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铜川矿务局离休的老党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从1957年到1960年,四年时间里,父母都工作生活在铜川矿区下属的焦坪煤矿。母亲在矿党委监察委员会任干事,父亲是矿党委办公室主任。那是一个火热奋进的工业建设时期。父母亲不仅参与了当时焦坪煤矿的生产组织竞赛活动,而且也亲历见证了以姚筱舟为代表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煤矿诗文创作活动。在父母的眼里,姚筱舟性情耿直,一心向党,他的人生经历值得关注,他的创作实践值得传扬,他对铜川矿区的贡献值得以史铭记。

 (一)


       铜川矿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地带。这里山塬隆起,沟壑纵横,地貌特征十分明显。北宋画家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就表现其峻险处,山体高耸,榛林披覆,行旅其间,隐如点迹。矿区面积近四百平方公里,前后建设有大小矿井20多对,焦坪煤矿即其中最早的一个成员。1958年,陕西省工业厅将原先隶属于延安地区公私合营的焦坪新华煤矿交由铜川矿务局管理,移交时矿上在册职工3725人。前此,焦坪新华煤矿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事故,矿井立井报废。后由陕西省工业厅投资50万元,将过去小规模的井巷开采改为露天开采。就是在那个时候,沉睡在大山深处的焦坪煤矿被隆隆的采矿炮声惊醒。1958年,母亲趁着延安地区“宜黄合并”之际,从宜君县妇联调入焦坪煤矿。该矿位于延安地区的宜君县境内,南距铜川市区37公里,那里山大沟深,四野荒凉,进出不易。母亲回忆说,当时在焦坪吃水很困难。水是从一条山沟里舀回来的黄泥水,要放粗盐粒沉淀后才能家用。他们的住房是“私建公助”,搭建在来往运煤的公路旁边,很小,里面只放了一个水缸和一张床。有一次她单独一个人转过山湾去到“涝池”边洗衣服。洗着洗着,不觉已经天黑。在朝回赶的暗黑山路上,匆忙之间,陡然生出一丝惶恐不安的心绪。母亲说,那会儿焦坪煤矿还为每个人发一根铁棍做外出防卫用。我问她什么叫“涝池”,她说就是一个小水窖,像锅底一样,下面平平的。我一下明白了她所说的洗衣服的场所。

       在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时期,焦坪煤矿的职工生活简单而充实。给母亲至今还留下印象的,是那几年在矿上为职工鼓干劲而吃的“杠子馍”,又大又实在,让吃管饱,那是她在延安地区下乡时所不曾有过的体验。

       就在母亲为洗衣服而在焦坪旷野无人的夜路上产生一丝惶恐不安心绪的时候,在父亲眼里,焦坪矿山里的夜晚却有着让人无限倾慕的光彩。父亲是一位建设时代的歌者,从1957年到1962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以旺盛的精力和澎湃的诗情为煤炭生产而歌,为党组织带领下忘我劳动的工人群众而歌。在他发表在《陕西日报》上一首题为“矿山灯光”的诗中,他写道:夜的翅膀遮住晚霞的余辉,/露天矿立刻打开了百宝箱。/顿时眼前呈现神话世界,/满川满谷跳跃着美丽的灯光。/……父亲比母亲早一年进矿,时任焦坪煤矿党委办公室主任。他是经延安地委组织部门介绍,专门为煤炭生产而来,来得又恰逢其时。此时的焦坪煤矿,工业投资已经到位,生产组织紧张而有序地全面铺开。随着昔日沉寂川谷里响起的隆隆炮声,荒山被成片剥离,矿坑显露,一个大场面的现代露天煤矿展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裸露的乌金一样的煤海里,几千名焦坪职工在矿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日夜奋战,生产竞赛的口号和红旗传遍矿山的每一个角落。“给装车工”“给推车工”“致女绞车司机”“为自己的产品唱支歌”“矿工歌唱共产党”等诗作,都是父亲在焦坪工作的头一年所写。母亲说,他写过一首题为“苦泉改名为美泉”的长诗,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后收录于《毛主席在我们中间》一书,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那一次得到的稿费最多。拿了这些稿费,父亲回了一趟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北老家。

       就在母亲暗自为职工食堂里的“杠子馍”感到几分满足的时候,父亲诗意的目光已经落到了矿山厨房的案板上,那上面是为高产英雄准备的跃进饭。他写道:

夜间天睛满天星,/矿山灯火相映红。/矿工沸腾为高产,/厨房哪来喧闹声?//三更为啥不睡觉,/扒窗向里看个清。/这边挥刀切细面,/那边厨师比巧能。//缕缕银丝案上摆,/花边水饺好玲珑。/面条名叫‘鼓劲丝’,/水饺又名‘迎卫星’。//……个个忙得汗珠淌,/人人脸上喜盈盈。/看罢情景满心春,/迈步奔向矿山中。//(1958年)

 

(二)

       1958年,中国工业战线上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在焦坪煤矿吹响。焦坪煤矿乘风鼓浪,借势赶时,在工业跃进的时代浪潮推动下,这座地处深山中的中型露天煤矿连创企业佳绩,煤炭生产捷报频传。人们置身在那个时代火热的工业化生产中,为建设新中国出力流汗,具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矿区党组织的动员号召下,焦坪煤矿的广大职工家属日夜奋战,干劲冲天,齐心协力突击作业在露天矿场,不断刷新着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的生产指标任务。在煤矿夺高产的战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先进工作者、红旗手和优秀共产党员。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历史风貌。焦坪矿不仅煤炭产量连创新高,就连剥离工区也创造出日剥两千立方米的超常纪录。父亲当时主抓焦坪煤矿的生产竞赛活动。从1958年到1960年,焦坪煤矿历年来的跃进办公室和红旗手运动办公室都是由他具体负责,其中也包括全矿的技术革新成果交流等等。回顾自己亲历的历史事件,父亲在他后来主编的铜川矿务局《大事记》(1987年版)中记载:

     (1958年)10月25日,在全国、全省大跃进、高指标的强烈影响下,本局焦坪煤矿放出日产煤炭1.16万吨的“卫星”。这个矿遍地开花,新开了西背塔、东背塔、石头坡、哈蟆咀等10多个小露天矿,并有铜川市人民政府抽调1500农民支援。高产卫星上天后,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委专门发来贺电。

       11月6日,焦坪煤矿第二颗“卫星”上天,日产原煤3.36万吨。在高产战斗中,全国煤炭系统先进工作者、省级劳模段廷珍带领的红旗突击队起了带头作用。

不久,《陕西日报》即以整版篇幅报道了焦坪煤矿大搞群众生产运动的经验。由父亲执笔写成的“焦坪煤矿坚持群众路线”的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主编的《工交通讯》上,这份材料还被列入党中央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材料之一。

       1959年,由父亲执笔完成的“焦坪煤矿抓好小组工作”的经验总结发表在陕西省委主编的《陕西工业》上,铜川矿务局铅印几百份下发所属各矿。1959年底,在陕西省基层工会主席大会上,父亲代表焦坪煤矿做了抓好小组工作的专题介绍。

在初涉煤矿工作的那几个年头,在火热沸腾的工业化建设进程中,父亲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激情完全融于焦坪煤矿的生产实践之中。他能干会写,积极有为,深受矿党委的信赖和倚重;他不吝汗水和才华,为千万人所共同从事的集体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焦坪煤矿,几百米高的荒山要剥离,几十米厚的煤层要开采。矿场里机器轰鸣,运煤车辆穿梭往来,夜以继日,大工业生产的壮观场面常常令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和审美观照。在焦坪煤矿工作和生活期间,父亲不仅把党的动员组织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成效显著,而且锦上添花,奔涌出无限的诗情。他是铜川地区最早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作者。当年他写煤矿的众多作品发表在省内外的各类报刊上,为那个共和国奋进的时代留下了出自铜川矿区的热情洋溢的篇章。比如,刊载在1958年《陕西工人报》上的“送饭”诗:

她,一身花,提起饭篮篮,走路像风刮;/树上鸟,路畔花,全都不愿看啊,一心想着他。//……到处寻,没影儿;遍坑寻,不见他。/心里正犯疑,耳听锣鼓响,眼见彩旗飘。/矿工中,谁又创奇迹,报喜队来送花?//碎步跑,挤上前,猛然一抬头,两双眼光一条线,“哟,在这哒…”/看他多神气,挺胸戴红花。/笑嘻嘻,望着她。/幸福涌心头啊,满面映红霞!//

       刊载在1958年《工人日报》上的“报喜”诗:北风在耳边呼啸,/电杆朝身后疾倒,/我的铁马——自行车,/飞呀,飞呀。/沿着煤渣铺成的大道,/像一支利箭,和流云赛跑……//行人啊,请让路,/工友们,切莫恼。/别怪我慌里慌张,/别怨我礼貌不到。/任务太紧急,事情似火烧。/来不及和你们打招呼,/顾不得握手谈笑。/一股劲向前飞奔,掀起一路尘涛//……快、快、快,/快快让毛主席看到——/我们矿山的消息,多妙,多好!//

       刊载在1958年《陕西日报》上的“书记矿长下煤坑”诗:

书记矿长下煤坑,/帅旗插在煤坑中。/干劲好比炉中火,/捷报飞舞处处红。//书记矿长下煤坑,/煤堆节节往上升。/登上煤峰拨开云,/笑看秦岭露娇容。//

       由于工作和生活在铜川矿区的煤炭生产一线,父亲的诗歌创作时代感强,鲜活生动,特征明显。从1951年在延安开始发表作品,到1957年成为矿区诗人,父亲在诗歌创作方面日臻成熟,当时《陕西工人报》上有评论家专门赏析他的作品。在焦坪煤矿,他审美观照的对象首先是工人群众和他们热烈的生产生活场景;其次他把自己的审美目光投向了时代和生活。比如他在1959年写的长诗“玉华宫新赞”和“祖国啊,矿工爱您”的政治抒情诗。前者以谐谑的笔调描述焦坪煤矿附近唐代玉华宫遗址里发生的一场“唐王搬家”的情节剧,后者则为建国十周年而作,是一首饱含深情的唱给祖国唱给党的时代赞歌。他的创作植根于铜川百里煤海的生活实际,有感而发,手法娴熟,题材紧扣矿山煤城,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如此蓬勃旺盛的创作激情一直持续到1962年,创作近百首诗歌,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父亲和母亲是1960年底为支援新建矿井王石凹煤矿而调离焦坪的。临别时,他们依依不舍,同时又充满感激之情。他们忘不了焦坪人在异常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以集体为家,以工作为荣,齐心协力创高产的热情和干劲。他们知道,在焦坪煤矿生产生活过的每一位职工,他们都如同矿场里挖掘出的乌黑发亮的易燃煤块一样,一经时代的点燃,就遍体通红,熊熊燃烧不息,让这个千年荒凉沉寂的狭长山沟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写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焦坪煤矿的姚筱舟。

 

(三)

       我曾经问过母亲,在焦坪工作期间对姚筱舟有怎样的印象。她如同提到记忆中的一个熟客一样,接嘴就说,姚筱舟那时经常来你爸办公室(矿党委办公室),在桌子跟前站站就走了,也不多说什么。他性情耿直,不爱和人打交道,但最佩服你爸。母亲的这些话语本来是我意料之中的,却也因此产生一丝疑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已经因病故去,在铜川矿务局机关大楼的过道里,偶遇姚筱舟。我原先没有见过他本人,他却一见如故,热情有加。因为知道姚筱舟是过去焦坪时期的老人,也就视为世交,一时在心中平添几分人间情谊。记得在父亲故去几十年后,曾有当地报社的记者采访姚筱舟,问他写《唱支山歌给党听》那会儿,谁曾对他有过影响。老人直接回答出父亲的名字,说当时担任矿团委书记。当我后来求证于母亲时,她很不以为然,说父亲担任矿团委书记的时间就几个月。对照记载,那应该是他刚调入焦坪煤矿1957年的下半年。

       回溯1957年,焦坪煤矿的职工姚筱舟却是连遭不顺,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重大的人生危机。1957年1月8日,公私合营的焦坪新华立井发生火灾事故,14名矿工遇难,矿井井巷封闭报废。作为才进矿不久的采煤技术员姚筱舟,事故后被认定为对此次矿难负有间接责任,受到行政撤职、下放劳动三年的处分。在管制劳动期间,又因带女朋友外出看电影而被人举报,焦坪煤矿领导会议研究落实他的管制问题。受此影响,与他相处的女朋友离他而去(母亲说是离婚)。连遭两次打击之后的姚筱舟在一段时间里郁郁寡,备感孤独,他在自己有限的生活环境里寻找着一切可以慰藉心灵的出路。此时父亲的诗歌创作成果固然可以使他眼前一亮,因此而留下几十年以后的人生记忆,但这离母亲所说的“最佩服”还有莫大的距离。我试图追问母亲,姚筱舟为什么会“最佩服”一个人呢?她说,最佩服谁才会最和谁接近。看起来她是从人情交往的角度来解释姚筱舟经常去矿党委办公室的行为。

       我找到了离母亲观察时间最为接近的一份史料来探究现象,那是姚筱舟写于1958年11月15日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他写道:在组织的不断教育下,自己思想上已经认清了一条要点,即主动赎罪,努力工作,争取提前消除处分。自己感到国家在大跃进,自己却是罪人,实在可耻,只有积极工作,洗掉自己的污点。工作上,经过建设时期的劳动改造,已基本上赶上工人劳动的工效,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团结上,未与组织外任何同志发生无原则纠纷。学习上,在学完《青年修养十二讲》之后,现在开始自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参加工人中的政治学习。缺点是,因近月工作忙于大跃进,汇报做得不够好,以后保证每月做到书面和口头汇报一到二次。另附我个人历史证明一份,请转交领导,以查询我的历史。

       由此看来,当年姚筱舟经常到矿党委办公室,主要是去做个人的思想汇报。对他来说,父亲是他经常见面,对他有着基本了解的人。反过来说,父亲对姚筱舟是知根知底,这里既有作为一级组织的取舍态度,又有作为个人人格的冷暖影响。当然作为历史大事件,后来的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焦坪煤矿职工姚筱舟为什么会创作出那首三节十二行的新民歌体诗作《唱支山歌给党听》,它和煤矿和时代有着怎样难以解脱的关联呢?

       一是煤矿热烈的生产活动带来的际遇。1958年,焦坪煤矿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不仅各项生产活动全面铺开,而且船随浪涌,整个露天煤矿呈现出一种热烈沸腾的群众生产景象。形势逼人,人不甘落后于其中,个个奋勇争先参与生产竞赛。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受有管制处分,被下放基层劳动的姚筱舟很快就感受到国家大跃进所形成的浓烈氛围,努力端正自己的思想认识,将自己融入到集体的工作和学习之中,以争取提前消除个人处分。正如他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三节诗中所写: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诗中出现有“一孤萍”的意象,意指当时个人的特殊身份,但这“一孤萍”并不寄寓传统诗词中的悲苦情怀,而是同属于“亿万红心跟党走”中的一颗红心。实际上,在共同劳动奋进的工人群众中,没有人会把“管制”看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看重的是生产中不拖后腿,在工作中能干在前头。所以一个常常处在夺高产战斗中的集体不仅能使“孤萍”不孤,而且在集体中人格平等,各尽其能。姚筱舟自己曾说:“我受处分下到矿井,矿工们不仅没有因此为难我,反而处处帮助我,照顾我,还救过我的命。一次爆破时出现危险,一位矿工毫不犹豫地爬在我身上,保护了我。”工作生活在基层矿工中间,作为有知识懂文化的姚筱舟,逐渐能为班组中不识字的矿工兄弟读报纸写家信,为工段班组写表扬稿,帮助班组办日常宣传用的黑板报等等,这是他的强项。他在大跃进火热的集体生活中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在1958年春天创作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意义非同凡响的诗歌作品。作品署名“蕉萍”,谐音焦坪煤矿,直接表现出人与集体的实质性关联。1959年5月,作为焦坪煤矿集体生产中的一员,姚筱舟提前一年取消了因火灾事故管制劳动的处分,实现了自己在生产跃进中期盼已久的愿望。

       人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焦坪煤矿连续几年轰轰烈烈的生产跃进活动所带来的际遇,背着沉重处分的姚筱舟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实际上,当他1960年离开焦坪煤矿机关转调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以后,生产形势变了,他的工作环境也变了,但他小心翼翼的工作努力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欣慰,而是“与同志交往少,怕见人,总感到比人低一头”的失落和压抑。

       二是全国新民歌运动带来的创作契机。从1958年开始的全国新民歌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社会普及性。诗可以“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盛况空前”。尽管后世有研究者从历史角度前后反思,对这场以大跃进为创作背景的文学现象说法不一,各有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民歌运动的创作鲜明体现了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广大劳动群体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情、情感和美好的意愿,凸显出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精神风貌。受全国新民歌运动的影响,不仅姚筱舟的诗作发表在1958年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辑的“总路线诗传单”第八期专栏里,而且其创作的主旨内容也发源于新民歌运动在焦坪煤矿上下激荡起的阵阵涛声中。他曾说过:“1957年前后,全国进入新民歌时代,我也随手记录下身边矿工兄弟们编的许多顺口溜和歌谣,比如‘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等。矿工们都是‘口头文艺家’,故事、戏曲、顺口溜又多又精彩,我自己便陆续记录了一大本子。”就这样看多了,听多了,记多了,便产生了创作冲动。当然,对于姚筱舟来说,创作的冲动也有赖于自己思想认识的逐渐加深。“一开始我不是特别理解,比如每天写信,比如谁要对党说不好的话,他就要揍你。后来我了解到,煤矿工人多是穷苦出身,有的一路要饭过来,有的饱受旧社会霸王窑之苦,是党给了他们希望,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的主旨内容,便是矿工们在社会新旧对比基础上对党的深情歌颂,这和全国新民歌运动中大量的群众创作是一致的,共同的。

       家里曾经存放着一排父亲留下的藏书架,上下几层全是那个时期的新诗集。从小耳濡目染之间,便是其中诗人的名字,比如闻捷、邹荻帆、阮章竞、袁水拍、何其芳、张志民、田间、艾青、严辰等等,甚至还有一位写“楼梯诗”的马雅克夫斯基。与这些著名的诗人相比,儿时的我更喜欢一本无名诗集——红色、硬皮、厚重的《红旗歌谣》,里面有许多彩图和短诗。一首“头上梳得光,/脸上擦得香;/只因不劳动,/人人说她脏/”的有趣民歌记忆至今。

       1957年下半年,父亲写了“矿工歌唱共产党”的14节长诗,具体表现解放后煤矿工人对党的颂扬。诗中写到:“一唱党比亲娘亲,/恩情比那长江水;/新娘生咱活受罪,/党来翻身得解放。/煤黑子变成主人翁,/直起腰杆挺起胸;/几千年受的窝囊气哟,/霹雳一响全扫光。//二唱党比太阳亮,/漆黑的竖井闪红光;/封建把头都打倒,/脊背上再没有鞭棒伤。//三唱党比春风暖,/遍地红花散芬芳;/跳出苦井甜上甜,/幸福生活如蜜糖。/麻袋片换成蓝工装,/烂草庵改成青瓦房;/过去粗糠糊不住口哟,/如今顿顿饱又香……”//这首矿工六唱共产党的长诗发表在当时的《工人文艺》上。

       三是矿区党组织的关怀带来的生机。在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中,有一首民歌题为“党和群众”。一洞桥儿搭两岸,/党和群众心相连。/万众靠党来领导,/党靠群众把事办。/歌谣用质朴的百姓语言表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在焦坪煤矿的跃进生产中,矿区党的各级组织如同遍布全身的大小血管,源源不断的将生产的组织动员讯息传输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和每一位矿工身上。曾有一批复转军人来到矿上,被分配到矿机关各部门工作。我问母亲,是不是这些人在生产会战中起了作用。母亲否认说,是矿党委真抓实干,焦坪矿的每一个职工出力流汗,靠集体的力量才搞出了那几年很大的成绩。具体到姚筱舟身上,1957年9月焦坪煤矿落实对他的下放劳动管制决定,在此前后,他确实有一个从放任自己到一蹶不振的情绪态度变化过程。但是随着矿上生产形势的逐浪高涨,工人群众和集体组织的关怀与帮助也不期而至。煤矿生产是一项重体力集体劳动。对于当时个头不高,身板单薄,说一嘴南方口音的姚筱舟来说,固然有身边矿工兄弟对他施以的同情和援手,但更大的关怀和帮助则来自于周围党的组织。在了解到他有沉重的个人思想包袱,情绪低落,一时难以自拔之后,基层领导主动找他谈心,安慰并鼓励他振作精神,重新干好工作。为防止发生意外,所在班组的党小组研究决定,由几个党团积极分子主动接近他,帮助他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给姚筱舟留下记忆的,是工友们在危险的工作场所中对他的生死救援,他自己不知道的,是矿上党团工组织给予他的出以公心的明确帮助和在生活中的处处照顾。在这样一个火热的集体组织熔炉中,背有个人处分的姚筱舟才能和焦坪煤矿的职工们一道燃出属于时代的光和热来。

       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姚筱舟经常到矿党委办公室“站站就走了”的定期思想汇报。在持续一年半的时间里,代表焦坪煤矿党委组织的父亲都要面对这个受到机关管制处分的人。他的言语态度足以影响到这个人的处境和对生活的信念。虽然两个人站在高低不同的社会位置台阶上,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存在着诸多人生经历上的共同点。父亲出身于农家,比姚筱舟大一岁,从北平第五中学毕业后进入华北大学学习,而同期的姚筱舟在江西铅山中学肄业后从社会参加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的学习。在部队里姚筱舟当过文化干事和文教干事,1954年从朝鲜参战回国后,又在商洛石棉矿试探队当过人事股干事。而父亲1949年9月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后,担任过陕北党校教员、延安县政府秘书、延安市副市长,延安面粉厂秘书股长和代厂长等职。这里有意思的是,在延安面粉厂工作期间,父亲无意间也受过一次不大不小的党内警告处分。这些个人的隐秘经历会对发生在矿党委办公桌前面对面的思想汇报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影响呢?比如是宽容和理解,而不是刻板与严厉,是信认和鼓励,而不是冷淡与敷衍,是随意和真诚,而不是形同水火的划界与管制训诫。这期间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姚筱舟思想汇报中“因近月忙于大跃进,汇报做得不够好”的所谓“缺点”,代表党组织的父亲不仅不会认同,反而会称赞鼓励,因为他当时也负责着矿跃进办公室和红旗手运动办公室的工作;其次,处在个人精神领域中还在暗自耕耘的姚筱舟不会无视父亲的诗歌创作成果,他佩服眼前这位矿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视其为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引领者和前行者。良好的组织和个人的关系不仅使姚筱舟提前取消了原定三年的管制处分,而且也由此留下了他在后来几十载岁月中对煤矿党组织始终不变的执着信念。与此同时,在父亲的心目中,自然也会留下他对姚筱舟的那种一直存在的善意和温存。

 

(四)   

       当父母再一次关注焦坪煤矿的姚筱舟的时候,时间跨度已经超过二十载。1982年的某一天,父亲回家,同时给母亲捎回来一条有关老焦坪的消息,姚筱舟参加省作协,成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一名正式会员了。这条消息一时在父母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他们当然知道,《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作者就是当年在焦坪的姚筱舟,因为这首广受欢迎的群众歌曲早在1964年就因《雷锋日记》而唱响全国。如今,沉默已久的姚筱舟终于在铜川矿区实至名归,被专业作家协会承认接纳,这不能不说既是属于他个人的喜讯,又是属于时代和社会变化的重要见证。父亲在他后来主编的1987版铜川矿务局《大事记》中郑重记下一条:

     “是年(1982年),我局李祥云、姚筱舟、黄卫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吴树民、车周兴、张希巡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

       在已经逝去的二十年中,父母当然不可能知道姚筱舟在焦坪煤矿的坎坷经历。自1960年底他们因工作需要调离焦坪煤矿之后,姚筱舟在焦坪煤矿子弟学校任教的时间并不长,这里面固然有他性格上的适应问题,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他身上牵连出的复杂的历史社会关系和之前个人处分的扩散效应。在国际环境趋于对峙及国内阶级斗争日渐成为社会主旋律的背景之下,他是作为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员”而被清理到采煤工段一线参加劳动的。1976年以后才转到煤矿供应科工作。矿上对他的工作任用和政治评价一直是形同黑五类的所谓“内控人员”。所以当1979年全社会开展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活动时,姚筱舟也心有不甘,跑到矿上找有关领导申诉平反。领导对他说,你是内部控制人员,不是反革命,平什么反?但自此之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全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最可宝贵的人才。受此影响,姚筱舟才逐渐回归到革命队伍行列,恢复了以前机关干部的身份。而1982年的父亲也是刚刚恢复了党籍干籍,无暇顾及其他。在此之前,他曾二次进出铜川矿务局下属的王石凹煤矿,以出色的工作业绩担任后来铜川矿务局宣传处的付处长兼铜川矿工报社社长。但不久即蒙冤受屈,被投入劳改煤矿服刑改造。当社会上掀起强烈的平反冤假错案浪潮时,父亲也于1979年在入狱两年后走出监狱的铁门。他是无辜受冤的。相较于多年无闻于基层的姚筱舟,父亲的经历大起大落,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在百里矿区奉献一生的经历,都使他们像沉埋于地下的乌黑的煤炭一样,看似一身裸露,黝黑粗砺,实则热量凝聚,造福社会。父亲有一首题为“作为矿工,我自豪“的诗表现了这种情怀,诗写于1982年他履职前夕:

……作为矿工,我自豪,/我有神圣的职责,/职责是我的终生所爱,/化作我力量的溪河;/力量又淌进隆起的血管,/变成我执拗的魂魄。/祖国把命运交给我,/挚爱当然要泛起大波。//是的,掌子面确实艰苦,/井巷深处的崎岖伴随坎坷。/可我的意念在燃烧,/早已融尽畏缩的残余,/残余的浑噩。/矿工,我,/就好像煤块那样朴实,/把炽烈全埋进平凡的躯壳。/骤地,能掏出火球般的肝胆,/献给你,我的母亲,祖国!//

       姚筱舟是1983年3月被借调到《中国煤炭报》西安记者站协助工作的。这一年年末,他离开生活了28年的焦坪煤矿,被正式调进地处铜川市区的矿务局《铜川矿工报》社任副刊编辑,负责编发反映铜川煤矿生活的诗文作品。报社的工作极大地满足了他久埋心底的爱好文学的心愿。自五十年代《唱支山歌给党听》点燃他的精神火把之后,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文革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在精神领域里的文学爱好与求索,他曾和焦坪地区的文学爱好者有过秘密的联系交流活动。如今,事遂人愿,他乐此不疲,一直将这份工作干到年满离休。1986年在《铜川矿工报》任职期间,他还兼任成立不久的《铜川文艺》杂志的副主编。当时有一些曾与他一起在焦坪工作的老矿工来看望他,谈到成就和荣誉时,姚筱舟只是摇头,说这一切我从不去想,就像我们当年在井下当掘进工那样,从不想自己掘进了多少条井巷,想的只是今天的进尺是多少米,能否完成任务等等。后来当再有采访的记者问到《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传唱过程时,姚筱舟谦虚地说:“这首歌能够被广大群众喜爱,得益于雷锋的抄写,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演唱,得益于歌曲真实传达了从旧社会走到新中国的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心声。”

       1992年离休后,姚筱舟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铜川矿务局的党组织,他写道:

     “我从1949年5月参加革命队伍以来,是党以母亲般的爱,教育我,帮助我,我才从一个生于旧社会、旧家庭的普通中学生,成长为今天的国家新闻干部。我在人民军队里,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原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曾把参加党的组织作为最大的向往和追求。后因种种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我再没有勇气向组织写出申请。但我对党的崇敬和爱戴,一直深藏在心底。今天,我敬爱的党,经过风雨的考验,更加青春焕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以崭新的面貌,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我决心加入党组织,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奉献最后的生命力量。”

       2001年“七一”前夕,先后四次写申请加入党组织的姚筱舟终于实现了他的人生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的母亲是一名老党员。在记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期间,她收到矿务局党组织送来的一套入党纪念章。胸佩金色的纪念章,她感到自豪无比。当我们再一次提及已成为铜川矿务局的文化名人姚筱舟时,母亲说她还收有一份回忆姚筱舟的文章,是矿务局一位熟悉的同志写的,她夹在自己的一个剪报簿里了。当我提出想看看这篇剪报时,她却怎么也没有翻找出来。闲话之间,母亲却扯出一件她记忆深处的焦坪往事。说她在焦坪工作期间,曾有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在炼油时被烧伤。我问她当时煤矿怎么还能炼油。她说当时矿上确实有一个炼油厂,上面一层是汽油,中间一层是煤油,最下面的就是沥青渣子。小男孩的母亲不慎失足掉进炼油池里,被烫得很重,最后也因此去世了。男孩的父亲是矿上的一个泥瓦工,煤炉子砌得最好。他以后再没有续娶。等这男孩子成人工作以后,焦坪煤矿党委书记将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他。如今这俩个人在铜川还生活得挺好……

       听后无言。但煤矿黑与红的色块却在我心里越发鲜亮浓重起来。

  2022年5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