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在纪念一二.九运动81周年之时,我想起回忆我的爷爷马识途,他是一位很出色的革命者,早在1945年就为革命壮烈牺牲了。  

        之前,我对爷爷的往事知道的很少,要说引起我想深入了解爷爷的初衷,还是来自周总理的一次家宴。

 

           故事从周总理的一次家宴说起

       爸爸生前几次提到一段让他终身难忘的往事。那是在1950年初,他作为周总理的一个随行翻译,去苏联参加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前往莫斯科需要乘坐7天的火车。他和总理住在一个包厢,聊天中,总理把我爸的情况了解了一个底掉。其中,爸爸讲了我爷爷马识途是怎么牺牲的,是怎样带动全家三代人参加革命,十口人中有九人入党。周总理对我爸的这段话印象很深,他说:“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很少见,很了不起。”

        在1965年初夏的一天傍晚,记得那年是爷爷牺牲20周年,奶奶65周岁,邓妈妈派车把我奶奶(工作人员的孩子都管周总理叫周伯伯,管邓颖超叫邓妈妈),还有我表弟接到西花厅大厅吃饭。那天,邓妈妈叫上我在西花厅门口迎接,奶奶下车后,快速上前与邓妈妈紧紧拥抱,她激动地热泪盈眶。邓妈妈让奶奶坐在她和周伯伯中间,给奶奶夹菜,如同家人一样亲切交谈。(1950年我爸从莫斯科回来后,就调到总理办公室任外事秘书,我家住进了西花厅。)

       周伯伯和邓妈妈宴请奶奶,离爸爸跟周伯伯在火车上,谈起他的父亲马识途牺牲的事情已有15年了,周伯伯居然还挂念着此事,没有忘记烈士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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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鸡公山走上革命道路

       爷爷马识途,原名马骏麟,1903年出生辽宁铁岭。他的父亲、我的太爷爷马雨田,14岁从铁岭到沈阳学徒,之后开了一家裁缝铺,做官服,曾在满族正白旗王爷家做裁缝。太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爷爷和他的三个妹妹都是大学生。爷爷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后回到东北任教。

就在爷爷满怀热忱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东北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爷爷与众多志士仁人一样,毅然选择反抗。他先是离开东北,经友人介绍,到山东烟台芝罘中学任教,不久因在学校里宣传抗日思 想、支持学生示威 活动而被辞退。              

1933年,爷爷返回北平。同时,爷爷在大学的同窗好友王一夫(原名王铁良,时为中共党员)把我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从沈阳接到北平。从此,爷爷更多地接触到共产党人,更深地接受了进步思想,开始走向革命的人生旅程。

1934年初,爷爷到东北中学任教。东北中学是张学良将军专为收容东北流亡关内学生创办的,老师也多为东北流亡关内的爱国知识分子,张学良亲自任校长兼董事长。学校寄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抗日救国的有用之才。不久,何应钦与日本人签订的丧权辱国《何梅协定》生效,“协定”规定一切有抗日色彩的团体、学校须撤离北平,东北中学因此被迫迁往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鸡公山。                                                          

在“一二九”运动中,东北中学和东北大学都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组织,那时,爷爷还没和党有组织联系,他配合“一二九”运动,支持、参与“民先”的爱国活动。谦虚、热情、平易近人的爷爷,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据东北中学的学生回忆,爷爷在校期间积极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教唱救亡歌曲。在他的教导下,同学们的革命情绪高涨,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1936年2月,学校发生反对代校长包庇贪污学生伙食费者的学潮。在这次事件中,爷爷自始至终与学生们站在一起,学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学生们信任爷爷,推选他为训育主任。事后,爷爷把王一夫介绍到学校任职,王一夫对爷爷的信仰和品德深有了解,在鸡公山正式介绍爷爷入党。爷爷决定终生要走为百姓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道路,自此改名为马识途。

王一夫和爷爷把“民先”中的优秀分子程式兰、李剑白等进步学生吸收入党,在东北中学建立了党组织。他们还通过社团组织师生,假日里到学校周边的信阳、孝感、开封等地和京汉铁路沿线展开抗日宣传。

东北中学的爱国活动引起反动当局注意,认为东北中学是共产党在河南的大本营。河南省主席、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制造借口,电令驻鸡公山下的国民党军二十九师连夜上山,对东北中学进行搜查。此时,校内几位党员紧急商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已暴露身份的人员紧急撤离,部分同志去太行山根据地,马识途和王一夫回到北平,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继续在校坚持工作。爷爷从此离开东北中学,但他和其他共产党人播下的火种留在了学校。据统计,东北中学先后有上千名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北平全家开展地下工作

       1937年上半年,爷爷回到北平,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曾任教于市第二女子中学和北平中法大学,分别教授生物学和生物解剖学。此时,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奶奶和姑奶奶们也由沈阳来到北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不久北平沦陷,抗日形势更为严峻,斗争更为残酷。

留下开展地下工作、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北平市委,任命爷爷为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别支部”宣传干事,负责领导与主管地下油印小组。于是,爷爷把家作为油印文件、召开会议、联络同志的据点。他和同志们先后翻印了中央有关抗日救国的文件,以及延安出版的《解放》和中共北方局出版的《火线》等刊物上的文章,及时发送到进步学生、知识分子中传阅,扩大了党的宣传和影响。

为躲避敌人视线,爷爷以各种方式与敌人周旋,经常不得不瞒着家人在朋友家过夜,有时还是躲不过警察深更半夜来家搜查,不得不上后屋阁楼躲避,整夜不能下来。这些行动最终瞒不过亲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家里人也参与了党的地下工作。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他的爸爸、妈妈、妻子、两个妹妹和三个妹夫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爷爷离开北平后,家里始终是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据点,印制党的刊物,召开党的会议,掩护地下党的领导,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在太行山坚持抗日斗争

      1937年秋,“冀西抗日民训处”在河北井陉成立,急需有经验的抗日干部。赞皇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民训处”组织部长的程式兰,三年里几次向党组织推荐她的老师,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马识途,希望马老师到太行根据地工作。

1940年8月19日,爷爷带着15岁的大儿子马列(原名马潆,1941年5月被选送延安外语学院学习俄语。)秘密来到太行专署所在地赞皇县。在根据地四年多,他先后担任干部学校教导主任、赞皇县县长等职。

组织上考虑爷爷秘密出走会给北平家人带来危险和生活困难,经过周密安排,于1941年秋将我奶奶高鲁、叔叔马恩、姑姑马玲也接到了太行。当时,组织上考虑我家是从大城市来、生活会有诸多不惯,就发给爷爷八斗小米作补贴,他婉言谢绝了对他的照顾。

爷爷在太行工作四年多,工作出色,为人谦和,深深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爱戴。他从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一次,他在春耕动员大会上把施底肥说成了“追肥”,会后有人向他指出后,他就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当众作了纠正。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主管太行区六个县的民教工作,根据农村小学教师与农村各阶层有广泛联系的特点,组织他们去了解情况、发动群众。后来,不少教师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黑土地献出宝贵生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党中央迅速向东北派遣大批干部和军队,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争夺东北政权的斗争。9月,太行区党组织选送一批东北干部挺进东北,爷爷名列其中。11月10日,这批干部抵达嫩江省政府所在地齐齐哈尔,爷爷受命担任省政府代理秘书长。

当时,东北的日伪、敌特活动猖獗,他们混入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机关、拼凑“光复军”等反动武装组织,极力阻挠、破坏新政权的建立,杀害革命干部、煽动叛乱等屡有发生,图谋杀害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就是敌人精心策划的一起反革命事件。1670386167838259.png

12月24日午夜,“光复军”的头目们指令八名匪徒来到省政府宿舍门外,混入省政府警卫连的坏分子高洪礼,为他们开门并切断电话线,他带领匪徒直奔小楼北面的于毅夫住的房间。不料,后门紧闭无法通过,便绕到小楼南面房间(实际是马识途的住房)。匪徒们砸坏窗户,对准室内开枪射击,然后跳窗而入。此时,爷爷已负伤。匪徒不认识于毅夫主席,不知中弹的人是谁,问道:“你是于毅夫吗?”爷爷虽然流了不少血,但神志还很清醒,听到匪徒的问话,才明白敌人的意图,为了让隔壁于毅夫等同志听到,便大声高喊:“我是于毅夫,我就是于毅夫!”

匪徒见势又向他打了一枪,爷爷中弹再也无力支撑倒在地上。警卫员闻声赶到,立即向敌人反击,敌人仓皇逃走。邻室的于毅夫等同志来到爷爷的居室,见他已倒在血泊之中,爷爷见于毅夫安然无恙,脸上露出笑容,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了没关系。虽然不能看到胜利,但最后的胜利是一定能够取得的! ”说完,爷爷停止了呼吸。他为保卫红色政权、为了保护同志、为了心中的信仰,献出了生命,时年42岁。

       距今,爷爷在地下长眠已七十多年,周伯伯的家宴也已过去近六十年了。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在岁月的长河中,革命烈士的历史业绩,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 撰稿人马丹妮系马识途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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