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祖先,在远古时候过着流动狩猎、游牧生活,没有固定的住处。随着人的智慧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逐步由以狩猎、游牧为主演变为以农耕为主,相应的由流动变为有一定的住处,也就形成了诸多的居民点。居民点星罗棋布,分散的范围很广,人们为了相互交流信息往来,对各自的居民点有个标识,自然而然的定下了不同的地名,即现在的自然村村名。

       各个村名的起源,不可能是同一时间定下的,当时由于文化的低下,也不可能在定名时推敲字词,而是依其居民点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顺便逐步形成的。其中,蕴涵着有趣而实际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

       蓟州共有自然村1019个,廖若星辰般地镶嵌在渔阳大地上,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不同,建村年代各异,村名的渊源和演化也五彩缤纷。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下八类:

        其一,以姓氏冠以村名的占34%。一般是以最早建村的长辈或有大的德行的人的姓名命名的。这包括以姓氏命名的村子如:周庄、张庄、李赵庄;以姓氏加方位命名的,如东赵各庄、西李各庄、南王庄;以姓氏加官职命名的,如王指挥庄、王翰林庄、张进士庄;以姓氏加地形命名的,如刘家顶……

       其二,以城堡、店铺、营房、仓库、楼亭、阁桥、佛塔寺庙等建筑物命名的。这是因为最初建村者,选择居住地,一般多依山傍水,居高地可防水患,近水则取用之便。所以此类村庄建村时多以所居之地的山名或水名作为村庄的专名。以“城”得名的如管城、城下;以“堡”得名,如王家堡、兴隆堡、何家堡;以“铺”得名,如东窝铺、铺户主、二十里铺;以“店”得名,如崔家店、三家店、半壁店;以“营”得名,如头营、东二营、营房;以“房”得名,新房子、西瓦房、八间房;以“仓库”得名,如上仓、下仓、仓前庄、仓上屯;以“楼”得名,如前楼、窦家楼、土楼、楼上;以“亭”得名,如公乐亭;以“阁”得名,如玉皇阁、宏阁村;以“桥”得名的,如五里桥、板桥、桥头;以“塔”得名的,如东大佛塔、上宝塔、塔院;以“寺庙”得名的,如莲花院、乔家庵。此类村子总数占全县总村子数的9.5%。

       其三,以山、岭、谷、台、岗、坨、埝、河河套、港、沽、洼、滩、泉、井等自然地理实体得名。这一类通常取自村庄所在区域某种典型的地形地貌,或依托山川,或指向河湖。其中以“山、岭”得名,如出头岭、别山、石毛峰;以“沟谷”得名的如郭家沟、穿芳峪、东后子峪;以“台”得名的如许家台、丈烟台;以“坨”得名,如西晋公坨、唐坨庄、坨子;以“埝”得名,如上埝头、吴家埝头。先祖定居建庄时,附近为河泊者,有的在“河”字前冠以姓氏以为村名,如以河得名的淋河、陈家河;以河套得名,如东河套、吴河套、柳河套;地势低平,洼淀较多的,常取“港”“沽”“洼”“滩”等。其中以“港”得名的如小港、骆驼港、马龙港、东西三道港;以“沽”得名的如沽东;以“洼”得名的如洪水洼、育英洼;以“滩”得名的如白滩、黑水滩;以“泉”得名的如白马泉、东水泉、凉水泉;以“岗”得名的如三岗子、岗上、袁家岗;以“井”得名的如双井、北大井、史家井。此类村子总数占全县总村子数的17%。

       其四,以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相关的村名。古代种植业和手工业构成了农村经济的主体,许多村名就反映了当地在历史上曾拥有或现在仍拥有的种植业,如村名塘坊、张木庄等。

       其五,以数字冠以村名的。如二百户、四百户、六百户、七百户、八百户、九百户、十百户等。村名的形成与辽宋之间进行的长期大规模战争有关。辽前鲜质可汗时期,以汉俘聚落的排列序数成名。

      其六,以花、果、菜园冠以村名的。如花园、桃园、杨园子。

      其七,用吉祥嘉言来命名村庄。这类村名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如幸福村、丰富村、庆丰村等。

      其八,以规模大小得名的。大小现渠、大小扈家庄、大堼上等。四至八类村子总数占全县总村子数的39.5%。

     小小的村名承载着许多重要信息,往往保存着原汁原味的过往记录,对研究农村地区的地形地貌、历史沿革、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从五彩缤纷的村名中,我们可以读出众多的信息。

       即使没有去过,仅从一些村庄的名称我们就大致可以对那里的地形地貌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比如下仓镇的东太河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应该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而那里的确有河,其得名正来源于此。再比如渔阳镇的三岗子村,看到这个“岗”字,自然而然会联想到那里应该有不少高岗之地,而事实也正是如此。纵观全县,这些包含着地理信息的村名,无形中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定远境内宏观的地形地貌分布图。假如当地的地名与真实地貌有差别,那更为研究地理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不少村名当中都有姓氏存在,比例相当之高。诸如大许家庄,许姓人口最多,大许家庄因此得名。放眼全县,以姓氏为名的村庄星罗棋布,宏观地来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蓟州居民姓氏分布的大致情况,假如有些地方的村名与实际的姓氏状况有差别,那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反映当地居民在历史上流动迁徙的重要信息,深入探究下去,读出人文信息,其价值不容小觑。

       再比如,如果我们要了解蓟州的宗教历史,不妨看一看那些与“庙”有关的村名。渔阳镇有一个桃花寺村,据《蓟州志》记载:很久以前,村子里的确有过一座规模不小香火兴盛的寺庙,清乾隆八年(1743年),桃花寺奉敕重修,在寺旁建桃花寺行宫。1927年,东、西行宫被驻蓟奉军拆毁。更令人痛惜的是,这座千年古寺毁于侵华日军之手。像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这实际上可以为我们了解蓟州历史上的寺庙分布、佛教状况以及民俗变迁历史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

       此外,还可以读出个中的经济信息。大量以集市和店铺为名称的村庄,正说明过去乃至现在,那里存在着活跃的经济活动,假如有些地区早已繁华不再,但其未变的地名恰恰可以反映出当年的喧嚣与热闹。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变迁,不是正可以从中获得启发,找到线索吗。

       村庄地域不同,大小不一,命名方法可能很多,揭示的信息可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村庄的名称的背后都潜藏着太多的奥妙,他们可以为我们诸多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村人文、地理、经济方面的研究,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多种信息。

       可以说,小小的村名可能就是一把解决研究难题的钥匙,可能就是帮助我们通向研究彼岸的桥梁,甚至可能就是为我们提供古老历史信息的“活化石”。正因为如此,平常那些不起眼的村庄名称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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