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
黎以宁（1920年——2006年）原名刘廷昌，出生于贵州遵义一个书香世家。1939年秋天，受革命思想影响，黎以宁放弃贵阳气象所的公职，毅然投奔革命圣城延安，遂改名黎以宁。“黎”是其母亲的姓，也可以理解为黎民百姓；“以宁”出自《诗经》“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句，取意为参加革命，使天下百姓得以安宁。经过在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学习，黎以宁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在经历边区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日本投降、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转战陕北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大事件后，黎以宁确立了他毕生践行的延安思想作风，同时也淬炼成为一名坚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国解放后，黎以宁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处处长、中国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甘肃省冶金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甘肃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经计建委联合办公室主任等职。上世纪1970年代以后，历任陕西铜川矿务局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陕西省燃化工业局副局长、石油化学工业局副局长（主持全面工作）、渭南地委副书记及陕西省外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等职。黎以宁一生坚守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节操，光明磊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他以自己一生的追求与奋斗见证了一代共产党人只讲牺牲与奉献，不图私利和个人享受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观。本文以录为主，标题均采用黎以宁晚年创作的诗句，回顾历史，再现黎以宁慷慨人生路中的几个片断，赓续延安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一、二十方向明，誓摧三座山
1941年4月间，黎以宁在延安“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科工作，厅长由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兼任。
这时候，边区大力发展合作事业。新华社发表了莫艾介绍南区合作社的文章。延安柳林区刘建章创办的南区合作社用入股的资金，全方位地为社员消费、生产、医药卫生和金融信用服务，并且每年有赢利给社员分红，成为农村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枢纽，在群众中极有威信。我们的任务是大力宣传并在各县推广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发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合作社，要求已成立的新社办好各种业务，并且定期分红，增加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下到延安、安塞、延长等地检查合作社的业务，发现有搞得好的就写通讯在报纸上介绍宣传。当时办得比较好的有延安乌阳区、安塞西河口等一大批新办的合作社，除了一般的消费合作社之外，又发展了一大批信用、医疗卫生、纺织等专门及综合业务的合作社。为了进一步发展合作事业，43年边区召开了全边区工作会议，事先准备了好几个月。会前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主持大会筹备，亲自起草了大会总结报告。毛主席亲临并发表了论合作化的讲演，会上还奖励了一大批办得好的合作社和合作工作的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举办了展览，介绍全边区合作社的各种统计数字。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来，要把这些数据带回重庆发表，我们接连忙了两个晚上制成好几十张表格送去。周副主席亲自查得十分仔细，若有表与表相互间的差错和矛盾，第二天都被退回来加以更正。
为了帮助各合作社管好财务，我和吴锡琪负责办了两期合作社会计人员训练班，抽调各合作社会计参加。一期二三十人。吴锡琪住在班里，负责组织、生活等事宜，除请厅的会计去讲业务课外，我每周去几次了解情况和宣讲全边区合作社的发展状况。
有的合作社离国民党管辖区很近，去那里要经过边区的边境。1944年开边区生产劳模大会，厅里派我去关中地区检查了解情况。只我一个人，没带牲口，自己背着行李走。事前从未去过关中，约好和新正县委书记同行。由鄜县到张村驿，翻了两座大山，一天走九十里。第二天从张村驿到双柳树，离敌占区很近，在山上绕来绕去，又走了九十里。一过双柳树，那位县委书记沿禾河往西去了。我一个人要向南翻山去马栏。这一带离敌人非常近，且常有人来骚扰。当时正值冬天，雨雪纷纷，我赤脚穿草鞋在雪地上走，衣服和背包全都淋湿了。山上树木茂盛，没有行人，我又冻又饿，既急且怕，一口气走了五六十里，天黑才到离马栏三十里的转角。幸好没有遇到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在边区最艰苦的一次行军。我到马栏后向当时的专员张鹏说明来意和工作要求，休息两天又到离边境很近的赤水（淳化）县检查工作。
赤水县政府驻地马家山离马栏一百里。从马栏向南上山，完全在山上绕大弯，绕来绕去，九十里到石门关。第二天下山二十多里，好不容易到马家山。这里已是平原地区，离敌很近。检查工作完后，从那里回延安，一则回头路熟了，再则县委任书记奉调回延安当保安处处长同行，就顺利多了。
在边区劳模生产大会上，同时举办了生产成绩展览。照例中央领导洛甫（张闻天）、蔡畅等同来指导工作。外国女记者斯特朗访问延安，和美军观察住在一起，我去给她谈了半天，介绍边区合作社情况。
1947年中央小河会议之后，林伯渠回来给科、局长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我们在行军转移中，并没有放弃对群众生产的领导工作。我去白庙岔以北十来里地的一个村子检查、了解工作，在那里住了四、五个晚上。事完回来，机关正整装待发。因突然转移，没来得及通知我。我们刚到后山，就听见机关枪响。事后想起来真是危险，如果我迟回来一步，恐怕就成了敌人的俘虏。我们向西、向北又走了一夜，天上下着小雨，背包被淋湿又晾干。进入小理河川，过了石弯，又走了两天才在马蹄沟住下。
马蹄沟是一个较大的镇子，产盐。我们在这里住了三个来月。不久，胡宗南左路之敌36师从陇东、志丹向小理河川扑来，机关连夜转移，过绥德，到义合，政府机关住薛家渠，西北局机关住在隔河的薛家坪。老乡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的房东是弟兄两个，每天出去生产，把大门钥匙都交给我们保管。这时，农业科长霍仲升调新区凤翔县当县长，穆为和彭尔宁参加随军工作队，副厅长惠中全任财委副主任，与工合局同行，厅里的日常事务由我一人包揽。我抽时间去义合区政府了解生产、妇纺等工作。区上的同志怀疑我是敌军的探子，一面与我敷衍应付，一面暗中叫来到区上帮助工作的习仲勋爱人齐心来认人。一见是我，大家都哈哈大笑，免除误会。
在义合住不多久，敌军又从清涧追来，我们连夜向北向东转移。经吴堡的辛家沟，岔上东渡黄河，过碛口，住在碛口以东十五里的侯家圪台。惠中权随西北财委机关住在林家坪。
二、高山仰云汉，绸缪为国忙
在陕甘宁边区，黎以宁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同志是在1944年。那时习仲勋同志是绥德地委书记，在边区干部中很有威望。1949年初，为迎接西安解放，组织上调黎以宁到西北局城工部工作，他接近并受教于习仲勋同志的机会逐渐多起来。在他的印象中，习仲勋书记对党和人民的忠贞，高超的领导才能，恢弘的政治家气度，执行政策的严肃性与灵活性，以及他在西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中，特别在民族团结和统战工作中所取得的业绩，无一不令人景仰，而他那热情开朗，平易近人，对己严对人宽，善于将心比心，走群众路线的作风，更像火一样感动人，使人从内心里对他产生爱戴之情。
西安解放后，原先兼管西北局城工部的曹力如秘书长留在延安任陕北专署主任，一进城又调往新疆，城工部由习仲勋书记直接领导。城工部人很少，分为两摊，宗群负责搞民族宗教工作，另一摊办公室和统战、敌军工作由我一揽子负责。凡事都是由习仲勋书记亲自向我布置，然后我们几个人去办。当时主要工作是联系、访问民主人士，挨家拜访有名的人士如张凤翙、陈伯廉、寇瑕、杨子廉等人，不光是爱国民主人士，即使曾经有过劣迹的人如李虎臣也在访问之列，目的在于安抚团结他们。在工作中，我们发现仲勋同志对各方人士的思想情况了解得细致、透彻，使人惊叹。
西安解放后春节，西北局第一次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统战、民主人士。仲勋同志要我筹备，而仲勋同志也亲自抓并抓得很细，不但邀请名单，连菜肴、席次座位都过问，亲自一一敲定。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确定名单和进行组织筹备工作。接着，非正式地让我筹组交际处，并协助筹备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派江平、孟海到西八路的筹备处，我随时去了解情况回来向习仲勋书记汇报。这一时期，在敌军工作方面，曾派党员齐应凯三次去做杂牌军敌十七师师长的工作，也派人去成都做董钊的工作。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原西北局秘书处长蔡子伟调去作农业部副部长，我调办公厅代替蔡的工作。而城工部也改名为统战部，由汪锋任部长，调蒙定军为统战部秘书长。
西北局办公厅有秘书、机要、行政三个处，都由副秘书长武开章直接领导。我的伙伴，副处长何凤洲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年纪比我大，写一手好字。处下面有文书科、秘书科信访室、档案室等。书记的秘书员在行政上也归秘书处管。我的任务是每天分批全部收到的文件，我批签后送交各部委办理。书记的文件，由我亲自送去。还有一个主要任务是负责西北局常委会的安排、通知和记录工作。每星期西北局定期开常委会一次。事先习书记交待意图，我草拟议题，然后印发通知。开会时一般都由我作记录，重要会议另加两名速记员作记录。正式记录由我审定后连通知名单一并存档。我还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处理。一般的信件，信访室经我签字后处理，重要的来信我向书记汇报请示后处理，并代书记草拟回信签发。
当时，西北局的文件和书记作报告的稿子，大都由书记的大秘书陈熙和研究室主任黄植他们草拟，而属于文书处理、信访方面和部分问题的总结、报告等则由我草拟。例如，中央曾要求每个县委书记必须定期向中央写工作报告。这个工作，当然是秘书处分内的事情。秘书处按汇集报中央并写总结报告。“三反”“五反”，凡开汇报会我都参加，记录和整理，并需要定期总结报告。
在西北局几年工作，和习仲勋同志直接接触最多，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对人非常热情，又没有架子，见到认识的人都是一脸笑容，主动打招呼。每天晚饭后，他几乎天天和我连同秘书处的一两个同志一起，在和平门城墙上散步，说 家常，讲他小时候参加革命的事情，讲他领导的两当兵变，讲他十七岁被杨虎城逮捕时，如何利用军法官讲孝道的机会获释。他豁达大度，最会做知识界、文化人、民主人士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工作。西北地区，历史上总是多事之区。解放之初，发生西海固、甘南、青海项谦等多次动乱事件。在习仲勋同志主持下，均不是以武力压服，主要依靠做政治、团结工作，因而得以顺利圆满解决。
“三反”、“五反”中，仲勋同志定期召开大区各单位汇报大会。一再强调严格执行政策，正确区分违法户和半守法户、贪污和浪费的界限。既要心中有数，把本单位运动搞深搞透，又不能事前主观制定打“老虎”数字。违法户和“老虎”可定可不定者，宁可不定。计算赃款，必须实事求是，可算可不算者，宁可不算。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正确开展，没有出现偏差。这期间，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畜牧部给西北局一个报告，是副部长张忠写的关于检举正部长民主人士霍子乐“吸大烟”的材料。我送文件时，特别给他提到这分文件。他似乎知道我的心情，因霍是我的岳父，马上笑着说道：“他们胡说哩，这事我知道，你不要有顾虑”。习仲勋很谦虚。有一次，信访室收到一封从甘肃平凉地委一个叫陈平的秘书写来的信，说他非常敬仰习仲勋同志，经常保存和研究习书记的报告、文章，向他表示敬意。习仲勋要我回信说他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的教导，他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望那个人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并鼓励和表扬这个同志的学习精神。
三、剥离战鼓连天响，爆破雷声动地摇
建国初，甘肃白银厂铜矿建设是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4年9月，经原重工业部批准，在兰州正式成立“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任命石林、田园、黎以宁为公司副经理，调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黄罗斌为经理。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及白银铜矿矿体的埋藏情况，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决定矿山开发采取大爆破的方案。1954年底，白银公司基本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开始。1956年2月矿山爆破队陆续进入矿山工作。根据设计方案，露天矿全部爆破分三期进行：第一期3月2日开始工程准备，到7月19日完成；第二期爆破，7月下旬开始工程准备，到11月5日完成；第三期爆破量最大，是白银公司发展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爆破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规模松动爆破抛掷新技术，总装药量为9374吨，药室11933立方米。这次爆破于同年12月31日完成。“白银一爆出新天。”如今，甘肃省白银市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铜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基地，但人们不会忘记发生在新中国建设史上那雄壮的一幕，那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大爆炸，更是中国西部开发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笔。
黎以宁是白银大爆破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然，他也是参与白银开发最初的一名筹划者和奋斗者。
1956年白银露天矿剥离大爆破是我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空前的人工大爆破。其工程量之浩大，地质状况之复杂，机械程度之简陋，工期之紧迫，气候环境之恶劣，物质生活条件之艰苦，都是国内外罕见的。但是凭着一股建设热情，广大职工艰苦奋战，单靠风钻和手推车，仅仅二百二十来天就按期完成任务。挖掘巷道、峒室各一两万方，共装炸药两万吨，三声炮响，将大小十来个山头炸平。数以千计的石方被粉碎，数以百万方的岩石被抛掷到矿场以外。
为了进行露天矿剥离大爆破，冶金部从全国有色金属厂抽调干部和工人，组成矿山工程队。张恒为队长，吴莘夫为副队长。因张吴二人不团结，公司决定由我兼任队长，张吴二人为副队长，以便加强领导。
山上没有房子，最初工人们住在黄河边的金沟口，每天上下班要走一两个小时，连带加班作业得在十个小时以上。后来有了帐篷，盛夏隆冬都住在简陋的单帐篷里。山上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热气熏蒸，早晚则寒风刺骨，蔬菜供应困难，喝的是黄河里拉来的泥浑水，生活十分艰苦。为了发挥工人的积极性，我每天一早上山，深夜回来，班前进行动员，班后检查进度，带着技术人员，进巷道峒室进行质量安全检查。紧张时就不回家，干脆跟工人们一起在山上住单帐篷。
工地老君庙地区有数百年的挖矿历史。到处是前人挖过的采空区。岩石疏松，流沙很多，稍有不慎即塌方冒顶。峒室全靠圆木、钢轨支撑，较大的峒室里面，钢轨圆木如林。就这样，还出过两次冒顶死人的事故。第一次是在第一期火焰山五号药室，不断掉沙土，上面悬着一米多长的大石块，不好处理。专家组长同意进施工峒察看，经施工科长睦群再三考虑，提出用小药包炸碎解决。不料石块下来，随即引起大冒顶，将一个工人埋在里面。第二次，是在三期馒头山最大的二号药室，药都装了一大半，半夜十二点多钟，突然大塌方，又把一个工人埋在里面。峒里装的尽是TNT和岩石炸药，钢轨、圆木密密麻麻，就是找不着工人的尸体。装药也成为问题，我和技术人员在炸药上爬来爬去，钢笔也丢在里面。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只得用吹风机从露出来的一个小洞口慢慢将炸药吹装进去，然后爆破。这两次事故，我都非常危险。第一次我刚出来就塌方了，第二次原预定那时和专家组一起去这个峒室里拍电影，幸好改时间没有前去。否则可能正好也被埋在里面了。
石方工程完成后，就开始装炸药，这是整个工程中最为紧张的阶段。一两天时间，需要将两万吨炸药用百来辆汽车从二十里外的临时药库运过来，肩扛车推，把炸药装进药室，然后埋上雷管，铺线路，再将所有巷道用石渣充填起来。山上，白天黑夜汽车轰鸣，搬运繁忙，公司职工一齐上阵，人们顾不上到食堂吃饭，一律将夜餐免费送到工地现场。
装炸药不但紧张，而且非常危险，担心出事故。在运输装卸过程中，TNT遍地都是，汽车在上面跑，不时擦出沙沙的火花，令人十分担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请来部队一个营现场防护。不仅工地军队站岗，矿山周围也巡逻放哨。也许是心理作用，那些天每夜均有人报告说天空有照明弹出现，我几乎接连几晚没有睡觉。
装药完毕，接线检查更是恐惧可怕。按照苏联专家的要求，和预先试验的铺线路、接线程序，所有药室都必须“三保险”，分三次连接。接完以后，所有人员一律退出，在矿区内和一二十里以外都不能有人，而且所有用电的机器都不能使用，必须将电闸合上，不许用电。只由专家组长和我带一个负责的技术人员进现场逐一进行检查。不时偶尔发现有电流通过，使人大吃一惊。幸好非常微弱，是地下传电自然有的现象。这时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更增加了寂然恐惧的气氛，叫人一生难忘。
起爆这一天，北京、省里来了不少客人在十里以外设观望台瞭望参观。我和专家组长、工程队第一副队长，以及主要技术人员则在较近的山头发令拉开电闸。
起爆时，只见各山头摇身一晃，像馒头一般膨胀起来，然后浓烟大起，伴随着火光，石块四处喷射，然后才听见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咆哮而来，固定的针头在烟熏的磁碟上划了一个约两公分大的圆圈。爆炸在当地造成六级左右的地震波，远在几十里以外的郝家川都感觉到震动。当时，根据天空的烟尘和地震波的纪录，美国人曾猜测中国是不是搞了核爆炸。现在想来，有许多迹象也会使我们得出同样的猜测。
第二次爆破，十几个苏联专家中有一个年纪大约五十岁的女专家，她专门负责凤凰山北面第十号药室的埋管接线工作，不许别人参加。起爆时一定要等指挥台和莫斯科接通电话。这次起爆，和一、三期都不同的是出现独特的蘑菇云，而且浓烟特别大，像老虎爪子一样滚滚扑向指挥台。专家组长顿时面目发黑，两眼直瞪，一把将我拉住跑下山来。只叫赶快走，二话不说，爬上汽车，加大马力，疾驶回到郝家川，这才松了一口气。以经验丰富的专家组长的见识，为何唯独这一次如此紧张，看来必定是有原因的。
在整个大爆破施工期间，我一心全扑在完成爆破任务上，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睡过一夜好觉，提心吊胆怕出意外，奋战240昼夜，终于胜利完成任务。直到第三炮顺利打响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在回郝家川的路上，想起前前后后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不知是高兴还是伤感，不禁流下眼泪。回到郝家川，才知道济政生女儿，已经在一星期前去兰州住医院了。我这才想起老婆、小孩，觉得对不住他们。公司的庆功宴也来不及吃，直奔兰州小西湖陆军医院，去看望她们。
参加和主持大爆破工程，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光荣，也是最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觉得一个人只要为国家人民办好一件事情，也就不枉此生了。作为白银公司的一把手，黄罗斌在争取外援，创造条件解决困难，以至于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大爆破工程方面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但得光明遍宇内，那将私欲挂心中
从1969年初到1970年，陕西乃至全国用煤日趋紧张。1969年4月，兰州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抓紧三线建设，随时准备打仗”的指示，在兰州召开陕、甘、宁、青四省(区)三线建设座谈会。国家计委、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国务院16个部、委、办派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对陕西的煤炭工业提出的要求是：以渭北“黑腰带”为中心，除充分发掘现有煤矿潜力和大力开展节约用煤外，建议加快黄陵等矿区建设。同时积极建设一批小煤窑， 以满足“四五”用煤需要。1969 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共陕西省委和燃化部领导时提出；陕西煤炭工业在1970年至1972年的三年，要实现年净增原媒生产能力1000万吨。1969年冬天，同原西北局领导宋平、马真等一齐走出学习班的黎以宁来到铜川，担任铜川矿务局第一副主任，主管煤炭生产和煤田基本建设。
他肩上的担子确实很重。一方面，当时陕西煤炭的产量主要集中在铜川煤矿，不仅要保证高产量，而且要抓好矿井的接续建设；而另一方面，虽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业已成立，但要全面落实周恩来总理对陕西稳定形势，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促进联合，抓好生产的军管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就在黎以宁到铜川工作之前，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陕西的霍士廉等领导干部说：“你们不能陷到任何一派那里去，陷到那里，不好工作。”
铜川煤矿是陕西省当时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有大小矿井十二个，年产煤炭二三百万吨。矿务局和铜川市均由省直接管辖。文化大革命中成立军管会统管矿务局和铜川市。二十一军的团长胡明环为矿务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兼铜川市军管会主任。我去做矿务局的第一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实际上，胡主要抓军管会工作，矿务局的工作全是我具体管。
煤炭是陕西工业、民用动力的主要能源，经常供应不足，所以几乎每个月都要突击生产。为了增加煤炭产量，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下矿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创高产，不但要求出煤多，掘进也得同时跟上，并且随时进行表扬奖励。每逢过年过节，总不能在家休息，都要到井下慰问在班的工人。井下地质情况复杂，机械化程度非常低，时时刻刻都担心出安全事故。为了保证安全，我亲自下到井下坑道，到掌子面去检查。有的矿，爬巷道相当危险困难，如王家河煤矿、桃园煤矿，爬巷道极为艰苦，不但巷道低，要弯着腰走，低的地方，还得趴着走。井下很多地方有水，上上下下爬木梯，又陡又滑。军管会主任胡明环也偶尔下井。他比我年轻得多，身体很棒，但据他自己说，一到井下爬梯子，他的腿就发抖。
当时，正值文革中，为了搞好生产，我用大力气，在群众中动员，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克服派性，求团结，共同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对两派的头头都一视同仁，让他们参加各矿的领导工作。所以，我在铜川工作的四年，矿务局的生产年年增产，超计划，从过去年年亏本转为年年盈利。到1972年，盈利达1200余万元。那时，厂矿里不敢搞物质奖励，搞奖励和福利都是修正主义。我们在铜川实行了物质奖励，抓了改善和搞好职工食堂的工作，提高工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颇有成效。
铜川矿务局还领导一个基建工程公司，下面有五个基建工程处，每个工程处都具有独立建设矿井的能力。那几年，我们在东区建成了东坡煤矿，在金华山建成一个斜井，在耀县北区开始建设年产一百五十万吨的陈家山大型煤矿，在黄陵矿区着手建设黄陵平峒。搞煤矿工作，比工厂艰苦得多。记得有一次全省商业部门在铜川召开肉禽蛋会议，组织到会人员下矿井参观。参观后，到会人员很受感动，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肉禽蛋该谁吃呢？首先应该给煤炭工人吃，他们工作太苦了。
林彪叛逃事件后，邓小平一度复出，着手对铁路和重点企业进行整顿。军宣队逐渐撤离，胡明环调走，原西北局工交主任张铁民调铜川当市委书记兼矿务局党委书记，我则上调省燃料化学工业局，管全省的煤炭和化工企业。
黎以宁在铜川矿区工作了四年（1970年——1973年8月）。四年中，铜川矿务局和铜川基建指挥部（1973年5月改为铜川煤炭基本建设公司，业务由省燃化局领导）的生产和建设局面可谓全面开花，热潮汹涌。人们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一心一意搞生产搞建设的岁月，更是一个凭借落后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创造纪录的岁月。1970年铜川矿务局煤炭产量384万吨，1971年452万吨，1972年521万吨，1973年全局产量更是达到612万吨。相较于1969年的302万吨，煤炭产量整整翻了一番。这些被开采出来的渭北石炭二叠纪的煤炭源源不断地送往遍布全省的电厂、钢铁厂、工业锅炉、建材厂和千万普通居民家中，有力地支撑起陕西经济社会的脊梁。陕西的煤矿职工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和嘱托。让我们再回眸当年那些载于史册难以忘怀的业绩和艰辛：
下石节煤矿、陈家山煤矿开始动工兴建，东坡煤矿简易投产，改扩建焦坪煤矿；鸭口至东坡煤矿铁路专用线建成通车，梅家坪至七里镇铁路支线开工建设，启动陈家山平峒、陈家山铁路专用线“一点一线”基建大会战；王石凹煤矿首次达到年设计生产能力120万吨，并被评为1973年陕西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
1970年3月，铜川矿区以北的黄陇侏罗纪煤田北部焦坪矿区的山川荒原上，依然是冰封雪飘、春寒料峭。一支由近 8千人组成的煤矿基建大军，兵分10几路，浩浩荡荡向这里开来，在各座矿井工地安营下寨。他们的劳动号子、隆隆的机器声和开山的爆破声，惊醒了这片沉睡已久的祖国大好河山。他们的住处十分简陋，有支顺口溜说:“荆笆泥巴房，下雨水汪汪;床下长野草，门外跑黄羊。家属来探亲，床单当隔墙;心中有把火，为国建煤矿!”这一时期的施工困难重重，复杂地质条件和各种困难像是在考验广大干部职工战天斗地的激情。
那些年的《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常刊登有关铜川矿务局生产建设会战的新闻。
至今在黎以宁家中，还留存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1970年黎以宁在铜川矿务局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镜头。他双手撑在讲台上，满面春风，充满自信和迎难而上的乐观精神。主席台上的其他干部，或颔首或仰视，显然被眼前这个政策水平高，有能力更有干劲的局领导所鼓动和激励，而黎以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尽可能地团结矿区干部群众，一心一意抓生产，搞建设……
在黎以宁时期，不能不说，铜川矿务局和铜川煤炭基本建公司都走的是一条企业上升之路。
五、俯仰无悔得其乐，万里云霞心地宽
互联网上有这样一段话，发表在2006年3月的《解放军报》上：无意间看到一篇题为《西望长安》的千字短文，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这篇短文饱蘸激情地讲述了1938年奔赴延安的老革命黎以宁的几件事。当作者见到八十五六岁、已生命垂危的黎老时，老人“异常高兴”地道出了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你知道吗？我是癌症的晚期。好在我的信仰并未生癌，所以我很乐观。我一生无悔，选择马克思主义作安身立命之所。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奔流中发展。发展，则意味着鲜活；鲜活，则意味着灵魂不老。”这篇文章的标题叫“人的信仰不能有‘癌变’”。这让人想起黎以宁最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时的见闻：
一到延安，最早见到的是一些俏皮、活泼的勤务员、红小鬼，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讲话都是一大套，谁都不敢惹，又十分可爱。在这里，所有人都过着供给制、基本上一致的生活。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真正把人当“人”看，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大家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为抗战，为国家，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学习和工作。这里没有贪污，没有腐化，没有人与人之间互相欺凌，尔虞我诈。这和国民党地区的贪污腐化，抽大烟，娶小老婆，欺压老百姓等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完全不觉得生活艰苦，而是觉得高尚、自豪和愉快。
历史可以见证，黎以宁66年的革命生涯是一代共产党人对延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在这条连绵不绝的红色征途上，虽然时不时的要面对来自错误思潮干扰下发展艰难困顿的局面，但自始至终，这一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却是自励奋进，光明磊落，以人民和国家为重。他们难得的品质在于，坚守信仰和操守，实事求是，一心为公，迎难而上，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这才有了黎以宁一生中对人对事“俯仰无悔得其乐，万里云霞天地宽”的人生大格局。
黄土田
2022年6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