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缝隙的千年文明曙光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题记

中元节的前一天上午，阴，炎热暑季里一个难得的凉爽天气。笔者果断决定，驱车前往早就慕名已久的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陶寺遗址。

 于是，沿临襄线一直向南，蜗行穿过熙熙攘攘的邓庄大集市，再从陶寺村东爬过一大段陡坡，最终进入东坡沟村西的陶寺遗址园区的大门口。

刚一下车，我一眼就看到停车场右首一百多米开外，有一排高高矗立的黑色方柱。毫无疑问，那一定是非常有名的古观象台了。同时，我也看到有个人正俯身在半截土垛后面干活，凭借自己以往的经验，我三步并作两步，赶紧跑过去与他搭讪起来。

这是一位身材瘦削的老人，他皮肤黝黑，中等个儿，头戴一顶马仔帽，着一身皂衣。通过简短的攀谈，我了解到，老人家名叫梁保兴，今年67岁，从1982年开始，他就跟着一批批国家社科院考古队在这片热土上勘探了，先后跟过梁星鹏、高天林、何驽等多位专家老师。通常情况下，梁师傅和同村人都是按照专家的要求，做一些采掘土样挖坑基的力气活。

原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前来陶寺勘察的社科院考古队员们就住在他家跟前，那时候的梁师傅才20多岁，血气方刚。如今，历经四十年的风风雨雨，老梁师傅已经成为当地陶寺遗址的一张“活地图”了。

提起眼前这座古观象台的发掘过程，老人家一时来了兴致。记得那是在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陶寺遗址东南方向探测时，发现了有３个圈层的夯土结构，那是一个夯土与生土交叉排列的奇异组合现象，“墙不像墙，路不像路”，第一圈内的11座夯土柱从由西向东的方向呈扇状辐射排列。当时，经常出国考察交流的专家何驽博士，马上提议拿些绳子过来，经过仔细丈量，最后找出了这个圆弧的中心点，只能站住两只脚，与现在的观测位置相比，仅仅只差了２公分。见多识广的何驽老师由此大胆地推测，这该不会是古人用来观测天象的工具吧？之后，他又让人搬来很多铁架子，按照每个夯柱的位置竖起来，并用了三年的时间进行实地观测，最后确认，这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观象台。

这个古观象台，是由13根夯柱、12条缝隙和一个观测点构成。原来，我们智慧的先辈是透过夯柱与夯柱之间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又名崇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气（从观测点可以测出由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气），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等。陶寺古观象台的太阳历是四千多年前世界上最为缜密的历法，它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服务。这与《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恰好相符。

后经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详细论证，该古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上近500年，也就是说，这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了。

能从方寸之间窥探日月星辰，这个考古新发现当时就轰动了整个考古学界，它彰显了古代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焕发出中华文明最初之熠熠光辉。

越听越兴奋的我，趁机向老梁师傅询问起遗址的其它情况，并把手持的一瓶矿泉水递向了他。

老梁师傅连忙推辞，并说自己是带了水壶的。“你们从大老远处来，自己留着喝吧！”

老梁师傅就势在低矮的土垛上用手画了个草图。他说，陶寺遗址地势最高，下临汾河，天气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西部的山脉。在总共280万平方米范围内，遗址大致分为祭祀、石器加工、居住和种植四个区域。祭祀区包含有贵族墓葬和平民墓葬；石器加工区，遍地都是成品半成品的石刀石斧，所取石材大部分都是从附近的古堆山采集而来。考古队曾在古堆山上勘查到古时开采加工运输的种种痕迹；在种植区发现了稻谷、小麦等作物遗迹；在居住区发现了三道城墙、办公宫殿遗迹、大量的陶缸瓦罐、粮仓、半洞穴茅屋等，另外，还发掘出蓄水池、水井、城墙护卫点等等。

老梁师傅用手指着葱茏青翠的整个遗址园区，感慨地说，4000年后的今天，陶寺遗址内从没有建过村落，也没有见人在里面居住过。这充分说明，多少年来，人们对这里一直都是心存敬畏的。

“那这么历史悠久的遗址，现在到底有没有纪念馆展示厅？”

听完我的询问，老梁指向大门入口处西边的一个混凝土建筑说：“那是一个在建的电梯间，下面计划拟建一个一层的陶寺遗址展览厅。以后游客从那里下去。就会进入遗址展览厅。然后沿路依次到石器加工区、种植区、居住区，祭祀区。转一大圈再返回遗址园区的大门。”

老梁转过身去，又指着北面远远一处在建的白色建筑说：“那就是陶寺遗址博物馆，共有二个楼层，就建在我们村西南。现在封闭不让人随便进去。建好后，从空中俯瞰，博物馆建筑就是一个大大的‘中’字”。此时，老梁师傅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豪感。

是啊！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何曾会想到，在4000多年后的今天，北京冬季奥运会再次把中国古老节气的神奇淋漓尽致展现给了全世界，中国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理念在世界舞台又一次大放光彩。表里山河的大山西，历史悠久的古陶寺，点亮了华夏文明的最初曙光。

“你们今天运气真好，可算找对人了！梁师傅可是我们陶寺的土专家。就是他，挖出来的中华龙盘。”这时，从北面走上来一位带着小孙孙的中年大嫂，满脸笑容迎着我们爽朗地说。

老梁谦虚地对着大嫂摆了摆手，然后，就让我们顺着木栈道一直往前，下到河沟后再往北走。他表示还要领着我们再看看南东门和宫城区。说完，我们就暂别了。

走下300米长的木栈道，眼前的河沟里，一条新修的柏油路额外醒目，河沟两侧布满了柿子树、构树还有不知名的绿植，各类鸟雀滑翔着，清脆的叫声回响在山谷里，悦耳动听。

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一处紧贴崖壁架设的木栈道，蜿蜒盘旋而上。

忽然，有个话音从上面传了下来。原来，是老梁师傅骑车从上面转了过来。他下到旋转栈道半截，喊我们上去，详细介绍了南东门的布局和结构。还对比了夯土层和生土层本质特征的区别。

他说，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了残留下来的“阙楼”式门址。高大的阙楼，一向被称为礼仪之门。两处高大的阙楼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延伸出去，模式竟然和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似。包括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是沿用了这种4000多年前的阙楼模式。

在攀登栈道途中，我又问起来老梁发现大龙盘的事。他说，在整个陶寺遗址中，这样的龙盘仅从王级大墓中共出土过四件。考古学家认为，龙盘应该属于当时的王者，是高级别身份地位的象征。陶寺龙盘里绘制的龙，皆形如蟠龙，身体上有鳄一样的鳞状斑纹，头部两侧方形似熊耳，长颌凸出，尤其是口衔树枝的形象，十分罕见。陶寺盘龙，已经非常接近后代夏商周及后世之龙的形象。陶寺又是最初的中国国家雏形所在，因此，陶寺龙盘上的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

说话间，老梁领着我们登上了古城墙，来到陶寺遗址宫城微景观区。老梁说，13万平米的庞大宫城区是按200倍比例缩制而成。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供皇家贵族出入的阙楼南东门外，城墙的东南门和东北门均采用了90°拐角的“半瓮式”结构，外面的人一眼是看不到里面情况的，老梁说这里是供平民出入的通道。据说城墙高约８米，墙基宽约10米，呈梯形向上收回。宫城内有做饭的烧烤窑，高出地平二米的办公大殿，还有低于地平３米、类似于田间瓜棚似的平民草窟，还有排水管网的池苑，特别是凌阴，也就是冰窖，古人在三九寒天，把采下的冰块，搬入深窖内，用以夏天使用，就好像现代社会的冰柜。用设施齐全，功能完备一词来毫不夸张地形容整个宫城，一点也不为过也。

老梁随后带着我们又看了附近的一口恢复中的古井，特别是在一号宫殿遗址。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十多根还用塑料布封盖的粗大的柱础，看到墙宽一米多的储藏间，特别是了解到过去干燥的仓库底面构成，肉眼仍然可以看到当时用火烤过的黄褐色土粒层……在这里，我们心潮澎湃，再一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

时间就要临近中午12点了。我们非常感谢老梁师傅的倾情陪伴以及精彩解说，最后双方依依道别。

说句心里话，今天如果没有老梁师傅，我们即使看到了些什么，又怎么会深入了解到它背后的前世今生呢？！此时，心中再次致敬这位和蔼可亲的老梁师傅。

据考，在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成组成套的礼器、较为完备的历法制度、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种种考古迹象足以表明，陶寺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迈入了人类文明社会，它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

苏秉琦教授等考古学家根据文化谱系研究，首次提出晋南为最早“中国”的观点。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博士认为：“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在陶寺这片黄土地，千百年前的古人脚踏实地，更仰望星空，与宇宙尝试对话。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从来不是浪漫想象、凭空虚构而来，而是有据可查的。”

据悉，2021年初启动的陶寺遗址博物馆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建成后，它将以“今日中国，陶寺走来”为展陈主题，有总序厅和文明蕴化、尧舜治世、先祖风华、地中之都、都城衰落、探索历程六个展厅，它将完整展示陶寺文化和帝尧文化。

2022年的８月12日，襄汾县召开陶寺遗址博物馆室外设计汇报会。县委书记刘春林强调，力争将陶寺遗址博物馆打造成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标志性建筑。 

客观地讲，陶寺遗址从最早的辛氏实沈，到陶唐氏，到虞氏，到帝尧，再到鲧禹它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主人，她见证了每个时期的辉煌成就，她见证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砥砺前行，她见证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把太阳称为“尧王”，只有陶寺附近和临汾区域的方言如此，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蕴含着对帝尧的深深崇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