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员

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里，大集体是许多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生产队时期，每一个生产小队里都有一名记工员，就是专门负责记录社员们劳动出工的人，大家都叫他记工员。

        在计划经济时期，社员们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凡是在生产队劳动的人，都会记得一句那时的流行语：“工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这命根在谁手攥着呢？那就是在记工员手里，因为记工员是一个身兼数职，在生产队里面算很有“实权”的人物，虽然不是队长和副队长，也不是队里的其它官职。但他负责的是社员们每天出工记录和统计工作，所以说，他很有实权的。我记得在老家的生产队里记工员，有的身兼职队里的仓库保管员，还有兼职生产队里的出纳员。这个人一般都是身兼两个职务，是一个全脱产美差，一般的社员是干不上这个工作的，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是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天天有工分的。

　　记工员有一个专门用来给社员们记工的本子，每月一本，社员们在出工干活的时候，记工员有时去干活的现场数人实际记工。也有时候通过带队的干部和领着社员们干活的“打头的”（专门带领干活的人）给报工，记工员的记工本子其实就是现在用的出工考勤表。不管是哪个社员，每一天劳动所得的工日，都得由记工员记在专门的本子上。然后到年终时按照记工本给每一个社员出工报天数，和每一个社员平时大家给评的几等记工分，去计算全年的总工分。那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有一、二、三等工分，还有半拉子工分（就是半个劳动力），每一个等级的工分只是相差一分。半拉子的工分就是每一个等级工分的一半，等到生产队里秋后卖完粮食的收入，还有其它各方面的总收入进行决算。决算最后平均每个日值十分可以收入多少钱，那时的卯子工就是10分一天，一等工分最高是12分，二等工分是11分，三等工分是10分。卯子工一般都是平时生产队里的春秋忙完后，积肥造粪，清理屯子里的边沟等一些农闲时的活计，按天计算，每天10分就是一个卯子工。

        记工员的每一个记工本，都是年底留着核对工分的原始凭证，所以，一本总的集体的记工本很重要。所有劳动力出工记录都有一本总帐本，每一个社员还有一本单独的记工本，这些都是记工员负责保管的，年底时记工员和社员，还有队里的会计一起对账。还有另外一本，是薄薄的小册子，每一个社员人手一册，这个由每个社员自己记录保管的。社员每天都做什活计自己都记录好，每一个月底都和记工员核对一下，然后就按照记工员之前所记录的一起记在总记工本上。总记工本，按照社员们人名顺序排列着，每到个月底对外一公布一次，社员们可以凭自己的记录核对一下，有没有差错后，然后就做每个月社员们出勤干活的统计表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年底，生产队里秋季后决算总工分，来计算年终总收入分值的钱了，也就是每一个社员劳动一年所收入的钱款。

　　那时流行的口号叫“人多力量大”，生产队的劳动都是人海战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劳动力，都在一块田里干一样活儿。这样干活，无形中，给记工员加重了负担，所有社员每一天出工，都由记工员去记工日和工分。一本总账，几十甚至上百本个人的小册子，都得写上时间、工日和工分数，在每一行的后面都盖上记工员的名章，费力又劳神。那时候，记工员这个活计不是谁都可以干的，一是必须要具备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二是记工员必须对待工作实实在在的，严肃认真负责的人。另外这个人也是队里的领导和全体社员都可信的人，不然是干不上这个差事的。我九年毕业后回到生产队里劳动，记得队里的记工员叫董振强，那时候他还兼任生产队里的保管员，每天看他都是起早贪黑忙忙碌碌的。

　     董振强这个人个子不高，四十多岁，身体比较瘦弱，平时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走起路来给人的感觉浑身上下都没有太多的力气。他可是个有文化的人呢，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考上了一所水利中专。本来，一毕业就能分配工作，成为国家干部，拿着固定的工资，吃商品粮，可没想到，快毕业的时候，学校被砍掉了，所有的学生都回原籍了，原先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份。他就又回原籍当了农民，我记得他跟我们说过：“后来他的大多数同学，都给分配了工作，他却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他才到县水利部门参加了工作。也不知道是正式工作，还是临时工或者合同工？反正，工作没多长时间又下岗了，再后来的事情因为我离开家乡去了军营，对他的情况也不知道了。

　　我在队里劳动的时候，有两年董振强都是记工员，他做事特别的认真，我在队里先后劳动了三个年头，有一年多在公社的农建连里出民工。其它的时间在队里劳动，董振强是记工员，他记工的账本每年都没有人差过一天的工，无论他做记工员也好还是队里保管员也罢，从来都没有差过一次账的事情。所以，队长和社员们都特别认可他的工作，有时候董振强还帮助社员们做很多的好事儿，跑东跑西的很热心。文革的时候，他还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事情因为年代久远，我也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了。他的坎坷遭遇，是否受了他爹的牵连？据说董振强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当过国军的连排长，民国崩盘时，进了监狱罚了劳改，一坐十几年。董振强不是我们村里的老户，是从外地搬来的，具体是从啥地方搬来的我也不清楚。他在我们生产队里没有啥亲戚，据说他的家族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董氏家族在大明朝时期，出过一个朝中的侍郎官，所以，民国时期，他们的后代们大多生活比较富裕，住在东泰和堂和西泰和堂两处大院子里。民国崩盘以后，可能受他爹的牵连，最后搬离了老家过着贫民的生活，再后来他们是如何搬到我的这里老家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董振强他爹罚劳改回来之后，很长时间，都住在生产队里的一间旧仓库里，也不知是因为他家里没地方住，还是董振强和他娘不能接受他罚劳改回来的爹。当时，因为当时对董振强他爹很纳闷，我和同伴们没事的时候常去他爹住的屋里玩，经常听他爹讲一些奇闻轶事。他爹是讲故事的高手，讲起故事来谈笑风生，引人入胜。那时候，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一个人，有个民国时期当过国军军官的爹，绝对会受到牵连的，个人的前途，几乎要被彻底断送。董振强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直到中年头发都秃了顶，在生产队劳动很多年了，所学非所用，人生最好的阶段都浪费过去了。到现在，我都没弄清楚，他心里是不是一直憋着很大的委屈？是不是怨恨他的爹？他是个口风比较紧的人，从来都不说他们家里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好意思多问。

　　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在我的印象中，只要董振强和他爹在同一场合里，他爹就冷着脸，缄口不言；董振强也似乎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爹一眼，我也没有听他喊过他一声“爹”。看起来，他们父子之间，有很深的隔膜，也各有各的隐痛。那时候，一个人能考上中专，也是万里挑一的，有中专学问的董振强，在我们生产队里也是一个宝贝。所以，即使他有那样的一个爹，也不妨碍他成为生产队里记工员的不二人选。其实在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孩子们读书到中学毕业的都很少，高中和中专毕业生就少之又少了，一般的中专毕业生国家都会给分配工作的。类似记工员董振强的中专毕业生回到农村种地，中专学校被撤销的事情几乎是没有过的，更是一个少有的奇迹。

　　从我上小学起，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后生产队里的记工员换了一个又一个，唯独是董振强把这个工作做得最好，而且几年里都在记工员的位置上，无人替代。他的无人替代，不仅仅因为中专文化底子，还有他善良厚道公平的秉性。因为他的工作特别出色，每到月底，他都将所有社员的出工情况和工分数写在大红纸上，张榜公布。一到每年的秋后收获季节，该给社员按劳分配了，得由他首先把所有社员的出工日和工分总数张榜公布。最后得到所有社员们的认可，无异议了，生产队才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总数制订出分值分配方案。董振强坚持公开公平的做法，让全体社员特别的放心，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队里的领导也特别满意。

　　老百姓熟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有很多的事情都会出乎意料，记工员的工作也有得罪人的时候。有一年，一个社员因为出勤记工的事情在一个月里差了一天的工日，就去找董振强核对，可是怎么核对也还是找不到差在哪里。这时候他还是特别耐心的与这个社员反复核对，互相交流着，到最后还是也没有查出来差到哪里。那个社员本想叫他给随便添加一天就可以了，可是董振强说啥也没有给这个社员随便添加。那个社员就很生气对记工员说：“我的那一天工日，肯定是你没有给记上，落下了，这天的工分你得负责！”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最后争论不休，最后还闹到了队长那里，由于董振强一惯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最后队长和那个社员说：“你不用和记工员吵了，等适当的时机给你补一个工。”因为这件事情记工员得罪了那个社员，而那个社员的一家人，都特别嫉恨董振强，无形中他们两家就成了很别扭的两家。

　　那个年代每逢耕种季节，生产队都要把几十亩地或者上百亩的大块田地，分割成面积大致相当的一些小畦块，这样的分割法，大概是从古代的“井田制”延续下来的吧？这样做有利于农田耕种和管理，特别是有利于灌溉。分畦块，就要打田埂，使田地地块越方直就越有利于耕作，这就需要一个人先标识出一条直线来，然后，其他人循着那条直线翻土打埂。这个任务，很多的时候，都落在了学习水利专业出身的董振强身上了。他的具体操作是先用双脚，在田地的一头，一步步丈量出一块田畦的宽度，在某一定点插上木棍或者干脆就竖一把铁锨，做目标标识。然后，从另一头开始，以同样宽度的定点起步，开始划线。比较软的黑土地，就用一只脚在土地上滑行着往前走，划出一条直线。比较硬的黏土地，就用铁锨或者锄头滑出一道线。他滑出的线，绝对不偏不斜不拐弯，一条笔直的线，连接着两端的定点。出滑行的一只脚划线的时候，他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紧盯着远处的目标，全神贯注，一步一步往前进。看着笔直的线条，大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照着他的样子，跟他学习划线。他也很愿意并且耐心的教大家，告诉大家：“眼睛紧盯着目标，注意力集中，意念指挥着脚下，朝着目标，一直向前行走，没有大错。”大家按照着他说的去做，很快，也能滑行出笔直的线条了，大家心里就很有成就感。

　　董振强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有时社员打的田埂歪七扭八的，他实在看不下去，拿着铁锨或者锄头，去帮助纠弯。　那时，生产队里的社员们经常挖沟渠，特别是农闲的时侯，县里搞大型水利工程，挖灌溉渠或者挖河道，都是搞大兵团作战。每到这样的工程时，董振强这个专业生就充当了技术员的角色。从最初放线，到最后整修河渠边角，都由他操作或者指挥人们干。董振强整修出的边角，笔直的齐崭崭，表面光洁平整。他拿着一把铁锨，一寸寸地整修出边棱，一锨锨地拍击出平整的表面，一丝不苟，聚精会神的非常投入。每逢看到他极有专业水平的操作，大家都打心眼里佩服。总想到一句话：“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的。”他的工作叫我还体会到，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得精益求精，干出个样子来才能叫大家服气。

　　在生产队分田到户之后，董振强去水利部门工作；我也离开了家乡去了军营。退伍后我来到县城里的学校做老师，和记工员也很少联系了，见面的就会就更少了，再后来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但是我对生产队里的记工员董振强的记忆，还是很清晰的，生产队没有了，农村人们分田到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寿命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生产队里的记工员随着生产队一同消失了。那一段的历史，也是一场轰轰烈烈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运动随着改革开放悄悄的消失了。

        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产队里故事很多，记工员董振强就是我记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美好回忆，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队，到处都是一片火热的劳动场面。每当春秋农忙时节，在广阔田野里看到的到处都是人欢马跃，机声轰鸣，在生产队的队部里，每天都可以听到那招呼社员们上工的铁铧敲击声。每当月底社员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出工考勤表，被张榜公布，社员们劳动在田野里，会时不时的传来记工员呼叫点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