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面临沸腾的生活,受到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的鼓舞,自然会产生歌颂他们、赞扬他们的强烈愿望。树立榜样,描写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劳动者形象,以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是电影文学创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职责。

  要找材料并不难,哪个单位没有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呢?但是,在电影文学作品中塑造正面人物形象,还得进行一番创造性的劳动。生活中涌现的许多先进人物,虽然都具有各自高尚的品质,却又每人都有每人的特点,从外表到内心,从行动到性格,都不会雷同。就像人的五官,分布的位置也遵循着一定的格式,而面貌却各不相同。如果画一个人画不出他的特征,只能算生理教科书上的图表。同样的道理,如果电影文学塑造不出一个人的性格,就只会剩下枯燥的概念。在电影文学作品中,塑造生产工作中的先进人物的时候,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让过多的技术过程代替人物性格。初学搞电影文学创作的人往往为这个问题感到苦闷。也有一些电影导演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创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提供了鼓舞人心,催人泪下的影片。

  最近,我们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看到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焦裕禄》这部电影,焦裕禄是当年曾经感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的党的好干部,他响亮的名字和他不朽的精神又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电影《焦裕禄》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银幕上的焦裕禄向我们走来,这是60年代初他生命最后一年的故事,观众从这位与人民风雨同舟的农村干部身上感受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历史几经变迁,银幕上的焦裕禄今天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这历久弥新的魅力本身,便是焦裕禄精神永在的明证,同时也说明人们需要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的影片。影片《焦裕禄》不愧为是现代影坛的一部精品佳作,它奏响了时代的旋律,拓出了新的境界,表现了人民喜闻乐见的题材和丰韵,它向广大干部发出了热切的召唤,也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要在较短的电影文学中,表现出人物的崇高品质,又要赋予人物鲜明的面貌和性格,关键在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切理解,对人物的强烈爱憎。我们知道影片《焦裕禄》的导演王翼邢曾多次深入兰考县了解焦裕禄的事迹,并在影片中力求通过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来树立焦裕禄这个形象的。通过演员朴实、凝重的演技,使人们进一步感到真实可信亲切自然,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钦佩,才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正是电影富于生活气息和阶级感情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应该知道,电影文学的艺术风格,是指一部影片从内容到形式所具有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且是和导演以及演员的世界观、经历、教养、个性,编导技巧等特点密切联系的。因此电影《焦裕禄》风格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能随主观愿望任意转移的。要想更好地体现《焦裕禄》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更好地处理影片作者所惯用的性格素材,作者要有适合自己需要的表现方法,从取材,结构、人物塑造,一直到语言和表现角度,这些方面,影片《焦裕禄》的确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电影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自然不能像化学元素一样进行精密的分解。为了说明问题,我想就影片《焦裕禄》的艺术成就,谈以下几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在取材方面,影片《焦裕禄》的制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横断面。这本是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常见的特点之一,但《焦裕禄》所截取的是在更为严格意义下的横断面,它的解剖刀下得十分利落干净,毫无拖泥带水之嫌。横断面既经选定,作者就在上面精心雕刻,仔细描写,使它突出,使它发光。例如:那一组镜头,无论是无言地护送饥民出外逃荒,顶着暴风雪拉着架子车向群众分发救济粮,还是为了治风沙,亲临逞凶的风口实地勘察,大声地鼓励着人们:“镇住它!用防护林镇住它!一道不行两道,两道不行三道,挖挡风沟,也要拼命堵住这个风口”,或者强忍病痛率领群众挖沟排涝,在大雨中拉架子车送老饲养员上医院,以至用朴实的语言教育孩子们要过苦日子……所有这些,都是极平凡的生活细节,但经过影片的概括和贯串,凝聚成焦裕禄生活中的艺术行为,在干了这一件件为人民谋福利的实事中,渗透着焦裕禄时时处处想着兰考人民、兰考干部,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崇高品格。是的,焦裕禄患肝癌已到晚期,他不得不离开贴心的兰考人民,去郑州住院,而病魔也就在那里夺取了他的生命,可他的遗言仍然是:“请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亲眼看见你们把它治好……”这朴素的语言,却又是何等的情真意切啊!这就是焦裕禄榜样的力量,这就是这部影片在截取一些实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并使之越过横断面的限制,加强作品的深度,这也是典型化与类型化效果迥异的明证。

  其次,这部影片从结构上说,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格局近似速写,仿佛信手拈来,其实却经过细心安排。由于艺术构思精巧,剪裁细致严密,影片《焦裕禄》能把平凡的事件处理得枝叶扶疏,灿然可观。在短小的篇幅中,起承转合,呼应陪衬,应有尽有,影片特别善于运用细节和道具,让他们彼此呼应,前后贯穿,有时候还赋予它们象征性的风味,启发观众的思考与联想。《焦裕禄》影片的一开头,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为焦裕禄同志送葬的情景,给人们宏阔悲凉之感,看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结尾如何安排和布局?而导演却巧妙的安排是在焦裕禄身后率领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向前迈进的镜头,前呼后应,给人以启迪。听说影片中有许多群众性的场面,都是兰考人民参加演出的,风雪夜访火车站的一场戏,一千二百位农民群众,扶老携幼,情愿全家去当要饭的,十分认真地扮演了当年逃荒的灾民,那是多么逼真!焦裕禄病重,必须去郑州住院治疗。当他离开兰考时,兰考群众簇拥在街头为焦书记送行,争相和他握手告别,他们的面部表情多么诚挚自然。这部影片严格地、充分地运用与发挥了纪实的方法和风格。这里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行为,也没有震聋发聩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基层领导干部一上任,就到群众中去,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为治理“三害”,摆脱灾难,得到温饱而呕心沥血,奋不顾身,实实在在地生活和工作的事迹。这一次又一次的与群众共同奋战的情景、意蕴和效果,非但不觉重复,反而摇曳生姿,诱人步步深入。这部影片之所以具有跳跃的节奏,神秘的魅力,充沛的感情和浓郁的诗意,和这些细节的安排也有很大关系,我由此想到,电影文学善于安排细节的呼应,这应是一个最大长处,怎样才能把这一长处用得恰到好处?是电影文学创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焦裕禄》影片就为这一课题做出了明确的答案。

  第三,关于刻画的人物形象。影片《焦裕禄的》创作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窥一斑而见全豹。这部影片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聚焦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络。具体的来说,影片中,当观众看到焦裕禄在下乡路上解救一名被打群众时;当他带领县委干部冒着鹅毛大雪夜访火车站,看望离乡背景的灾民时,观众就从内心喊出:“人民的好干部,真正体察民情啊!”当焦裕禄来到茅屋,为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和卧病在床的老大爷送粮送钱时,观众的脑海里早已闪出“人民的好儿子”这六个大字!当焦裕禄忍着肝痛,追到火车站去为无锡籍大学生送行时,观众立即体会到焦裕禄思贤若渴,是知识分子的知音、伯乐!当焦裕禄积劳成疾,带病奋战在抗灾第一线时;当他发病,用茶杯盖顶住肝区,小梅哭着对他说:“咱们回去吧,你要给累死的。”这时,观众的心也早已碎了!焦裕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啊!至于吴荣发告黑状,上百人为焦裕禄鸣冤,治病临行前上千人为焦裕禄送行,不幸病逝后,上万人为焦裕禄送葬。观众感知到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焦裕禄不愧是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深受着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和敬重。如上所述,这一桩桩一件件,塑造人物形象的特殊方法,怎能不教观众流泪呢?这观众的热泪必将唤醒良知,净化心灵,涤荡污浊。焦裕禄不朽的英名,不朽的精神,必将似春风吹绿神州大地,似春雨滋润亿万人民的心田!

  电影创作者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特长选择创作对象并从不同角度加以描写,但作者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现实生活中涌现出像焦裕禄那样成千上万的英雄,他们不是什么传奇神话式的人物,他们也都是平凡的劳动者,他们的性格在斗争中发展,在矛盾冲突中放出夺目的异彩。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呢?这些英雄模范人物是值得倍加推崇和大书特书的。

  近些年来,所谓“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要“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经历、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的场景等等,诸多“非英雄化”“非主流化”等论调,颇为时髦,广泛流传,甚至包括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也认为文学作品中写乔光朴那样的人物,是假大空,仿佛我们的时代就不能产生英雄,也不该歌颂英雄。我想,影片《焦裕禄》对这种思想倾向,也将是一个有力的回答。作者于平易中显神奇,于不正之风中树丰碑,影片能振聋发聩,是当之无愧的。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从司空见惯中发掘闪光的人物精神,确乎是很难得的。

  第四,关于电影《焦裕禄》语言艺术和篇章布局。这部电影中的语言质朴,精炼、委婉而又饱含着感情,亲切而耐人寻味。这部影片的创作者以对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的深切怀念之情,时而倒叙、时而联想、时而抒发激情,时而侃侃议论,信手拈来,一泻到底,有诗情,有画感,有哲理,有礼赞。如:有一组镜头,当焦书记有病要离开兰考时,群众说:“焦书记要走了,大家送送吧!”人群立即向病魔缠身的焦书记围去,大地呜咽,小草噙泪。老成质朴的兰考人民,哪里舍得焦书记离去,他们眼里充满依恋的目光,手里递上老母鸡刚下的蛋,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好书记:“焦书记,多保重啊!”“焦书记,您治好病赶快回来啊!”喊着喊着,有人竟失声痛哭起来,有一个拎着两只鸡送给焦书记的老太太哭得拉都拉不起来。还有焦书记视察灾区时所说的话以及当小梅看到焦裕禄杯盖顶着肝区,哭着说:“咱们回去吧,你要给累死的。”“我不要衣服,我只要爸爸。”这些质朴地发自内心的语言,你听到之后能不为之动容、为之流泪吗?和取材、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一样,影片《焦裕禄》在语言艺术上也形成了独特风格。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诚哉斯言!不是用浓烈的色彩、粗壮的线条和一览无余的笔法,而是从质朴、清淡出发,入情入理以情感人,使人为之动容,为之泫然泪下。

  第五,影片运用视听手段成功的塑造了焦裕禄。寓理于情,以情感人,富于巨大的艺术魅力。焦裕禄是党员干部的光辉榜样。他的形象光彩照人,精神影响深远,要把这个人物写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绝非易事,据了解,从1966年至今,以焦裕禄为题材创作的话剧、戏曲、电影电视剧本已逾300个,但成功之作至今未见,可见难度之大。而影片《焦裕禄》却通过收集并详尽占有相关焦裕禄许多感人事迹,使这个剧本创作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影片通过四个方面表现了焦裕禄这一人物形象,寓理于情,以情感人,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一是从人物特色的把握上,成功的塑造焦裕禄。焦裕禄不同于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他的基本特色也就是他的生命闪光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县委书记,是一个管辖一方土地的领导者,群众要求他的,不仅是能够关心人民疾苦,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他们指出前进的道路和方向,率领他们战胜灾害过上好日子。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不顾身染重病,全身心的投入到带领人民群众战胜“三害”的斗争中去,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能把除“三害”斗争巧妙地、引人入胜的引到或转移到人与人的冲突矛盾之中,变成“戏剧”场面,寓理于情,以情感人,从而演出了一场充分展示焦裕禄品格和精神的感人至深的好戏。二是从历史角度的透视上,成功的表现了焦裕禄。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正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全党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不断升温的“左”的指导路线给全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大灾之年的兰考县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事实上,由于焦裕禄的到来,这个县幸免于难——落后的面貌有了初步的改变,群众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全县一片生机勃勃。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焦裕禄是个非常有独立见解和实事求是的党的领导干部,他在兰考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作出了救灾抗灾,治理“三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重要决策。并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扎扎实实的把这项工作在全县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他急人民群众所急,忧人民群众所忧,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自觉的做人民公仆,当人民的好儿子。三是从人物的心灵开拓上,成功的塑造了焦裕禄。焦裕禄的形象之所以光彩照人,感人至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他是一个心灵美好、情操高尚的人。他对待个人安逸享受、个人得失安危这些问题,是不管不顾的;而他对人民群众、对干部都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爱得真挚深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在电影剧本创作中,从这方面塑造焦裕禄的形象至关重要,他关系到焦裕禄形象丰满不丰满,感人不感人,乃至能否把焦裕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的关系体现出来的重大问题。电影中的焦裕禄,一言一行都表达了一个“爱”字,这是人性光辉的闪现,无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焦裕禄之所以如此受人景仰、爱戴,我们不仅可以从党性原则上找到答案,也可以从人性光辉上寻得归宿。四是从人人见爱的反衬上,成功塑造焦裕禄。《史记》作者司马迁赞扬飞将军李广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墨子也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大千世界还真的就是这个理。焦裕禄深沉、真挚、无私忘我的爱,感动了人民群众,博得了人民群众对他更为热烈的爱和对他的长久的思念。在他的遗体安放仪式上,自发的前来参加的兰考群众就达10万多人,这不是最好的明证吗?道理很简单,人人都热爱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值得爱的人。例如:一度因害怕艰苦而闹着要调离兰考的袁局长,最后为挽救焦裕禄的生命,能不顾一切的闯进中南海,找小平同志解决焦裕禄面临的问题,不是反衬了焦裕禄的人格力量的伟大吗?再如:县长潘健强迫焦裕禄穿他的绒衣雨夜访灾情等等,不都是受焦裕禄的精神感染,是他的精神的延续吗?至于被焦裕禄搭救的朱青山夫妻、肖位芬老大爷,还有被他这个月老牵线、喜结良缘的小魏、小杨等人,纷纷去医院看望他,这种鱼水情深不是充分展现了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良好关系吗?一句话:焦裕禄心中装着人民,人民心中更有着焦裕禄!如果说影片中丰富多彩的细节就像一颗颗珍珠的话,那么正是“爱”和“情感”这根线索把它们有机的贯穿起来,从而形成影片的完美的整体。

  《焦裕禄》影片拍摄的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早已为人们所熟稔的焦裕禄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对此,我是“认同”李雪健的自我评价的,他是“用心”来塑造焦裕禄的,他是尽心尽力的。可以称得上贴近生活、自然、朴实、毫无矫饰,且形神兼备,情真意切的塑造了焦裕禄这位共产党人的丰满形象。

  如前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影片《焦裕禄》的出现,说明了时代呼唤焦裕禄,人民呼唤焦裕禄,而影片的成功,又恰恰表现了艺术家用自己的实践真诚的响应了时代和人民的召唤。影片《焦裕禄》在电影创作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以无可辩驳的艺术魅力征服了观众,使笔者不得不感叹,这确实是一次高基准上的突破。

  艺术成就的取得要受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的思想、经历、个性、特长的制约,编导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培养自己的风格。但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创新,长处应该充分的发挥,短处应该作必要的弥补。我们无意叫玫瑰花发出紫罗兰的香气(马克思语),但是总盼着玫瑰花和紫罗兰都越开越茂盛,香味越来越芬芳,盼望着艺术花园中的每一朵花都在时代精神的照耀之下日益丰满,日益熟稔。

  环境、气氛的渲染,在《焦裕禄》影片中虽然镜头不多,但却能环绕中心,起到衬托人物的作用。这些普通而又特殊的英雄人物,以辛勤的平凡的劳动创造奇迹,用无私忘我的工作热情放射火花。这灿烂的火花不仅光彩夺目,而且炽热灼人,照亮了、点燃了美好的理想和信念,使我们由景仰爱戴他们转入模仿他们,学习他们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从这类塑造正面人物的电影中得到的教益和启迪,也就是这类电影文学作品,包括《焦裕禄》影片在内的思想威力和艺术成就。