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 月，我从黑龙江省延寿县柳河公社，调到松花江地区刚刚创办的《松花江报》经济组任编辑兼记者。

       当时的经济组副组长是位蒙古族，名叫呼伦，年长我 15 岁。这位土改干部出身的“农民记者”，在文革中期被黑龙江日报社下派到“引嫩工程”总指挥部编报，后来又到松花江地区筹办《松花江报》。

       呼伦性情刚烈,为人豪爽，很赏识我埋头实干的劲头儿，特别热心地指点我采访、编稿。我就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点点学会采编和办报的。

       1974 年 10 月，松花江地委抽调呼伦和我主办《农建战报》，以协助地委指挥全区“学大寨”运动。这张报纸，从采编到付印、发行，全由我俩“二人转”。年逾半百的呼伦带着我，克服重重困难，按时优质出版,受到全区上下好评。

       1976年，《农建战报》停办，我和呼伦同到地区农林办公室，他任秘书科长,我是干事。那时，我俩经常顶风冒雪深入基层调研，为地委指挥“三农”当参谋。

       那几年，农办只有一台 212 吉普车,供几位主任用,我和呼伦挤长途客车下乡是平常事。1976 年底，为按时参加宾县一个会议，我俩头天晚上勉强挤上去宾县的末班长途客车,站在冰冷的车门处,颠簸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时任宾县县委书记的刘振东，在与会 300 多名三级干部面前表扬说，地区干部是咱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和呼伦跑遍松花江地区 11 个县、百余社队,与基层干部、群众常在田间、炕头座谈。整理调研报告时，有时他口述我整理,有时我拟草稿他修改。每次“交卷”,地、办领导都十分满意。

        注：图片左为作者右为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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