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 贡献 之三 历史的奉献
石家庄解放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军事战略战术的开创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意义上，把之放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格局中来审视、分析，其不寻常的意义，远远超越了人民解放军获得城市攻坚战经验、石家庄获得新生这样一件喜事的本身。其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在于，石家庄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建立了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石家庄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通过建立稳固的、完善的、团结民主的城市人民政权，用鲜活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通过什么方式、如何建政的历史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做了必要准备。
石家庄解放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更是一个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变化——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的起点。石家庄城市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地位的历史进程，这正是石家庄解放历史意义中最内在、本质的内容，是这一时期石家庄历史经验的核心所在。
全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
进城 新的攻坚战
在解放石家庄战役武装攻城紧锣密鼓进行准备的同时，接管石家庄的准备工作也悄然进行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为解放后的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其中有不少高级干部。随着1947年11月12日攻城炮火的停息，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从学校课堂，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是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建立起人民武装时，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到今天，以主人的身份，走进城市，接管城市，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
然而，此时，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想城市，盼城市，而他们进了石家庄，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
这是块被血与火染红、烧焦了的土地，更是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
石家庄虽然人口只有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石门三大宝，破鞋、饼子、大山药”。也有人将石家庄社情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妓女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
早在日伪统治时期，石家庄就成了人间的地狱，魔鬼的天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抢占石家庄之始，便着力把石家庄经营为反共反人民的据点。除了派驻3万余重兵把守外，城内还麇集着国民党党、政、警、特机关几十个。国民党在石门的特务组织，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成员共计有1000多人。特别是国民党溃败之前，大搞“抹灰”政策，乱拉党员，滥发党证，以搅浑水，给解放后的石家庄制造混乱。1947年8月份，石门成为孤城，国民党当局规定，出入市区，凭党、团证免受检查。不少市民为了出市方便，抱着“弄个出入证件”的想法，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以大兴纱厂为例，全厂共有职工1501人，而国民党、三青团员就有470多人。铁路系统共有职工2719人，国民党员就有1865人，占68.5％。
总括起来，当时全市人口约20万人，而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有3万多人，约占16％。各类特务人员1439人，加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逃亡地主、还乡团等，共计约有1.4万人，占了全市总人口的7％。此外，还有反动会道门组织百余个。妓院，日伪时期60余户，妓女406人，国民党时期55家，一等妓女23人，二等妓女99人，三等妓女166人，还有不少暗娼。还有为数不少的赌场、大烟馆。妓院、毒品、赌场成了石门的三大公害。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强取豪夺下，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
这就是共产党接收石家庄时面临的社会状况，也是管理城市必须收拾的烂摊子。
复杂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因为没有基础，更缺乏经验.此时，对于大多数进城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有的人惊讶马路为什么这么宽，有什么用？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大笑话。这样一些人进了城，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让不少市民恐惧的“包白毛巾的更可怕”的接收大员，还是如有些人冷笑着的“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的匆匆过客？
当硝烟初散，国民党军的飞机还不时在上空“下蛋”时，那块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来的“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牌子，和那一张张在大街小巷贴出的“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在惊魂初定的人们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除了一个排的战士守护着，除了那些从四面八方进城报到的干部和联系工作的军人奔向这块牌子外，还有谁注意到它的存在呢？
毋庸讳言，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冷漠的。
岂止是冷漠！误解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市民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此时，对于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讲，面对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城市政府，他们能了解多少呢？事实是，除了20年代中，铁路大厂等部分产业工人接触过共产党外，近20年了，有多少人见过共产党呢？日本侵略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把共产党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越货”的“匪”，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的两年来，从四邻八县逃进石家庄的还乡团和逃避周围解放区土改和清算的人，更很少或根本不替共产党说话。一时，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谁个优，谁个劣。在他们眼里，随着枪炮声打进石家庄的“政府”，不过是另一个外来政府。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人民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政权有着天壤之别？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石家庄公安局1948年档案。）而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部分旧职员和知识分子，则对人民政府敬而远之。“他们表示钦佩解放区来的干部，说‘能吃苦，不贪污，这是好的’，又不佩服区街干部对于管理城市的能力，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石家庄市公安局《社情通报》第六号，1948年7月25日。）
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开始竟然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得不到群众支持，在群众中扎不下根，换句话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那么，不用国民党再来军事围攻，恐怕自己就会卷铺盖，怎么进来的，再怎么出去。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在某种意义上讲，胜、败已不是石家庄一座城市的问题。
因为，1947年底，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是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探索和完善的时期。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使命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政和国家建设。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就要使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从农村走入城市，建立城市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中国共产党最终立足城市，便完成了自身历史角色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城市人民政权建设的实践，正是这种角色转变、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历史过程。
建立稳固的城市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进城后，既面临着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又面临着如何建政，执掌政权后干什么、怎么干、新政权如何在群众中扎下根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于农村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性课题，不仅需要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还需要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根本转变。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正因为如此，朱德总司令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指出：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经验总结，向全国推广，可以看得出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的重大战略意义。
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城市工作的样本
历史选 择了石家庄，石家庄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从1947年11月起始，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石家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零开始，从石家庄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有效接管城市、管理城市、改造城市的路子，摸索和创造了一套“石家庄自己的东西”，积累了城市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是多方面的，其精髓，还是在于从城市工作的基本问题入手，在工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本。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涉及到从思想、政策、工作方针，甚至包括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一系列的转变，而尤为重要的是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对于进城之初的广大干部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大部分干部了解农民，熟悉农村工作，而对城市是生疏的，对城市工作基本是门外汉，往往容易照搬农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所以，确立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是城市工作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石家庄的经验，其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正如时任街长的杨法陶回忆的：“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
用实践回答了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
城市工作依靠谁，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城市居民成分非常复杂，如果不从城市实际出发，仍然沿用农村的阶级路线，就必然出现偏差。石家庄入城之初的弯路，就是这样造成的。这是进城后，遇到的比干部的作风问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每一个进城干部、对于刚刚建立的城市政权更为严峻的考验。
来自实践的感性经验和理性结合的总结，最为宝贵。王文克同志是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1947年11月解放石家庄的炮火初熄、硝烟尚未散尽时，就从农村根据地踏进了弹痕累累的石家庄市，先组织工人护厂，恢复生产，建立工会组织，后到一区区委工作，1948年又调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兼市委群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亲身经历了石家庄城市政权建立之初的艰苦而又紧张的岁月。1994年4月23日笔者曾就石家庄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问题访问了王老。虽然离开石家庄40多年了，但他念念不忘那一段为开创城市人民政权、管好人民城市而忘我工作的日日夜夜，并站在理论的高度回顾总结入城之初的工作。他回忆，当时从农村进城，依靠什么人来管理城市？很多干部习惯地理解：农村是依靠贫下中农，城市就是依靠城市贫民了，普遍把农村的阶级路线搬进了城市，把依靠城市贫民当作了城市的阶级路线。这是自发形成的共识。所以，1948年5月份前，虽然已注意到发动工人护厂、筹组工会，但是很多干部的政策观念是不明确的。这谁也难怪，主要是没有城市工作经验，后来在工作实践中大家逐步纠正了。他进一步分析，“城市工作，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城市贫民的成份很复杂，既有小商小贩、拉洋车的、卖苦力的，又有逃亡地主、散兵游勇、国民党军官、潜伏特务混杂其中。一区就发现有个旧军队的旅长隐藏下来拉过洋车。公安局也汇报发现了一些这样的人。城市不同农村，人口流动，居无定所，谁也不知谁的底细；即使真正的城市贫民也是散漫的，其觉悟也不及工人阶级。所以，不能笼统提依靠城市贫民。什么是依靠力量，什么是同盟军，什么是革命对象，这是早有定论的。”
对于城市工作不是依靠工人阶级，当时的市委书记刘秀峰也深刻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他在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的报告中，在讲到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党在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变动，由城市到农村，现在我们这部分干部，又由农村回到城市。”“我们的干部，长期处在农村的环境，不少的干部是农民出身，大批的党员是农民，就是抗战以来入党的知识分子，在农村工作久了，参加了农民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在他们来说是抽象的。在农村中养成了一种作风，与农民群众关系很好，广大农民拥护，但是革命的发展由农村到城市，问题就来了，到了城市整天说党是工人阶级的党，但是看工人的习惯、作风和农民不一样，对他说来很生疏，在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的不熟悉，就影响了不能很快很好地打成一片，到他们中间去，不能很好的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因此有着某种程度的隔阂，有的个别干部，特别是区级干部，愿接近农民、小商，而不愿接近工人，区街政府也不愿接近他们，说工人‘难斗’。我们的干部、党员必须真正认识自己党所代表的阶级。”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正是抓住这个城市阶级路线的根本问题，通过整风，对广大入城干部进行教育，端正了方向，取得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拥护，很快站住了脚跟，打开了工作局面。
解决了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
与依靠谁相关联的，是城市政权的性质问题。显然，入城之处有人认为的“一切权力归贫民会”只能把城市引向混乱。而单一的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不利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在共产党接管城市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政权？这是必须确立的城市工作方针。早在1948年元旦，市长柯庆施在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谈到政权建设时指出：“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并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将来要由全体公民自上而下选举产生。（参见1948年1月7日《石家庄日报》）而在1949年7月，召开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方针不仅得到了坚决贯彻，而且更加趋于完善，无论是代表的选举产生，还是市政府委员的选举产生，以及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的任用，都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体现了民主、联合的政权性质，建成了“地方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日报》1949年9月《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石家庄用成功的实践，破解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方式建立政权的历史性课题。
抓住了城市工作的中心
入城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先从哪里下手？石家庄从弯路中找到了方向，即，入城之后，要不失时机地恢复生产，恢复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1948年12月9日，市委书记毛铎就在市委会议上提出石家庄目前的三项任务之一是发展生产，恢复工厂生产和保护私营工商业发展。（见石家庄档案馆存件《毛铎的报告提纲》）
而市长柯庆施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施政方针是建设的方针。“国民党对石家庄的方针是毁灭的方针”，而“我们的方针则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所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提出了政府应是“不吃闲饭”的政府。（柯庆施在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石家庄日报》1948年1月7日）
为此，石家庄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到1949年初，不仅使石家庄很快扭转了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而且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为生产城市，这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能在极短的时间得到群众拥护，打牢基础，站稳脚跟，起了决定作用。
探索实行正确的城市经济政策
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关系到入城之初救市、救人，尽快恢复城市正常经济生活的燃眉之急，而且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久之计。因而，也是石家庄不断探索、认真加以解决的城市工作问题。在实践中，比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发展城市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和问题，很好地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出现了公营、私营和合作经济“三驾马车”活石门的局面，为新中国经济体制的确立，探索了路径。
发展公营和合作经济，思想认识比较统一，而对发展私营经济，则认识不尽一致，把握政策的难度相对也比较大。对此，王文克回忆：“尽快恢复工商业生产经营，在当时，确实是个大事。毛主席就反复强调过保护工商业。在今天看来，是个常识问题，在那时却是个有待认识的问题。尤其是对商业，更有许多糊涂认识。”“群众中很难理解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认为商人是资产阶级，是店员、学徒的剥削者、压迫者，该斗、该分，划不清对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界限。”“当时，石家庄一些工商业户的店员要翻身、要解放，店主都惶惶不安，商店关门。商人本来就怕共产党没收他们的财产。当时，更何况石家庄只有中小商业，应当制止店员起来闹事，店员的福利也不能过分强调，先维持原状，适当改善对店员、学徒的关系和待遇。因为做了大量工作，所以，解放后不久，商店便开门营业。工商业稳住了，市面也安定了。”
在工作第一线的干部，体会更为直接。时任街长的杨法陶是这样总结这一段经历的：“在我们五街，工商户集中，能不能稳定他们的思想，是城市生活能不能正常进行、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和繁荣的大事。我们十分注意掌握分寸，坚决贯彻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比如‘挖蒋根’，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问题个人负责，绝对不搞株连，特别是涉及工商户经理、掌柜的，更加慎重处理，只要不是和敌特有联系，问题说清了，查实了，就立即开会说明，恢复公民权利。不仅不能伤害工商业者，还要保护扶持工商业者。”（杨法陶《一靠政策威力，二靠干部表率》，载石家庄文史资料《人民城市的曙光》）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石家庄城市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确立、实行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石家庄的实践经验是，一要克服极“左”思想和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二是克服照搬农村土改的那一套方法，也就是刘少奇曾提出的“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政策的确立和完善
首先是对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中央工委从一开始就往石家庄派驻工作组和干部，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当石家庄城市接管和管理工作告一段落后，鉴于今后要陆续收复城市，而“如何去收复城市，收复后又如何管理，这在党内一般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央工委就石家庄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总结，于1948年2月19日形成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正式文件，发给有关地区和领导同志，作为“现在及将来进行城市工作的参考”，并报中共中央。
与此同时，中央工委派驻石家庄帮助审讯工作的工作组，也总结了几个月开展的对缉捕的国民党党、政、特分子审讯工作，提出了关于审理的报告，提出了城市解放后缉捕问题的几条具体意见，供今后解放的城市参考借鉴。
石家庄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对工作的总结。1947年底做出了《石家庄市入城工作经验初步总结》。总结分三个方面：一、入城的准备工作，包括干部的准备、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宣布“一切工作，都应以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办理接收、发展生产、长期建设”的方针；二、接收工作，总结了三条经验、三点不足；三、保护与恢复私营工商业，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障碍，总结了五条经验。此外，还有《石家庄解放后全面工作总结》、《关于保石战备工作总结》以及接收粮衣厂使用旧职员、对妓女处理等专项工作的经验总结。在石家庄解放一周年时，各级领导在集会上、纪念文章中，也都对解放一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如：聂荣臻在1948年11月14日《石家庄日报》发表了《石家庄永远是人民的》文章，市长柯庆施在1948年元旦各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市委书记刘秀峰在石家庄解放周年纪念干部晚会上作报告。
当登记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人员基本结束后，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都进行了认真地总结。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毛铎向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写了书面报告。市委在《石家庄市挖蒋根运动的几点基本经验》中，就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可能性、具体方法，针对国民党的抹灰政策，如何争取、分化国民党阵营，争夺群众；在运动中，发动群众与提高群众相结合；执行正确的政策，排除来自“左”的、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等，做了客观的总结。公安部门做了《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入城以后对地下关系处理》、《对登记审查蒋党人员的初步认识》等总结，提出了“缉捕是保障人权、争取多数、镇压少数、孤立敌人的一种行为。在新解放区应不同于老解放区，在城市应不同于农村，尤其是在刚解放的城市更应有所区别。”就如何发挥专政机关的职能、打击少数、保护多数、严格掌握政策等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这种从实践出发而上升到理性高度的科学总结，为人民政权更好地行使专政职能，提供了理论指导，使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之后市公安局又陆续制定了《外县来石办理侦破案件暂行办法》、《关于目前本市保安工作的几点意见》、《社会侦察组织条例（草案）》、《石家庄市破案程序条例（草案）》、《关于执行检查侦察逮捕拘押之暂行工作条例》等法规条例，使缉捕、审讯有规可依，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丰富的实践，科学的总结，给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为中共中央制定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用不同形式予以推广、应用。
中共中央收到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后，迅速于1948年2月25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了《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央工委的总结，并“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均应引起讨论”。并要求今后“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方针及方法”。
1949年4月15和16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石家庄职工运动和增产运动的经验，17日，又以《一年来石家庄市工运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为题，发表了短论，进一步总结了石家庄依靠工人阶级的经验，“希望各地注意研究石家庄所实际走过的具体道路”。
石家庄的经验，成为日后培训城市工作干部的教材。正如当年中央工委派到石家庄帮助工作的林浩然同志所总结的：“正因为我们取得石家庄正反面的经验，党中央对接管大城市又作出新规定。所以，我们在西黄泥村办城市保卫干部训练班时有了新的教材，后来接管北京、南京等城市有了捷径。”
石家庄的经验，也陆续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
除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发文要各地参照，《人民日报》发专稿推荐外，1948年10月，市长柯庆施为华北数千名南下干部做报告，详细介绍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城市工作政策。另据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他就去济南，被邀介绍入城经验。还有，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在石家庄住了3天，详细了解石家庄的城市接管情况。
在石家庄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也在关注着、探索着。
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直接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有从农村走入城市，建立城市政权，才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而石家庄这样重要的城市的解放，开启了夺取城市、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进程。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同时，也把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把注意力转向思考和研究城市工作，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
石家庄的解放是一个契机。从1947年末石家庄解放后，中共中央就开始关注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中的具体方针，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总结。中央工委在1948年2月19日《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中做了总结。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央工委报告后，便在2月25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根据石家庄的经验，提出了九条具体的城市政策，涉及对国民党统治机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的处理，对官僚资本的处理界限，严禁侵犯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解决贫民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训练工作人员等等。
而毛泽东本人则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既包括土地改革、整党、新区工作、统一战线，自然也包括城市工作。仅在1848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指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和文章，在许多场合的讲演就有将近百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15篇。毛泽东研究、探索了城市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城市工作，提出的问题、应该采取的方针，包括城市工作中依靠谁的问题、中心任务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等，完全是石家庄经历过，并提供丰富经验的。
从石家庄解放的1947年底，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一年多时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基本方针和政策确立的时期。正是从总结石家庄的经验开始，经毛泽东悉心研究、总结，陆续解放了的城市的实践、摸索，使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顺利执掌全国政权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