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金),位于非洲中西部,地处赤道线上。在地图上丈量,中国维和工兵连所在的布卡武任务区与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是9800公里。然而,无论是空中输送还是海上运输,官兵走过的路远不止这个距离。除了航线的因素外,有些国家的领空和领海不经过允许是不能通过的,否则会被视为领空、领海的侵略行为,所以有时还得绕道而行。

  首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和医疗分队乘坐的专机只能绕道法国巴黎,然后由斯里兰卡转机到达基加利国际机场,再飞抵刚果(金)任务区。后来,经中方不断努力和国际社会积极协调,第二批以后的维和官兵才允许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航线。那就是从北京起飞,到新疆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办理出境手续,再经过巴基斯坦(拉合尔机场)、阿曼(阿斯喀特机场)、吉布提(吉布提机场),到达目的地。途中,飞机还飞越也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等国上空,总行程约1万3千多公里,飞行时间19小时。

  对于许多官兵来说,坐飞机是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更是第一次,新鲜和激动的心情自然不必说。但,对于走海路的人来说,恐怕就不是用新鲜和激动来形容了。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初春的北京,春意盎然。羊年元宵刚过,当人们还沉浸在放礼花、吃元宵、喝年酒的节日气氛中的时候,工兵连少校器材助理员谢南贵和翻译李丰奉命从天津新港出发先期赴刚果(金),执行赴刚维和工兵连的装备、物资押运任务,这预示着中国工兵踏出国门,首次走向非洲执行维和任务。

  2月16日晌午时分,谢南贵和李丰离开首都北京前往天津新港。傍晚,在新港码头告别送行的首长、战友和家人。他们俩和原沈阳军区赴刚维和医疗队的徐文东、刘宇两名同志一起登上UN租赁的丹麦万吨巨轮“洋鸟”号。次日清晨,天津新港晴空万里,朝霞生辉,海面上风平浪静,辽阔无际。伴随着两声汽笛长鸣,“洋鸟”开始展翅飞翔了。

  出征前,谢南贵曾听无数人说过,没有经过航海训练的人在海上长时间的航行,是难以适应的,遭罪的很。联合国驻纽约运输官彼得是中国工兵连赴刚维和装备、物资输送的总负责人,不远万里从纽约来到北京,第一次见面,当得知谢南贵是这次押运工作的负责人时,紧握着他的手,满脸幽默地说:“可怜的少校先生!”这句玩笑话,让谢南贵对即将面临的海上旅程的困难多少有点思想准备。

  “洋鸟”徐徐飞翔,谢南贵心随船转,思绪万千……如果说,生活的不适、精神的孤寂,让人还能忍受的话,那让谢南贵记忆犹新的恐怕要数九死一生的晕船,有惊无险的“逃生”和令人惶恐的海盗了。

  从新港出发的头几天,兴许是第一次航海的原因,海上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那么新鲜,那么好奇,那么令人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成群的海鸥,戏水的飞鱼,海上日出日落……这些奇观给他们的旅途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然而,好景不长。2月21日,“洋鸟”飞进台湾海峡时,谢南贵他们正在吃早饭,忽然间感觉桌子上的餐具摇摇晃晃,稀里哗啦地撒了一地,紧接着餐厅所有的设施都大幅度地摇晃起来,而且愈晃愈烈。谢南贵忙扔下餐具跑向甲板,极目远眺,只见海面上狂风四起,海浪一浪高过一浪,两三米的浪花不时地冲击着船体,死劲拍打着甲板。溅起的水花犹如天女散花,不一会儿,甲板上一片汪洋,整个船只犹如一个轻盈的“舞女”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跳起了“迪斯科”。不,更确切地讲,应该是“摇滚”或者“霹雳”。

  此时此刻,谢南贵真有点担心会不会翻船,潜意识里好像这就是他们的穷途末日。看见他们手脚无措的样子后来,船上乌克兰籍二副轻描淡写的说:“航海遇到这种天气太正常了,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说罢,二副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些塑料袋。不用说,这肯定是晕船呕吐的备用品了。

  果真如此。不出半天时间,除谢南贵的状况稍好些外,其它3名同事都产生了强烈的晕船反应,特别是翻译李丰,头晕恶心,脸色苍白,呕吐不止,倒在床上整整一天不吃不喝。由于船上没有医生,加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本就昏昏沉沉的谢南贵也六神无主了。倒是船长一点也不着急,对谢南贵不停的说:“no problem,no problem”(没问题,没问题)。

  一天下来,谢南贵他们4个人都快挺不住了,好在带了些特效药,才免遭病魔一劫。这样昏昏沉沉的生活,整整持续了3天3夜。这3天呕吐了多次,最后怎样挺过来的,谢南贵至今也说不清楚。

  3天过后,大海不再喧嚣,海面风平浪静。谢南贵他们的旅途生活似乎苦尽甘来,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洋鸟”即将飞入新加坡境内的头一天,大副忽然召集他们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他们在每天晚上天黑之前,必须把船舱所有的门窗关严锁死,而且天黑后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船舱半步,以防海盗袭击。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惊恐万分,生命安全不说,武器弹药一旦遭到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谢南贵除和船长交涉外,只好依靠自己的力量,白天躺倒休息,晚上轮流值班,这种做法得到了船长和船员们的赞誉和钦佩。

  2月26日,“洋鸟”飞入新加坡境内。谢南贵他们吃罢午饭,忽听说马六甲海峡一艘货轮惨遭海盗袭击,船上一高级工程师被枪击后丧生,船上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的消息,心里直打鼓:“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作为此次押运工作的负责人,谢南贵不能不为同行的安全担忧。他仔细查看了地图,并询问了船长,方知马六甲海峡地处新加坡、吉隆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多国交界公海海域,地形复杂,形势混乱,而且这里是商家从印度洋跨越太平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海盗出没频繁,在海洋中曾有过“海盗之最”之称。了解了这一切,他更加恐惧,只后悔没有随身携带几件自卫武器。

  晚上8点,“洋鸟”离开了新加坡,以每小时14海里速度朝马六甲海峡驶去。整个晚上,谢南贵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一夜没有合眼,直到第二天早晨,金灿灿的太阳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洋鸟”驶出了马六甲海峡,他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

  如果说,晕船的苦痛和海盗的恐吓让他们提心吊胆,那么,有惊无险的“逃生”更使他们丧魂落魄。

  3月1日上午,在印度洋海域首次发现了海豚,一种难以言状的亢奋让大家脑洞大开,奇谈妙论频出,仿佛是在大学里研讨海洋动物。高兴际,忽闻船舱警笛长鸣,急促刺耳的笛声震撼着“洋鸟”号上每一个人的心,容不得一分一秒的思考,潜意识告诉每一个人——“逃生”。

  当谢南贵他们随船员们一起急匆匆地跑出船舱时,甲板上已经乱成一团,看到大副和工程师拿着对讲机,脸色苍白,极度恐慌的样子,大家都惊呆了,相互张望着,都心思满腹。此情此景,不说有“泰坦尼克号”遇难时的恐惧,至少也让他们都惊慌失措,当然,还是大富经验丰富,他一边和船长联系,一边指挥大家穿上救生衣,跑上救生艇。然后,他带着工程师和两名安全员跑到船舱里去查看险情,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大家在救生艇里焦急等待着,真是度秒如年,大约30分钟左右,大副回来告诉大家平安无事了,原来警笛声是火警警报。通过检查,没发现灾情,是报警器出了毛病。这么一说,大家才静下心来。

  尽管如此,大家散尽后,谢南贵还是仔细的查看了所有的装备和每一个集装箱,没有发现任何危险迹象后,才悄悄地回到船舱,松了一口气。职责所系,不能有半丝疏失。

  3月10日早晨5点左右,“洋鸟”安全飞抵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谢南贵他们总算是走出了“苦海”。

  22天飘洋过海经历的酸甜苦辣,就像一把刻刀在谢南贵的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22天的海上航行,22个日日夜夜,恍如一个春秋。


  

  肩负和平使命,踏上维和之路,不仅意味着牺牲和奉献,还意味着别离和相思,甚至还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神经内科医生兼医疗队的副队长王东辉,是原沈阳军区受命组建维和医疗队后确定的第一人选。接到命令时,他正在外国一所大学的著名实验室做博士后课题。面对祖国的召唤,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在这个共和国军人的胸间。虽然,再有半年多的时间,博士后学业就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他还是毅然作出自己的重要选择:“马上办理回国手续!”

  王东辉心里清楚,中断了博士后的学习,就意味着一年多的海外学习成果付之东流。已经交完的房租,不但无法索回,还要赔偿对方违约金,刚买的轿车也不得不低价卖掉,仅这两项损失至少1万美元。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回国后,他立即投入到组建医疗队的前期准备工作当中,翻译资料,外出考察,采购物品,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使命因为任务艰巨而神圣,神圣又因光荣使命而义无返顾。

  正在中国医科大学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叶晓卉,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得到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赏识,早早就被列入了预选队员的名单。叶晓卉的导师知道这件事后,劝她仔细斟酌:“你的课题研究马上就要完成了,在这个时候中断学业,损失会很大。现在进行的课题研究,很可能在你执行任务回来后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意味着你过去的努力功亏一篑。”面对恩师的一番好意,叶晓卉还是作出了自己坚定的选择:“博士学业今后还可以再攻读,但作为一名军人不能仅仅盘算个人的得失?”

  在最后确定的43名队员中,传染病科医生刘碧坚和防疫医生许志伟,也是毅然中断了硕士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后,走进维和医疗队的。他们都用自己的言行表达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是学子,更是一名军人,学业可以再攻读,但参加维和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毅然决然,毫不犹豫。

  在难以割舍的亲情面前,性格刚毅的男队员们也让我们读到他们情感世界里撼人心魄的一面。

  内科医生胡高频接到命令后,急匆匆赶到医院的老干部病房,身患“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老岳父长年住院,其他儿女不在身边,他每天要和妻子轮换着侍候老人。参加维和行动一去将近一年,老岳父怎么办?曾有人告诉胡高频,“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在现代医学条件下尚无可行的医治方法。换言之,就是一种不治之症。在这个节骨眼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岳父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胡高频皱着眉头合计了一路。

  “孩子,要记住你是一个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家里的情况再特殊,也没有维和的事大,我把老骨头没有什么好惦记的,要把维和的事放在第一位,完成好祖国交给你的维和任务。爸爸纵是去了,也会含笑九泉。”这位从师作训科长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军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

  “爸爸,您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的嘱托,一定出色的完成任务。”临别,胡高频给病床上的岳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三

  对于每一名维和队员来说,跨出国门,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是军威,还有国家的尊严与民族的荣誉。因此,每一名维和队员,都是严挑细选出来的。从上校到列兵,从一期士官到五期士官,不管是指挥组的军官,还是各中队士官,都可谓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谈起出国维和,他们都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格外的激动。因为,我已经在利比里亚了。晚饭后,我翻开了准备已久的日记本,准备记下我在维和日子里的点点滴滴。”参加利比里亚维和的某工程维护大队二期士官郑子雷说。

  利比里亚时间2005年7月12日晚9时,郑子雷他们乘坐的飞机到达了利比里亚。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国际机场,当维和官兵双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面对一张张黑皮肤的面孔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祖国,来到了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国家。他们来到了驻绥德鲁的任务区,见到了第二批赴利维和的战友。虽然大家有的不认识,但在异国他乡,“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战友拿出了准备带给亲人的“人头马”,与刚到来的大队维和官兵共同庆祝这短暂而又充满真情的团聚。

  由于时差的原因,郑子雷晚上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眠,面对新环境、新面孔,明天将会怎样?以后的日子里将会遇到多少困难呢?他安慰鼓励自己,还是慢慢去经历、去感受吧!既然来了,就要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就要勇于吃苦,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为中国军人争光。他打开早已准备好的日记本,写下了第一页日记:“你好,利比里亚,我们来了!”

  时光回溯到2004年3月20日上午,经过22小时的长途飞行,载着中国维和运输分队180名后续部队官兵的伊尔86专机,平稳降落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国际机场。维和官兵们一出机舱,滚滚热浪携着西非丛林的腥甜和大西洋海风的苦涩,扑面而来。机场没有旅客,跑道上繁忙升降和奔驰的,都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坦克、装甲车。不同肤色的士兵手持钢枪,四处巡逻……一种突然置身战区的感觉,令大家兴奋而不安。

  一名维和战士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我眼中,蒙罗维亚国际机场的候机厅,更像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候车室,简陋而又狭窄,只有一个疲惫旋转的吊扇在抵抗摄氏40多度的高温。候机厅内一角的柜台上,摆放着屈指可数的听装饮料和几条外国香烟,年轻的女售货员随着录音机里传出的旋律自得其乐地跳着舞,怡然的神情使你很难相信这就是饱经14年内战之苦的利比里亚……在我们滞留机场等候接应时,一些为联合国工作的当地人走过来与我们交谈。他们似乎对中国十分了解,谈长城,谈北京奥运会,谈中国航天英雄杨利伟……谈到尽兴处,还与我们热情拥抱。玻璃窗外,不少闲散的当地人和做着小本生意的男男女女好奇地看着这支来自东方的仪容严整的部队。一位小贩兴奋地拿出商品向我们推销,而牙膏、电池之类的东西上面统统标着‘中国制造’……

  “由于营区是临时修建的,帐篷的周围到处长满一人多高的茅草,没有供电,也不知何时能供应水。所以,我们水壶里剩的水要备饮用而不能用于洗漱。眼看着要下大暴雨了,为避免帐篷进水,大家放下行李就开始挖排水沟。顷刻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滂沱大雨劈里啪啦地砸向帐篷。也不知忙了多久,雨渐渐停了,大家一个个都成了‘泥人’,连指甲缝里都是泥土,就着帐篷上流下的雨水,大家洗把脸,擦把身子。夜已深了。由于长途的飞行颠簸、未适应的环境及未倒过来的时差,加之一阵紧张的劳动后,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倒在床挨床的铺上就进入了梦乡。”


  

  2003年4月1日晚,北京

  赴非洲刚果(金)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工兵连和医疗分队,乘坐俄罗斯伊尔—62飞机从首都机场飞往万里之遥的刚果(金)。这是新世纪中国首次派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工兵连由原总参某工程兵旅175名官兵组成,上设指挥组,下辖支援、建筑、道桥三个分队。维和工兵连在任务区的主要任务是修建位于机场附近的遣返接待中心,整修机场跑道及道路维护,修建住房、桥梁等有关设施,同时还负责任务区的地雷清除工作。

  医疗分队由原沈阳军区某医院43名官兵组成,其中,从事艾滋病治疗监测工作的叶晓卉等13名女医护人员是中国首批参加维和的女军人。医疗队在任务区的主要任务是为在刚果(金)执行维和任务的部分官兵和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障,并为当地平民提供急诊服务。

  2005年1月27日晚,成都

  中国首支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乘联合国包机直飞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赴黎巴嫩后,他们将组建一所维和二级医院,担负联合国赋予的医疗救助任务。

  这支分队共有60名官兵,从原成都军区总医院、川藏兵站部等单位抽调,以医护人员为主体,其中博士6人、硕士19人,有较高的临床救治水平。从领受任务到部队组建短短两个月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物资筹措,并进行野战救治技能、军事基础课目、“三防”知识、外事礼仪、公共英语等封闭式集训,增强了战场救治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安全防卫能力及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2005年3月31日上午,昆明

  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在昆明机场举行仪式,欢送中国军队首批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工兵营先遣队80名官兵出征。

  维和工兵营以驻滇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该团曾长期担负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任务,并曾3次应邀赴厄立特里亚、泰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外扫雷。维和工兵营由1个排雷连、1个工程连、1个保障连和1个一级医院组成,共计182人,将接受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临时部队司令部指挥,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执行赋予的在任务区内排雷,修建和维护道路、建筑物、停机坪和防御工事等,并担负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人道主义救助任务。

  这是新世纪中国维和部队组建、出征的一幕幕,现在出国维和进入“常态”。迄今,赴非洲刚果(金)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工兵连己经是第25批、赴黎维和医疗分队是第20批……

  的确,对于大多数第一次参加维和的官兵来说,走出国门使他们一下子开拓了视野,眼前看到的一切和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会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会用日记记录下生活的点滴,用相机留住精彩的瞬间,用个人购买的摄象机拍摄下工作的片段。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新奇和兴奋还没有消退,艰苦的考验已经开始向他们走来。

  等待这些年轻维和官兵们的,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