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刻苦改造“自来红”的年代

    阴历九九重阳节的那天晚上，我突然睡不着觉了，想起我已故的父母亲和那些曾经给过我温暖关怀的伯伯叔叔们。想念他们，不仅是因为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以及在我日渐衰老的躯体里，我无时无刻都能够感受到那些上一辈们对我的“呵护”和精神上只有长辈，才有的那种期盼的眼神。

　　这种爱，来自我的出身和成长的特殊环境！来自于父辈们在生死战场上结下的患难友谊和对于下一代成长的共同期盼！

　　打小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自来红‘’，只是觉得父亲是个老红军，是个为革命打江山落下一身伤疤的英雄，他身上的九处战伤，那一处要是打在要害处，也就没有他了，更不会有我和我们六兄妹了，为此，我为自己是老红军的后代感到自豪和骄傲。尽管我所在的天津红光小学是华北军区子弟小学，入学的同学也都是部队上够一定级别的干部的孩子，虽说有些同学父亲肩上的衔星比我父亲要多一两颗，但我还是觉得我的老爸让我感到光荣和骄傲，因为老爸参加红军的资历要比许多同学爹的资历老许多。

　　直到1970年我15岁参加工作后，才慢慢知道社会上承认的只是红军老爹的光荣并非是我有什么光荣的地方，我的光荣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要想融入社会并顺利地发展自己，就必须努力刻苦的地改造”自来红”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能被人们接受和社会认可，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的有为之人。

　　然而这种思想的形成是缓慢和”痛苦“的。当我在参加了区委组织的三夏劳动后；当我参加了电信局外业作业特别是参军到了部队受到更加严格和考验和历练之后，我这种体会就更加深刻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我逐渐认识到：“自来红”只是源于个人出生的环境，而要想一辈子“红”，就要努力克服“自来红”的思想，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思想感情锁定在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努力做一个无愧于时代和无愧于前辈的革命后代，几十年奋斗过来，我基本做到了。回头反思，思想改造的提法还是对的，人呀，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自律，思想和情感才能够融入到火热的生活和斗争当中去，融入到工农兵大众之中去，也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来！

　　我今年已经67岁了，回想自己成长走过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情感和影响使我有了现在这种境界呢？答案还是出在我成长的“自来红”的家庭氛围里，是父辈和他的那些生死战友们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关爱并让我懂得了怎样做人才无愧于做革命的后代？

　　小时候我生病住部队医院，因为淘气，被医院住院的战士给打哭了。父亲的一个老战友（老红军邓德海）当时也在住院，看到后气得跟什么似的，不仅把那个战士臭骂一顿，还把我领到他的病房拿出好吃的哄我。邓叔叔是跟父亲在华北军区营房处一起工作的老战友，因身体不好，早早就退休在家养病了，后来他还跟我父亲讲我小时候住院跟他睡一个病床上逗我玩的趣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邓叔叔病故，我替父亲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想起他在我小时候给与我慈父般的关爱，我真的很伤心，久久注视着慈祥的老人不忍离去！

　　还有个老八路叔叔叫金有志，60年代后期在天津八分部当副部长，70年代初期调北京军区石家庄卫校当校长。73年我到石家庄27军当兵。星期天，我从郊区营房请假到市里去看他。他知道我在部队基层连队生活艰苦，硬留我在学校小灶食堂吃饭，我到现在都记的他亲切地给我往碗里夹鸡块吃的情景，还嘱咐我有时间多过来看看他。金叔叔是父亲五十年代初在军区后勤共事的老战友，后来调到军区卫生部当部长了。金叔叔特别喜欢孩子，但凡是有战友托负他照顾的孩子，都会把他的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常去光顾看望他。

　　我们27军后勤部副部长张连臣叔叔，是和我父亲在一次军区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上认识的。当他得知我在石家庄当兵后，开会回来后就跑到我所在的连队去看我。当时我们连长指导员一看这么大首长过来看我这个新兵蛋子，都不知如何接待为好？那以后，逢年过节，我也经常去看望张叔叔和阿姨，阿姨对我特别好，经常跟我聊天聊家中的事情，让我在枯燥的军旅生涯中感受到一丝家的温馨。后来我调回天津临走时还去张叔叔家告别，可惜没能再见到张叔叔。

　　原河北省军区有个刘副司令，也是个老八路。他原来是我们66军炮兵室主任，跟我们住在一个家属大院，后来他调到衡水军分区当司令。1974年我所在的团配属长春电影制片厂去衡水拍新版的《平原游击队》电影。他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拍片现场，我们班正好负责现场警卫，我一看认识，就让战士通报说有个姜云清的孩子想见他，很快他就让战士把我叫去跟他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聊起家常往事，从我的家里聊到大院里其他人家的情况。当时他有个独子叫刘左也在部队当兵。后来刘左在部队一次擦枪走火的事故中不幸牺牲了，此是后话。

　　还有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开国少将詹大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过说父亲有个战友在南京当“大”官，母亲还说，父亲要不是发脾气总犯错误，也早“上”去了。直到80年代初我在部队当指导员的时候，一次送个病退的兵路过南京，在军区后山他的家中见到了他。老人虽然是身经百战的武将，但见到老战友的孩子特别慈善，除了问我父亲的情况外，就是了解部队现有人员装备和训练情况，还特意问了伙食如何？最后关切地问我在南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没有，让我感到了大首长老战友的那种本色的东西以及父辈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

　　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八十年代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陈靖叔叔，是电影《金沙江畔》的原作者，也是在八十年代初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第一人。更是红六军团父亲的老战友。在父亲晚年的时候他常到天津来看望父亲。我也因此有机会和他接触聊天。他非常欣赏我，给我讲了许多过去的故事和他重走长征路的事情。回到南京后还多次给我寄书写信。后来他也病故了。我把他的事迹写成文章《重走长征路的老红军》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后来也写进了我那本散文集《一个红军后代的情感路》里以示对陈叔叔的缅怀和追思！

　　陈靖叔叔寄给我的书和签名总是亲切地称呼我为“建军贤侄”，让我这个做晚辈的不仅敬重他的革命经历，更敬重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才华和老有所为的精神追求。

　　天津警备区政治部原副主任、开国大校肖大鹏也是父亲长征时候的老战友，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工作忙，顾不上接我们回家，我家三个小孩就到肖叔叔家打地铺睡。所以从小到大我们两家都非常熟悉。听母亲说：“肖叔叔脾气好，是惟一一个从来没跟你爸爸红过脸的战友”。还讲了一个肖叔叔亲自跟我妈说的事情：长征走出草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准备一顿比较好的饭菜礼送一路跟随红军长征并带路的意大利传教士薄复礼，结果发现刚做好的一只鸡不翼而飞，经查是我父亲赌气和几个战士给吃了，还说：总不能饿着肚子发报吧。当时气的首长要枪毙父亲，结果肖叔叔和一个班的战士跪地求情，父亲才免于一死。肖叔叔去世前一天，我陪父亲还到他家里看他新装修的房子，两个老战友聊的很尽兴，肖叔叔把我们爷俩送出门，隔着马路两位老人站了好久挥手告别，转天早上，母亲急急地敲我的房门，告诉我肖叔叔去世了，你爸爸已经去了，你赶紧过去。等我赶到肖叔叔家的时候，只见肖叔叔躺在床上跟睡觉一样，老爸面无表情地坐在床边，一脸不高兴的指责站着的肖叔叔的老伴苏林阿姨说：“你这个同志呀，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老肖是累死的呀！边说边拍打着肖叔叔，搞的站在一边的我一脸蒙圈，尴尬不已。

　　在父亲晚年的时候，我作为跟父亲住在一起跟了他一辈子的儿子，曾经无数次地替他出席老战友们的追悼会，而每一次我参加这样的追悼会都会如丧考妣，跟丢了魂似的难过，心里头翻江倒海的难以平复，那种情感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只有我们这些跟随征战沙场生死患难的老人们生活过并且在他们那种亦长亦父的庇护下的子弟们才能够凭借着觉悟触摸到那种血浓于水的历史情感。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南京新四军的后代集结出版的《寻找父辈的足印》，看到书中的每一段故事，见到他们那种对父辈的感情和对那段革命历史荣誉的珍惜以及对未来历史的倾述，我是特别感同身受和充分理解的。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那些经历都是不应该忘却的，而且是应该永久珍藏于心底的。如果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流血牺牲打江山，那来崭新共和国和我们这些后来人呀！

　　过去我们斗私批修，自觉改造”自来红“。现在我也到了”花甲“接近”古稀“之年了，有的时候，想起和回顾自己的成长和奋斗的几十年过往经历，想起老一辈们对我们给予的关爱和期盼，倒十分怀念起自觉改造”自来红“的那个年代，无论如何，能够出生在为新中国流血牺牲打天下的老红军老八路家庭里？，值得我骄傲和自豪一辈子！任何人的出身都是不由自己选择的，但每个人的道路却完全要凭借自己去努力奋斗出来的！

　　不管岁月如何流逝，社会风向如何变幻，在跟党奋斗与党同行的道路上，我们都要高举”父辈的旗帜“，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和责任，做忠于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不忘初心、善得始终！

    作者简历：姜建军，男，1955年出生。大学自考学历。1970年参加工作，在天津西郊区人防办当报务员。1973年入伍，1977年入党，历任班长、营部书记、排长、通信连指导员。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5年转业到天津市勘察院党办，1988年进入天津市民政局工作，2015年以正处级调研员职务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