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里,老兵占了很大比重。老兵中有很多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纪在四五十岁的不在少数,他们被大家称之为“老胡子兵”。他们也都爱听这种称谓,认为那标志着资格老对革命有功。 但是,在“老胡子兵”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是极少数。除了首长和连排级的干部,几乎没有是长征过来的人。

我要说的这位“老胡子兵”确实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但大家谁也不叫他“老胡子兵”,而叫他“王背锅”。王背锅姓王,名贵州,五十来岁了。他的传奇故事很多,这要从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认识他说起。

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第078伤员转送站被迁移到盐州以南的一个山谷里,奉命和一支医疗大队合并,把日本侵朝时期的一座军营改作医院,代号叫0185医院。医院的房舍是清一色的砖瓦水泥结构,那些建筑物隐敞在参天大树间,靠着群山,面向一条清水河,两侧是平坦的砂石路,如果在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当作疗养所用。医院的级别很高,院长、政委都是正师级,而且是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医院光医护人员就300多人,再加上行管干部、后勤和警卫人员这编制就更够庞大的了。但任务也非常繁重,每天不间断地把前线运下来的伤病员按病情轻重进行分类,较轻的留下来住院治疗,治愈后重返前线;重伤病员,经过抢救处置后马上送回国内“战伤医院”。1000多张床位只有300多医护人员,我们的工作每天“连轴转”不离岗。

一九五一年元旦刚过,一天傍晚,我接到命令,带两名卫生员护送30多名伤病员回国。在宣洲和盐州间一个小火车站有一列卫生列车在等着,装满伤病员后连夜往国内开。按规定,每次执行这样任务都要派一名行政干部带队全权负责。这次领导我们的是我们司务长王贵州。一看是他,我有点担心,王贵州已经五十来岁了,后背有点罗锅,是比我父亲都大的长辈人。这人,岁数大身体又不好,听我们指导员讲过,他来朝鲜前组织上就劝他转业被他拒绝了,还大发雷霆。没有办法了,只好汇报给王贵州最尊敬的人,也就是医院最高首长政委平义章,想看平政委有没有说服老顽固王贵州的办法。出发前的那天下午政委把他找到家里摆上了酒菜,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贵州啊,你捏着指头算一算,咱们队伍里营团以下的人还有谁像你这样走过长征路的吗?别再上前线拼命了,转业下地方吧,我保证找人给你安置一份好工作,你再寻个婆娘,生儿育女过安稳日子吧。”王贵州听到这推心置腹的话,心里热乎的,但脸上却是冷冰冰的。他憋了一会含着眼泪说:“连长”(长征时,平政委当时是王贵州的连长),您不转业我就不离开队伍!我也去抗美援朝,永远跟着您!平政委一听老朋友这样坚决也就让步了,像从前一样,每次做王贵州的思想工作都是心软嘴硬,平政委这次也同样严肃地说:“要是去了可别后悔呀!”王贵州立刻起身行礼说:“革命军人说话算数,说到做到,决没有后悔的事。”

我们把伤病员安置在两辆帆布棚罩着的汽车上,王贵州让我坐在驾驶楼里,他腾地一跳就坐在了车箱里和伤员一起盖上棉被,然后命令:“开车!”看他这灵利爽快劲真像个年轻的指挥官,他那罗锅的后背一点没影响他的行动。

朝鲜的冬天是冰天雪地的世界,那些雪山和蜿蜓的山谷都像是魔术师变出来的,把人耍得难以辨别东西南北。在交接完伤病员后返回时我们迷路了,一辆汽车误在山下的雪壳子里,打不着火也推不动。天刚一放亮就遭遇敌机轰炸,两台车全被炸毁,六个人中两死一伤。这时的王贵州非常镇静地指挥活着的人,给受伤的司机包扎止血,处置完后他大声命令对两个卫生员说:“你们俩抬伤员,小汤医生在前边引路,我押后阵,往前走!”

我们从早晨走到天黑也没走出那重重叠叠的群山。我们越走越懵,好不容易发现山脚下有一处被轰炸后残留的院落,院里有坍塌了一半的房舍。我请示说:“休息一会吧,太累了。”王贵州听了后警惕地用手指着通向那院里的一行脚印,向我打了个别说话的手势。他敏捷地一个箭步蹿到房门前,侧耳聆听后就向里边大声喊:“巴厘!(朝鲜语“快”的意思)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他话音刚落,房里的人就向外开了一枪。

这时,王贵州像只豹子似的一跃身就踢开门,侧身蹿进去和里边的人交起了手。我急忙扔掉药箱,冲进屋时,见他和一个人正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我捡起地上的手枪,一枪把子打在那个陌生人头上,王贵州立刻跃起身踩住那个人的脖子,踩得他直叫,边叫边求饶,他说他是中国志愿军。“先绑上!”王贵州命令我。然后叫把伤员抬进去。安顿好后,王贵州开始审问那个被绑着双手的人。那个人说:“我是汽车司机,车被敌机炸毁了,才躲在这等咱们队伍过来时我再跟着走。”“哪个军的?”王贵州问。“我是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我的驾驶证在上衣兜里。”王贵州验过那个人的证件后让我给他松了绑,那人千谢万谢地拿过他的背包,掏出一包压缩饼干和两盒肉罐头让我们吃。我刚要去接,王贵州命令那司机说:“你先吃!”看着那人大口吃了起来后,王贵州才让我们开始吃。

我吃着吃着感觉那饼干和以往吃到的饼干味道不一样,我就递给王贵州一块并使了个眼色,王贵州看到后脸上没有丝毫反应,反倒像安慰人似的对我们几个人说:“吃吧娃们,吃饱了走路有劲。”王贵州这话一点其他意思也听不出来。这时受伤的司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喂到嘴里的饼干也没咽下去,伤口渗的血已经洇透了绷带,情况很危急。王贵州向外看了一眼后对大家说:“天快亮了,我们准备出发!”那司机急忙说:“首长,这路我开车走过,我能带你们找到营地。”王贵州一听立刻说:“那好,你在前边走。”

于是,我们抬着伤员跟在那司机后面,王贵州像带队的的指挥官,手拎匣枪一直走在侧面。转过几道山坡后看见了通往营区的那条路,我心里立刻敞亮起来,心想:伤员很快就会被抬进手术室得到救治,我们也算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就在我正高兴的时候,那领路的司机撒腿就往路边的灌木丛里跑,还没跑多远,王贵州手中的枪就响了,那司机一个跟头跌倒在雪地上。“钓你个老猫(骂人话),早就看出,你不是个好东西了。”王贵州正骂着,那司机翻身举起了抢,我一个前冲就把王贵州扑倒躲过了子弹,王贵州灵活得像只山猫似的跃起,又是一枪,那司机一动不动了。王贵州又骂一句:“钓你老猫,送你走。”医院警卫连听到枪声后立马来接应我们。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问王贵州:“你是怎么发现他可疑的?”王贵州听了后抬起手刮了一下我鼻子说:“娃子,你递给我饼干还使眼神,为什么?你不也觉得不对劲吗?我为什么没向你表现什么,那是我们对付敌人的机巧。你这娃啊,光吃出饼干的味道不对就没看出那罐头盒子上都是洋文,那小子说话吐字每句都带着高丽味儿,看他的长相和所有行动哪有中国军人的样子,明明是韩国人,是南韩还是北韩的,反正不是个好玩艺,好人跑什么。你这娃,还需要好好的练呢。”

第二天听护理部主任说王贵州病了,还很重。我听了后深感愧疚,当时是他脱下棉大衣当担架抬那受伤的司机师傅,而我为啥没做到?结果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冻病了。那时候,人过四五十岁就算是老年人了,人们常说:“你看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和年轻人一样能干。”再说了,王贵州还有“老长征”,“老背锅”两大头衔呢,就更倍受关注了。不过“老背锅”这称号一般人不敢当他本人的面叫,他好急眼,我敢叫,是因为他喜欢我,经常逗我玩,叫我小娃儿。

他被安排住在特护病区。所谓特护病区,除了真正住重伤病员外,就是级别较高或者像王贵州这样老资格的人才能住上。特护病区主任刘光也是50来岁的老长征,是医院平政委的战友和妻子,她是经过白球恩医大进修深造过的全科医生。王贵州入院第二天,刘光主任就调整了对王贵州治疗的医护人员,把我和一名呼吸科老大夫安排到了王贵州住的单间病房。

三天三夜了,王贵州一直昏迷,滴水未进,直说胡话。下午刘光主任下班后没走,直接进到王贵州病房递给我一支特批消炎药——进口长效青霉素油说:“全院只有三支了,这是院长特批的,每次给老王注5万单位吧,一天一次就行,再静脉注射20毫升50%葡萄糖液。”刘光主任看着我做完这些后还没离开。我问:“主任,还有什么事吗?”“没事了,我想陪陪他。”说着就坐在了王贵州的床边上,然后抬起王贵州一只胳膊摸着脉搏。此时,我看她的脸上飘起阴云,自言自语地说:“心律也不齐。”我觉察出这不光是医生对患者的那种关怀,好像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站在她面前若有所思。她好像发现了我在想什么,轻轻地放下王贵州那只胳膊又为他掖了掖被子,轻声地说:“你不知道啊,我和贵州是在长征途中结下的生死之交,这关系胜过亲兄妹啊!”听刘主任这意味深长的话后,我的好奇心理油然而起。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恳求说:“主任能讲给我听听吗?”刘光主任指着墙根下的木凳说:“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说。”

刘主任若有所思的放轻语气说:“那是一九三五年七八月份,我们红三兵团进入松潘草地第四天,所有连队都断粮了,有八九个炊事员的‘火头军’已经饿到一半了,团首长命令所有活着的人扔掉多余物品,轻装跋涉过草地。可是,那个姓钱的炊事班长就是不舍得扔下那口大铜锅,王贵州也舍不得扔,两个人硬是抬着那大锅一步一步地跟着大伙往前挪动。连队的人坐下休息时他们就给大家烧水喝。还没走出大草地钱班长也牺牲了,王贵州跪在班长身边哭泣着骂道:“川军羔子们,我钓你老猫!”然后向钱班长磕头告别。他站起身解下腰间那条绳子绑在锅上,两只胳膊往绳套里一伸就背起大锅跟着队伍艰难地往前走。我们穿过了一片沼泽地后已经是第二早晨了,大伙发现背着锅的王贵州不见了。大家都很着急,连长带人回头去找,找了一大圈也不见他的人影,只好默认又牺牲一个战友。大家摘下帽子回头向来的方向行礼告别。

当天下午,听传令兵员回来说,军团长彭德怀那边也断粮三天了。我们停下脚步开始寻找能吃的野菜,但很快就采不到能充饥的植物了。团里派平义章带人去水泡子捞水藻,他们刚走进那片没腰身的沼泽地时,有人喊:“看水草里好像有个圆顶东西一拱一拱的!好像下边有人。”平义章立刻脱下外裤向那人指的方向蹚了过去,当他看出那圆东西下真的有人时自己也被陷住了。平义章很有智谋,他知道那沼泽地就是大水泡子上面积了一层枯枝朽叶,踏进去越挣扎就越往下沉得快,最后没过人头顶就完了。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解下腰带,让后边的人也全解下腰带连接起来拉着他,他一手拽着野草一手拉住绑锅的绳子大声喊:“别乱动,随着我的劲往这边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费了好大劲才把扣人的锅和人拉出来。被救出来的王贵州成了泥人,哎呦哎呦的直叫,等给他冲洗完了他扬脸一看,就认出了是一年以前在贵州那个小镇里收他入伍的平连长。”

听刘主任讲到这我明白了,插嘴说:“他是在贵州被收来的所以叫贵州对吗?那‘王背锅’这个绰号就是因为他一直身背大锅走完长征路得来的?”刘主任听了后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是啊,贵州被救出后经检查他的两根肋骨断了。几个军医进入草地不久就相继牺牲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卫生员,对他的治疗也只能在断裂的肋骨外贴几条胶布,减少肋骨的活动,同时给他服用一些接骨的草药。但严重的是他患的肺炎,把他烧得呼呼直喘,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刘主任说着又伸手摸了摸王贵州的脑门。“那还能跟着队伍往前走了吗?”我问刘主任。

“走啥呀,第二天夜间要出发时发现他不行了,听不到呼吸也摸不到脉搏,只好放弃了,像对其他牺牲的战友那样,捋些野草盖在尸体上就算埋葬了,把那口大锅扣在他身边后我们向他行礼告别。老平嘶哑着说:“贵州,就让这口大锅做墓碑永远陪伴你吧,我们走了。”

“处境越来越艰难了,脚下是难拔腿的野草泥塘,身后有敌人追击,天上是经常来盘旋的飞机,发现目标就轰炸,又断粮断水,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求生无门啊!”说到这,刘主任的两眼流出了泪水,我的心也像被人用手往外抓似的疼。我起身给刘主任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又摸了摸王贵州的头觉得他开始退烧了。我没告诉刘主任,还想听她往下讲王贵州以后怎么又活了的事,于是我问:“主任,那你们可怎么办啊?”

“眼看着战友一个个饿倒,军团长彭德怀急了,那天早晨他从草地上爬起身大声命令:“警卫连长,把团里所有的骡马全部杀掉救人!”饲养员老张一听就急忙跪下替那些牲口求生说:“团长啊,它们都是跟着你南征北战立过战功的啊,要杀就杀我,吃我的肉也别吃它们啊!”他边喊边跃身搂住彭德怀那头大黑骡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那头骡子好像听懂了什么,侧过头用憨态的双眼默默地看着它的主人。彭德怀的眼圈也红了,他放下举起下命令的手,低下头一动不动的站着,过了一会又转过身背向那些骡马大声命令:“开枪吧!”下完命令后就疾步离开了。六头牲口的皮肉救了全团人的命。彭德怀连一口肉汤都没喝,他和警卫员们一起找点能吃的野菜,抖搂出干粮袋里粘着的青颗粒填到肚子里,带领队伍坚持着往前走。”“那王贵州怎么样了!”我问刘主任。

刘主任痛苦的脸色露出了些笑容,她说:“这个贵州啊,神了。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那片草地的第三天,毛主席他们一行人马也进入了松潘大草地,他们队伍里多数是年轻的女兵,其还中有年近60岁的红军教授徐特立,他手拄拐杖跟在他那头小毛驴后边往前走。那头毛驴本来是分配给他骑的,但徐老看见几个年小的学生体弱,就把他们的行李放在了驴背上,他和年轻人一起走着过草地。他们正艰难地往前走,听到旁边有人喊。“有情况”,徐老命令大家停住脚步,又命令警卫员去察看。当警卫人员把一个泥人拉起来时,那人边用双手往下抹脸上的泥水边喘着粗气一句一字地说:“首长,我是掉队的战士,是红三军团的一个炊事员叫王贵州。”徐老上前问明了情况,又看他像个泥人似的样子,就叫人把他抬到水泡子边上洗了个澡。王贵州被洗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直打哆嗦。徐老对旁边的人说:“把驴背上的东西撤下一些,让他骑上去。”老贵州看着这位老人让自己骑驴深受感动,他颤着声音说:“首长,我不用骑驴就能跟上你们。”徐老看着王贵州这坚强的样子心想:真是个硬汉子啊!徐老笑着说:“那好吧,我柱棍你背锅,这也是队伍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徐老说着就举起手中的拐杖向前一指说:“前进!”

“在我们和徐老的队伍会合时,有个眼快的小战士喊:“看哪,王背锅活了!”“混蛋,王背锅是你叫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平骂人。听到这我更感到不解。问刘光主任说:“他本来就是身上扣着锅,叫他王背锅有错吗?”刘主任笑了,她说:“你不懂那边的习俗,‘背锅’就是背过,背过错,所以老平不爱听被人这样叫他的战友是‘背锅’。”

听刘光主任讲完老长征王贵州背锅的故事,我从心里更加尊敬这位老同志,真是一心为革命的好兵。看他被病痛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不是个滋味,默默地为他祝福,心里喊着:老背锅,快好起来吧!

第三天,我给老背锅每天只注射5万单位的长效青霉素油起作用了。当王贵州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激动地冲着刘光主任叫了一声“妹子”时,刘主任脸上立即展露出开心的微笑,这又让我莫名其妙。

三天以后,护士长告诉我说有事叫我到连部去。我敲门进屋后,看到了平政委正在和连长面对面坐着,有说有笑的。我向他们敬礼后,立正站在他俩面前。一向满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的连长云霜,今天对我是笑容可掬。他指着墙根下的方木凳说:“坐吧!”我很拘谨地坐下后心里还是直打闪,不知道有什么事会摊到我头上,但看到云连长的表情后又感到矛盾。我正纳着闷,政委先说话了:“听说你这小子像猴子一样机灵,愿不愿意跟我去?”我不知道叫我跟他去干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劲来,云连长就接上话茬说:“政委的警卫员小申昨天接到调令,前线需要他回侦察连去,另有任用。政委要你去接替小申。”一听这话我被吓得机灵一下子,心想人家小申是老侦察员了,我哪能代替得了呢?给首长当警卫员那责任可重大着呢,搞不好是要出事的。“听警卫连长说你经常去他们那里摆弄枪,喜爱得很,到我那给你一把德国造手枪,随便摆弄,尽快练好枪法,那是警卫战士的基本功。”政委边说边看我的反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站起身行军礼,回答一声:“是!”

早就听说平政委是湖南人,已经50多岁,他和刘光主任是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结婚的,现在还没有孩子,赴朝作战前就已经要让他转业了,因为爱人刘光是军医,加上政委淮海战役时就被分配到医院做领导,他对管理医院有着非凡的能力,所以军区的领导同意他的请求,赴朝参战,还做老本行——医院政治委员。当他的警卫员不光是收发信件传达命令,更重要的是保卫他的人身安全。有了空闲时间才允许去警卫连,练保卫工作的基本功夫或者在办公室看书学习。他家里有好多书像个小书店。听刘光主任说政委出身书香门第,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这让我兴奋不已。时间长了我就试探着向他请教唐诗宋词中一些难懂的句子,他发现我对古典文学有痴迷般的爱好后非常高兴,一有时间就考我。他说出某首诗的上句,让我对下句,这让我像又回到了童年时祖父教我诗词时的境界。慢慢地,我对他产生了更亲密的情感。

春天又来了,医院前的河畔上绿草如茵,金达莱花映红了重重起伏的山峦。随着中朝军队不断向南推进,敌机的骚扰也少多了。但在夜间有时还有升上天空的信号弹,医院曾被夜袭的敌机俯冲扫射,就是附近升起的信号弹指引的。幸亏有参天大树遮掩才没遭受大的损失。警卫连曾多次夜查暗巡也没发现敌情。

一天傍晚,王贵州来找我说:“好娃子,今天夜里跟我一起抓特务去。”“得了吧,你腰都弯了还老天巴地的抓特务呢,我看连河里那王八都抓不住。”听我这样说他立刻严肃起来,伸手使劲敌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然后命令道:“把手枪压满子弹,十点钟在后山下那条小毛道边上等我,这事别对政委说。”他说完后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 “不去明天饶不了你。”

月黑头的夜晚,静得神秘秘的,除了偶尔听到几声蚂蚱叫以外什么动静都没有。猫在湿漉漉的灌木丛里,一伸手打蚊子那叶子上的露水珠洒落在身上,没多大功夫上衣就湿透了,全身凉飕飕的。抬头往上看,除了满天眨眼的星星外,啥亮点也看不到,让人感觉是在没人的世界里。我们连续在这样的他方等了五个夜晚,啥也没等出来。第六天晚上王贵州又来叫我,我说: “愿意喂蚊子你自己去,我不去了。”他又严肃起来说: “不去不行!”我说:“你要再逼我,我就报告政委去。”他听说我要报告政委,马上改口商量: “好娃子,最后一次,再抓不到明天绝不找你了。”

看他那亲密劲,我像在父亲身边似的,就又跟他到那个地方埋伏起来。快到午夜了,还是没有目标出现,我又寂寞又困,实在无聊,想了想后和他商量:“哎,老背锅,讲讲长征的故事呗。”其实我真想听的是他凭什么叫人家刘主任妹子。他寻思了一会说: “讲啥子哩,我那点事谁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啊,讲给我一个人听嘛。”“你说讲啥呢?”他问我。“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呀!”“生啥子气呢,问吧。”“我问你,那天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了,一睁眼就喊妹子?” “这是秘密不能泄露。”“不说我就回去睡觉了。”我说着就起身假装想走。他一把拉住我说: “你这猴娃子,别光听,眼睛盯着上边。”于是,他就放低声音意味深长地讲起来了。

他说: “那是队伍进入松潘草地的前几天,一天傍晚刚要过那条黑水河,刘光她们卫生班的一匹马突然撒起了野,一个蹶子就把刘光踢落到河里去了,卫生连三个女娃子吓得直喊叫。这时我们连赶到了,我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一看,水里有个人只露出一只手一蹿一蹿地顺着水流漂去。我立即甩掉上衣跳进河里,凭着我从小练就的水性就把那个女娃子救出来了。她被急救过来以后,也不知怎么回事,睁着眼睛看着我张口就喊了一声大哥。”“哎呀,是遇见你妹妹了吧?”我惊奇地说。“胡说呢,我王贵州是独苗子哪来的妹子。”“那你答应了吗?”“我一开始懵了没敢答应,人家一个年轻女子咱昨好当人家哥呢。”可是,在场的人都劝说: “快应一声!”我只好哎了一声。就这样捡了个妹子。黑永河的水有毒,我腿上划破了一点皮就化浓了,没几天就鼓成个大包,卫生班的消炎药都掉进河里飘走了,我腿上的包也变白了。刘光知道后来找我,她让我咬住衣襟,把刀用火燎了一会后就动手割开那脓包,割开后就用嘴使劲往出吮脓,吮干净后撒上一把草药就包扎上了。你说,这像不像亲妹子?”听到这儿我真的被感动了,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我说: “亲妹子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样。“他也有些激动了,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平政委和刘主任是同乡又是同学又是一起入伍的。他以前一有时间就来看刘光,遇见过几次后刘光把我向他做了介绍。到延安后他两成了夫妻,从那以后两口子都叫我哥了,我一想这事不对呀,人家两人都比我大不说,就说平义章是大首长,对一个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人,让人叫咱哥咱也担当不住啊!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见面时我就说:不能再叫哥了,我会损寿呢!政委听了后看着刘主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主任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看你官大了,人家见外了,感情也变了。我告诉你贵州,哥就是哥什么时候也变不了!”政委听主任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紧接着就给了我一拳,把我弄个趔趄。他说: “我听夫人的,哥永远是哥,革命的哥弟情、哥妹情、情上加情嘛。”从此,我就成了离不开政委和主任的哥哥了。

听老背锅讲到这,我插嘴说:“哎呀,真牛啊!”我说完这话后还想往下问。这时他猛地捂住我的嘴小声说: “你听,有情况!”他话音一落,我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声音逐渐加大。“注意天上!”老背锅说。他正说着,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向天上升起了绿色信号弹。飞行速度极快的B29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了两圈被密集的高射炮火驱走了。我急忙起身想往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冲过去。被老背锅一把拽住了。“别动,看他自己走出来。”我很着急,心想:那敌人还会自己送到咱面前?可又不敢再说话,屏住气等着,越等越着急,这不是放虎归山吗!我在想。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群山和眼前都恢复了平静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灌木叶子沙拉沙拉地响声。老背锅紧紧地按着我,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瞬间发现有个人猫着腰从山坡上鬼鬼祟祟地走了下来,在我们不远处拐了个弯后,回头看了看没人跟踪,又站住脚向四周看了一会儿,就大摇大罢地进了路边上那座小房。

“原来是他!”老背锅说。这人我也知道,我们到他家走访过好几次了,那男的是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家里就夫妻两个人,如果他不是残疾早就应该入伍了,今天怎么突然好了,真他妈怪事。听我骂了一句后老背锅说: “娃子,在对敌斗争中他妈的怪事还多着呢。走,拿他去!”我们悄悄地摸到他家窗下以后,只听到几句高丽话后灯就熄灭了。老背锅说:“利索点,我按住后你就给他上绑,注意他手中的枪。”老背锅一个腾空跳起就踢开了那扇草门,“别动,动就打死你!”还没等那家伙反应过来,老背锅就把他脖子踩在了脚下。身边那女人刚往枕下伸手拿枪,被我一把夺了过来。把两人制服后都绑起来,我用绳牵着他俩往前走,老背锅手拎匣枪走在一旁,一直把他俩押着走进医院警卫连连部。走出警卫连后老背锅冷不丁地又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娃子,怎么样,我说抓特务就能抓着,你这娃啊,学着点吧!”我既高兴又佩服这位老革命的智谋和胆量,平时看他是罗锅巴相的,可是关键时刻那身手真像猿猴一样敏捷。我心里佩服嘴上却不说,只是满不在乎地说:“那还不是哪个特务无能才显得你是英雄好汉。”我说完这话后怕他在刮鼻子,撒腿就跑,他站在后边高兴地说:“臭娃子。”

第三天,医院召开大会,表彰我和老背锅抓住了潜伏已久的韩国特务,并宣布向上级给我们请功。原来被我们擒获的是南朝鲜派过来探取我方后勤情报的特工。前几天医院被敌机夜袭就是他发的信号,从他的住处搜查到好多三八线以北地区的资料,还有一部发报机。从此,医院的夜空再也没有发现信号弹升起过。

在走出表彰会场的路上,我问王贵州:“哎,老背锅,你这身体真像背个锅似的,怎么抓起人来腿脚还这么利索?特务连的人都不如你能耐,你哪来的本事?”老背锅这回认真起来了,他满脸严肃地说:“臭娃子,告诉你吧,我从小讨饭时就跟把式头学过功夫,参军后经常偷时间背着人练,你以为我光能背锅呢,我的武艺多着呢。”他边说边来个“旱地拔葱”做了个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一个“小开门”,腿踢在平肩的手心上。“怎么样?”我一看这架势很怕他有闪失,再把肋骨闪断了,急忙阻拦说:“我的祖宗,服了服了,快停下吧!”这时,赶来围观的人中有的喊:“再来两招!”老背锅嘿嘿一笑说:“见笑了,就这点把戏,再没了。”说完扬长而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好像是那口锅给他的一身动力。从此,我和老背锅的关系越来越好,两天不见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医院四周的群山间突然响起激烈地枪炮声,那响声不像战斗时那样时有时无的,而是密集地响个不停,就连附近的高射炮阵地也是连续向天上开火。人们正在惊愕,不多时就传来了停战协议签字生效的消息。听到这爆炸性的喜讯,人们呼拉一下子跑到外面欢呼跳跃起来。轻伤员们敲打起脸盆和饭盆,大家同声唱起:“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由几个朝鲜姑娘牵头大家围着篝火舞蹈狂欢起来,一直欢乐到深夜,食堂还为大家准备了夜宵。

人们正陶醉在喜悦中,不到七天就传来命令,放弃医院所有设备,立即乘专列回国。专列火车内全都是卧铺,让人心情越加畅快。国内从朝战开始就迅速地筹建了上百座“后防医院”,那些医院都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完成了大量的收治任务。

接纳我们的是设在黑龙江省依安县城外的35后防医院,该医院前身是日本侵华时的一座大军营,清一色的红砖墙马口铁房盖的房子,四周有护营壕和铁丝网围着,1000多张床位的医院有较完备的医疗设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座医院已经收治了近万名伤病员。为了接纳我们,35后防医院又在县城内利用大马车店扩建了五个连,新设300多张病床。

战争结束了,但治愈那些伤病员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所有的人去留问题还没被提及。但所有归国的志愿军部队番号被全部取消,我们医院划给了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改叫35后防医院。因为地处县城西面,原来又是军营,所以早就被当地人叫作西大营医院。当地政府对医院的关照非常周到,经常派慰问团带着慰问品来看望伤病员,还组织街道妇女带着洗衣盆、搓衣板深入到病房为伤员洗衣缝补被,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医院设五个大食堂,其中一个是工作人员食堂,被称作普通灶。普通灶与病号灶的伙食经费标准是大有区别的,病号灶按人头拨款每人每天三万元,而职工灶每人每天是五千元。不论是哪个灶,比起在国外战场,那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差异了,高粱米粥、炒面的主食再想吃也吃不到了。回国后,医院的工作轻闲多了,每天按部就班,心情轻松了不知多少倍。对于老背锅王贵州,领导没再给他安排任何任务,让他轻闲地养养身体。这下把他惹火了,他和总务科长吵上了,指着那科长的鼻子喊:“你这羔子,看老子不中用了,夺我的工作权利。”科长被他吵怕了,只好说: “这是上级的安排。”“哪个上级,我找他去。”科长看他这么较真,只好实说了: “是平政委指示的!”第二天,老背锅去给那科长道歉说: “都怪我不了解情况乱扔手榴弹,伤着你了。”说完就给他行了个军礼。那科长笑了。忙说: “老长征啊,是我没把工作做到家,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对不起,首长通知我了,让你去管理职工食堂,行政、财经、采购大权全交给你,这回过瘾了吧?”两个人握手言和了。从此,老背锅就起早贪黑地赶着配给他那辆小马车忙活起来了。

医院离县城足有七公里远,五百多人的粮菜供给还有生活用品的采购任务,老背锅一天要赶着马车往返两三趟。看着老背锅每天摇着鞭子,赶着那两匹马拉的胶轮车忙个不停的欢势劲,老同志们就逗他: “老长征,赶着马车还唱着家乡小曲,这是去接婆娘吧,别忘了请我们行喝喜酒啊!”老背锅听了后扬起鞭子甩出清脆地响声后回应说: “是喽,谁娶婆娘我都给接。然后对他那匹马喊一声:‘驾’!”扬鞭而去,嘴里还唱着人们似懂非懂的小曲。

此情此景,让我回想起了在回国火车上发生的那一幕……

火车启动后不久,人行都兴奋起来,脸上都像开着鲜花般的灿烂,欢声笑语盈满车厢。和我对面坐着的老背锅比谁都欢喜,他向外望着掠过眼帘的田野山川,悠然地哼起了家乡调小曲: “俺回国,俺有家,有国才有家,有家有婆娘,给俺生出个胖娃娃......”他身边的护土长听了后微笑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都心领神会。我当时也知道这老背锅活过半辈子了,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真应该有个家了。可我只是这样想,没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可刘光主任受不了了,她站起就往车厢门口走,边走边用手擦拭着眼睛。我和护士长都看在眼里酸上心头,互相对视着。面向窗外的老背锅毫无觉察,仍然迷恋着车外的风景,开心地哼着小曲。我虽然年纪还小,但也知道这爱国情、恋乡情、战友情此时都融入人性的博爱之中。

医院在归国安定下来后,不断有痊愈的人出院,只有少数年轻的归队,多数老兵复员回乡,医院的担子日益减轻。一些轻伤员吃饱饭没事干就去县城里闲游逛,尽管县城里唯一的电影院每次换新片子,都先到医院放映首场进行慰问,但还是满足不了那些拄着拐杖、用绷带挎着胳膊的人的好奇心。电影院、说书馆、二人转戏园子每天都被这些人占得满满的,根本卖不出票。更严重的是有些“大炮欢迎过来的老兵油子”经常怪话不断,说什么:“毛主席真英明,又要胜利又爱兵,我是最可爱的人,被枪打个眼,比皇上小不点.......”还有个别的人,大摇大摆地到从妓院遣散出来后,又重操旧业的女人家里干那种事,造成很坏的影响。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还有人乘机造谣说王贵州也干了“那种事”。那时候正赶上部队准备整编,大量裁减老兵接纳新生力量,政委和院长都到军区开会,家里的领导权交给了政治处主任。

政治处主任只听了个别人的传言,也没经调查了解,也没找老贵州本人谈话核实,突然召开全院军人“斗争大会”,当他说王贵州利用白面作嫖资嫖娼时,全场的人都愣住了。起初,王贵州好像没听清这是说他似的。当身边的人又对他重复了一遍后,他一个高跳了起来,那脸都气紫了,脖筋鼓得老高。他跳上台一脚踢翻了主席桌,把政治处主任砸了个脸朝天。“我钓你老猫,你看见我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了吗?拿证据来!”“对!要证据!”下边的人都相信王贵州老实巴交的不会去干那种下贱事,跟着齐声喊起来了。那主任爬起来一看这架势,捂着被砸伤的腿赶忙宣布散会。可是王贵州被气倒在台上了,被抬到病房一躺就是三天三夜没起来,不但咳嗽不止,原来断裂的肋骨也闪开了一根,经过手术后给他安排了特护。他还是不断地念叨着:“我没做那伤天害理的事。”

政委和院长回来后,经党委研究派人去调查了解,事情的原委是:有一次一个工人为王贵州往车上装面粉,一不小心跌倒把一个面袋摔破,洒落在地上一些面粉。面粉洒落在土地上收起来也没用了,厂长叫工人又给扛出一袋补上了,并且道了歉。这时突然跑出一个大约有七八岁的男孩蹲下身撩起衣襟,一把一把地抓那土中的面粉。王贵州看在眼里深感奇怪。他转回厂长办公室一问才知道,那捡面的男孩每天都在街上转,不是在煤灰堆上找没烧透的煤核儿,就是来这粮米加工厂院里捡拾地上的米粒,从来不惹是生非。王贵州想,现在还有过这种生活的人家,让人心疼,他想去打听个根由。于是,他赶紧走出来喊住那个男孩说:“你带我去你家看看”。那孩子一时间有些发懵。听王贵州自我介绍又看他穿着一身军装,就带他进了家门。原来,孩子的爸爸是朝鲜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召去当了担架队员,从朝鲜停战至今也无音讯。因没有类似的规定,也没有证据人是去哪儿了。当地政府没有给他家相应的待遇,所以才落到这种地步。炕上躺着生病的母亲,街上走着捡吃烧的孩子,叫王贵州心疼,同时也勾起了自己童年的往事。

王贵州原本有个圆满的家,他和阿爸耕种着山坡上的几亩梯田,阿妈在织布的同时,还饲养着一群白鹅,每天漂游在山下的清水河里。阿妈织出的粗布虽说不算是上等的,但足够一家人贴身度日了。阿爸阿妈省吃俭用积攒下仅有的钱足够给儿子接亲用了。没想到祸从天降,他和阿爸刚从田里回来,就被闯进来的一伙黑狗子抓住,捆上阿爸就要带走去修工事。阿妈追赶上去拽住不放,哭喊着求饶时被一枪托子打在头上再也没醒过来。阿爸红了眼,他一头撞在牵着他的那个人后背上,那人一个跟头栽倒,阿爸一抬脚又踢倒一个。那个被撞倒的人急眼了,爬起来向阿爸连开两枪,阿爸连声大喊:“贵仔快跑!”贵仔钻进树林里,眼看阿爸阿妈同时死去,心如刀绞,他疯了似的扑了上去,想和黑狗子拼命,又被一枪托打在头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昏昏沉沉地爬了起来,看着眼前的惨状欲哭无泪,仅有的几亩地也被山霸收走了,房子也被烧塌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才埋葬了双亲。他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走出山沟开始了流浪生涯。

从春到秋他受尽了人间之苦,不知走过多少村庄小镇,年复一年也不知尝了多少白眼之羞,尝过多少拳脚之痛。突然有一天早晨,王贵仔刚从小镇街巷墙跟角醒来,惊奇地发现街上正走着一支帽子上带红星的队伍,那些人边走边宣讲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话。王贵仔越听越觉得不像川军,也不是镇上那些抓人的人。他正站在道边上发愣,一个腰间别着短枪的人蹲下身问:“娃子,站这干啥子呢?”王贵仔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那人不敢说话。“别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军队。”贵仔曾经听人说过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今天真的见到了,他眼前一亮说:“我也跟你们去行吗?”那人一听笑着说:“你真敢吗?怕你半路后悔。”“我长大了,我不怕,也能跟上你们,我放过牛还会种地,能爬山给你们带路。”那人还是不答应,拍拍他的肩膀起身撵队伍去了。贵仔急了,他撒腿就追,拽住那人的衣角放声就哭,边哭边喊:“不收我就不让你走。”

平义章心软了,他拉着贵仔的手站下来等着军团长过来时请示。团长下马看着这个又瘦又小像个半大孩子的人,先是一愣,心想,这一定是个有来历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家有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们走?”这一连串的发问把王贵州给弄懵了。“别着急,一个一个地回答,”“我叫贵仔,姓王,阿爸阿妈都被黑狗子打死了,我在讨饭好几年了,有人说你们不欺负老百姓,是打那些川军和黑狗子的人,所以我要跟着你们。”团长一听,说:“你这么瘦能跟我们行军打仗吗?”贵仔马上回答说:“别光说我瘦,我看见了你们这些人中有好多人都比我瘦呢。”团长听他这么一说心想:这小家伙好像真有眼光呢。他笑了,回头对平义章说:“收下他吧,别再叫贵仔了,这里是贵州地界,就叫王贵州吧。”团长上马后回头对平义章大声说:“一切由你负责,带好他!”从此贵仔就被改名叫了王贵州,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现在王贵州回想起自己的过去,目睹这对母子的困境叫他一阵心酸,转身到外边搬下一袋面送到屋里说:“老乡,以后我还会给你家送吃的来,也找这地方政府部门为你们问个究竟。”那女人忙从炕上爬起来向王贵州磕头连声道谢。王贵州又赶着马车返回粮米加工厂,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袋面装上车走了。这桩事王贵州本想等政委和院长开会回来后再汇报,想请组织出头帮那母子俩讨个说法,没想到被人搞到这种地步,他被那个官僚主任给气病了,把旧伤也搞成了新痛,只好安心养着了。

 到了1954年初秋,医院的伤病员都被治疗得差不多了,伤病员中多数老战士开始复员还乡,有的干部也转业回原籍,由所在政府安排走上新的岗位。后防医院开始合并,我们医院还没痊愈的伤员,分别被送往安达的26和27后防医院,我们开始集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边学习边等待分配。关于王贵州关心着的那对母子的事再也没听他提起过,但是听有人说他有时还往那街巷里去。

一天吃过早饭后我开始整理政委书桌上的东西,准备搞卫生,政委从里屋出来叫住我,让我坐下来,我想可能是又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政委说:“军区来了调令,我近期要到沈阳报到,我想在离开前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是你的去留问题,另一件就是贵州,叫他转业恐怕他不想离开我,我现在心里还没个准主意,早就听说过贵州在城里救济过那对母子的事,这有没有文章可做?”

听政委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不是要分别了吗?但又一想难舍归难舍,问题总应该如实回答。我说:“关于王贵州的事,我认为应该像安置其他无家可归的残疾军人那样,送到荣军养老院去,他本人不舍离开您那是革命友谊,但他的年龄和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在部队了。至于城里的那对母子,我想王贵州是出于同情才去关心的,恐怕和他去留贴不上边。关于我,我想转业到岗位安定下来后就找机会报考上学深造,我想多学点为国家效力的本事,希望首长考虑我的愿望。”

听了我的述说,政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叫出他的妻子刘光问道:“你不是说贵州对城里的那个婆娘很挂念吗?”刘光听了后很认真地回答说:“老平啊,你早就应该派人到县里调查了解,帮助那对母子,不管贵州怎么想,她男人毕竟是为了保家卫国失踪的,担架队员也是去抗美援朝的人哪,我们就不好帮她们一下吗!”政委听刘光这么一说点了点头笑着说:“夫人言之有理。”

几天后有了好消息,经派人到有关单位了解,那女人的丈夫张林所在的担架队出国后,刚走过朝鲜平安北道就遭遇敌机扫射,毫无经验的一群担架队员像一群受惊的羔羊,不知道卧倒隐蔽而是慌忙逃窜,一群人没活几个,他们身上既无名签也没有什么证明身份的证件,所以无法向国内反馈信息。这是当年任县担架队大队长白子臣证明的,证明书上还盖着他所在单位,齐齐哈尔筑桥段的公章和白子臣本人及另外几个人的签名。

平政委拿到这份证明后亲自去了县政府,很顺利地解决了张林家的烈属待遇问题,并到张林家去看望他的妻子。刘光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贵州时,他两手拍着大腿连声喊好。刘主任把我叫出屋内后问我:“你能猜出点什么意思吗?”

这一问,倒是让我想起了老背锅平时对小孩子们的那股子喜爱劲。平时,只要我们这些年轻小兵和他开玩笑,叫他老背锅时,谁要是被他抓住就免不了被他那大胡茬子扎红了脸,有时好几天都过不去那种难受劲儿。我想,现在他真应该有个生儿育女过太平日子的家了。我就把这想法对刘光主任说了。她说:“我想到了,你还记得他在火车上哼唱的回家抱大娃娃的事吗?”“记得。”我说。

没过几天,政委问他:贵州,你是准备转业还是去荣军养老院呐?“我跟你去”他坚定地回答。政委已经预料到他会这么说,“这样吧,军区已经下令我去步校进修学习了,你去了怎么安置啊?还是去荣军疗养院,等身体好起来组织上会安排工作的。”老背锅一听,又急了。“首长啊,你看我这罗锅巴相的身子还有好的那一天吗?那就你说了算,叫我上哪我都服从!”这时刘光从屋里走过来了,她插嘴问:“转业留在本地行吗?”老背锅听了慢慢地地下了头后面带羞色,闭口不出声。刘光看了看我,又高兴地向政委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们三个人都为这位老战友感到高兴。。

医院的人前一批后一伙的快走光了。政委要走的前几天已经和当地的政府谈妥,把他的老部下王贵州留在本地在县城里,房舍和一切生活方面的事都安排得很周全。我本人的去向已经有了,被辽宁省新建的一座胸科医院选中,很快就要去报到了。眼看就要分手了,谁的心里都装着难以言表的愁楚。那天晚上刘光主任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拿出了一瓶白酒,坐在饭桌前的政委说话有些变音了,他举起酒杯又放下,停了一会又举起来慢腾腾地说:“刘光,我们敬这一老一小的两个战友一杯。”说完一饮而尽,眼圈就红了。老背锅和我同时站起身向两位领导敬礼,眼泪随之而下。那天我们都喝多了。

第二天上午,用政委的马车送老背锅到县里报道。当人们看着他从政委家里走出来,都大吃一惊。只见一位身穿崭新的朝鲜人民军军官服,脚蹬着锃亮的黑皮鞋迈着有力的步伐出来的王贵州,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人。一阵热烈地掌声把老贵州的脸给震得通红,就在他向人群转着圈行礼时,我被泪水模糊的目光里所看到的老贵州简直就是一个身板标直,精神抖擞的小伙子,他身上好像仍然背着那口闪亮的铜锅。于是,我大声喊:“老背锅,我也送你去!”“那就快上车吧,和我一起去。”政委像下战斗命令似的对我说。

到了县城,远远就听见欢快的锣鼓唢呐的声响,在为老背锅准备好的家门前,人们高喊欢迎口号,由县领导带头争先和他握手。

这时,一个男孩跑出来连声喊:“王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