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周年】关键时刻还是党支部有战斗力
202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5周年的纪念日。现在湖北武汉安享晚年的辛德成老战士，1927年出生，与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同龄。因此，他将以95岁的高龄迎接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喜庆华诞的到来。
辛德成是吉林省通化县人，1946年3月在东北参军，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部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第16师第46团，后改编为第43军127师379团。127师379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25年成立的“叶挺独立团”，是“铁军”的嫡系传人。该团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辛德成在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第16师第46团历任3营9连战士、文书，3营机枪连文化教员，8连副指导员。1948年10月辽西会战，火线上提升为1连指导员，先后参加过四平战役、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东战役、粤桂边战役、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荣立4大功2小功。海南解放后，历任43军127师379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宣传股副股长、青年股股长，海南军区兼43军政治部组织处干事，132师政治部组织科长、385团政治处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秘书处政治工作研究科干事、科长，秘书科科长，43军127师政治部主任、127师副政治委员。1955年授衔大尉，1958年晋升少校，1961年晋升中校。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等。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任43军政治部副主任。之后任武汉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88年5月副军职离休。
2014年10月，笔者等到武汉探访时年87岁的辛德成副政委，辛副政委很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的说：
解放海南岛一晃就过去60多年了，我们当年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现在都八、九十岁了，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刻骨铭心。我是127师的，我老伴林冰同志是128师的，127师和128师都是43军解放海南岛的主力，所以我们一看见来自海南的同志就特别亲。
（左1为夫人林冰原128师宣传队干事）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战斗残酷，部队伤亡太大，战场上，只要你没有死，你就得战斗。现在张副政委叫你当指导员，你不当，那不就成了临阵退缩了吗？道理我明白，但不了解战场的总形势，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真不敢当。于是，我问：“政委，为什么派我到1连去。”
张副政委说：“1连的4个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
我又问：“那1连还有多少人，还有多少干部？”
张副政委很不高兴的说：“让我去给你了解呀？我上哪知道去？反正是连长、指导员他们4个人都伤亡了。”
我说：“不行！”
张副政委说：“你说什么？不行？你不去？”
我说：“我去当副指导员行不行？”
张副政委说：“不管那一套啦！”
我说：“我能不能先代理指导员？”
张副政委火了，厉声的说：“你不去？你怕死你就别去！？”
张副政委说着说着就从坐着的碾盘上“呼”一下子蹦了起来，气呼呼的质问我：“你去不去？”
张副政委他不知道我的难处啊，我不是怕死，是不敢当，怕没有这个本事，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人地生疏，心里的苦衷又不好解释。我只好说：“副政委，那你派个人把我送去吧。”
张副政委没好气的说：“让我去送你呀？！”
看样子张副政委身边是真没人了。我想，团长、政委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政委牺牲了，副团长和参谋长也负伤了。
我说：“那你给我写个介绍信呀！”
我心想，真叫我去，没有介绍信，我怎么介绍自己呀！
张副政委说：“你拿笔来！”
当时，我急急忙忙的跑过来，哪有笔呀？介绍信也写不成了，我只好说：“那好，我去！1连在哪个地方？”
张副政委看我答应去了，火气一下子消了许多。他说：“你沿着铁路往前走，你要走铁路的背面，铁路的反斜面，你可不能过铁路，过铁路就是敌人。”
我就顺着铁路的反斜面走，那边枪声打得很紧。到底往哪儿走啊，我心里正犯嘀咕呢。走着走着，遇到一个战士，此时，枪声好像也打的没那么厉害了。我就问：“你是几营的？”
那个战士回答说：“是1营的。”
我一听是1营的，又接着问：“你是几连的？”
那个战士回答说：“是1连的。”
我听说是1连的，真有点喜出望外，心里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少了很多，于是又问：“你在1连是干什么的？”
那个战士回答说：“是卫生员。”
我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卫生员回答说：“叫刘凤瑞。”
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带到1连去？”
卫生员刘凤瑞说：“去干什么？1连都没有人了。”
我说：“你带我去。”
卫生员刘凤瑞看我态度挺坚决，就带我去1连。他在路上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指导员。”
卫生员刘凤瑞一听说我是指导员就高兴了。
我就问他：“连部在哪儿？”
卫生员刘凤瑞说：“哪里还有连部啊？都伤亡了！”
我说：“还有干部吗？”
卫生员刘凤瑞说：“哪儿还有什么干部，只看到还有一个副排长。”
我说：“这个排长姓什么？”
卫生员说：“姚成德，姚成德。”连说了几声这个名字。
我说：“姚成德在哪儿？你去帮我找来。”
我当时不熟悉1连的人和战斗情况，不能乱跑，乱跑再给敌人打死了，团里不就白派我来了吗。于是，刘凤瑞就去找姚成德。不一会儿，姚成德副排长过来了。
我说：“是姚成德副排长吗？”
姚成德副排长说：“是！”
我说：“我是代理指导员。”当时，我没敢说是指导员。姚成德立马感到好像来了救星一样，他激动地说：“呀！呀！呀！呀！”其实我心里明白，人家副排长是抗战的老兵，而我是解放战争的新兵，人家是老资格。
我说：“咱们还有多少人？”
姚成德副排长说：“还有一些。”
我说：“还有班长没有？”
姚成德副排长说：“还有一个。”
我问：“叫什么名？”
姚成德副排长说：“叫张成恩。”
我说：“是几班长？”
姚成德副排长说：“是5班长。”
我说：“你赶紧给我找一找。”
姚成德副排长说：“好！”就找来了5班长张成恩。
我说：“还有没有其他人，再找几个人，我们就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
5班长张成恩说：“好！”又找来几个班长。
我说：“我任支部书记，副排长任副书记，各位班长任委员。”
临时支部一组织起来，大家马上就感到有了主心骨了，有事就可以商量了。这样我们就收拢了有四五十个人，可以组织一个排了。
我这时也心中有底了，连队关键时刻的战斗力，还要靠党支部这个核心。有了党支部，我就不是孤家寡人了，是名副其实的指导员了。我立即命令：“部队马上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我这里正在组织着兵力，敌人就上来了。紧接着我们又打退了敌人步兵的两次冲锋，还打退了敌人骑兵的一次进攻。在打退敌人骑兵的第三次进攻后，我们终于守住了1连的姚家窝棚阵地。最后战斗下来，我们1连的战斗班还剩下9个人。分别是副排长姚成德、5班长张成恩、3班副班长王玉山、2班战斗组长黄汉林、1班战士南龙、战士张永发、王家礼、傅习顺、张庆祥。也就是说我们1连还剩一个副排长，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一个战斗组长，5个战士，总共9个一线战斗员。连部还有卫生员宋禄、刘凤瑞2人，炊事班没有伤亡，1连大概就剩这点人了。
辽西会战这一仗，我们堵住了廖耀湘兵团逃往沈阳之路，为最后歼灭该兵团创造了战机。我们团伤亡很大，其中红2连比我们伤亡还大。我们1连的战士黄汉林、南龙、张永发都立了特等功，战后号称铁军的“三只虎”。广州解放时，我们127师奉命举行入城式，“三只虎”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入城式的历史照片留下了他们的风采。当时解放广州，我们127师主要是打广州城外围，而城区的战斗则主要是128师打的。为什么反倒是我们127师奉命举行入城式，享有这个崇高的荣誉呢？我的理解是，我们部队最早是“叶挺独立团”，1926年北伐，“叶挺独立团”从广州出发，现在广州解放了，由我们127师举行广州入城式，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经过23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后，凯旋而归了。
东北解放后，我又接着参加了平津战役。部队南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两广等战役。打海南岛前，我奉命从1连调到379团组织股任干事。
本来和秦道生坐一条船渡海，但中途发生变故。1950年3月31日晚，43军127师379团配属381团1个加强营组成渡海加强团，执行第二批偷渡任务，我在起渡前奉命上了另一条船，从此改变了命运。
那天晚上，我们379团在徐闻县的愽赊港起渡。加强团船队的编队是这样的：2营是加强团船队的前卫，居中；1营在左翼，3营在右翼，呈扁三角形的队形。海练时，3营驻在海安一线，因为最靠近海口，所以3营9连渡海时，肩负护航打兵舰的重要任务。
那个时候，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到了极致，对解放海南岛的战前动员，已到了亢奋的程度，指战员们嗷嗷叫，都争先恐后地要在中南最后一战中立功，纷纷表决心、写血书，争取在渡海时参加打兵舰的任务。
9连打兵舰是我们团政治处组织股分配的，我们组织股的同志，自然也不能落后。于是，我们股的几个同志，在秦道生股长的率领下，都上了3营9连的船，准备一起参加打兵舰。
当时我们连、营干部身上都背着渡海部队的经费。连级干部背光洋，营级干部背金条和港币，师、团干部背不背，我不知道。当时海南岛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币不能用，老百姓只认光洋和港币，所以渡海部队必须自带经费过海。当时发给我50块光洋，怎么背呢，就用那行军的米袋子，缝成子弹袋的样子，把光洋一块一块的隔开，要不光洋就会跑到一起去，挤成一堆，就不好背了，就会影响行军作战。
当时船就要开了，在这节骨眼上，突然单印章副政委的警卫员蔡庆山跑过来通知说：“叫秦股长下船。”
秦道生是老革命，可能参加革命比单印章副政委还早。秦股长在船上先小声对我们说：“我不下船。”接着又大声对蔡庆山说：“去，我不下，打兵舰了，定啦！不下！”
当时打兵舰是头等大事呀！一句话就把警卫员蔡庆山给堵了回去。就这样，秦道生股长不同意下船。没办法，秦股长资格老啊！警卫员蔡庆山就跑回去了。大概是他向单印章副政委报告秦股长不肯下船的情况。于是，单印章副政委就决定叫我下船。
过了一会儿，蔡庆山又回来了，嚷着说：“辛德成，辛干事，单政委叫你下来！”我看秦股长不去，我也不想下船，就对蔡庆山说：“我也不下去，我还要参加打兵舰呢！我不下！”
我当时还气呼呼的，也忘了这是违抗命令，那时就一门心思要参加打兵舰。现在想一想，那时真是为了打海南岛不知道死活，想打兵舰，我拿什么打？当时就是这样一种不怕死的情绪在鼓舞着我们。我前面说过，部队的政治工作做的好哇！政治工作做到了极致！部队都嗷嗷叫，我也嗷嗷叫。
警卫员看叫不动我们，就跑回去了。过了一会儿，警卫员蔡庆山又跑回来了，说：“辛德成，辛干事，你下不下？”我回答说：“我不下！”蔡庆山又说：“首长说了，你不下船，就捆下来。”听了这话，秦道生股长就对我说：“辛干事，那你就下船吧！”说完，就握了握我的手，又说：“回来再见吧！”
现在回想起秦道生股长的话，感到很痛心呀（辛德成副政委讲到这里，突然眼泪夺眶而出，声音哽咽）！这时我突然有一种预感，一种生离死别的预感，是最后一次握手，是永别。果然，我的预感“成谶”，我们就此永别了。秦道生股长的牺牲，是跟9连打兵舰的船误登白沙门岛后，弹尽粮绝，为了不当国民党的俘虏，秦股长英勇的拉响了手榴弹。每次想到海南岛战斗，我总会想到秦股长，一想到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如果我没有奉命下船，也就和秦股长一起光荣了。秦股长很有水平啊，对我太好了，手把手的教我啊！
当时我对秦股长说：“我也不下！”秦股长又劝我说：“你还是下去吧！辛干事！”
到了这个时候，没办法了，这是政委和秦股长的命令，我不得不下船了。我一边下船，一边回头看着秦股长，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心情沉重。我心里话说：“这个时候叫下去，扯啥呢？下去干什么呢？这都要去打兵舰了呀！”
海南解放后，单印章副政委的警卫员蔡庆山同志，后来到湖南任职，见面就开我的玩笑。一直到我都当了43军政治部副主任和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他还说要不是他叫我下船，我早就死了，现在哪里还会当什么政治部辛副主任和后勤辛副政委了。这是后话。
我当时一边下船，一边纳闷，上级为什么一定要我下船呢？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下去后，跟着蔡庆山警卫员到了单印章副政委那里，才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态。什么事情呢？原来是部队马上要出发了，然而团指挥船上的船工却不肯开船，当时，师首长宋维栻政委和团首长就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原来这条船上的船工是因为没有看到我们组织股的人在船上，就不愿意了，他们说：“我们骗他们去打海南岛，我们自己却不去。”
平时，我们天天海练，以练为战，实兵实船，海练完了，就回来。一旦有命令，就直接出发打海南岛。这种情况，船工不知道，但我们心中有数，这也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可是3月31日那天，船工看出问题来了。平时海练都是哪些人，船工都认识，现在忽然来了这么多不熟悉的人，来了这么多领导，又有那么多船集中起来，跟平常不一样，所以船工看出来了，今晚真的要去打海南岛了。
我过去后和老船工们握握手，船工说：“辛干事，你也参加打海南呀，上我们这个船吧。” 我们组织股在征船和海练的过程中，与船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船工讲义气，大家熟悉了，便只相信我们，不相信别人。
当时，由于团指挥船已经满员了，师团机关的人员和首长都在这条船上，坐不下了。于是，我就跟船工讲：“你看这么挤，我身上还背着光洋和4颗手榴弹，我就坐后面警卫连的船吧，警卫连的船紧跟在指挥船后面。”
船工看到我上船了，才肯去开船。所以，单印章副政委叫秦股长和我过来，就是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改坐了团警卫连的船渡琼州海峡。记得是和警卫连指导员孙平在一条船上。孙平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牺牲了。团警卫连的连长好像姓李，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姚苏南插话：叫徐静山，在四野网站上有，他儿子在网上找他父亲的老战友，安徽人，1923年生，当过四连连长。）。
打海南岛，我立了一大功，主要事迹是训练船工和征集木船。当时我们渡海作战的战斗力形成，除部队自身的战斗力外，船和船工是关键。没有船不行，没有船工的支援也不行，战斗力就无法形成，因此，征集船只、教育船工、动员船工帮助部队，是我们团组织股当时的主要任务。
第一个问题是收集船。当时船的问题，主要由地方支前委员会征集，部队也积极协助去帮助找。各团、营、连都派人去找，找那些隐藏起来的船。部队发现船后不能直接征用，由我们向地方政府报告，地方政府再出面动员，征集到的船只，都要备案登记。因此，我们靠地方政府大力的支前配合，渡海前征集到的船只都陆续从各地开来。当时，379团训练船工和找船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组织股，秦道生股长带着我，还有一个民运干事叫徐华，我们3个人，负责统筹协调全团的船工训练和征集木船的工作。
这几天电视正在放一个片子，叫《东方》，今天正演到进攻海南岛渡海先锋营这一段：40军一个先锋营800人，43军一个先锋营1000多人，偷渡登上了海南岛，然后向军委报告，毛主席听后高兴的说：好啊！海南岛上去了1800只东北虎，够薛岳喝一壶的了。
渡海先锋营是43军128师组织的第一批偷渡部队，有1000多人，用了21只船。我们127加强团的渡海作战是第二批偷渡，有3700多人，共用了88只木帆船。但实际上征集来的不止88只，有些船太小，太破旧，海练的时候发现不行就退了回去。船收集起来后怎样训练？都集中到团里不行，我们只有3个人。秦股长的办法是，团里抓总，各营、连分别抓训练，任务分散落实到基层。
当时的船工很多是渔民，一条船就是一家人。他们长年在船上生活，吃在船上，睡在船上，劳动在船上，渔民家家以船为生。海练过程中，我们是实兵实船。主要是考虑一旦有命令下来，就能直接出发去打海南岛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枕戈待旦。随时要打仗，船上有那么多家属孩子是不行的，必须要先动员家属们下船，以便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因此，船收集好后，动员家属下船是当务之急。问题是很多渔民岸上没有住的地方，下船以后怎么办？！要想办法安置她们的生活！其实这个工作很难，因为雷州半岛刚解放，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苦。但我们依靠地方党组织和支前司令部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所以家属安置好后，下一步就是对船工进行教育了。
教育包括三方面：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开展教育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船工的思想状况，以便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船工们一听说要教育他们打海南岛，很多人就害怕，不愿意去，讲怪话说：“你们打海南岛，海这么大，你们怎么过呀？我们这小船也过不去呀，敌人有军舰，敌人的炮一打，不就打翻了吗？”
船工的顾虑主要有两个：一是动员家属下去后，家属的生活怎么办？二是打海南岛他怕死，船打翻了怎么办？以后他们怎么生活呀？
（与辛德成及夫人林冰<左2>合影）
我们分析，船工有顾虑是很正常的，老百姓谁不怕打仗呀！就是我们部队刚到海边，也是顾虑重重。部队大多数是北方人，没有见过海，不会游泳，对海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可以这样说：东北兵一看到水就晕！也有胆大的，开始不害怕，在领教过大海的威力后，也是心有余悸。我也有体会：我刚到海边挺新鲜，夜里宿营，听到海浪哗哗的响，很好奇。第二天一大早，到海边去看海。海水在退潮，我就往里头走，突然一个大浪过来，跑都来不及，吓了一大跳。
我们的炊事班长，第一次到海边还挑着菜到海边去洗，洗着洗着，大浪一来，菜也没有了，鞋也跑掉了，炊事班长吓得够呛。
所以一开始部队也害怕，船工也害怕，只是怕的角度不同，情况不一样。部队怕海，船工怕敌人军舰和飞机。部队害怕不行，命令来了，怕也得去打海南岛。可是老百姓不能命令呀！就得靠教育。首先教育他们相信解放军能解放海南岛，给他们信心。
船工一开始不相信，说：“你们怎么打，你们还没上船，大炮就把你们打翻了，军舰上的大炮都像脸盆那么大（粗）。”
针对这些思想状况，我们就给他们讲形势，先从全国讲，讲大道理，提高他们的觉悟和见解。然后再讲解放军为什么能打，讲部队的情况，宣传解放军的战斗力。我们从东北打到雷州半岛，雷州半岛和大陆都已经解放了，就剩下一些海岛了。我们告诉船工，打完海南岛，还要打台湾。船工听了很兴奋，事实摆在那里，船工也就开始相信解放军是能解放海南岛的。
除了形势教育，再就是阶级教育。阶级教育诉苦是个好办法，船工都是穷哥们，一诉苦，就来劲了，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他们很容易接受。搞诉苦运动，我们在部队有经验，那些在战场上抓到的国民党俘虏兵，大多数也都是穷哥们，一诉苦，就见效，昨天抓来的今天就能打国民党，有的是上午抓来的下午就能打老蒋。但对船工搞阶级教育，搞诉苦，还是头一回。当时的问题是船有大小，大船有雇工，船主雇两三个或较多的船工，而搞诉苦是要讲阶级的，只有穷哥们才有苦要诉，地主老财对诉苦是反感的。因此，诉苦之前要进行阶级分析，按当时的规定，有雇工的船主如果按照岸上划阶级的标准，那就是小地主。如果我们要是把船主都划成小地主，就把他给得罪了，他还愿意跟你海练和去打海南岛吗？怎么给船工划阶级呢？是个难题，没有经验，不敢划。我们秦股长办法多，他说不好划，就降低标准。我们也问过单印章：“怎么划呀？”单政委说：“不能划就不划吧，靠教育呀！”
这虽然有点随意，但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形势的需要，一切都是为了保障打海南岛。于是我们就讲，船工即是工人又是农民，都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受资本家剥削，受渔霸剥削，而地主老财、资本家、渔霸的根子，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雷州半岛虽然解放了，但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的军舰、飞机还在天上飞，海里行，徐闻的渔民到海里捕鱼就不安全，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如果咱们不把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的海南岛打下来，徐闻船工的生活就不得安宁，就永远不能翻身，儿女们就辈辈受穷。
船工都害怕辈辈穷，他们说：“那我们的儿女就不能上学了？”我们说：“是呀，饭都吃不饱，哪里还能上学呀！”
这样一来，船工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认识到打海南岛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就开始赞成打海南岛了。
（左2起为辛德成长女辛颖、林冰、辛德成）
纪律教育就是要求船工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训练的时候不能动船，有事要请假，不能到附近老百姓家随便要东西。
光讲大道理还不行，还要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一边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病痛，一边和船工交朋友。
比如，船工和家属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就把缴获的衣服和库存的衣服收集起来，还动员干部战士捐衣服，让船工和家属有衣服穿。船工的老婆孩子病了，我们就派医生和卫生员去给家属看病，重要的船工家属病了，我就带着医生和卫生员去看。这样一来，家属就觉得大军（当地人叫解放军为大军）亲，免费给他们看病，解决了家属的后顾之忧，她们就愿意自己的男人帮助大军。又比如船工的吃饭，开始弄小锅自己吃，我们给他们送点东西。后来船工都分到各个连队，在连里一起吃，由连队派人管理，这就更亲密了军民关系。
为了解决船工的生活，我们每个月大概给船工发3次工资，平时发2块、3块，临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发的比较多，最少的要发10块，有20块、30块和几十块的不等，船大就发的多，船小就少一点。因为大船有3蓬3桅的，需要雇请好几个船工。中船有两蓬两桅，小船多是一蓬一桅。我们打兵舰的船，都是一蓬一桅，船小则灵巧。那时发钱是发光洋，很重，都用麻袋来装。开始给船工发钱后，出现一个问题，船工想回家送钱。有些人怕打仗，不想干了，要跑。但回家送钱的理由很正当，怎么办呢？很棘手。因为船工一回家，海训就要停下来。当时海训的任务很紧，不能停。于是我们就把地方干部请来，让地方干部帮助给船工家里送钱。我对地方干部说：“你们可不要贪污船工的钱啊！我们到时候是要去查的。” 有的船工家离得近，就叫家属来拿。我们还向船工讲清楚，如果船工牺牲了，政府按烈士对待，船打坏了也会给予赔偿。
当时，船工中有人抽大烟，这是个坏习惯。这些烟鬼，来了烟瘾就什么也干不了啦，没有烟土给他们，海练和打海南岛就都不行啦。怎么办呢？教育他们戒毒吧，来不及，马上要打海南岛了。上级了解这个情况后，决定先解决海练和打仗的问题，至于戒烟戒毒，等打完海南岛，再由地方政府统一解决。于是，我们的后勤部门就发来一小布袋大烟土（鸦片）。我们过去不认识，打开一看，都是方块的，还包了油纸。大烟土当时很值钱，怎么发呢？必须控制，不能多给。我们就把鸦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船工瘾发了就给一点，就用这个办法。那时雷州半岛刚解放，地方政权也刚建立，给烟土是为了完成解放海南岛的权宜之计。
我们就这样从生活上关怀爱护船工和家属，精神上鼓励团结教育船工，和船工交朋友。我们团教育训练船工是很成功的，没有一个人逃跑，所以战后给我立了一大功。海南解放后，我下连队了解船工在战斗中的表现，大家反映船工很勇敢，在枪林弹雨中没有退缩。五连副指导员呼生永跟我讲，他们连的船上有个老船工叫包振光，渡海中牺牲了，牺牲时还保持两腿夹舵的姿势，把大军送到了登陆点。
两颗手榴弹干掉敌人滩头机枪阵地。1950年3月31日晚10时30分，43军第二批偷渡部队顺风起航，我乘坐团警卫连的船渡海。
我们在愽赊港起渡后，一开始风力很好，船借风力走得很快。船队中的大船可以装一个连的兵力，我坐警卫连的船就装了一个连。师团首长的指挥船一般都是大船，是土机帆船。而最小的船呢，就只能装一个班的兵力，负责打兵舰的护航船，基本都是这种小船。我们加强团船队航行过了琼州海峡中线后，海上突然停风，各船就划桨前进。不久，海上护航队与敌人的军舰遭遇，打了起来，枪炮声震撼了琼州海峡，火光映红了大海，很远都能看得见。
海上停风后，各船的划桨速度参差不齐，在和敌人军舰交火的情况下，各营连的船只都奋勇前进。出发前上级有要求，如果打散了，不要恋战，就单船登陆作战，抢占滩头，谁快谁先上，强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船的速度有快有慢，遇到的敌情有轻有重，登陆有先有后，而且登陆点也不在一个地方，拉的比较宽，比较分散。因此，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登陆，快的不能等慢的，前面的不能等后面的。先登陆的部队，必须先打掉敌人的滩头阵地，然后迅速向纵深前进，扩大登陆场。后面登陆的部队，遇到敌人，能打就打，边打边前进，边集结。于是，部队就拼命的划水，已无法保持原有的编队队形。警卫连有的桨都划断了，我也帮助划，大家轮流划。后来又起风了，我们再次扬帆破浪前进，加快了海上航行的速度。
等到我们警卫连的船快登陆时，离岸还有几百米，船上用麻袋堆的60炮简易工事，突然挨了敌人一炮。只听“噹”的一炮，把船给打漏了，但没有人牺牲。船一漏，海水“哗”的就进来了。虽然船漏了，但船还能走，我们事先准备好了各种堵漏的木塞子和工具，很快就把漏的地方堵了起来。
我们的船本来准备借风势往岸上冲，但还没有完全靠岸就搁浅停住了。我一看船不能走了，就对警卫连孙平指导员说：“快下船吧！”
孙平指导员指挥两个战士跳下船去探路，结果海水很深，到脖梗子。我毫不犹豫的命令说：“快跳！上了岸就好了！”
大家就往海里跳，往岸上冲。只要我们一登上岸，就什么也不怕了。登岸以后我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敌人有挺机枪还在打我们。这时警卫连有几个战士在我身边，我就说：“你们跟我来！我们从他侧后屁股打他。”警卫连这几个战士就跟我迂回到敌人机枪阵地的后面，仅用两颗手榴弹就把敌人的机枪阵地干掉了。
我们打掉敌人的机枪阵地后，后面的部队就上来了，师团领导也上来了。我们迅速撤离海滩，向纵深前进。但这苦了船工，他们有的跟我们走了，有的没有跟着走，国民党来后，把船都给烧了，船工还牺牲了不少。有的船工躲过了敌人，流落在海南岛一个多月，解放后又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帮助下，回到海北。
其实我的战斗经验除辽沈战役外，最早是四平保卫战，再后是在东北打焦家岭。那时我在9连机枪班，掩护部队进攻。我们机枪班有3个机枪组，每个机枪组配两个射手，两个弹药手，共带1000发子弹。其中两个弹药手各背350发子弹。机枪射手除轮流扛机枪外，还要各背150发子弹。我开始是弹药手，后来战斗中正副射手都伤亡了，我就主动担任射手，压制敌人。战斗间歇的时候，指导员杨文虎同志来到我们机枪阵地，一看是我这个弹药手在打机枪，就说：“小辛打的好。”指导员又说：“有新的情况，你刚才打的目标，要移动一下位置，再偏左一些，有个草垛子，敌人就在草垛子那里。”
我瞄了一下，没看到敌人，就说：“我没看到敌人。”
指导员就要指给我看，谁知他稍微一抬头，就听见“啪”的一声，指导员就趴倒了。我心想，指导员是过来指挥我射击的，怎么趴下来了呢？我扭头仔细一看，看见指导员的耳朵有血流出，我就用手去帮他止血，结果血又从鼻子里流出来，杨文虎指导员就牺牲在我的眼前。我们这个火力点，敌人早已瞄准好了，他们一直想干掉我，没有干掉，实际上杨文虎指导员是替我牺牲的。我的这挺机枪，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保障了战斗任务的完成，得到上级的表扬。
上岛以后，我回到团部。部队一直游击作战，保存实力，在钟瑞打了一仗，之后就是接应128师主力登陆。最后在澄迈县的黄竹、美亭地区与国民党决战。我们团打得很好，风门岭战斗381团也打得很好，出了个13勇士。
4月23日，解放海口，我随2营5连最先进入海口。5连连长当时是严庆宝，指导员是陈家顺，副指导员是呼生永。
海口解放后不几天，我正在街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个人，是个卖烟卷的小贩。当我们两人擦肩而过后，感到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刚才卖烟卷的 那个小贩，再仔细一看，竟是我认识的一个船工。
（辛德成副政委与小女儿辛红大校)
这个船工拿着个盘子，挂在脖子上，盘子里装了几盒烟卷。当他看到我认出他来了，特别高兴，就把几盒烟装到口袋里，把盘子给扔了。
我问他你怎么活的？船工说：“登陆以后，你们大军都走了，国民党一来，我就钻到泥里，国民党没有看见我。国民党走后，我躲了一阵子，到处流浪。解放了，就进了海口，找不到你们，没有身份证明，回不了家，又没有了生活，我就只好做小生意，卖烟，混口饭吃。”我说：“你做生意，去哪里搞的钱呀？”
船工说，当时他在海滩捡了一袋钱。于是，我就把他带回政治部吃饭。船工说他要回家，我们就给了他回家的路费。
后来他又要求发支枪给他，这我可不敢答应，于是就去请示单印章政委。单政委得知船工的情况后，很痛心，也很同情这些船工的遭遇，于是就批准了发一支枪给船工带走。
我们挑了一支日军的马枪给这个船工。当时领导上批准发给这个船工50发子弹，后来政治处的书记袁兴福同志说：50发太多，别给这么多，万一惹祸就不好了。我想，枪械员说的对，就没给那么多子弹，好像给了20发。我还特别嘱咐这个船工，回到村公所要把武器登记一下。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渡海大军与船工民兵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很深的。
船工之所以能捡到整袋的钱，是因为4月1日晨在塔市登陆的时候，很多船搁浅，部队登陆时跳海，水那么深，要减轻重量啊，要不就会淹死。当时每人发五斤饼干，这五斤饼干一泡海水，就有10多斤重，干部再背50块光洋，再加上武器和两个基数的弹药、背包，超负荷，影响了登陆作战。当时武器弹药不能扔，其他的能扔的就都扔了，有的扔在海里、海滩上，有的扔在突围的路上，什么情况都有。解放后三反五反，还追究这个问题，追查许多干部带的钱都弄哪里去了？很多人说不清楚了。那时我们团机关的钱都背着，我的钱也都背着，没有丢。
当时，海口有个5层楼，是个瞭望的制高点，敌人从这里可以把白沙门岛看得清清楚楚。3营8连、9连他们登上白沙门岛后，敌人白天就看得很清楚。国民党调来部队，飞机、军舰，打了一天一夜，弹尽粮绝，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了。为了不让敌人得到这些武器，战士们把枪都砸坏了。
海口解放后，我们团机关的几个同志相约一起到白沙门岛上看看当时战场的状况。上去一看，枪都是坏枪，都是砸坏或摔坏了的，手榴弹把、子弹壳都在那里。
秦道生股长拉响了手榴弹，光荣的牺牲了。我们组织股另一个干事王亚夫也拉响手榴弹牺牲了。3营营部有个副指导员叫丁启敬，负了重伤，突围时跳到海里，被敌人打捞上来。在海口市游街，最后英勇牺牲了。据说丁启敬被俘后，敌人把他们关在秀英港附近，开始身份没有暴露，丁启敬只说自己是战士。后来他组织串联活动，准备暴动。部队里出了叛徒，这个叛徒是3营机炮连的文化教员，姓顾，是个天津人，是南下工作团的。打海南岛时，他说他也要去，一天到晚咋咋呼呼。一开始没有批准他参加，他就三番五次的到团组织股找我，说是要参加第二批渡海，还要写决心书，把我搞烦了，我说：“你写吧，写完了要按血印。”他用针扎了好几次也不出血，他怕疼，根本不敢往深里扎，我说：“我来帮你扎。”我一扎就出血了，然后我就报告秦道生股长，秦股长就说：“那就让他去吧！”所以我对这个人印象很深。这个姓顾的被俘后当了叛徒，就积极配合国民党当内奸。敌人设个圈套，来揭露我军干部的身份。姓顾的一进来，就对丁启敬敬礼，说：“报告！指导员！”这样，丁启敬的身份就暴露了。见到9连连长田长寿就说：“报告连长！”敌人就采取这个狡猾的办法来鉴别连长指导员的身份。后来敌人仓惶撤退，一部分被俘的人没有被带走，这个姓顾的叛徒虽然撤到榆林，也没有跑掉，又被我们给弄回来了。我们对这些被俘的人进行审查，把这个姓顾的给审出来了，对他执行了枪决。
辛德成副政委1946年3月在东北参军，直到2022年迎来自己95岁华诞，戎马一生，没有离开过部队。其中在“铁军”任职39年，从战斗连队的一名普通战士到指导员，再到军政治部副主任，见证了“铁军”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见证了该部队解放后的发展历史，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贡献了毕生，是“铁军”名副其实的传人和老战士。辛德成老战士虽然是我军的高级指挥员，但讲述过往历史时，却以普通一兵的口吻娓娓道来，把自己的成长与基层的战斗故事讲的生动真实。特别是讲到党支部的关键核心作用时，没有一丁点的大话。他在临危受命的情况下，虽然人地生疏，却大智大勇，迅速组织连队经残酷战斗后仅存的几名普通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在关键时刻形成了战斗堡垒，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令人敬佩。在讲述秦道生烈士牺牲时，热泪盈眶，思念战友之情溢于言表，十分感人。讲到船工的时候，通过在海口巧遇船工和发枪、发子弹的小故事，反映了解放海南岛军民团结的深厚战斗情谊。辛德成副政委还语重心长的讲述了我们队伍中经受不住考验的叛徒，配合敌人出卖自己的战友，致使连长、指导员被杀害，揭示了叛徒极大的危害性。从而告诫后人，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道路上，并不都是胜利、鲜花和赞歌，还有那“堡垒往往最易于从内部攻破”的古训，不应该被忘记。
纪念 “铁军”第二批偷渡解放海南岛，有词曰：
念奴娇·铁军强渡琼州海峡
铁军初渡，仰天啸，风断海平锵橹。
四野雄师攻塔市，横扫滩敌无数。
蔽日旌旗，连云帆鼓，飞浪如银雾。
白沙门岛，英豪挥剑重铸。
琼纵接应情深，担漿送饭，伤患扶艰路。
三总一团鏖战烈①，钟瑞高歌逐鹿。
五指山前，翰林椰下，榕岭红棉树。
木船击舰，天涯史纪臻酷。
辛德成口述 马海南整理
注① 三总一团。指琼崖纵队第3总队第1团。该部队配合128师渡海先锋营，于1950年4月1日在塔市接应127师加强团。
2022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