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月】大姐的恩情如山似海
惊闻大姐病危，我心急如焚，悲切难耐。大姐对我的恩惠与养育之情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我有许多话要跟大姐叙说。
大姐梁桂芝长我9岁，已是84岁高龄了。我与大姐比肩同灶相处虽只十余载，但大姐对我的恩情大如山深似海。姐对我的爱护与养育之情远比爹和妈都多都亲，我终生没忘。
大姐挽回我濒临死亡的生命
大姐、二姐和我三人是苦命人。辛已年(1942)除夕妈妈暴卒离世时，我刚满周岁，二姐才3岁，大姐还不足10岁。那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爹爹痨病缠身贫困潦倒，自身难保。大姐带着二姐和我，先后寄养在一面坡镇的姥姥和大姨家。
我虽已周岁，但体弱身虚，面黄肌瘦，还不如五、六个月的娃娃大。年愈六旬、孤身一人的姥姥，靠几十垧地租过活，家境殷实。她虽然可怜与疼爱我们姐仨，但家里家外的忙，无力照看我们。看护二姐和我的重担全压在十岁的大姐的肩上。两个幼小的弟妹，每天要喂饭饮水、端屎把尿、哄逗背抱，瘦弱的大姐没时没晌、无休止地忙，其辛苦与劳累可想而知。为了我，大姐没有享着妙龄女孩的幸福和欢乐，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时机，终生戴着“文盲”的帽子。
在姥家寄养的那几年，正值日伪统治最黑暗的年月。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吃橡子面、穿更生布(衣)。若吃精米(大米)白面是经济犯，要受罚或坐牢。姥姥家境虽好，也只能靠玉米面糊喂养我。我脾胃不消化，没多久就吃出了“蝈蝈肚”。看到我日渐消瘦、奄奄一息的病弱样子，大姐又怕又急，背地里不知急哭过多少次。大人们都以为我难养活，失去了抚养的信心。大姐不信，死活不肯放弃。她请来过路的算命先生给我看相。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大死不了。他额颊平阔，眉毛宽重，还是个官命!”算命先生的一句“瞎话”，给大姐增添了勇气和信心，对我的看护更精心了。我的这条命，就是大姐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耗尽辛劳汗水换回来的。
大姐带我们独撑门户渡难关
我5岁时，辛劳一辈子的姥姥病逝。与姥姥同住一个大院的大姨，把我仨没娘的苦命孩接过去抚养。姨父是个商人，他曾与朋友合作做木材、皮货生意。大姨又承继了姥姥的家产，生活富裕。
在姨家寄养的几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八·一五’光复、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镇反运动等接踵而至。国家形势大好，也给我们姐弟带来了新的生活。“土改”时，政府给我们姐弟划为贫农成份，单独立了户口本。我是男的，当了户主。十几岁的大姐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们没有经济收入，仍住在姨家，依赖姨父母生活。姨父仁慈宽厚，一直善待我们姐弟，我也一直没忘姨父的养育之恩。当年，姨家住着多位女眷，有丈夫在沈阳读大学的二表嫂、没出阁的二表姐、经常带着孩子住在娘家的大表姐和姨父的两个外甥女(父母双亡)。她们跟姨和姨父的亲情更近，年龄都比大姐大。十几岁的大姐却很懂事，也特别要强，勤快能干。她总是付出的多，享受的少，脏活累活抢在前。二姐和我的衣服从制做到洗补，大姐全包了，从不给姨家添麻烦。
1948年2月，我和二姐上小学后，大姐每天贪黑起早的给我俩洗涮缝补，打扮的干净利索，像有娘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去上学。
1950年秋，年迈的姨父母投奔二表哥去了沈阳，18岁的大姐带着二姐和我，独撑门户。当年，有姨父母留下点“老底”、乡下的伯父送米送柴接济、大姐揽些缝补洗涮零活挣点小钱零用和交学杂费。小姐仨就是这样，艰苦度日。
十月一日开国庆典到来之前，学校和老师部署我们扎灯做旗(花)游行庆祝。我和二姐不会做都急哭了。是大姐想法子给我俩做的。她用向日葵秸秆做把、用笤条编框、糊上花纸，扎成了红五星和大花篮两把灯。又给我和二姐各糊一个小红旗。同学和老师都夸我俩的灯笼好，又节省、适用，又美观。从九月三十日到十月二日，连续三天的晚上，二姐和我都沿街提灯游行直到很晚，大姐每晚都掌灯做着针线活等我们小姐俩，直到我们开门进屋了她才放下心来。当年十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一批又一批志愿军伤病员转移到一面坡镇。镇医院改成解放军野战医院。伤病员住满了，我和二姐读书的“尚志二完”校，两次倒校舍建分院。全镇居民都积极支持和慰问前线回来的“最可爱的人”。那些年，大姐是街道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她着天同邻家的赵大姐一起，参加区、街组织的秧歌队，送军鞋、慰问志愿军伤员、拥军拥属以及参与居民防空袭、防细菌战演习等活动，积极“支前”、为解放全中国献力。大姐里里外外地忙，为二姐和我操碎了心。
翠年春，即1951年5月5日深夜，在普庆街距家不远处，突发一起“恶性事件”。一夜间，志愿军伤员、医务人员和城镇居民被砍死砍伤多人。“支前”模范小镇一时惊恐慌乱、家家紧张防备。年纪轻轻的大姐，遇惊不慌。她一面安抚二姐和我，“有大姐在，不用怕”，一面学着别家的样子，天一煞黑就把被褥单挂到窗上，里外二、三层，遮挡的严严实实。把门栓插的紧紧的，再搬几把椅子堵上。早早就熄灯就寝。大姐带着二姐和我，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煎熬了十数天。
大姐在千里之外还牵挂着我
1951年6月初的一天，一直关注和接济我们姐弟的伯父，赶着老牛花轱辘车把我们姐仨接到乡下，与他们同住。“土改”翻身后的伯父，靠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他耕种着六、七垧地，翻新了三间草房。院前有果蔬飘香的大菜园；院内鸡(鹅)满架、粮满囤、牛成群、猪肥壮，是小屯的富户之一。我们姐仨刚刚适应这衣食丰足的田园生活，当年秋，从来没抚养过我们姐弟的爹爹，拖着虚弱干瘪的身子，也找到了伯父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父亲的到来，给这个刚刚组合的和谐新家庭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不宁。大姐是第一个反对者。她没跟爹说一句话，没正眼看爹一眼。她对爹恨之入骨。她对爹沾染社会“恶习”(赌搏、吸毒)自甘堕落，毁了自己毁了美满的家的过错不能容忍。
她认为，国高毕业，勤俭、善良、柔情的母亲的英年早逝都是爹的过错造成的。那年刚入冬，大姨来信让大姐去侍候育婴的二嫂。大姐匆匆离开我们去了沈阳。这场剑拔弩张的“父女战”方得平熄。后来，大姐在沈阳入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出版社印刷厂，当了装订工人。二年后，高小毕业的二姐也去了沈 阳，入了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做了拣字工人。1954 年，两厂均搬迁北京。
至此半个世纪以来，大姐与我虽然远隔千里，却始终挂记着我。她为我的婚姻、家庭、子女等家事，牵肠挂肚。对我的点滴进步都兴奋不已。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首都建设日新月异，全国各地的人踊向北京时，大姐几次动议想把我接去读书、工作。终因工薪微薄，家里孩子多负担重，而打消接弟的念头。1959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大姐多次传信帮我选择志愿，还咛嘱我“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对得起党和国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好务。”这多年，我13次光顾北京，因公事来去匆忙，与大姐见面的时间不长，促膝交谈甚少。我总梦想着有朝一日到大姐身边，好好听听大姐讲述妈妈的故事和小时顽弱的我，以及谢谢大姐为我的付出和辛劳……我天天都启盼这“姐弟团圆”梦的实现。
大姐对我的恩情千言万语说不完。我报答姐恩千件万件也不为过。可是，这多年来我疲于工作，光顾自家，对姐的关照、回报太少了。大姐却说，我这里儿女都已自立了，我自己有老保，你不用管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我的心就踏实了，也对得起天上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