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旗下成长
我是1962年4月30日，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尔滨师范大学)大三读书时向系党支部交出第一份人党申请书，于1972年12月30日被松花江地区水利局(当时称水电局)党委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回顾我争取入党经历的长达十年的坎坷历程和当年那种悲喜交加、苦辣酸甜的滋味，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十年不懈追求
我读大学的四年里，正值国家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时称三年困难时期)、苏联“老大哥”与中国反目成仇分裂“共运”、美帝国主义及其各国反动势力仇华排华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危难关头。我由于所学专业(历史系)的关系，通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和少奇同志的“两论”(《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其党史、共产国际史等书籍，对党的组织、宗旨有了深刻的了解，逐渐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我坚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下定决心做一名共产党员，誓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奋斗一生。遂向系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给党组织的信》(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并在班级墙报上先后贴出了《青年人的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而作》和《谈志》两篇短文，在同学中公开表明了热爱党、相信党、自愿加入党的理想和渴望。我炽烈的人党愿望，得到了党组织的理解和信任，系党支部书记刘全礼，班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杨家新(转业军官、调干生)多次找我谈心，把我列为党的积极分子、重点培养和发展对象。我是学生班长，自然事事走在前头，“吃苦在前”已成为习惯。深得系领导和同学们的信赖和拥戴，年年都被评为院、系的“三好学生”。可是，那些年大学里不发展党员，直至毕业，我也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
1963年7 月大学毕业时，为实践自己“把文化带到农村”“献身党的教育事业”的夙愿，我志愿到当年别人不愿意去的偏僻贫困的延寿县，直到1970年11月组织调我到松花江地区的七年半时间里，我的入党道路由峰顶滑到谷底，是我最悲愤、痛苦的岁月。
我在延寿工作的前半段，由中学到文教科，又到宣传部，连晋三级。期间，被组织派出业务进修三次(省政治教师培训班1个月、黑龙江日报社通讯干事培训班1个月、省委党校新闻班6个月)、接受“社教”革命大熔炉锤炼二回(
在本县参加面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4个月，在鸡东县省委党校“社教”点实习锻炼4个月)，这是我得到组织信任和重视的黄金时期，为了感谢党给我的锻炼、提高的机会，我把婚期一推再推，相恋四年后双方都已大龄才结婚的。可是，这段时间机关不发展党员、在“社教”点，我虽然表现优秀但因为是临时“见习”队员，只被评为“五好队员”，没被吸收入党。
“文革”开始以后，我原以为可以接受革命洗礼、早日加入党。可又被背上“黑五类”门婿(准岳父是二中校长、被打成黑帮)和“臭老九”两顶大帽子，连连被排斥。起初，宣传部的同志绝大多数人都负责抓革命、指导小五界运动，只有我和一位当过小学校长的老同志被安排抓生产，下乡蹲点包队;参加战斗队后，又被响当当的造反派们打成了“保皇派”;再后来我主办“抗大”展览馆，没参加“造反”和游斗“黑县委”，又被造反团队说成是“逃避运动”、躲进“避风港”等等。1967年5月，延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我是经过五次民选都达满票进到政治部宣传组的，但仅一年多，又被以“学灵宝、精简机构”之名，第一个宣布精减充实基层的。后来我才知道，因在之前我在机关整风小组会上说了几句县革委机关存在官僚、轻浮作风的话和支持四位青年干部给县革委会领导提建议的大字报之故。因而也埋下了我在延寿丧失入党机会的隐患。
1968年4月，我被精简下放到柳河公社(现延河镇)做宣传干部。我很快也把家迁去，铁了心要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争取早日入党。在柳河三年，我常年在新发大队蹲点包队，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百家饭”、住大队部，虽然距家只有8华里路，几次孩子病重都没能回去看望。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上。我与县宣传组的同志一起，在新发大队培植建立起一支“红五员”(宣传员、报道员、读报员、板报员、辅导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伍，把农村学毛著和文化宣传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延寿不论归牡丹江地区还是后来归松花江地区管，都召开现场会广泛推广新发的经验。省、地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也反复报道，很快在全省推开。我也体验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为农村建设服务大有作为的香甜、快乐滋味，萌生了在基层扎根，为建设新农村奉献终生的理念。可是，“臭老九”的大帽子压得我喘不上气。平时，经常遭到个别领导和干部找茬讥讽、奚落;整党“吐故纳新”时，三次都把我拒之门外。1970年7月，成立公社党委讨论我入党时，县委工作组听信个别人不实之词，定我“抓业务多，抓中心工作不够”、“扎根农村思想不够牢”和“知识分子还没有劳动化”三条缺点，不同意我人党和进党委班子，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是现从外公社选调来的。让我仍然做宣传干部，协助宣委工作。当时，我带队参加“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回来后听到这三条上纲上线的意见，真是气炸了肺。明显有人是在借入党之机整我泄“私愤”。人党是我的理想，但不是目的。我入党是为了更好的为民谋利、造福社会。我心里坦荡，对之嗤之以鼻，照样高高兴兴地工作着。到地区几年后，我在组织部工作时，负责调我的干部科长对我说，他跑延寿好几次才把我调来的。掐指一算，地区调我在前，公社成立党委在后，证实了确实是有人故意整我。
1970年11月15日，我被调到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先在《松花江报》经济组任编辑兼记者。1971年7月，因缺少资金报社停刊，我被分配到地区水利局做秘书。报社停刊干部分配时，地委宣传部正缺编，因我不是党员没缘如愿。
在“学大寨”火线上入党
1971年8月，我刚调到松花江地区水利局，当年秋，局领导就派我跟随李忠文副局长和水利技术干部田喜良，到地委树立的全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之一的阿城县大岭公社(当时地委书记的点)蹲点包社，调查、解决该社兴建的“小红旗渠”--丰收渠不能蓄水灌田的症结，让水渠早日发挥作用。
我们与公社主管农业的副书记马文义、水利站长尹福奎一起，先沿水渠从头到尾行走20余华里细致地踏察一遍，又找部分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分析多次，查找到水渠不蓄水的原因:一是用做筑堤的土质中含砂石碎粒多、干渠严重渗水;二是上游的几条小溪水流量小、水渠吃不饱;三是干渠西高东低，水顶不上去。
第二年春，我们从水源源头起，对岭东8个生产大队30余个自然屯进行了详细勘测踏察、多次召开“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座谈、研讨，并调查了近二十年内的旱、涝情况，历经二个余月的穿草地、走泥塘，勘测调研，终于得出结论:丰收渠没有复修的价值、不能再劳民伤财了;岭西大队“千亩农田”干旱渴水，只能靠就地打井、抽水灌溉。岭东八个大队则适宜截沟筑堤、修建塘坝，引水灌溉或自流浇灌。我们夜以继日地重新绘制出一幅《大岭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治理规划蓝图》并写出了万余字的调查报告。既为公社解决了学大寨大搞水利建设方面的“难题”又向地委交上了满意的“答卷”，受到了地委书记及其他地委、行署领导的表扬。
历时一年的蹲点包社实践，我学到了不少水利知识、勘察本领和群众工作经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这期间我还随领导或个人单独到全区11个县的重点水利工程调查和编辑局《水利简报》等。我的工作得到局党委和党员干部的肯定和好评。经李忠文介绍、水利局党委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开始了在党组织的温暖怀抱里茁壮成长。
1972年12月30日，我入党宣誓仪式上，全局 30余名党员、干部参加，十分隆重。局党委书记王希太当众宣讲了我在大岭蹲点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并表扬我是“与工农相结合的好干部”。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经过漫长的十年的不懈努力和追求，终于实现了我的入党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