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母都已故去二三十年了,可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没齿不忘。他们虽然都是普通的农民百姓,而他们给予我的勤劳检朴的品德、仁爱慈善的情操——这笔伟大的精神财富却感染激励我一生。伯父母人虽走了,他们的勤劳、纯朴的身影,疼我爱我和孙辈们的音容举止却永存我心。

  1940年底,我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那日伪统治最黑暗的年代,我的家已穷的一贫如洗,朝不保夕。在我刚满周岁那年的除夕夜,母亲突得急症猝死,身患严重“肺痨”的父亲自身不保,扛活为生的伯父也无力相帮。我和二个未成年的姐姐先后被寄养在姥姥和姨母家。

  1950年秋,姨父母投奔沈阳的儿子家养老,大姐领我和二姐独撑门户,艰难度日。

  1951年春(5月5日),我十岁那年,土改翻身后生活已有好转的伯父,赶着自家的老牛花轱辘车把我们接到乡下他家抚养。此后,我一直伴随伯父母身边。伯父母给予我胜于亲生父母般的疼爱与呵护,不但拯救我苦命孩童的贫弱生命,让我健康成长,还供我读中学、念大学,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伯父母待我比亲生儿还亲

  伯父梁金祥与伯母孙氏是“搭伙”联姻。他俩都是历经四朝、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伯父8岁起给大户人家放猪、当“半拉子”,16岁给地主扛活,40 岁才与丧夫窦氏“搭伙”,喜得一子。小儿3岁那年冬,村里闹“窝子病”(克山病),窦氏和带过来的3个儿女仅3天都被病魔夺去。伯母孙氏早年从山东费县“闯关东”来到龙江。丈夫去世后,他带着10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来到梁家。我们到伯父家时,伯母的女儿给人家当童养媳,已早亡;儿子参军跨江去抗美援朝了。伯父家的弟弟,小我两岁,我们同在屯里复式小学读书,我和二姐读四年级,小弟读二年级。

  我们到伯父家无疑给伯父母一家带来欢乐和生机,也给伯父母增加了负担和劳累。伯父母都是很要强的人,伯父与三家移民户组成互助组,贪黑起早地在田间劳作。伯母省吃俭用操持家务。日子红火富裕,屯中乡亲都羡慕。更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伯父母对我们姐弟慈母疼爱的好“心眼儿”。自从我进到伯父母家,无论什么好事,伯父母都紧着我。吃鸡蛋、咸鸭蛋挑最大的先给我,做新衣裤先给我做。记得刚入冬,伯父花两元钱买一张火狐狸皮,把皮板毛绒最好处给我做顶棉帽,用边角碎料给小弟拼一顶棉帽。伯父给我买了一双牛皮小靰鞡,而弟弟还穿旧猪皮靰鞡。每天早晚伯父给我絮鞋、晾草,而小弟要自己动手做。伯父母把爱全部倾注在我的身上。他常对从小娇惯惯了的小弟说,你哥个儿头小,身子弱,没爹娘,咱得多让着他点儿呀。1.jpg

                   (1966年,作者回村与伯父伯母一同过春节)

  我清楚的记得伯父母对自己的儿子管教甚严,对我未打骂过一次。有一次放学回到家,我和弟弟比赛看谁在鸡窝拣的鸡蛋多,弟弟不慎摔碎了两只鸡蛋,遭到伯母的一顿痛骂和一巴掌,伯母说两个鸡蛋能卖1角钱,够给你们买本和笔的。那年冬天,伯父赶着自家的牛车,每天鸡不叫就赶往十几华里的河套拉沙子,往沙场送,一天都倒五、六车。天寒地冻的午饭没地儿吃,渴了抓把雪,十分艰苦。可一次让我到沙场开资,我却把伯父一个月挣的300工薪(资)卷弄丢了。回到家,我怀揣小兔子似的等着挨责罚,伯父母却平和地说,丢就丢吧,下月再挣。又说,你们姐仨儿,从原路找找,或许没丢呢。我和二姐沿着五华里山路来回细查一遍也没找到。

  伯父母对我的偏爱,让弟弟气不过,整天生闷气、耍脾气。第二年春他患了急性脑膜炎。因伯父母是军属,弟弟被送到镇上志愿军伤病院治疗,因缺少药品而不治病故。


  伯父母卖牛迁居供我上学

  1953年7月,我在村中心小学毕业。当年,新中国初建不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缺少有文化的青年。中小学毕业就是“秀才”,很抢手。好些同学都找工作干,早早参加新中国建设。一个大字儿不识、饱尝“睁眼瞎”之苦的伯父母却极力支持我报考中学。他们说,你们姐俩儿都好好考,考上了砸锅卖铁也供你们念书。

  我如愿考上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但学习费用实让伯父母着急,除了学费、书费、日用杂费外,每月的住宿伙食费还得7元5角钱,加起来就是十几元。这在靠年终卖余粮才见现钱花的普通农民家庭,算是天文数字了。伯父母合计来合计去,决定卖掉那头刚要上套儿的二岁小母牛,解决燃眉之急。伯父家养了两头大母牛,俗语“母牛下母牛,三年五个头。”伯父家最多到过大小七、八头。伯父说咱家有牛,不怕没钱,那时物价很低,一头两岁母牛只卖了50元。我的半年学费解决了(二姐没有考上中学,她和先一年走的大姐都投奔沈阳姨家,先后进印刷厂当了工人)。就这样,伯父每年都卖一、两头牛供我念初中。

  1956年党和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教育事业大发展,我念书的初级中学升级为县高级中学,另有4个大镇也成立了初级中学。伯父母支持我继续念高中。可那时,农村已进入初级合作社,各家的土地和牛马车辆都入了社。“没牛卖也得供侄儿念书。”伯父母一商议,干脆把家迁到镇里,定居在离学校很近的镇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伯父是有名的“庄稼把式”,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他给生产队喂马,既勤快,又精心,全队 20余匹马个个膘肥体壮,远近闻名。他天天不落的出勤,每年挣四、五千工分,年底分红也自然多,伯母养猪喂鸡鸭还能收点儿小钱儿。我在家中食宿花销也少,就这样,我在高中的三年一点儿没为学费发愁,顺利的读完了高中。

  1959年9月,我考入有助学金的哈尔滨师范学院。我远离家到省城念大学,疼我的伯父母不放心,当年底把家迁到了哈市,住在哥哥(1955 年转业,先后在齐、哈两市工作)腾出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简陋小平房。伯父在一家医院做清洁工,每月收入 30元,伯母看护哥前妻的两个小女孩。每周末我回家一次,那是二老和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但好景不长,国家的经济困难给这个家带来难以支撑的窘境。为了度过生活难关,伯母经常把两个幼小孙女锁在屋内,到附近菜站捡菜叶,撸榆树钱(叶),用伯父手捣(擀)的高梁米面包菜包子。包子虽然馅大皮薄味苦,一家人吃着却香甜。偶尔吃上一顿哥哥送来的豆腐渣加菜叶炒的小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了。可我每周回家,伯父母总是把定量供应的白面做菜包子给我吃,临走还给我装上一饭盒没油没糖的干“炒面”。定量供应给老人的鱼、蛋等副食也都在周末我回家时才吃。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苦日子”里,老人对我的慈爱之情、疼侄儿之心我都心酸涕零。


  为给侄儿减负二老三拒赡养

  伯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深藏我心,时刻没忘。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寻机报答二老。除了每月必寄20元(我月薪52.5元)生活费和时常捎些米面油及副食外,还曾多次恳请二位老人与我同住,以尽孝报恩。可是伯父母知我俩人的月薪不足百元,工作频繁调动,居住又很狭窄,始终坚持拒绝我们的赡养。

  1962年国民经济已见好转。伯父母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又回到原籍生产队当“社员”。勤劳成习的伯父又是队里的骨干劳力。在“文革”动荡年月,庄稼撂荒时,年近七旬的伯父自动带领老弱病残劳力铲(割)地;修缮队舍,他主动上房上扇草。伯母在家放羊带孙女。老人艰辛劳作时刻疼在我的心中。可我工作最初几年,三次变动工作、二次到省学习、一次参加“社教”,无暇成家,成家后又缺住房,没机会接老人。直到1969 年秋,我在公社工作时,爱人所在的粮库为我们解决了间半草房(南北两铺大炕)时,我才有机会回去请老人来一起居住。怕伯父闲不住,我们还在粮库为伯父找个轻松的杂活干。可是,我劝说了两个整天,两位老人执意不来。我用看孙子做理由当“诱饵”,老人却让我们把孩子送到他们身边给我们看护。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在上小学前基本是在爷奶身边长大的。2.jpg

  (1984年,作者请伯母到哈市家中小住时的全家合影)

  1970年底,我调到松花江地区工作(机关在阿城)。1972年地区水利局在阿城分给我一套间间半新砖房。为了让老人来了居住方便,我特意把套间改成了分别走门的两个小单间。趁挂锄期,我把伯父接来看新房,满以为老人会喜欢,同意和伯母一起来住。他却说,这点小屋小院,哪有咱家那宽敞,有山有水的,干点农活顺手还舒坦。伯父勉强住了三天,为我在小院中搭了个棚子,就执意地回去了。

  1973年地区机关搬迁至哈市。第二年,单位又分给我一套五楼顶层把边“土暖气”的两室套间房。我又一次回去接养二老。伯母先来看房,她裹足小脚,很费劲地登上五层楼,呆了三天没出屋没下楼。她说,这楼房吃水用厕都方便,好是好,就是太憋屈,还不如咱家平房好。人熟地熟,邻里来来往往,闲暇有人说话,大事小情有人帮。已过七旬的伯父母又一次固执地不愿接受我的赡养。

  伯父母的晚年,一直坚持劳作。他们养了两只奶羊,每天登山坡放羊、拣干柴,给乳品厂送奶,节俭度日。他们把我们给的赡养费积攒起来,先后几年把小草房换了大草房,又把大草房变成了红砖房,我们一点不知情。伯父母说,你们三个孩子,都上学花费大,挣那点钱哪够用啊!我们能动,不要为我们操心。伯父母知道我在地区农口工作,经常跑县乡,很忙,平时从不麻烦我,病重病危时,他们也都不让身边的侄女告诉我,深怕影响我的工作。1982 年和 1989 年伯父母先后去世,我都是在他们咽气之后才知信,而从工作之地匆忙赶回去奔丧的。

  邻里叔伯都羡慕伯父母有个好侄子,夸我是个“大孝子”。其实,我心中一直为没能好好赡养伯父母,没能很好的尽孝而痛苦和内疚。每当我在报纸、电视及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些孝敬老人,帮扶贫弱的故事,我都会眼流热泪心滴血。伯父母虽然是普通农民,可其思想品德的高尚、伟大,永远教育和激励着我。如果说,我心存爱民之心,行有帮扶贫弱之举的话,当归功于伯父母的恩爱情缘对我的影响感染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