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怀念养育我的伯父母
我的伯父母都已故去二三十年了，可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没齿不忘。他们虽然都是普通的农民百姓，而他们给予我的勤劳检朴的品德、仁爱慈善的情操——这笔伟大的精神财富却感染激励我一生。伯父母人虽走了，他们的勤劳、纯朴的身影，疼我爱我和孙辈们的音容举止却永存我心。
1940年底，我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那日伪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我的家已穷的一贫如洗，朝不保夕。在我刚满周岁那年的除夕夜，母亲突得急症猝死，身患严重“肺痨”的父亲自身不保，扛活为生的伯父也无力相帮。我和二个未成年的姐姐先后被寄养在姥姥和姨母家。
1950年秋，姨父母投奔沈阳的儿子家养老，大姐领我和二姐独撑门户，艰难度日。
1951年春（5月5日），我十岁那年，土改翻身后生活已有好转的伯父，赶着自家的老牛花轱辘车把我们接到乡下他家抚养。此后，我一直伴随伯父母身边。伯父母给予我胜于亲生父母般的疼爱与呵护，不但拯救我苦命孩童的贫弱生命，让我健康成长，还供我读中学、念大学，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伯父母待我比亲生儿还亲
伯父梁金祥与伯母孙氏是“搭伙”联姻。他俩都是历经四朝、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伯父8岁起给大户人家放猪、当“半拉子”，16岁给地主扛活，40 岁才与丧夫窦氏“搭伙”，喜得一子。小儿3岁那年冬，村里闹“窝子病”（克山病），窦氏和带过来的3个儿女仅3天都被病魔夺去。伯母孙氏早年从山东费县“闯关东”来到龙江。丈夫去世后，他带着10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来到梁家。我们到伯父家时，伯母的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已早亡；儿子参军跨江去抗美援朝了。伯父家的弟弟，小我两岁，我们同在屯里复式小学读书，我和二姐读四年级，小弟读二年级。
我们到伯父家无疑给伯父母一家带来欢乐和生机，也给伯父母增加了负担和劳累。伯父母都是很要强的人，伯父与三家移民户组成互助组，贪黑起早地在田间劳作。伯母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日子红火富裕，屯中乡亲都羡慕。更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伯父母对我们姐弟慈母疼爱的好“心眼儿”。自从我进到伯父母家，无论什么好事，伯父母都紧着我。吃鸡蛋、咸鸭蛋挑最大的先给我，做新衣裤先给我做。记得刚入冬，伯父花两元钱买一张火狐狸皮，把皮板毛绒最好处给我做顶棉帽，用边角碎料给小弟拼一顶棉帽。伯父给我买了一双牛皮小靰鞡，而弟弟还穿旧猪皮靰鞡。每天早晚伯父给我絮鞋、晾草，而小弟要自己动手做。伯父母把爱全部倾注在我的身上。他常对从小娇惯惯了的小弟说，你哥个儿头小，身子弱，没爹娘，咱得多让着他点儿呀。
（1966年，作者回村与伯父伯母一同过春节）
我清楚的记得伯父母对自己的儿子管教甚严，对我未打骂过一次。有一次放学回到家，我和弟弟比赛看谁在鸡窝拣的鸡蛋多，弟弟不慎摔碎了两只鸡蛋，遭到伯母的一顿痛骂和一巴掌，伯母说两个鸡蛋能卖1角钱，够给你们买本和笔的。那年冬天，伯父赶着自家的牛车，每天鸡不叫就赶往十几华里的河套拉沙子，往沙场送，一天都倒五、六车。天寒地冻的午饭没地儿吃，渴了抓把雪，十分艰苦。可一次让我到沙场开资，我却把伯父一个月挣的300工薪（资）卷弄丢了。回到家，我怀揣小兔子似的等着挨责罚，伯父母却平和地说，丢就丢吧，下月再挣。又说，你们姐仨儿，从原路找找，或许没丢呢。我和二姐沿着五华里山路来回细查一遍也没找到。
伯父母对我的偏爱，让弟弟气不过，整天生闷气、耍脾气。第二年春他患了急性脑膜炎。因伯父母是军属，弟弟被送到镇上志愿军伤病院治疗，因缺少药品而不治病故。
伯父母卖牛迁居供我上学
1953年7月，我在村中心小学毕业。当年，新中国初建不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缺少有文化的青年。中小学毕业就是“秀才”，很抢手。好些同学都找工作干，早早参加新中国建设。一个大字儿不识、饱尝“睁眼瞎”之苦的伯父母却极力支持我报考中学。他们说，你们姐俩儿都好好考，考上了砸锅卖铁也供你们念书。
我如愿考上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但学习费用实让伯父母着急，除了学费、书费、日用杂费外，每月的住宿伙食费还得7元5角钱，加起来就是十几元。这在靠年终卖余粮才见现钱花的普通农民家庭，算是天文数字了。伯父母合计来合计去，决定卖掉那头刚要上套儿的二岁小母牛，解决燃眉之急。伯父家养了两头大母牛，俗语“母牛下母牛，三年五个头。”伯父家最多到过大小七、八头。伯父说咱家有牛，不怕没钱，那时物价很低，一头两岁母牛只卖了50元。我的半年学费解决了（二姐没有考上中学，她和先一年走的大姐都投奔沈阳姨家，先后进印刷厂当了工人）。就这样，伯父每年都卖一、两头牛供我念初中。
1956年党和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教育事业大发展，我念书的初级中学升级为县高级中学，另有4个大镇也成立了初级中学。伯父母支持我继续念高中。可那时，农村已进入初级合作社，各家的土地和牛马车辆都入了社。“没牛卖也得供侄儿念书。”伯父母一商议，干脆把家迁到镇里，定居在离学校很近的镇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伯父是有名的“庄稼把式”，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他给生产队喂马，既勤快，又精心，全队 20余匹马个个膘肥体壮，远近闻名。他天天不落的出勤，每年挣四、五千工分，年底分红也自然多，伯母养猪喂鸡鸭还能收点儿小钱儿。我在家中食宿花销也少，就这样，我在高中的三年一点儿没为学费发愁，顺利的读完了高中。
1959年9月，我考入有助学金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远离家到省城念大学，疼我的伯父母不放心，当年底把家迁到了哈市，住在哥哥（1955 年转业，先后在齐、哈两市工作）腾出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简陋小平房。伯父在一家医院做清洁工，每月收入 30元，伯母看护哥前妻的两个小女孩。每周末我回家一次，那是二老和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但好景不长，国家的经济困难给这个家带来难以支撑的窘境。为了度过生活难关，伯母经常把两个幼小孙女锁在屋内，到附近菜站捡菜叶，撸榆树钱（叶），用伯父手捣（擀）的高梁米面包菜包子。包子虽然馅大皮薄味苦，一家人吃着却香甜。偶尔吃上一顿哥哥送来的豆腐渣加菜叶炒的小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可我每周回家，伯父母总是把定量供应的白面做菜包子给我吃，临走还给我装上一饭盒没油没糖的干“炒面”。定量供应给老人的鱼、蛋等副食也都在周末我回家时才吃。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苦日子”里，老人对我的慈爱之情、疼侄儿之心我都心酸涕零。
为给侄儿减负二老三拒赡养
伯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深藏我心，时刻没忘。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寻机报答二老。除了每月必寄20元（我月薪52.5元）生活费和时常捎些米面油及副食外，还曾多次恳请二位老人与我同住，以尽孝报恩。可是伯父母知我俩人的月薪不足百元，工作频繁调动，居住又很狭窄，始终坚持拒绝我们的赡养。
1962年国民经济已见好转。伯父母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又回到原籍生产队当“社员”。勤劳成习的伯父又是队里的骨干劳力。在“文革”动荡年月，庄稼撂荒时，年近七旬的伯父自动带领老弱病残劳力铲（割）地；修缮队舍，他主动上房上扇草。伯母在家放羊带孙女。老人艰辛劳作时刻疼在我的心中。可我工作最初几年，三次变动工作、二次到省学习、一次参加“社教”，无暇成家，成家后又缺住房，没机会接老人。直到1969 年秋，我在公社工作时，爱人所在的粮库为我们解决了间半草房（南北两铺大炕）时，我才有机会回去请老人来一起居住。怕伯父闲不住，我们还在粮库为伯父找个轻松的杂活干。可是，我劝说了两个整天，两位老人执意不来。我用看孙子做理由当“诱饵”，老人却让我们把孩子送到他们身边给我们看护。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在上小学前基本是在爷奶身边长大的。
（1984年，作者请伯母到哈市家中小住时的全家合影）
1970年底，我调到松花江地区工作（机关在阿城）。1972年地区水利局在阿城分给我一套间间半新砖房。为了让老人来了居住方便，我特意把套间改成了分别走门的两个小单间。趁挂锄期，我把伯父接来看新房，满以为老人会喜欢，同意和伯母一起来住。他却说，这点小屋小院，哪有咱家那宽敞，有山有水的，干点农活顺手还舒坦。伯父勉强住了三天，为我在小院中搭了个棚子，就执意地回去了。
1973年地区机关搬迁至哈市。第二年，单位又分给我一套五楼顶层把边“土暖气”的两室套间房。我又一次回去接养二老。伯母先来看房，她裹足小脚，很费劲地登上五层楼，呆了三天没出屋没下楼。她说，这楼房吃水用厕都方便，好是好，就是太憋屈，还不如咱家平房好。人熟地熟，邻里来来往往，闲暇有人说话，大事小情有人帮。已过七旬的伯父母又一次固执地不愿接受我的赡养。
伯父母的晚年，一直坚持劳作。他们养了两只奶羊，每天登山坡放羊、拣干柴，给乳品厂送奶，节俭度日。他们把我们给的赡养费积攒起来，先后几年把小草房换了大草房，又把大草房变成了红砖房，我们一点不知情。伯父母说，你们三个孩子，都上学花费大，挣那点钱哪够用啊！我们能动，不要为我们操心。伯父母知道我在地区农口工作，经常跑县乡，很忙，平时从不麻烦我，病重病危时，他们也都不让身边的侄女告诉我，深怕影响我的工作。1982 年和 1989 年伯父母先后去世，我都是在他们咽气之后才知信，而从工作之地匆忙赶回去奔丧的。
邻里叔伯都羡慕伯父母有个好侄子，夸我是个“大孝子”。其实，我心中一直为没能好好赡养伯父母，没能很好的尽孝而痛苦和内疚。每当我在报纸、电视及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些孝敬老人，帮扶贫弱的故事，我都会眼流热泪心滴血。伯父母虽然是普通农民，可其思想品德的高尚、伟大，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如果说，我心存爱民之心，行有帮扶贫弱之举的话，当归功于伯父母的恩爱情缘对我的影响感染所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