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队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老家李家店屯里每年的农忙之际，每天早上天刚刚放亮就可以听到：“下场子啦！（下地干活的意思）喊声！”喊上一阵子。这时从屯子西头到东头二里多长的街巷，南北两道街人人都能听得真真切切，社员们听到声音后都扛着劳动工具，急急忙忙的往队部走去，等待着分配劳动任务。

　　这个在满屯子里喊话的人，就是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李军，他人高马大，皮肤黝黑，声音洪亮又清爽，单眼皮的眼睛不大，却明亮有神，不笑不言语，很少板着脸，就连数落干活偷懒耍滑的人，也不虎着面孔。他戴顶泛黄的草帽，穿一条灰色布裤，脚踏一双褪色的农田鞋，上身穿着一件白里透黄短袖，四十多岁，两鬓隐约已见霜斑，有人问及他的年龄时，他会幽默地指指鬓角，笑着说：“遗传的”。等社员们男男女女都到齐了，李队长就告诉打头的领着社员们去哪块地里干活，打头的喊了一嗓子说走吧，社员们都自觉的跟着打头的走了。这时候老队长又开始组织其它年岁长一点的社员们去做其它农活去了，那时候的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队长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啥事情都需要他来操心。

　　李队长虽然四十多岁，可是他当生产队长有年头了，听老人们说他三十来岁的时候就是一把干农活的行家里手。所有的农活都样样精通，而且干净利落快，所以大队领导看重他就提拔他当队长了，等我懂事的时候，李队长就当了多年的队长了。生产队里的新老社员都叫他老队长，他也很高兴的微笑答应着，年长的一些人都叫他小李队长。说起老队长，他在社员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看他满脸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劲，其实他这个人特别热心。社员们谁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找到他后，他都满张罗，即使没有找到他，他听说后也立即前去帮忙，而且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帮着处理得妥妥当当。

　　有一年春夏之交，生产队里的农活基本上不是很紧张了，这个时候社员们也都在忙自家的一些事情了。我的邻居把旧房拆掉了，准备在旧址翻盖新房，当时在打地基的时候，借用大队的东方红——75型链轨式拖拉机轧地基。因为地方比较狭窄，拖拉机驾驶员一不小心在倒车的时候，把邻居家的土草房子外墙给碰歪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万一把邻居的房子碰撞倒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弄不好得给邻居重新盖新房子。那个年代农村社员们家家的生活水平都不是很富裕，自己盖房子说不定需要攒多少年的钱呢，再给邻居家盖房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议论犹豫之中。

　　事情发生后，建房者和被碰歪了房子的邻居两家人，这时候都傻眼了，一时间都没了注意。就在这时好心人找来了老队长，老队长看了看被碰撞的房子后，当即就决定，对被碰歪了房子进行维修，一切费用由生产队里来负担。把被碰歪了房子想尽一切办法，修好为止，随后在老队长的直接指挥参与下，经过一天多的努力，最后终于把碰歪了房子恢复了原样，也没有倒塌的危险了，而且非常牢固。修好房子后，最后两家邻居和老队长，还有所有帮工的社员们一起就餐庆祝了一番，使这两家的邻居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了。通过这件事情，生产队里所有的社员对老队长更加信任了，社员们谁家里只要是有个大事小情的，解决不了了都会去找老队长帮忙，老队长也特别热心的去帮助每一户社员们办事情解决问题。

　　又是一年春夏之交的早晨，冉冉升起的朝阳，放射出万道霞光，仿佛有只神奇的巨手，徐徐、轻柔地拉开白天的帷幕。起初，朝阳伸出桔红色的脸，慢慢地变得通红通红，就像烧得正旺的炉中煤火，随即又缓缓地穿过光亮的云彩，火光瞬间照亮苍穹、山川、树木及大地上的一切。清晨的曙光穿过村庄的树稍叶片，把挂在上面的薄薄一层烟雾，切割成无数的宽窄、粗细不均的斜线，但见斜线上的灰尘颗粒、水雾，迎光缓慢上升。当斜线洒在村头大杨树下老队长的脸上，侧面显出一张和善自信、沉稳干练的剪影。村民带着农用工具，成群结队相互打着招呼，陆续往村口涌来，这时一个愣头小伙毛孩，不顾场面的尴尬，劈头就问：“老队长，您在里面学习怎么样？”旁边王大爷，朝那个年轻人瞪了一眼说：“就你能！”老队长笑着说：“没事，我这身体，抬十几天大土，累不倒。”接着老队长照常安排社员们一天的劳动，从男女劳力到老年人和十几岁的小青年，从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到记工员、保管员、饲养员，重活轻活技术活逐一吩咐安排好。最后特别关照庄稼老把式，带好几个知青，然后问乡工宣队的领导还有什么要说的，工作队长要求大家晚上都到队部来开会学习。

　　我的老家凌河大队，地处蚂蜒河湿地腹地平原地带，全大队有五个自然村落，四百多户两千多口人、多个姓氏的人居，两千多亩的农田里百分之八十是水田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怕涝不怕旱，雨水多的年头，水灾害也会影响收成。我们大队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溯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听老人们讲，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大队也特别的贫穷落后。那时候村子里的人们家家都挨饿，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很艰难，不至于饿死，是那块土地上的水田大米养大了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到了六十年的代末，全大队的水田面积进一步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生产队里的工分值收入高了，社员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老队长上任后，生产队里的各方面都搞得特别好，粮食产量年年都有提高，生产队里还被公社和县里多次表彰，老队长也多次被评为公社和县里的五一劳模。

　　在生产队时期，没当过四、五年的队长，就称不上老队长，我记忆中听老队长呼喊出工干活，似乎有很多年头了，从记事到半大小伙。特别是不管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一概喊他“老队长”，他则回以宽和的微笑与应承。有一年秋天，有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听不到老队长那一嗓子，多半不习惯。清晨副队长那出工哨声，一吹唧啦唧啦的，像仲夏的蝉噪，有的社员对副队长说：“你不能吆呺干活吗。”副队长回敬道：“我哪有那副好嗓门。”老队长很少与人板着面孔，这次有点例外，跟“工宣队”（驻村阶级斗争工宣队）队长杠上了。那年月“运动”多，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阶级斗争为纲”、“斗私批修”等，到“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小事上纲上线，无限扩大，大帽子满天飞，白天黑地处处都有立睖的眼睛在盯着大家。

　　“工宣队”有五个人是县上派来的，他们住在我们大队部里，队长是一个管文教的刘干事，矮胖圆脸，眼球稍显外凸，有点儿斜视眼，面对面说话，猜不透他眼睛往哪里看。他头顶发稀黄带微红，亮光下油晶晶泛晃，双手细腻圆润，伸出的手面，掌指关节处，略显小窝。副队长是县煤建公司的李主任，两人经常吵嘴，听说不在一个派别的，但他们似乎对“买卖”二字都特别敏感。其权力似乎不在公社、大队干部之下，群众说什么话干什么事，变通点活便钱，都得给你对照“上纲上线”。像自留地里长出的蔬菜什么的，自家吃用可以，卖掉就不行了，说解放前吃糠咽菜、逃荒要饭可以，说六零年灾害饿死人就不行了，要是偷着卖了自家的蔬菜和别的东西，就会说你那就是搞资本主义。

　　那个年代农村的中老年人几乎都不识几个字，大多数都是文盲，大队里召开忆苦思甜会，经常会出笑话。我十几岁时记得有一个老贫农上台搞忆苦思甜，因为老贫农一个大字也不识，也没有上台讲过话。他在忆苦思甜的时候说：“我们给地主扛活打长工的时候，吃的可好了，那个黄粘面饼子，手一拿吃的时候，都往下流油。”大队书记和工宣队的人听后立即叫他不要在台上讲话了，说他这哪里是在忆苦思甜呢，这不是在宣传地主给长工的伙食好嘛？这不是替地主翻案吗？于是就开始上纲上线了，这时老队长出面去对工宣队的人担保说：“这个忆苦思甜的社员是真正的老贫农，他一个大字也不识，也不懂得什么纲和线的。”最后工宣队也拿他没有办法，结果是不了了之。

　　那时候如果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艰苦朴素，固然是那时的道德标杆和精神财富，我们也应继承和发扬，而且常常使过来人忍不住回首顾盼。那个特定年代客观因素，约束着老百姓，老百姓手里真的没钱，鸡鸭鹅生几个蛋去换盐，如何点油灯省煤油，衣服鞋子破了补了又补，野山菜充饥也得算着过。老队长为了能让社员们过上好日子，除了忙队里的生产外，还绞尽脑汁以生产队里的名义，去林场联系一些副业活，给队里和社员们增加一些收入，用来补贴家里的生活。比如帮助林场植树造林，冬季清林给社员们家里搞一些烧柴，去附近的永兴粮库帮助晒粮等等，这些副业活对社员们自己家也有了收入，队里也增加了收入。

　　在那时期，就连自己家扎笤秫，都要偷偷摸摸的进行，哪敢冠冕堂皇，都怕给带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宣队”早就盯上了那些自己总想搞点外快赚点零花钱的人了，几次询问过老队长，他总是微笑相迎，顾左护右而言他，打马虎眼。其间几个老人、队干部反复合计对策，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老队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对工宣队的头头说：“那些社员们扎的笤秫都是给生产队里备用的，队里给他们记工分，不是自己搞副业的，有啥问题我负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在老队长的坚持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了社员们的利益把这个风波挡了过去。

　　也许凡事都有一个不幸的过程吧，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老队长虽然当了很多年的队长，一切都是为了让社员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可有时候还会受一些委屈的。社员们私下搞点小买卖，都是为了贴补家用，老队长是很支持的他们的行为的，可还是触碰了工宣队的头头们，他们四处收集老队长的言行，给他凑材料。终于有一天，老队长被大队书记和工宣队的人员叫到大队部去了，之后又把他带到公社说是参加学习班了。这一去就是几天都没有老队长的消息，社员们私下里都在议论老队长会不会出啥事了？这次去公社会怎么样啦？他能不能回来带领大家搞生产了？一连串的假想在社员们心里泛着嘀咕。一周后，老队长要回来了，社员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聚集在队部里焦急的等待着盼望着。

　　当晚霞映红了半边天际，村道上晚归的人群、牧畜的身影，被夕阳的光线拉的颀长而怪异。老翁牵牛进厩，村妇取柴烧火，孩童放学追逐嬉戏的时候，不一会儿烟囱里窜出笔直的烟柱，先浓黑又灰白，再青烟中夹着点点火星，只那么一闪，幻化成黑尘碎屑，瞬间飘落屋顶、院落、巷道。本是祥和安静的傍晚，社员们却个个忐忑不安，脸上挂满了担忧，三五扎堆关心、打听老队长的安危。已经五六天没听到老队长喊人们出工了，有人说被关起来了，有人说在公社办学习班呢，社员们私下里议论着。就在这时候从公社方向回来一辆大马车，走到人群跟前大家看清了，原来是老队长和大队书记一起下了车，原来老队长这些天里，是被工宣队带到公社去办学习班了，学习一些啥是资本主义，怎么样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

　　社员们看到老队长安然无让，大家特别的高兴，一时间人群沸腾起来，都为他安全归来热烈的鼓掌。老队长对社员们说：“我特别感谢社员们在惦记我，我啥事也没有，安全回来了，今后我更要努力的为大家做事情，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老队长的话温暖了社员们的心，因为老队长当了十多年的队长，他没有一点私心，时刻都想着为了生产队和社员们在操心，叫社员们过上好日子，他没有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初中毕业了，回到生产队里劳动，这时候老队长已经去大队里当大队长了，生产队里的新队长是老队长带出来的一个中年人。那时我们生产队里的分值在全公社和县里都是很高的，每天的10个工分，到了年底决算的时候，可以分到一元六角钱，回乡劳动的第二年底我离开了故乡参军去了军营。　

　　等到我退伍回乡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去生活，留在县城里参加工作了，闲暇之余我也回故乡去走亲戚，这时的老队长已经不在大队里工作了，年岁大退休了。生产队也早就解散了，农村分产到户实行生产承包制，队长这个职务也成为历史，老队长那些年的所做所为，社员们永远都记在心里。老队长的故事，当年的社员们也永远都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