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刘齐研究生毕业,分配至辽宁省作家协会,很快就崭露头角,为辽宁文艺论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最有成绩的评论家之一,在全国有重要影响。

   (一)

     在辽宁期间,刘齐写了大量见地不俗的文章,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其特点是敏锐、深刻、活泼、超前,同时又紧扣时代脉搏,与社会现实密切关联。

1982年,刘齐写完了费时一年之久的硕士论文《文学永久性的辩证观》(原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9辑)。面对文学永久魅力这一理论难题,他首先考察其哲学基础,指出,“‘永恒’这一概念表示的应该是又变又不变,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的物质运动的辩证过程。”这是颇有创见的。然而,刘齐的主要理论建树在于把鉴赏过程中的主体因素,率先引入文学永恒性的理论范畴,并从主体的审美愿望、审美条件和能力、审美过程中的艺术思维各方面作了较为完整的考察,同时阐述了审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不是两点一线那样单一的、静态的、与其他事物绝缘的孤立关系,而是复杂的、动态的、与其他事物相连的多层次多元化辩证关系。从这一根本见解出发,刘齐把对文学永恒性理论问题的考察进一步置于宏观的审美体系中进行把握,把审美主客体间的关系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与“某一特定环境”组成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指出,主客体间的审美关系正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某一特定环境的纵横交错的辩证作用下,才能得以成立。”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文学艺术发展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客体永远离不开主体,主体也永远离不开客体。而文学艺术的永恒性,就是在社会历史诸因素的巨大合力推动下,在漫长的人类审美实践过程中,在具有独特真善美的对象和与对象相适应的主体的辩证关系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文学艺术的永恒性,也就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永恒性。这种主体与客体永远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现象背后,掩藏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东西,这就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美的规律。”

不难看出,刘齐正是从历史和美学的高度来研究文学永恒性问题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在理论评论界引起很大反响。理论家林兴宅致信刘齐,“觉得文章写得好,我们不约而同都在思索文学永久性的秘密,思考方式也有某些共同之处。这说明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早在1982年,刘齐就提出作家要有理论兴趣,要适应时代的变革(《作家的理论兴趣》,原载《文艺报》),与后来王蒙提出的作家要“学者化”的见解不谋而合。同年,还在《评一评评论家》(《鸭绿江》)等文章中,呼吁作家要尊重评论家的工作特点,评论家也要有创造实践的体验,懂得作家的甘苦。刘齐是较早有意识地打破多年来创作与评论“分家”格局的。

1983年,刘齐又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较早考察了文学与电脑的关系,对电脑时代文学家的生活态度、创作任务、思维方式等做了超前而精湛的分析(《微电脑与文学家》,原载《文学评论》84年第4期)。当时,相当多的作家、评论家甚至都不知电脑为何物,而刘齐竟准确地预示了电脑等高科技对未来社会生活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意义。

1984年,刘齐发现,有的青年作家因一篇文章在全国冒尖,“思想被限定在某一方向上”,从而导致艺术思维的“模式化、保守化、平庸化”。为此,他撰文发出“从思维定势中闯出来”的口号(《从思维定势中闯出来》,原载《鸭绿江》84年第6期),认为即使是青年作家,如果不能在艺术实践中超越自己,艺术思维也会趋于僵化与保守。在一片叫好声中,刘齐这样尖锐地揭示了创作中潜在的危险因素,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文章发表后,在作家中不胫而走。正当红的作家刘兆林、邓刚对此都有很高评价。邓刚还写信给他当时并不相识的刘齐说:“《鸭绿江》6月号见你大作,顿觉一震,‘思维定势’何其准也!从去年末至今,我都在一路挣扎(心理上)……能否跳出思维定势?见日后吧!”作家梁晓声在大连开笔会时也特意提到“此文写得极好,我们不但在文学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处于思维定势之中。”十多年之后,评论家雷达对此仍念念不忘,指出,“现在文坛常用的思维定势一语,就是刘齐最先使用并加以阐发的。”(《散文寻美》178页,白山出版社)

刘齐在文学评论的“文体改革”“文本更新”方面,也有较突出的贡献。他有意冲撞扳着面孔写评论的那种四平八稳的八股调,尝试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增加文学评论的可读性,尤其是增加文学评论思维的活跃性。他的文章初读似感不合章法,不守规矩,细品恰如云中腾龙,内在逻辑意会于心。他的《〈来劲〉论》《假如我写惊险小说……》等文章,可谓是评坛上的奇文。在后一篇中,刘齐别出心裁地模拟评论对象自述的口吻,兼以纯熟的口语、趣味横生的笔墨,纵意揶揄当代惊险小说创作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刘齐还非常注意语言的新鲜感、陌生感,他对每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内的小标题、作品的开头、结尾及行文风格,包括修辞色彩、语气基调到词汇句式,都精心构思,花样翻新,绝不雷同。他的文章标题《真想把你装进行囊》《痛快之后》《不仅仅是A或B》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二十一世纪的许多读者都为刘齐散文的幽默洒脱而折服,殊不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齐的评论文章,早已有规律、有“预谋”地呈现出许多类似的活泼因子。

刘齐在谈到他的文学观念时,提出一个著名见解:“文学宛如一个圆圆的球体,站在哪一点上都可以说这是中心。但固定在某一点上,说这是唯一的中心,这种思维方式是荒谬的。每一种创造模式、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有自己的参照系、有它的侧重点、独特性和演进史,因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局限性。”(《文学是一个圆圆的球体》,原载《鸭绿江》1986年第2期)刘齐的这种“球形文学观”,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发展的,在诸多因素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动态中进行整体把握的文学观。

王蒙在一篇关于青年评论家的专论中(详见《文学评论》85年第6期),赞扬刘齐的文学评论“更富理论色彩”,“是有的放矢,恰中要害的”。称道他是作家的“知音,同时也是诤友”。这不啻是很高的褒奖了。如今,刘齐人已中年,但他在多年前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1983年参与创办大型理论评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刘齐任编委。1985年担任辽宁作协书记处书记后,分工主管该刊物,不断提出创意。

1984年,刘齐提议并参与组织召开文学界经济界(北京)对话会,探讨文学如何适应改革新形势,杜润生、童大林、李准、李国文等诸多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并发言。该会的议题、人员构成、主办者属性(由《当代作家评论》与《经济日报》这两个貌似不搭界不对等的单位联合主办)等在当时均很罕见,被认为是全国文学评论界最早跨学科跨领域的重要活动,极富想象力和建设性。

1985年,刘齐通过组织讲学等方式,自筹资金,创办辽宁评论沙龙,把辽沈地区的中青年理论评论人才聚集起来,经常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今天活跃于省内外文坛的理论家评论家陈山、白长青、孙郁、许振强、宋丹、傅汝新、郭银星、辛晓征等人,当年都是该沙龙的常客。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齐赴美国访学以后,写作重点转移到散文创作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富有幽默感、历史感的散文,杂文,在文坛有重要影响。

2002年,刘齐打破在文学理论评论方面多年的沉寂,又逐渐活跃起来。他应邀与作家鲍尔吉·原野、丁宗皓进行理论对话,讨论加入WTO以后的中国写作状态。刘齐指出,“脱离一体化的本土化,容易导致抱残守缺和退化。无法本土化的一体化,也容易导致大而无当和疏离效应。应该把一体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思路。在WTO条件下,我们能否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写作的全球一体本土化?其中,一体化是不是共性化,普世化?本土化是不是个性化、民族化,或者其他一些‘化’?这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探讨。但是,不管什么‘化’,多少‘化’,单摆浮搁,各自为战,总不大可能‘化’到一起。只有和谐、融洽、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化’,才是理想的‘化’”(辽宁日报2002年7月4日《全球一体本土化》)

在《百名学者论中国文化》(华龄出版社03年报10月版)一书中,刘齐应邀谈及20世纪,指出:“20世纪的中国像是一部伟大的百幕戏剧,其中有几十幕是含笑的悲剧,另有几十幕是含泪的喜剧。百幕戏剧终场,掌声中,唏嘘声中,中国仍有许多严重问题,摆在九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舞台’上,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连解决的办法一时也找不到。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是大大进步了,中华民族的十几亿‘演员’也大大改观了。”

在谈到中国当下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时,刘齐认为,当下的创作“淳朴太少,浮华太多;感情太少,煽情太多;幽默太少,搞笑太多;真货太少,奖励太多;作家太少,会员太多;有自己语言的人太少,张嘴就说现成话的人的太多”。

                                                              (作者:赵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