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伪统治最黑暗的1940年冬月，我出生在珠河县（今尚志市）马延乡红星屯贫苦农家。我刚满周岁时，母亲患急症猝死在除夕夜，父亲是“肺痨”，只身不保。长我七岁的大姐带着年幼的二姐和我，先后“接棒式”地寄养在姥姥、大姨和伯父家。

       在我六七岁以后，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姨家居住的一面坡镇迎来了新曙光，我这个苦命的孤儿也获得了新生。

       1945年“八一五”光复。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前苏联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我亲眼目睹了战败的日本家属被遣送回国时的惨状和我们的政府及市民周济她们的友好场景。1946年坡镇开展“土地改革”时，工作队给我们姐三个公正了名分，给我们单立了户口、划为贫农成份，我是梁家唯一的男丁，当上了户主。就是在这时，工作队长姜科长教我学唱《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歌的。1948年2月八岁时，我入“尚志二完”校读书，195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象征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高唱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我特别地欢乐和幸福。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商连友老师带领下，我和同学们一起走向社会，参加了镇政府组织开展的各项社会政治活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小学生与全镇人民一起举彩旗提花灯，游行庆祝三天三夜；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镇政府组织开展的“拥军支前”、扩建野战医院救治志愿军伤病员和防空袭防细菌战战备演习活动中，我们都积极向前。我们手擎小彩旗，高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国佬”的口号，沿街宣传，配合街委干部给新兵戴大红花，给军属送“光荣军属”牌匾，到医院慰问负伤归来的“最可爱的人”。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为扩建野战医院，我们在寒冷的冬腊月、冒着刺骨的寒风，两次搬迁校舍。最后把学校迁到了南山坡大庙里上课（2012年，我写过《两次搬迁学校、支援抗美援朝》的文章，多家报刊刊用）。1951年5月5日深夜，一面坡镇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杀人案。县、镇组织警民联合围剿，罪犯张立叶面对警民“天罗地网”，自杀绝命（我写了《一桩不该发生的惨案》刊在《哈尔滨党史研究》）。从孩童时起，“共产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好”就在我心中打下了烙印，党和毛主席的恩德铭记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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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6月5日。扛活出身、“土改”翻身后生活好转的伯父，赶着老牛花轱辘车，把我们姐仨接到镇郊小山村西安屯他家抚养，直到1956年初中毕业。这六年，我亲历了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过程，目睹了翻身后的农民欢乐而艰辛耕耘劳作的劲头、踊跃交公粮卖爱国粮的热情和积极走集体化道路的精神。我高兴各个农家生活日益改善，也珍惜农民叔伯“汗滴禾下土”的劳苦，内心萌生“一定要改变农村落后的现状”的念头。

       1953—1959年，我回到一面坡镇读初中和高中期间，在学校党团组织和老师们的亲切教育下，在国民经济腾飞发展的大好形势的感召下，在中外革命英烈光辉事迹的激励下，我的思想大步提升，对党和毛主席的敬爱感情逐日深化。1956年4月30日，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青年团（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读书的学校名叫尚志中学，是以抗日英雄赵尚志名字命名的、全县唯一一所中学），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入中学第一天，就受到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的英雄事迹教育。初、高中的六年里，课余时我读了数十位抗东北抗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前苏联卫国战争等时期的革命英烈故事。如赵一曼、杨靖宇、刘胡兰、王孝和、江竹君、吴运铎及保尔·柯察金等等。这大批共产党员英烈的光辉事迹和伟大形象，一直鼓舞与激励我向上。学习英烈忠于信仰、忠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在我心中深深扎根。

      我读高中时学校贯彻党和 国家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大炼钢铁、支农支工和植树造林劳动、教学改革和“劳卫制”健身运动等。我听从党组织和学校的号召，积极热情投入。在思想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高中三年时，两个班百余名学生中，有五位同学脱颖而出，被学校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这件喜事对我的刺激和鼓舞非常大，勾起我的爱党、敬党激情和想加入党的愿望。

       1958—1959年时，全国教育事业大发展，高中毕业前夕填报大学志愿时，同学们多报一、二类（工、医科）大学，报三类文史、教育方面的院校寥寥无几。当学校动员向三类院校倾斜时，我热爱党、听党的话的炽热心立刻沸腾起来，不顾学友和亲属的劝阻，马上改为“弃工考文”。时至今日，我仍为第一次把个人的理想志愿融入党的国家的利益之中而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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