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周年】王背锅
在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队伍里，老兵占了很大比重。老兵中有很多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纪在四五十岁的不在少数，他们被大家称之为“老胡子兵”。他们也都爱听这种称谓，认为那标志着资格老对革命有功。 但是，在“老胡子兵”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是极少数。除了首长和连排级的干部，几乎没有是长征过来的人。
我要说的这位“老胡子兵”确实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人，但大家谁也不叫他“老胡子兵”，而叫他“王背锅”。王背锅姓王，名贵州，五十来岁了。他的传奇故事很多，这要从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认识他说起。
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第078伤员转送站被迁移到盐州以南的一个山谷里，奉命和一支医疗大队合并，把日本侵朝时期的一座军营改作医院，代号叫0185医院。医院的房舍是清一色的砖瓦水泥结构，那些建筑物隐敞在参天大树间，靠着群山，面向一条清水河，两侧是平坦的砂石路，如果在和平年代完全可以当作疗养所用。医院的级别很高，院长、政委都是正师级，而且是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医院光医护人员就300多人，再加上行管干部、后勤和警卫人员这编制就更够庞大的了。但任务也非常繁重，每天不间断地把前线运下来的伤病员按病情轻重进行分类，较轻的留下来住院治疗，治愈后重返前线；重伤病员，经过抢救处置后马上送回国内“战伤医院”。1000多张床位只有300多医护人员，我们的工作每天“连轴转”不离岗。
一九五一年元旦刚过，一天傍晚，我接到命令，带两名卫生员护送30多名伤病员回国。在宣洲和盐州间一个小火车站有一列卫生列车在等着，装满伤病员后连夜往国内开。按规定，每次执行这样任务都要派一名行政干部带队全权负责。这次领导我们的是我们司务长王贵州。一看是他，我有点担心，王贵州已经五十来岁了，后背有点罗锅，是比我父亲都大的长辈人。这人，岁数大身体又不好，听我们指导员讲过，他来朝鲜前组织上就劝他转业被他拒绝了，还大发雷霆。没有办法了，只好汇报给王贵州最尊敬的人，也就是医院最高首长政委平义章，想看平政委有没有说服老顽固王贵州的办法。出发前的那天下午政委把他找到家里摆上了酒菜，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贵州啊，你捏着指头算一算，咱们队伍里营团以下的人还有谁像你这样走过长征路的吗？别再上前线拼命了，转业下地方吧，我保证找人给你安置一份好工作，你再寻个婆娘，生儿育女过安稳日子吧。”王贵州听到这推心置腹的话，心里热乎的，但脸上却是冷冰冰的。他憋了一会含着眼泪说：“连长”（长征时，平政委当时是王贵州的连长），您不转业我就不离开队伍！我也去抗美援朝，永远跟着您！平政委一听老朋友这样坚决也就让步了，像从前一样，每次做王贵州的思想工作都是心软嘴硬，平政委这次也同样严肃地说：“要是去了可别后悔呀！”王贵州立刻起身行礼说：“革命军人说话算数，说到做到，决没有后悔的事。”
我们把伤病员安置在两辆帆布棚罩着的汽车上，王贵州让我坐在驾驶楼里，他腾地一跳就坐在了车箱里和伤员一起盖上棉被，然后命令：“开车！”看他这灵利爽快劲真像个年轻的指挥官，他那罗锅的后背一点没影响他的行动。
朝鲜的冬天是冰天雪地的世界，那些雪山和蜿蜓的山谷都像是魔术师变出来的，把人耍得难以辨别东西南北。在交接完伤病员后返回时我们迷路了，一辆汽车误在山下的雪壳子里，打不着火也推不动。天刚一放亮就遭遇敌机轰炸，两台车全被炸毁，六个人中两死一伤。这时的王贵州非常镇静地指挥活着的人，给受伤的司机包扎止血，处置完后他大声命令对两个卫生员说：“你们俩抬伤员，小汤医生在前边引路，我押后阵，往前走！”
我们从早晨走到天黑也没走出那重重叠叠的群山。我们越走越懵，好不容易发现山脚下有一处被轰炸后残留的院落，院里有坍塌了一半的房舍。我请示说：“休息一会吧，太累了。”王贵州听了后警惕地用手指着通向那院里的一行脚印，向我打了个别说话的手势。他敏捷地一个箭步蹿到房门前，侧耳聆听后就向里边大声喊：“巴厘！（朝鲜语“快”的意思）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他话音刚落，房里的人就向外开了一枪。
这时，王贵州像只豹子似的一跃身就踢开门，侧身蹿进去和里边的人交起了手。我急忙扔掉药箱，冲进屋时，见他和一个人正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我捡起地上的手枪，一枪把子打在那个陌生人头上，王贵州立刻跃起身踩住那个人的脖子，踩得他直叫，边叫边求饶，他说他是中国志愿军。“先绑上！”王贵州命令我。然后叫把伤员抬进去。安顿好后，王贵州开始审问那个被绑着双手的人。那个人说：“我是汽车司机，车被敌机炸毁了，才躲在这等咱们队伍过来时我再跟着走。”“哪个军的？”王贵州问。“我是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我的驾驶证在上衣兜里。”王贵州验过那个人的证件后让我给他松了绑，那人千谢万谢地拿过他的背包，掏出一包压缩饼干和两盒肉罐头让我们吃。我刚要去接，王贵州命令那司机说：“你先吃！”看着那人大口吃了起来后，王贵州才让我们开始吃。
我吃着吃着感觉那饼干和以往吃到的饼干味道不一样，我就递给王贵州一块并使了个眼色，王贵州看到后脸上没有丝毫反应，反倒像安慰人似的对我们几个人说：“吃吧娃们，吃饱了走路有劲。”王贵州这话一点其他意思也听不出来。这时受伤的司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喂到嘴里的饼干也没咽下去，伤口渗的血已经洇透了绷带，情况很危急。王贵州向外看了一眼后对大家说：“天快亮了，我们准备出发！”那司机急忙说：“首长，这路我开车走过，我能带你们找到营地。”王贵州一听立刻说：“那好，你在前边走。”
于是，我们抬着伤员跟在那司机后面，王贵州像带队的的指挥官，手拎匣枪一直走在侧面。转过几道山坡后看见了通往营区的那条路，我心里立刻敞亮起来，心想：伤员很快就会被抬进手术室得到救治，我们也算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就在我正高兴的时候，那领路的司机撒腿就往路边的灌木丛里跑，还没跑多远，王贵州手中的枪就响了，那司机一个跟头跌倒在雪地上。“钓你个老猫（骂人话），早就看出，你不是个好东西了。”王贵州正骂着，那司机翻身举起了抢，我一个前冲就把王贵州扑倒躲过了子弹，王贵州灵活得像只山猫似的跃起，又是一枪，那司机一动不动了。王贵州又骂一句：“钓你老猫，送你走。”医院警卫连听到枪声后立马来接应我们。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问王贵州：“你是怎么发现他可疑的？”王贵州听了后抬起手刮了一下我鼻子说：“娃子，你递给我饼干还使眼神，为什么？你不也觉得不对劲吗？我为什么没向你表现什么，那是我们对付敌人的机巧。你这娃啊，光吃出饼干的味道不对就没看出那罐头盒子上都是洋文，那小子说话吐字每句都带着高丽味儿，看他的长相和所有行动哪有中国军人的样子，明明是韩国人，是南韩还是北韩的，反正不是个好玩艺，好人跑什么。你这娃，还需要好好的练呢。”
第二天听护理部主任说王贵州病了，还很重。我听了后深感愧疚，当时是他脱下棉大衣当担架抬那受伤的司机师傅，而我为啥没做到？结果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冻病了。那时候，人过四五十岁就算是老年人了，人们常说：“你看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和年轻人一样能干。”再说了，王贵州还有“老长征”，“老背锅”两大头衔呢，就更倍受关注了。不过“老背锅”这称号一般人不敢当他本人的面叫，他好急眼，我敢叫，是因为他喜欢我，经常逗我玩，叫我小娃儿。
他被安排住在特护病区。所谓特护病区，除了真正住重伤病员外，就是级别较高或者像王贵州这样老资格的人才能住上。特护病区主任刘光也是50来岁的老长征，是医院平政委的战友和妻子，她是经过白球恩医大进修深造过的全科医生。王贵州入院第二天，刘光主任就调整了对王贵州治疗的医护人员，把我和一名呼吸科老大夫安排到了王贵州住的单间病房。
三天三夜了，王贵州一直昏迷，滴水未进，直说胡话。下午刘光主任下班后没走，直接进到王贵州病房递给我一支特批消炎药——进口长效青霉素油说：“全院只有三支了，这是院长特批的，每次给老王注5万单位吧，一天一次就行，再静脉注射20毫升50%葡萄糖液。”刘光主任看着我做完这些后还没离开。我问：“主任，还有什么事吗？”“没事了，我想陪陪他。”说着就坐在了王贵州的床边上，然后抬起王贵州一只胳膊摸着脉搏。此时，我看她的脸上飘起阴云，自言自语地说：“心律也不齐。”我觉察出这不光是医生对患者的那种关怀，好像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站在她面前若有所思。她好像发现了我在想什么，轻轻地放下王贵州那只胳膊又为他掖了掖被子，轻声地说：“你不知道啊，我和贵州是在长征途中结下的生死之交，这关系胜过亲兄妹啊！”听刘主任这意味深长的话后，我的好奇心理油然而起。于是，我恭恭敬敬地恳求说：“主任能讲给我听听吗？”刘光主任指着墙根下的木凳说：“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说。”
刘主任若有所思的放轻语气说：“那是一九三五年七八月份，我们红三兵团进入松潘草地第四天，所有连队都断粮了，有八九个炊事员的‘火头军’已经饿到一半了，团首长命令所有活着的人扔掉多余物品，轻装跋涉过草地。可是，那个姓钱的炊事班长就是不舍得扔下那口大铜锅，王贵州也舍不得扔，两个人硬是抬着那大锅一步一步地跟着大伙往前挪动。连队的人坐下休息时他们就给大家烧水喝。还没走出大草地钱班长也牺牲了，王贵州跪在班长身边哭泣着骂道：“川军羔子们，我钓你老猫！”然后向钱班长磕头告别。他站起身解下腰间那条绳子绑在锅上，两只胳膊往绳套里一伸就背起大锅跟着队伍艰难地往前走。我们穿过了一片沼泽地后已经是第二早晨了，大伙发现背着锅的王贵州不见了。大家都很着急，连长带人回头去找，找了一大圈也不见他的人影，只好默认又牺牲一个战友。大家摘下帽子回头向来的方向行礼告别。
当天下午，听传令兵员回来说，军团长彭德怀那边也断粮三天了。我们停下脚步开始寻找能吃的野菜，但很快就采不到能充饥的植物了。团里派平义章带人去水泡子捞水藻，他们刚走进那片没腰身的沼泽地时，有人喊：“看水草里好像有个圆顶东西一拱一拱的！好像下边有人。”平义章立刻脱下外裤向那人指的方向蹚了过去，当他看出那圆东西下真的有人时自己也被陷住了。平义章很有智谋，他知道那沼泽地就是大水泡子上面积了一层枯枝朽叶，踏进去越挣扎就越往下沉得快，最后没过人头顶就完了。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解下腰带，让后边的人也全解下腰带连接起来拉着他，他一手拽着野草一手拉住绑锅的绳子大声喊：“别乱动，随着我的劲往这边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费了好大劲才把扣人的锅和人拉出来。被救出来的王贵州成了泥人，哎呦哎呦的直叫，等给他冲洗完了他扬脸一看，就认出了是一年以前在贵州那个小镇里收他入伍的平连长。”
听刘主任讲到这我明白了，插嘴说：“他是在贵州被收来的所以叫贵州对吗？那‘王背锅’这个绰号就是因为他一直身背大锅走完长征路得来的？”刘主任听了后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是啊，贵州被救出后经检查他的两根肋骨断了。几个军医进入草地不久就相继牺牲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卫生员，对他的治疗也只能在断裂的肋骨外贴几条胶布，减少肋骨的活动，同时给他服用一些接骨的草药。但严重的是他患的肺炎，把他烧得呼呼直喘，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刘主任说着又伸手摸了摸王贵州的脑门。“那还能跟着队伍往前走了吗？”我问刘主任。
“走啥呀，第二天夜间要出发时发现他不行了，听不到呼吸也摸不到脉搏，只好放弃了，像对其他牺牲的战友那样，捋些野草盖在尸体上就算埋葬了，把那口大锅扣在他身边后我们向他行礼告别。老平嘶哑着说：“贵州，就让这口大锅做墓碑永远陪伴你吧，我们走了。”
“处境越来越艰难了，脚下是难拔腿的野草泥塘，身后有敌人追击，天上是经常来盘旋的飞机，发现目标就轰炸，又断粮断水，眼看着自己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求生无门啊！”说到这，刘主任的两眼流出了泪水，我的心也像被人用手往外抓似的疼。我起身给刘主任倒了一杯水递给她，又摸了摸王贵州的头觉得他开始退烧了。我没告诉刘主任，还想听她往下讲王贵州以后怎么又活了的事，于是我问：“主任，那你们可怎么办啊？”
“眼看着战友一个个饿倒，军团长彭德怀急了，那天早晨他从草地上爬起身大声命令：“警卫连长，把团里所有的骡马全部杀掉救人！”饲养员老张一听就急忙跪下替那些牲口求生说：“团长啊，它们都是跟着你南征北战立过战功的啊，要杀就杀我，吃我的肉也别吃它们啊！”他边喊边跃身搂住彭德怀那头大黑骡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那头骡子好像听懂了什么，侧过头用憨态的双眼默默地看着它的主人。彭德怀的眼圈也红了，他放下举起下命令的手，低下头一动不动的站着，过了一会又转过身背向那些骡马大声命令：“开枪吧！”下完命令后就疾步离开了。六头牲口的皮肉救了全团人的命。彭德怀连一口肉汤都没喝，他和警卫员们一起找点能吃的野菜，抖搂出干粮袋里粘着的青颗粒填到肚子里，带领队伍坚持着往前走。”“那王贵州怎么样了！”我问刘主任。
刘主任痛苦的脸色露出了些笑容，她说：“这个贵州啊，神了。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那片草地的第三天，毛主席他们一行人马也进入了松潘大草地，他们队伍里多数是年轻的女兵，其还中有年近60岁的红军教授徐特立，他手拄拐杖跟在他那头小毛驴后边往前走。那头毛驴本来是分配给他骑的，但徐老看见几个年小的学生体弱，就把他们的行李放在了驴背上，他和年轻人一起走着过草地。他们正艰难地往前走，听到旁边有人喊。“有情况”，徐老命令大家停住脚步，又命令警卫员去察看。当警卫人员把一个泥人拉起来时，那人边用双手往下抹脸上的泥水边喘着粗气一句一字地说：“首长，我是掉队的战士，是红三军团的一个炊事员叫王贵州。”徐老上前问明了情况，又看他像个泥人似的样子，就叫人把他抬到水泡子边上洗了个澡。王贵州被洗得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直打哆嗦。徐老对旁边的人说：“把驴背上的东西撤下一些，让他骑上去。”老贵州看着这位老人让自己骑驴深受感动，他颤着声音说：“首长，我不用骑驴就能跟上你们。”徐老看着王贵州这坚强的样子心想：真是个硬汉子啊！徐老笑着说：“那好吧，我柱棍你背锅，这也是队伍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徐老说着就举起手中的拐杖向前一指说：“前进！”
“在我们和徐老的队伍会合时，有个眼快的小战士喊：“看哪，王背锅活了！”“混蛋，王背锅是你叫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平骂人。听到这我更感到不解。问刘光主任说：“他本来就是身上扣着锅，叫他王背锅有错吗？”刘主任笑了，她说：“你不懂那边的习俗，‘背锅’就是背过，背过错，所以老平不爱听被人这样叫他的战友是‘背锅’。”
听刘光主任讲完老长征王贵州背锅的故事，我从心里更加尊敬这位老同志，真是一心为革命的好兵。看他被病痛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不是个滋味，默默地为他祝福，心里喊着：老背锅，快好起来吧！
第三天，我给老背锅每天只注射5万单位的长效青霉素油起作用了。当王贵州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激动地冲着刘光主任叫了一声“妹子”时，刘主任脸上立即展露出开心的微笑，这又让我莫名其妙。
三天以后，护士长告诉我说有事叫我到连部去。我敲门进屋后，看到了平政委正在和连长面对面坐着，有说有笑的。我向他们敬礼后，立正站在他俩面前。一向满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的连长云霜，今天对我是笑容可掬。他指着墙根下的方木凳说：“坐吧！”我很拘谨地坐下后心里还是直打闪，不知道有什么事会摊到我头上，但看到云连长的表情后又感到矛盾。我正纳着闷，政委先说话了：“听说你这小子像猴子一样机灵，愿不愿意跟我去？”我不知道叫我跟他去干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劲来，云连长就接上话茬说：“政委的警卫员小申昨天接到调令，前线需要他回侦察连去，另有任用。政委要你去接替小申。”一听这话我被吓得机灵一下子，心想人家小申是老侦察员了，我哪能代替得了呢？给首长当警卫员那责任可重大着呢，搞不好是要出事的。“听警卫连长说你经常去他们那里摆弄枪，喜爱得很，到我那给你一把德国造手枪，随便摆弄，尽快练好枪法，那是警卫战士的基本功。”政委边说边看我的反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站起身行军礼，回答一声：“是！”
早就听说平政委是湖南人，已经50多岁，他和刘光主任是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结婚的，现在还没有孩子，赴朝作战前就已经要让他转业了，因为爱人刘光是军医，加上政委淮海战役时就被分配到医院做领导，他对管理医院有着非凡的能力，所以军区的领导同意他的请求，赴朝参战，还做老本行——医院政治委员。当他的警卫员不光是收发信件传达命令，更重要的是保卫他的人身安全。有了空闲时间才允许去警卫连，练保卫工作的基本功夫或者在办公室看书学习。他家里有好多书像个小书店。听刘光主任说政委出身书香门第，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这让我兴奋不已。时间长了我就试探着向他请教唐诗宋词中一些难懂的句子，他发现我对古典文学有痴迷般的爱好后非常高兴，一有时间就考我。他说出某首诗的上句，让我对下句，这让我像又回到了童年时祖父教我诗词时的境界。慢慢地，我对他产生了更亲密的情感。
春天又来了，医院前的河畔上绿草如茵，金达莱花映红了重重起伏的山峦。随着中朝军队不断向南推进，敌机的骚扰也少多了。但在夜间有时还有升上天空的信号弹，医院曾被夜袭的敌机俯冲扫射，就是附近升起的信号弹指引的。幸亏有参天大树遮掩才没遭受大的损失。警卫连曾多次夜查暗巡也没发现敌情。
一天傍晚，王贵州来找我说：“好娃子，今天夜里跟我一起抓特务去。”“得了吧，你腰都弯了还老天巴地的抓特务呢，我看连河里那王八都抓不住。”听我这样说他立刻严肃起来，伸手使劲敌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然后命令道：“把手枪压满子弹，十点钟在后山下那条小毛道边上等我，这事别对政委说。”他说完后转身就走，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 “不去明天饶不了你。”
月黑头的夜晚，静得神秘秘的，除了偶尔听到几声蚂蚱叫以外什么动静都没有。猫在湿漉漉的灌木丛里，一伸手打蚊子那叶子上的露水珠洒落在身上，没多大功夫上衣就湿透了，全身凉飕飕的。抬头往上看，除了满天眨眼的星星外，啥亮点也看不到，让人感觉是在没人的世界里。我们连续在这样的他方等了五个夜晚，啥也没等出来。第六天晚上王贵州又来叫我，我说: “愿意喂蚊子你自己去，我不去了。”他又严肃起来说: “不去不行!”我说：“你要再逼我，我就报告政委去。”他听说我要报告政委，马上改口商量: “好娃子，最后一次，再抓不到明天绝不找你了。”
看他那亲密劲，我像在父亲身边似的，就又跟他到那个地方埋伏起来。快到午夜了，还是没有目标出现，我又寂寞又困，实在无聊，想了想后和他商量：“哎，老背锅，讲讲长征的故事呗。”其实我真想听的是他凭什么叫人家刘主任妹子。他寻思了一会说: “讲啥子哩，我那点事谁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啊，讲给我一个人听嘛。”“你说讲啥呢？”他问我。“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呀！”“生啥子气呢，问吧。”“我问你，那天你是不是发烧发糊涂了，一睁眼就喊妹子?” “这是秘密不能泄露。”“不说我就回去睡觉了。”我说着就起身假装想走。他一把拉住我说: “你这猴娃子,别光听，眼睛盯着上边。”于是，他就放低声音意味深长地讲起来了。
他说: “那是队伍进入松潘草地的前几天，一天傍晚刚要过那条黑水河，刘光她们卫生班的一匹马突然撒起了野，一个蹶子就把刘光踢落到河里去了，卫生连三个女娃子吓得直喊叫。这时我们连赶到了，我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一看，水里有个人只露出一只手一蹿一蹿地顺着水流漂去。我立即甩掉上衣跳进河里，凭着我从小练就的水性就把那个女娃子救出来了。她被急救过来以后，也不知怎么回事，睁着眼睛看着我张口就喊了一声大哥。”“哎呀，是遇见你妹妹了吧？”我惊奇地说。“胡说呢，我王贵州是独苗子哪来的妹子。”“那你答应了吗？”“我一开始懵了没敢答应，人家一个年轻女子咱昨好当人家哥呢。”可是，在场的人都劝说: “快应一声！”我只好哎了一声。就这样捡了个妹子。黑永河的水有毒，我腿上划破了一点皮就化浓了，没几天就鼓成个大包，卫生班的消炎药都掉进河里飘走了，我腿上的包也变白了。刘光知道后来找我，她让我咬住衣襟，把刀用火燎了一会后就动手割开那脓包，割开后就用嘴使劲往出吮脓，吮干净后撒上一把草药就包扎上了。你说，这像不像亲妹子?”听到这儿我真的被感动了，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我说: “亲妹子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样。“他也有些激动了，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平政委和刘主任是同乡又是同学又是一起入伍的。他以前一有时间就来看刘光，遇见过几次后刘光把我向他做了介绍。到延安后他两成了夫妻，从那以后两口子都叫我哥了，我一想这事不对呀，人家两人都比我大不说，就说平义章是大首长，对一个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的人，让人叫咱哥咱也担当不住啊！有一次我们三个人见面时我就说：不能再叫哥了，我会损寿呢!政委听了后看着刘主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刘主任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看你官大了，人家见外了，感情也变了。我告诉你贵州，哥就是哥什么时候也变不了!”政委听主任这么一说哈哈大笑起来，紧接着就给了我一拳，把我弄个趔趄。他说: “我听夫人的，哥永远是哥，革命的哥弟情、哥妹情、情上加情嘛。”从此，我就成了离不开政委和主任的哥哥了。
听老背锅讲到这，我插嘴说：“哎呀，真牛啊！”我说完这话后还想往下问。这时他猛地捂住我的嘴小声说: “你听，有情况!”他话音一落，我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声音逐渐加大。“注意天上！”老背锅说。他正说着,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就向天上升起了绿色信号弹。飞行速度极快的B29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了两圈被密集的高射炮火驱走了。我急忙起身想往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冲过去。被老背锅一把拽住了。“别动，看他自己走出来。”我很着急，心想：那敌人还会自己送到咱面前？可又不敢再说话，屏住气等着，越等越着急，这不是放虎归山吗！我在想。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群山和眼前都恢复了平静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灌木叶子沙拉沙拉地响声。老背锅紧紧地按着我，趴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瞬间发现有个人猫着腰从山坡上鬼鬼祟祟地走了下来，在我们不远处拐了个弯后，回头看了看没人跟踪，又站住脚向四周看了一会儿，就大摇大罢地进了路边上那座小房。
“原来是他!”老背锅说。这人我也知道，我们到他家走访过好几次了，那男的是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家里就夫妻两个人，如果他不是残疾早就应该入伍了，今天怎么突然好了，真他妈怪事。听我骂了一句后老背锅说: “娃子，在对敌斗争中他妈的怪事还多着呢。走，拿他去！”我们悄悄地摸到他家窗下以后，只听到几句高丽话后灯就熄灭了。老背锅说：“利索点，我按住后你就给他上绑，注意他手中的枪。”老背锅一个腾空跳起就踢开了那扇草门，“别动，动就打死你！”还没等那家伙反应过来，老背锅就把他脖子踩在了脚下。身边那女人刚往枕下伸手拿枪，被我一把夺了过来。把两人制服后都绑起来，我用绳牵着他俩往前走，老背锅手拎匣枪走在一旁，一直把他俩押着走进医院警卫连连部。走出警卫连后老背锅冷不丁地又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娃子，怎么样，我说抓特务就能抓着，你这娃啊，学着点吧！”我既高兴又佩服这位老革命的智谋和胆量，平时看他是罗锅巴相的，可是关键时刻那身手真像猿猴一样敏捷。我心里佩服嘴上却不说，只是满不在乎地说：“那还不是哪个特务无能才显得你是英雄好汉。”我说完这话后怕他在刮鼻子，撒腿就跑，他站在后边高兴地说：“臭娃子。”
第三天，医院召开大会，表彰我和老背锅抓住了潜伏已久的韩国特务，并宣布向上级给我们请功。原来被我们擒获的是南朝鲜派过来探取我方后勤情报的特工。前几天医院被敌机夜袭就是他发的信号，从他的住处搜查到好多三八线以北地区的资料，还有一部发报机。从此，医院的夜空再也没有发现信号弹升起过。
在走出表彰会场的路上，我问王贵州：“哎，老背锅，你这身体真像背个锅似的，怎么抓起人来腿脚还这么利索？特务连的人都不如你能耐，你哪来的本事？”老背锅这回认真起来了，他满脸严肃地说：“臭娃子，告诉你吧，我从小讨饭时就跟把式头学过功夫，参军后经常偷时间背着人练，你以为我光能背锅呢，我的武艺多着呢。”他边说边来个“旱地拔葱”做了个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一个“小开门”，腿踢在平肩的手心上。“怎么样？”我一看这架势很怕他有闪失，再把肋骨闪断了，急忙阻拦说：“我的祖宗，服了服了,快停下吧！”这时，赶来围观的人中有的喊：“再来两招！”老背锅嘿嘿一笑说：“见笑了，就这点把戏，再没了。”说完扬长而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好像是那口锅给他的一身动力。从此，我和老背锅的关系越来越好，两天不见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医院四周的群山间突然响起激烈地枪炮声，那响声不像战斗时那样时有时无的，而是密集地响个不停，就连附近的高射炮阵地也是连续向天上开火。人们正在惊愕,不多时就传来了停战协议签字生效的消息。听到这爆炸性的喜讯，人们呼拉一下子跑到外面欢呼跳跃起来。轻伤员们敲打起脸盆和饭盆，大家同声唱起：“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由几个朝鲜姑娘牵头大家围着篝火舞蹈狂欢起来，一直欢乐到深夜，食堂还为大家准备了夜宵。
人们正陶醉在喜悦中，不到七天就传来命令，放弃医院所有设备，立即乘专列回国。专列火车内全都是卧铺，让人心情越加畅快。国内从朝战开始就迅速地筹建了上百座“后防医院”，那些医院都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完成了大量的收治任务。
接纳我们的是设在黑龙江省依安县城外的35后防医院，该医院前身是日本侵华时的一座大军营，清一色的红砖墙马口铁房盖的房子，四周有护营壕和铁丝网围着，1000多张床位的医院有较完备的医疗设施。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这座医院已经收治了近万名伤病员。为了接纳我们，35后防医院又在县城内利用大马车店扩建了五个连，新设300多张病床。
战争结束了，但治愈那些伤病员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所有的人去留问题还没被提及。但所有归国的志愿军部队番号被全部取消，我们医院划给了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改叫35后防医院。因为地处县城西面，原来又是军营，所以早就被当地人叫作西大营医院。当地政府对医院的关照非常周到，经常派慰问团带着慰问品来看望伤病员，还组织街道妇女带着洗衣盆、搓衣板深入到病房为伤员洗衣缝补被，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医院设五个大食堂，其中一个是工作人员食堂，被称作普通灶。普通灶与病号灶的伙食经费标准是大有区别的，病号灶按人头拨款每人每天三万元，而职工灶每人每天是五千元。不论是哪个灶，比起在国外战场，那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差异了，高粱米粥、炒面的主食再想吃也吃不到了。回国后，医院的工作轻闲多了，每天按部就班，心情轻松了不知多少倍。对于老背锅王贵州，领导没再给他安排任何任务，让他轻闲地养养身体。这下把他惹火了，他和总务科长吵上了，指着那科长的鼻子喊：“你这羔子，看老子不中用了，夺我的工作权利。”科长被他吵怕了，只好说: “这是上级的安排。”“哪个上级，我找他去。”科长看他这么较真，只好实说了: “是平政委指示的！”第二天，老背锅去给那科长道歉说: “都怪我不了解情况乱扔手榴弹，伤着你了。”说完就给他行了个军礼。那科长笑了。忙说: “老长征啊，是我没把工作做到家，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对不起，首长通知我了，让你去管理职工食堂，行政、财经、采购大权全交给你，这回过瘾了吧？”两个人握手言和了。从此，老背锅就起早贪黑地赶着配给他那辆小马车忙活起来了。
医院离县城足有七公里远，五百多人的粮菜供给还有生活用品的采购任务，老背锅一天要赶着马车往返两三趟。看着老背锅每天摇着鞭子，赶着那两匹马拉的胶轮车忙个不停的欢势劲，老同志们就逗他: “老长征，赶着马车还唱着家乡小曲，这是去接婆娘吧，别忘了请我们行喝喜酒啊！”老背锅听了后扬起鞭子甩出清脆地响声后回应说: “是喽，谁娶婆娘我都给接。然后对他那匹马喊一声：‘驾’！”扬鞭而去，嘴里还唱着人们似懂非懂的小曲。
此情此景，让我回想起了在回国火车上发生的那一幕……
火车启动后不久，人行都兴奋起来，脸上都像开着鲜花般的灿烂，欢声笑语盈满车厢。和我对面坐着的老背锅比谁都欢喜，他向外望着掠过眼帘的田野山川，悠然地哼起了家乡调小曲: “俺回国,俺有家，有国才有家，有家有婆娘，给俺生出个胖娃娃......”他身边的护土长听了后微笑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都心领神会。我当时也知道这老背锅活过半辈子了，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真应该有个家了。可我只是这样想，没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可刘光主任受不了了，她站起就往车厢门口走，边走边用手擦拭着眼睛。我和护士长都看在眼里酸上心头，互相对视着。面向窗外的老背锅毫无觉察，仍然迷恋着车外的风景，开心地哼着小曲。我虽然年纪还小，但也知道这爱国情、恋乡情、战友情此时都融入人性的博爱之中。
医院在归国安定下来后，不断有痊愈的人出院，只有少数年轻的归队，多数老兵复员回乡，医院的担子日益减轻。一些轻伤员吃饱饭没事干就去县城里闲游逛，尽管县城里唯一的电影院每次换新片子，都先到医院放映首场进行慰问，但还是满足不了那些拄着拐杖、用绷带挎着胳膊的人的好奇心。电影院、说书馆、二人转戏园子每天都被这些人占得满满的，根本卖不出票。更严重的是有些“大炮欢迎过来的老兵油子”经常怪话不断，说什么：“毛主席真英明，又要胜利又爱兵，我是最可爱的人，被枪打个眼，比皇上小不点.......”还有个别的人，大摇大摆地到从妓院遣散出来后，又重操旧业的女人家里干那种事，造成很坏的影响。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还有人乘机造谣说王贵州也干了“那种事”。那时候正赶上部队准备整编，大量裁减老兵接纳新生力量，政委和院长都到军区开会，家里的领导权交给了政治处主任。
政治处主任只听了个别人的传言，也没经调查了解，也没找老贵州本人谈话核实，突然召开全院军人“斗争大会”，当他说王贵州利用白面作嫖资嫖娼时，全场的人都愣住了。起初，王贵州好像没听清这是说他似的。当身边的人又对他重复了一遍后，他一个高跳了起来，那脸都气紫了，脖筋鼓得老高。他跳上台一脚踢翻了主席桌，把政治处主任砸了个脸朝天。“我钓你老猫，你看见我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了吗？拿证据来！”“对！要证据！”下边的人都相信王贵州老实巴交的不会去干那种下贱事，跟着齐声喊起来了。那主任爬起来一看这架势，捂着被砸伤的腿赶忙宣布散会。可是王贵州被气倒在台上了，被抬到病房一躺就是三天三夜没起来，不但咳嗽不止，原来断裂的肋骨也闪开了一根，经过手术后给他安排了特护。他还是不断地念叨着：“我没做那伤天害理的事。”
政委和院长回来后，经党委研究派人去调查了解，事情的原委是：有一次一个工人为王贵州往车上装面粉，一不小心跌倒把一个面袋摔破，洒落在地上一些面粉。面粉洒落在土地上收起来也没用了，厂长叫工人又给扛出一袋补上了，并且道了歉。这时突然跑出一个大约有七八岁的男孩蹲下身撩起衣襟，一把一把地抓那土中的面粉。王贵州看在眼里深感奇怪。他转回厂长办公室一问才知道，那捡面的男孩每天都在街上转，不是在煤灰堆上找没烧透的煤核儿，就是来这粮米加工厂院里捡拾地上的米粒，从来不惹是生非。王贵州想，现在还有过这种生活的人家，让人心疼，他想去打听个根由。于是，他赶紧走出来喊住那个男孩说：“你带我去你家看看”。那孩子一时间有些发懵。听王贵州自我介绍又看他穿着一身军装，就带他进了家门。原来，孩子的爸爸是朝鲜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召去当了担架队员，从朝鲜停战至今也无音讯。因没有类似的规定，也没有证据人是去哪儿了。当地政府没有给他家相应的待遇，所以才落到这种地步。炕上躺着生病的母亲，街上走着捡吃烧的孩子，叫王贵州心疼，同时也勾起了自己童年的往事。
王贵州原本有个圆满的家，他和阿爸耕种着山坡上的几亩梯田，阿妈在织布的同时，还饲养着一群白鹅，每天漂游在山下的清水河里。阿妈织出的粗布虽说不算是上等的，但足够一家人贴身度日了。阿爸阿妈省吃俭用积攒下仅有的钱足够给儿子接亲用了。没想到祸从天降，他和阿爸刚从田里回来，就被闯进来的一伙黑狗子抓住，捆上阿爸就要带走去修工事。阿妈追赶上去拽住不放，哭喊着求饶时被一枪托子打在头上再也没醒过来。阿爸红了眼，他一头撞在牵着他的那个人后背上，那人一个跟头栽倒，阿爸一抬脚又踢倒一个。那个被撞倒的人急眼了，爬起来向阿爸连开两枪，阿爸连声大喊：“贵仔快跑！”贵仔钻进树林里，眼看阿爸阿妈同时死去，心如刀绞，他疯了似的扑了上去，想和黑狗子拼命，又被一枪托打在头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昏昏沉沉地爬了起来，看着眼前的惨状欲哭无泪，仅有的几亩地也被山霸收走了，房子也被烧塌了。在邻居们的帮助下才埋葬了双亲。他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走出山沟开始了流浪生涯。
从春到秋他受尽了人间之苦，不知走过多少村庄小镇，年复一年也不知尝了多少白眼之羞，尝过多少拳脚之痛。突然有一天早晨，王贵仔刚从小镇街巷墙跟角醒来，惊奇地发现街上正走着一支帽子上带红星的队伍，那些人边走边宣讲打倒军阀，打倒蒋介石，为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话。王贵仔越听越觉得不像川军，也不是镇上那些抓人的人。他正站在道边上发愣，一个腰间别着短枪的人蹲下身问：“娃子，站这干啥子呢？”王贵仔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那人不敢说话。“别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军队。”贵仔曾经听人说过有这样的一支队伍，今天真的见到了，他眼前一亮说：“我也跟你们去行吗？”那人一听笑着说：“你真敢吗？怕你半路后悔。”“我长大了，我不怕，也能跟上你们，我放过牛还会种地，能爬山给你们带路。”那人还是不答应，拍拍他的肩膀起身撵队伍去了。贵仔急了，他撒腿就追，拽住那人的衣角放声就哭，边哭边喊：“不收我就不让你走。”
平义章心软了，他拉着贵仔的手站下来等着军团长过来时请示。团长下马看着这个又瘦又小像个半大孩子的人，先是一愣，心想，这一定是个有来历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家有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们走？”这一连串的发问把王贵州给弄懵了。“别着急，一个一个地回答，”“我叫贵仔，姓王，阿爸阿妈都被黑狗子打死了，我在讨饭好几年了，有人说你们不欺负老百姓，是打那些川军和黑狗子的人，所以我要跟着你们。”团长一听，说：“你这么瘦能跟我们行军打仗吗？”贵仔马上回答说：“别光说我瘦，我看见了你们这些人中有好多人都比我瘦呢。”团长听他这么一说心想：这小家伙好像真有眼光呢。他笑了，回头对平义章说：“收下他吧，别再叫贵仔了，这里是贵州地界，就叫王贵州吧。”团长上马后回头对平义章大声说：“一切由你负责，带好他！”从此贵仔就被改名叫了王贵州，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现在王贵州回想起自己的过去，目睹这对母子的困境叫他一阵心酸，转身到外边搬下一袋面送到屋里说：“老乡，以后我还会给你家送吃的来，也找这地方政府部门为你们问个究竟。”那女人忙从炕上爬起来向王贵州磕头连声道谢。王贵州又赶着马车返回粮米加工厂，用自己的钱买了一袋面装上车走了。这桩事王贵州本想等政委和院长开会回来后再汇报，想请组织出头帮那母子俩讨个说法，没想到被人搞到这种地步，他被那个官僚主任给气病了，把旧伤也搞成了新痛，只好安心养着了。
到了1954年初秋，医院的伤病员都被治疗得差不多了，伤病员中多数老战士开始复员还乡，有的干部也转业回原籍，由所在政府安排走上新的岗位。后防医院开始合并，我们医院还没痊愈的伤员，分别被送往安达的26和27后防医院，我们开始集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边学习边等待分配。关于王贵州关心着的那对母子的事再也没听他提起过，但是听有人说他有时还往那街巷里去。
一天吃过早饭后我开始整理政委书桌上的东西，准备搞卫生，政委从里屋出来叫住我，让我坐下来，我想可能是又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政委说：“军区来了调令，我近期要到沈阳报到，我想在离开前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是你的去留问题，另一件就是贵州，叫他转业恐怕他不想离开我，我现在心里还没个准主意，早就听说过贵州在城里救济过那对母子的事，这有没有文章可做？”
听政委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不是要分别了吗？但又一想难舍归难舍，问题总应该如实回答。我说：“关于王贵州的事，我认为应该像安置其他无家可归的残疾军人那样，送到荣军养老院去，他本人不舍离开您那是革命友谊，但他的年龄和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留在部队了。至于城里的那对母子，我想王贵州是出于同情才去关心的，恐怕和他去留贴不上边。关于我，我想转业到岗位安定下来后就找机会报考上学深造，我想多学点为国家效力的本事，希望首长考虑我的愿望。”
听了我的述说，政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叫出他的妻子刘光问道：“你不是说贵州对城里的那个婆娘很挂念吗？”刘光听了后很认真地回答说：“老平啊，你早就应该派人到县里调查了解，帮助那对母子，不管贵州怎么想，她男人毕竟是为了保家卫国失踪的，担架队员也是去抗美援朝的人哪，我们就不好帮她们一下吗！”政委听刘光这么一说点了点头笑着说：“夫人言之有理。”
几天后有了好消息，经派人到有关单位了解，那女人的丈夫张林所在的担架队出国后，刚走过朝鲜平安北道就遭遇敌机扫射，毫无经验的一群担架队员像一群受惊的羔羊，不知道卧倒隐蔽而是慌忙逃窜，一群人没活几个，他们身上既无名签也没有什么证明身份的证件，所以无法向国内反馈信息。这是当年任县担架队大队长白子臣证明的，证明书上还盖着他所在单位，齐齐哈尔筑桥段的公章和白子臣本人及另外几个人的签名。
平政委拿到这份证明后亲自去了县政府，很顺利地解决了张林家的烈属待遇问题，并到张林家去看望他的妻子。刘光主任把这个消息告诉贵州时，他两手拍着大腿连声喊好。刘主任把我叫出屋内后问我：“你能猜出点什么意思吗？”
这一问，倒是让我想起了老背锅平时对小孩子们的那股子喜爱劲。平时，只要我们这些年轻小兵和他开玩笑，叫他老背锅时，谁要是被他抓住就免不了被他那大胡茬子扎红了脸，有时好几天都过不去那种难受劲儿。我想，现在他真应该有个生儿育女过太平日子的家了。我就把这想法对刘光主任说了。她说：“我想到了，你还记得他在火车上哼唱的回家抱大娃娃的事吗？”“记得。”我说。
没过几天，政委问他：贵州，你是准备转业还是去荣军养老院呐？“我跟你去”他坚定地回答。政委已经预料到他会这么说，“这样吧，军区已经下令我去步校进修学习了，你去了怎么安置啊？还是去荣军疗养院，等身体好起来组织上会安排工作的。”老背锅一听，又急了。“首长啊，你看我这罗锅巴相的身子还有好的那一天吗？那就你说了算，叫我上哪我都服从！”这时刘光从屋里走过来了，她插嘴问：“转业留在本地行吗？”老背锅听了慢慢地地下了头后面带羞色，闭口不出声。刘光看了看我，又高兴地向政委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们三个人都为这位老战友感到高兴。。
医院的人前一批后一伙的快走光了。政委要走的前几天已经和当地的政府谈妥，把他的老部下王贵州留在本地在县城里，房舍和一切生活方面的事都安排得很周全。我本人的去向已经有了，被辽宁省新建的一座胸科医院选中，很快就要去报到了。眼看就要分手了，谁的心里都装着难以言表的愁楚。那天晚上刘光主任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吃的饭菜，拿出了一瓶白酒，坐在饭桌前的政委说话有些变音了，他举起酒杯又放下，停了一会又举起来慢腾腾地说：“刘光，我们敬这一老一小的两个战友一杯。”说完一饮而尽，眼圈就红了。老背锅和我同时站起身向两位领导敬礼，眼泪随之而下。那天我们都喝多了。
第二天上午，用政委的马车送老背锅到县里报道。当人们看着他从政委家里走出来，都大吃一惊。只见一位身穿崭新的朝鲜人民军军官服，脚蹬着锃亮的黑皮鞋迈着有力的步伐出来的王贵州，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人。一阵热烈地掌声把老贵州的脸给震得通红，就在他向人群转着圈行礼时，我被泪水模糊的目光里所看到的老贵州简直就是一个身板标直，精神抖擞的小伙子，他身上好像仍然背着那口闪亮的铜锅。于是，我大声喊：“老背锅，我也送你去！”“那就快上车吧，和我一起去。”政委像下战斗命令似的对我说。
到了县城，远远就听见欢快的锣鼓唢呐的声响，在为老背锅准备好的家门前，人们高喊欢迎口号，由县领导带头争先和他握手。
这时，一个男孩跑出来连声喊：“王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