成了一身柴米油盐,两鬓丝发如霜。
       现在的我真真到了让人“尊敬”的年龄了。平日里做点好事,年轻人会说“谢谢阿姨”。我想再过两年,耳边就会有“老阿姨”的称谓了。在家里,女儿伸出三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荡,“你又絮三遍了”。可我自己还没察觉,常常是挨了批评,还一脸的茫然。
       渐渐地发现记忆力明显下降了。上客厅拿东西,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啥,原路返回站会儿,才能想起。厨房里的电饭锅淘好米忘记摁下煮饭键。洗衣机里的衣服忘记搭上晾晒。最要命的是,一天两次的降压药,下午老是忘记服。女儿气恼地叮嘱:“手机里有个功能叫闹铃。”
       在南方过冬,没有暖气。电油汀和空调每天努力地工作着,家里还是觉得湿冷。估计太阳也是怕冷,不肯出来正经工作,晾晒的衣服常常是潮叽叽地,辛苦的电油汀还要兼职烤干衣服。人老了就是怕冷,缩手缩脚地不舒展,家里的小不点倒是汗津津地跑来跑去,不知停歇。
       窗外的大部分树木叶儿都落了,灰色的枝条在北风中瑟瑟。只有坚强的广玉兰,香樟,石楠,桂花树和柚子树,在冬寒里依然保持着一身的绿意。更为坚挺的是枇杷树,凛冽地风中,仍有小白花儿星星点点地开放,为孕育子嗣蓄积着能量。也让我在晨光里恍惚,疑是雪花飞上了枝头。
       叶儿落了,还有春天;花儿谢了,还有果实;人老了,也就只剩下怀念了。看到同学朋友聚会,大家欢天喜地地互相调侃,“风采依旧”,“岁月不败”,“风韵犹存”。对此,我哑然失笑,那不单是互相安慰的戏言,更多的是“苍天饶过谁”的无奈。
       一路走来,有欢喜,有忧伤,更有温暖一路相伴。
       梦里,依稀又在童年,漫漫田野,我在绿色的麦苗间奔跑。有时是熙熙攘攘地人流,我在追逐一个背影,风儿留下我歪歪咧咧的脚印,我木然地站立,天地一片苍茫。有时梦里是棵棵苹果树,朵朵粉色花,父亲的大手拉着我,在果树下徜徉。梦回小小少年,回到了我生命里的春天。
       有梦总是幸福,有梦比清醒美好。
       老话说,人老觉少。夜里即便是睡得再晚,黎明时也会早早醒来,看亮光掀动窗帘,听窗外鸟儿在枝条上蹦跳,闻身边的娃儿均匀地呼吸。摸出手机看看几点,又把头猫进被子里踏实地睡去,突然感觉到了冬天的好。
       越来越安于冬日的冷寂,眼睛里没有了呼啸和凄寒。悄悄地被晨曦唤醒,静静地陪夜色听梦。和镜中的自己和解,让白发自信地飘飞在风中。
       一年又一年,让阳光住进心里,去找寻绿叶和花蕾,雪花和雨滴,还有不曾忘却的旧梦和秘密,或浓或淡,或苦或甜,一直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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