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踏着沉重的脚步
归乡路是那么的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父亲走后这几年，回故乡的路已相当便捷。再不用七拐八绕，也不必东借西用，开上自家车从市区出发向西，径直进入宽敞的纬三路，也就是放一两遍这首《故乡的云》的功夫，远远望见华丽的新农村民居建筑高耸林立于公路南侧，再近些，“上申庄”三个大字便赫然在目了。
便捷的交通让回家的路不再漫长，也让故乡情结如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我的故乡上申庄位于中太行延伸的丘陵地带，那里曾是沙河市西部三道山川中最背的“西北路”。所谓“西北路”，其实并无通达的大路。每次回家都要坐一段小火车到新城“章村站”，然后步行穿过三四个村庄，再走约三四里的坡路才能到家。后来有了西行的两条大路，故乡却蜗居在两路之间的背窝处，左右不挨边、前后两不着。1991年河北省财政厅在我村搞社教，将通村的路扩修成小柏油路，从此汽车方能进村。虽然较之前有很大改善，但开车回家还是得七拐八绕，十分不便。
我第一次回故乡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1970年秋月，按照父亲的嘱托，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从福建漳平星夜登上北去的列车，经历四天三夜的旅途劳顿，回到河北沙河。那时候人们出行主要靠步行。得到信儿后，我二大爷和四堂兄特意借自行车来接我们，我是坐在二大爷的自行车大梁，一路颠簸地回到故乡的。我记得走到村边，远远望见村头全站满了人。男人们头上包着高传宝式（电影《地道战》中男主角）的白手巾，女人们身着青色土布大襟小袄，上年纪的还裹着尖如春笋般的小脚。看到我们，家乡人用快如炒豆、硬似打夯的方言热情招呼，也稀奇我们口中艰涩难懂如异邦外语的漳平话。
我在故乡大约住了不到一年的光景。先是饱受了因水土不服带来的不适，浑身上下长满了疥疮，涂满了龙胆紫。之后是冬天的寒冷。我们在院子里为初见漫天飞舞的雪花而欢呼雀跃，并未理会母亲正在为凑不齐棉票布票，无法购制过冬寒衣而发愁。但很快，我们姐弟三人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我知道，那是大爷大娘、堂兄堂嫂们从各自拮据的家中接济，连夜赶制来的。北方的第一个冬季让我领略了什么是寒冷，什么是温暖。
北方农村过年很是热闹。一进腊月，家家户户都在张罗忙活。喝了腊八粥，年就近了。堂嫂们都来我家帮着磨豆腐、炸馃子，准备年货。还教我们唱过年谣：“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蒸糕切，二十八花啪啦，二十九胡疙扭，三十捏扁食，初一撅着屁股去磕头……”村里的大街小巷都挂起了五彩的吊挂，上面写着"红心向党"、"胸有朝阳"等字样，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好看。三十晚上，家家会悄悄地把用黄米面做成的小油灯点在门口两侧，这在那个大破四旧的年代是想像不到的。一向俨然的二大爷这时笑咪咪地召我和弟弟过去，从柜子上的匣子里掏出两包鞭炮，让我们俩磕头，说谁磕头就给谁。那几年每次过年回家，我和弟弟都会抱回各式各样的鞭炮，只有二大爷的鞭炮是需要磕头才能得到的。
父亲也很快地调回来了，分配到西部浅山区创建上关战备医院。这年八月，我离开了故乡，跟着母亲步行二十多里到上关和父亲团聚。
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我陪父亲回了一趟故乡，看望病中的二大爷。二大爷因患食道癌，已到晚期。我们到家时，只见他躺在院子里的长凳子上，人已全然脱形，骨瘦嶙峋，只有两只脚肿得像馒头。看到父亲和我，枯槁的脸上强作微笑。听二大娘讲：年前吃饭就不得劲，说什么也不让去医院，每天仍要盖房，硬是一个人把这侧院的北屋盖了起来，给新婚的云魁哥留下一座新房，了却他的最后一桩心事。
父亲的故乡情结很浓，浓得如家乡人自酿的黄酱。然而，他的回故乡之路却走了大半生时光：青年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被骗至北京石景山，给日本人当劳工，受尽奴役，拖着伤腿而归；之后瞒母参军，跨河渡江，转战南北，最后驻守云南边陲。其时老娘思儿心切，哭瞎双眼，不幸离世。十年后首次探家，方晓此情，为此，父亲一生都在愧疚自己“未能尽孝”。中年转业地方，欲回乡未准，便选择“有铁路、好回家”的福建漳平。再后费尽周折，才调回本县。
晚年的父亲庆幸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是调回家乡、叶落归根，说一起参军的老战友有的捐躯沙场，有的客居异乡。格外惦记和关心故乡人。那时候，回一趟老家并不容易，既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也没有平坦通达的道路。很多时候，父亲与年幼他五岁的我大堂兄一起，叔侄俩说走就走，搭上顺路的拖拉机就回去了。我知道后没少埋怨父亲：两个七旬老人，坐着拖拉机“砰砰砰”地颠二十多里路，人还不得颠簸散了。要是有个闪失怎么办？怎么向堂兄家人交代？每次怨叨，父亲含笑不语，但下次照旧如此，谁也拦不住。后来车方便了，多是我陪他回去。回到故乡父亲如同倦鸟归巢，走在老街老巷，浑身上下都是舒坦，听侄儿侄媳们唠家常，脸上漾着温情和惬意。吃过午饭，他常带我到故乡周围的山岭上转，告诉我哪里是尖各岭，哪里是瓮缸山，指划着这里当年日本人修过炮楼，那里是四三年全家人忍饥挨饿买的那块八亩地。说起过往，他如数家珍，记忆力好得惊人。清明时节，一生不信神鬼的父亲竟带着我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再后来，每年清明和十月初一，他都让母亲早早准备好上坟用的物品，头一天就嘱我来取，不要耽搁。
有一年，父亲召我过去，说要回老家住几天。我劝他：堂哥堂嫂们也都年纪大了，回去看一看就行，不要住了，那样会给家里人添麻烦的。父亲性情执拗，并不答应。那一次他真的在老家住了三天。堂兄凤元身体不好，为叔叔起夜方便，竟在外间的沙发上和衣而卧，不敢深眠。我知道后心中十分不安。
父亲的“回老家”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永远难忘七年前的那个夏晚，正好是周一我在单位值班，父亲打来电话，要第二天回老家。没想到凌晨6时，老人家突发心梗竟撒手而去。守灵期间，我一次次地懊悔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爽然应承，一遍遍地与家人详询头一天父亲的诸多细节。听堂兄堂嫂讲，当天下午他老人家就打来电话，那个高兴劲儿，电话里都笑出了声：“明天我就回去了！”
我孤坐烛前，久不能寐，不知何时昏眠又被鸟鸣唤醒。久居市区、身处嘈杂的我已很久没有在故乡过夜，更没有听到这悦耳的啁啾声了。独步院外，故乡的清晨宁静而安谧，堰下玉米地绿油油一片，弥漫着新锄的泥土味。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父亲，理解了故乡的呼唤对于父亲有多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