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人民军队理想信仰的英雄凯歌 
《解放战争》是军事专家、武警部队王树增少将的著作，也是非虚构文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作品。
那一年夏天，6月下旬天气开始燥热，王树增应邀来石家庄，在河北艺术中心的《燕赵讲坛》举办一场为时近3小时的红色公益演讲——《解放战争的历史启示》，那天讲坛座无虚席，笔者捷足先登，在前排边听边记边录音，获益匪浅。精彩演讲，总是直击心底的。
三大战役决战决胜的秘诀是人民军队的理想信仰
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人民军队如何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国军；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最终如何扩展成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绎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红色根据地扩展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
王将军高屋建瓴归纳为，这是战争的传奇，枪杆子的传奇，革命的传奇。而传奇的诞生中，充满了理想信仰、英雄主义、国际风云，民心向背，政治智慧，军事天才，阴谋阳谋，背信弃义……这是一段丰饶的历史，一个浩瀚的故事。王树增第一次为我们全面真实地讲述。
解放战争是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及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如果人生要取得成功，一个民族想得到繁荣发展，他就必须有自己的信仰，不然就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在漫长的历史斗争当中能够跨过那么多的激流险滩。
长征如果没有信仰，是不能够走下来的，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信仰”二字就显得特别重要，战争年代的信仰，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打仗？你为什么愿意流血牺牲？关键时刻你为什么舍得粉身碎骨，而且你还心甘情愿？
革命前辈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赞誉信仰的诗歌，比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那些绕嘴的话，最简单的一条就是为广大老百姓争取利益。在旧中国社会极端不公平，少数人占据了大量的国家资产，大部分的老百姓沦为赤贫，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说这社会太不公平了，我们要把这不公平给铲除了，要建立一个广大老百姓能够获得人的生存权利，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景。这就叫做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人基本信仰的出发点。所以才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名句。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主义就是为老百姓舍得掉脑袋。瞿秋白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被抓了，最后被处决了。处决瞿秋白的国民党的原始档案上记载，他的执行官是一个国民党的少校曾写下了回忆录。他说，我执行了这个任务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说，连我的信仰都变了。他说，我陪瞿秋白走向刑场的时候。听到他老是在哼着歌曲。一开始听不懂，再仔细听，原来他是用俄语唱的。再仔细听，唱的就是《国际歌》。这个国民党军官说，我没有见过面对死亡这么从容的人，共产党真了不起。
对共产党人来讲，他的最高理想，活着就是为了一件事《遍种自由花》，人间，人人都获得自由。不要用你的恶势力欺压我们的老百姓。陈毅元帅写过一句诗，叫做“此去轮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死了到九泉之下，我也要招呼我的战友们和你们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进行最后的斗争。要把你们杀光，把你们铲平，为我们的劳动人民谋利。这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信仰。
我们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的士兵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有的根本就是文盲，你要非跟他解释，那个大胡子叫马克思，那个小胡子叫列宁，那很困难，他不太能够懂。但是他从入伍的那天起，就理解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宗旨。他知道跟着共产党能够过上好日子，能为我们穷人打天下。
在旧中国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土地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永远是社会的核心矛盾，中国的问题永远是农民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谁忽视了土地，谁就要吃大亏。中国土地兼并的相当严重，绝大部分农民为什么是赤贫，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一天都没有。
有一天共产党的队伍进村了，敲开了一家最贫困的农民家庭，“王老五啊，你跟我走，到地里去，这块地就是你的了”。农民有了地，打了粮食，可以收到家里藏到缸里，有粮食，心里就不慌，有粮食，人就不会饿死，有粮食孩子不会夭折，有粮食老婆就不会面带菜色跟人跑，有粮食过年过节的时候在祖宗牌位上供上一点，哪怕是野菜馅的馒头，给祖宗磕个长头，这就是天堂。我们中国农民就这么点要求，共产党给了我们生存的可能，甚至给了我们幸福的生活，翻身农民回家就让孩子跟着共产党走，打仗要拼命，后来成为英雄的那些都是普通的战士，都是穷苦农民出生的孩子，他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但是父辈给了他们重托，为了咱们穷苦人们的利益，打仗必须要拼命，这就够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能够打胜仗？王树增讲的头头是道，听者无不感动。
新一代的理想信仰在荒漠化值得我们警醒
一个日本记者曾到中国访问，向大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们要抗美援朝？很多大学生很茫然。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当时我们已经见过了我们政府的动员令，就四个字，保家卫国。这四个字定位非常准确。穷人的好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穷人的后代，我们就要把好日子保住，就是这么个道理。就为这个出国作战。
一个日本记者又向大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知道你们有个邱少云吗？结果有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傻帽儿！课堂哗然。这个日本记者回去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上。文章不长，但是标题非常吓人。叫做《中国人的堕落》。因为日本人绝对不可能相信，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后代怎么能够侮辱前辈。
但现在的社会，黄继光是假的说法，以及调侃董存瑞的段子还少吗？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这些英雄从年龄上说都是我们的前辈了。我们总应该尊重死者吧？
董存瑞，牺牲的地方我们战地记者都去采访过。甚至采访是在爆炸声过后第一个冲到现场的。当时有个文化干事说，爆炸一过，我就冒着硝烟赶紧跑上去。在砖头瓦块儿当中寻找，想留下一些董存瑞的东西，哪怕一点点都行，别让后代忘了他。人们问他找到了吗？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董存瑞最后那一句话，“为了新中国前进！”那不是台词，那是真心的。只有政治理想、只有政治信仰很朴实，就是“我是穷人的孩子，我不为穷苦人打天下，谁为他们打天下？
我们士兵上前线打仗，目的很清楚。我们的将领更清楚，因为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将领，他们更懂得马列主义。
但是国民党的军队可就不这样认识了。信仰的缺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1945年八月份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从高级军事将领到普通的官兵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打仗了。他们心里一片茫然。八年抗战，正面战场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们知道为什么作战，因为民族快要灭亡了，为保卫国土而战。
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为谁还要打仗？即使在作战最顺利的时候。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心里连一点儿底气都没有。国民党一个师长叫戴之奇。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战场上被我击毙了。我们缴获了一本他的日记本。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没有信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是国民党信仰的缺失。
从抗联到四野，白山黑水间都是催人泪下的故事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他也不下火线。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了。
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的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棉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团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
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共产党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程世才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
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去，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去，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
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
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大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个人整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的时候已是深冬。
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萧劲光万分吃惊。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
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
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
陈云主导的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
为解南满物资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然后他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人人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
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的是：“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
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我军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冻得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动起猛烈的反击。
无论是三纵还是四纵，都已无力追击，因为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黄昏时刻，天边的太阳如同一张白纸片贴在白桦林的梢头。枪油被冻结了，枪栓拉不开，眼看着敌人在前边跑，但浑身已经僵硬，脖子向前伸着，陷在雪里的腿就是迈不开步。
此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师从辑安出动了，出动不久就发现侧后迂回着共产党军队，于是立即往回收缩。三纵七师奉命无论如何要追上去。由于国民党军大部已经退回辑安，七师只追上了一个团。战斗中这个团被打散，其中的一个营被七师二十团包围在小荒沟。这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一进村就开始用积雪垒墙，垒一层往上面浇一层水，冰雪围墙冻得十分坚硬。
傍晚，二十团在控制了村外的高地之后发动攻击，但连续攻击数次都没有效果。冬夜冰寒，风雪呼啸，水压重机枪因怕冻裂水箱不敢使用，轻机枪由于机油凝固已不能连发，步枪撞针冷缩后无法打响，手榴弹盖子也因官兵手被冻僵难以拧开。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决定天亮再打，官兵们在寒冷的冬夜里苦熬天明。清晨时分，炮兵到达了战场，二十团的集合号吹响了，但号响了半天也见不到几个官兵。三连连长一瘸一拐地走来说：“部队拉不出来了，全冻坏了！”尽管全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投入战斗，攻击还是开始了，在炮兵的支援下，二十团没有冻伤的官兵攻进小荒沟与敌人开始了混战……
两军对峙，双方统帅隐忧不已和志在必得
一九四七年的新年到了，毛泽东发表的贺辞中甚至没有提及战争：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年来临，蒋介石发布“侍天字第十七号密令”。回顾一九四六年诸战，蒋介石在历数战场胜利之外，没有忘记巨大忧患的存在，他在新年发表的演说中，历数令人痛心的现象：“投机冒险”、“偷税走私”、“欺诈谋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以致礼义廉耻扫地无余”，蒋介石深感“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是“任何国家和时代”所未有的。
与蒋介石有同样忧虑的是杜聿明。在东北的严寒中，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郑洞国一起消磨着漫漫长夜。酒酣耳热之际，郑洞国提醒他的司令长官：东北国军占领区内的腐败，远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
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乡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由此有了兵员，目前总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三万之多。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可怕的是部队内部的腐败，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然后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
杜聿明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毛泽东高屋建瓴，提笔书写《论战局》
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军依旧占据着优势：七个军的正规军，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而且占据着重要交通线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就在南满部队主动出击作战的时候，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的作战，以减轻南满部队的压力，也开始了主动出击作战。退守松花江以北的林彪部，如果不是出于对南满支援，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时都不应出击作战。
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处在隔江坚守防御的态势之中，如果彼不出现大规模的移动，就没有将其割裂并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的合理战机。况且，此时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并不适合作战特别是攻坚作战。寒冷给林彪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松花江已经完全封冻，部队不但可以从江面上直接出击，还可以方便地撤回来。
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对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
北满部队跨越松花江南下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新一军的三个团，有力地策应了南满部队的战斗。南下作战还让林彪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无力调动强大的援军，这证明杜聿明因地盘占据得太大，交通线拉得太长，排兵布阵已经开始捉襟见肘。
但是，南下作战也令林彪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松花江一带遭遇寒流的袭击，作战部队出现大批的冻伤冻亡：一纵冻伤多达两千六百七十八人，六纵冻伤更是多达三千一百二十四人……
毫无疑问，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会得到良好的照顾，食物的丰富也会很快令他们年轻的体格再度强壮起来。但是，那些被严重冻伤的官兵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残废。内战爆发后严峻的军事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影响。
《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毛泽东文风的社论《论战局》：“四个月来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四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在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进攻。四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根本铲除对于美蒋的一切和平幻想，以决死斗争的精神来奋斗……”
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绝与战场上官兵的决绝是一致的
蒋介石也在承受着与共产党人周旋和作战所带来的痛苦。一九四七年初，他在《反省录》中这样写道：“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就在蒋介石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令他更加伤感的消息传来了：他最钟爱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之一，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山东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于战场举枪自尽。据报，戴之奇师长临死前曾三呼“国民党万岁”。
我曾去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瞻仰，一面约十米长六米高的墙上，蝇头小楷写下的名字密密麻麻，他们都是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东北野战军官兵。参观者会在那面墙前站立许久，两万多个年轻的生命，他们在发起冲锋的那一刻，是否想到过新中国是什么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个崭新的中国，让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下，国人的精神缺失比较严重，缺失最重要的表现是没有信仰和信念，没有将自身命运与民族富强紧密连接的理想与意志。
因为祖国、民族、理想、信念、意志等因素与我们的前辈应该一脉相承，从而懂得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
哲人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在自己的发展史中寻找英雄，我们在世界各地看见的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都是英雄情结的张扬，也是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归宿，更是人类英雄主义的图谱。”
演讲者王树增那次演讲结尾说，“我崇尚英雄，特别崇尚老百姓当中的英雄。不仅仅是堵枪眼才叫英雄，那就太狭隘了。”他认为，无论在什么年代，英雄主义都是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英雄主义，我们对这一精神特质的哲学认知，要随着时代的进步摆脱旧的窠臼。”
拿自己民族历史上的英雄去调侃，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动不动就要质疑黄继光、董存瑞，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这些人出于什么心理。他说，一个人，一个民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主心骨。主心骨从哪来？最重要的是从本民族的历史上来，以支撑自己能够坚强、乐观、永不言败地生活下去，也支撑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些观点无不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品味，吸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