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工程兵旅机关装备部助理员陈强做梦都想出国维和,为此,他把来队探亲仅一周的妻子送回了老家。然而,由于名额有限,陈强未能如愿。当组织上决定派他去洛阳接受维和装备时,他二话没说,当天晚上就冒着零下几度的严寒赶赴洛阳。回来的路上,坐在装载着维和装备的平板火车上,这个北方长大的汉子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寒冷,什么叫饥饿,什么叫孤独。

  为确保维和装备的安全,在三天的押运途中,陈强冒着扑面而来的刺骨寒风,蹲在机械装备的车顶下面,渴了喝一口已经冻成冰块的矿泉水,饿了啃一口方便面,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机械设备半步。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孤独,白天还可以看看铁路边上的风景,到了晚上,寒冷、恐惧和孤独便将他重重包围。他只好背对着风向,使劲地吼着《咱当兵的人》,一边活动着麻木的四肢,一边为自己壮胆。最难受的是到了第三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无处藏身的陈强只能任凭雨水浇淋……

1654918360378679.jpg  三天后,火车到达北京站,当时的陈强已全身僵硬,话也说的不利索了。

  陈强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对自己没有参加维和不遗憾。其实,我有那样一次接装的经历,也就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了。”

  在中国的维和待命部队里,像陈强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不管是出国维和的,还是在家待命的,在他们的心里,维和永远都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不管在前方,还是在后方,只要能为维和做一点贡献,对他们来说,都是值得欣慰的,都是他们军旅生涯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2002年12月的一天,封闭训练中的原沈阳军区赴刚果(金)维和医疗队悄然亮相,10台喷有UN字样的维和工作用车驶向沈阳环成高速公路,进行初驶磨合。然而,在高速公路收费口,车队被拦了下来。

  “这是什么车?”年轻的女收费员一脸严肃。

  “这是部队的车。”保密观念很强的士官刘会昌回答。

  “部队的车为什么没有牌子?”收费员不依不饶。

  “那我们交费吧。”

  “交费也不行,必须讲清楚。”

  无奈之下,刘会昌经请示向收费站的领导作了解释。女收费员的脸上立刻多云转晴:“你们早说呀,现在放行,希望你们一定还要从这儿返回。”

  3小时后,车队原路返回。

  十几名男女收费员个个笑容灿烂,真诚地希望与维和部队们合影留念。收费员说:“我们什么豪华的车队都见过,但唯有你们让大家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此后的日子里,维和队员们随时随地都被这种爱包围着。

  车辆维修、喷漆,维修厂领导说,你们代表中国出去,我们帮不了什么忙,只收材料成本费,其它全免了。

  野外训练,附近的村民自发地送来开水、蔬菜。

  采购物资,素不相识的人们听说是去维和,不仅价格从优,而且,搬运装卸不用维和队员们插手,就好像父母要送出远门的儿女一样无微不至。

  2月13日,维和医疗队物资装备先行起运。铁路工人们对装载的各个环节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出一点差错。到了两名物资押运员就要登车的时候,站台上已经挤满了自发送行的各界群众,人们纷纷走上前去,与两名维和队员合影、握手、拥抱,就像是送自己的儿女一样依依不舍。列车徐徐启动,站台上的群众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送战友》。在铁路两侧,许许多多无法进入站台的群众,爬上了屋顶、围墙、树枝,冲着维和队员们挥手,高喊着“好好干”“祝你们一路平安”等发自肺腑的话语。

  此次物资启运,部队原本没有安排送行仪式,但人民群众却演绎了一个让每个维和队员终生难忘的画面。中国军人走出国门,参加世界维和行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埋在心底的爱国情怀。


  

  各地媒体刊载的维和医疗队即将出征的消息,犹如一缕春风吹遍祖国的江南塞北,人民群众争相传阅,一时间洛阳纸贵。

  那天,维和队员王丽趁午休的时候来到街上,准备买一份刊登有自己照片的当天报纸留作纪念。让她想不到的是,她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走了10多个书报亭,听到的回答都是“早卖完了。”

  王丽有一分感动,也有一分失望。在一个报摊前,卖报的老大娘看出了她的心思:“姑娘,你就是维和队员吧,报纸上有你的照片。我这儿还有一份,是准备留给我家老伴看的,你拿去吧。孩子,你们到了外边,可要注意安全啊!”王丽动情地说:“那一刻,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电话,如今已是人们工作和生活中最普通的工具。然而,当中国赴非洲维和部队整装待发的消息一经播发,在维和队员们看来,电话却成为跨跃时空,传播民族精神的特殊载体。

  三八节那天,维和医疗队特意为女队员们放了一天假。队员叶晓卉在家中接待了三位让她终生难忘的客人。一位是孩子同学的母亲,一位是自己10年前的同事,一位是教自己孩子学琴的老师。那位刚刚认识的同学母亲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让你家“豆豆”每天放学到我家做作业,我帮你盯着。自己的老同事说,我退休在家,儿子都上大学了,闲着也是闲着,我来帮你带孩子,管保冷不着、热不着。孩子的音乐老师说,从今往后你儿子练完琴就在我家吃饭。叶晓卉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就凭这一份份特别的爱,我也要坚决完成好祖国和人民赋予的特殊使命。”

  春节,封闭了半年多的维和医疗队放了短短的几天假,每名队员都想好好地休息休息,但令他们意外的是所有人的电话都成了地地道道的热线。除夕夜,队长凌磊连续接了30多个特殊的拜年电话。虽然联欢晚会没看好,但心里却热乎乎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有的音信已断了多年,有的已全然记不起姓名容貌,有的远隔万水千山,纷纷鼓励他为战友、为家乡、为军队、为祖国争光。有一位老战友,为了打听他的电话竟询问了20多个人。节后,维和队员们算了算,这些充满着关爱、友谊、祝福的电话,遍布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

  2003年3月14日,维和医疗队迎来了一位令全体队员无比感动的客人——中国驻刚果(金)大使崔永乾。为了安排好中国维和部队在刚果(金)的工作生活,崔大使倾尽了心血。2月上旬,他回国述职,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他仍然牵挂着即将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定在3月初来看望维和队员。但是到了预定日期,他却身患虐疾并发肺炎住进了医院。他让工作人员悄悄预定了机票。13日下午,崔大使还在输液。14日上午,他已飞到维和队员的身边。听完崔大使抱病所作的报告,维和队员们的掌声经久不息。

  掌声,蕴含着感动;掌声,更表达着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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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跃时空的爱继续着。

  江苏某医药公司经理打来电话说,他从电视上看到维和医疗队的新闻后心情十分激动,整天琢磨着中国军队走向了世界,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想来想去,考虑到你们救治任务繁重,维和所在地区传染病、流行病高发,就特意为你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刚刚问世不久的高科技产品“人工呼吸隔离罩”。这是我们全体员工的一点心意。

  过了4天,维和医疗队收到了这家公司邮来的快件。打开包裹,里面附了一页简短的赠言:“敬献全体维和医疗队员。祝愿你们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舞台上一展中国军人的风采。圆圆满满不辱使命,安安全全凯旋归来!”读着这感人的话语,维和队员们无不心潮澎湃。

  东北某电子设备销售公司,考虑维和任务通讯不便,就无偿提供了一套可视电话系统。公司的员工说,有了这套设备,维和队员就可以随时通过电脑与亲人们面对面地联络。

  某农科所考虑维和任务区食品蔬菜匮乏,物价昂贵,特意为维和医疗队邮来了10多种适宜热带生长的蔬菜种子。

  一位曾经长期在非洲工作的退休老专家,先后4次打来电话,要把自己在非洲获得的经验介绍给维和队员们。队领导考虑他年老体弱不宜远行,便婉言谢绝了他。可这位老专家生怕维和队员们没经验受了委屈,将如何防暑降温、防蚊虫叮咬、防毒蛇侵害的土办法、小窍门一一整理出来,用书信的方式邮到维和医疗队。那天,队长凌磊给大家捧着老专家的来信,读着读着眼睛就湿润了。

  在短短的半个月里,维和医疗队先后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此类电话40多个,书信20多封。他们谢绝了多数希望捐助的单位和个人,但他们却把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留在心间。


  五

  张晋东,首批赴刚维和工兵连道桥分队分队长,上尉军衔。接到参加维和行动的命令后,他心情很是矛盾。父亲患乙肝卧病在床,母亲骨癌晚期。妻子没有工作,还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他在家里是个顶梁柱,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依靠。他想,自己出国几个月,病重的双亲怎么办?他特别放心不下身患绝症的母亲,医生说老人家仅有3个多月的寿命,如果在他出国期间,老人不幸……他连最后一眼都看不上啊!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军人,一名维和待命部队的军人。既然选择了军人职业,忠孝就不能两全。电话里,他和母亲道别,准备好的宽慰之辞还没出口,母亲慈祥的声音柔弱地从电话那头传来:“儿啊,去吧,到那儿好好干,我会好起来的……”知儿莫若母。张晋东抹掉眼泪,更加安心地投入到维和准备工作当中。

  “我继续参加第二批维和行动,除了军人的职责所系外,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在中国第二批黎巴嫩维和部队出征现场,一周前回国轮休的营长罗富强格外激动。罗富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实际困难多,但任务需要他继续担任第二批维和工兵营营长时,他二话没说,愉快地受领了任务。“家里有我,你放心去吧。”登机前,妻子张荣含泪重复了这句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正在读高二的女儿罗雪睿边给妈妈抹眼泪边安慰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妈妈和外婆的!”

  在出征现场,最显眼的当数维和工兵营参谋长李昌政的妻子张洁。她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面对就要远赴中东的丈夫,尽管有几分恋恋不舍,却乐观地说:“等你凯旋时,我和孩子到机场迎接你!”

  多么感人的离别场面,多么难忘的送行场景,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时光回溯到1993年,第二批赴柬埔寨维和工程兵大队出征前夜。

  四川籍同乡战友陈知国和余仕利正在促膝谈心。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陈知国问:“听说你们家也有叫和平的?”

  “是啊!我家三个兄妹,我哥叫余仕胜,我叫余仕利,我妹叫余和平。胜利和平——我父母大概20年前就预料到我要参加这次维和行动了。”圆圆脸庞、个头不高的余仕利边说边思忖着,父母倒没有那么神的预见,但确实希望我们事业有成,在和平的事业中有所作为。

  “你真令人羡慕。我可是个独生子。我1971年出生时,正值咱们国家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地位。正在农村当知青的父母为了纪念这件大事,给我取了现在的名字。”陈知国一板一眼地告诉余仕利。

  两位年轻的战友十分投机地倾诉着自己的心里话,并商量着怎样在未来的赴柬维和事业中建功立业。

  就寝的哨音响起,陈知国、余仕利和战友们渐渐进入了梦乡。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两位名字与“联合国”和“胜利和平”相关联的士兵,几个月后在异国他乡为联合国维和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蓝盔”部队中的年轻官兵中,无论是出征亚洲,还是出征非洲,或是出征中东,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让人感动、让人落泪的故事。他们有的推迟婚期,有的亲人患病不能照顾,有的亲人病危不能在床前尽孝,有的暂时放弃考研机会,有的孩子出生在即却不得不奔赴异国他乡……

  维和官兵的故事,就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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